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對云南兄弟民族生活的了解始于電影《邊寨烽火》和《蘆笙戀歌》，還有一部是《山間鈴響馬幫來》，那時候，我不懂寫作，只對奇麗的風光和新鮮的故事感興趣，對作者不怎么注意。大學畢業之后，在《長江文藝》編輯部工作，我才讀到彭荊風先生的文學作品。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作家協會創刊《民族文學》，在首次聘任的編委名單中有一名漢族編委，就是彭荊風。關心和支持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漢族作家成千上萬，彭先生竟能成為大刊編委中的唯一，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彭荊風先生祖籍江西萍鄉，出生于鄱陽湖畔，因為家貧，少時書讀得不多，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有幸參軍入伍，隨后進入云南邊疆，從此扎根彩云之南，親身參與了云南少數民族翻天覆地變化的全過程，長期關注于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學藝術創作，寫出了大量民族特色鮮明的文學作品。

聽說彭荊風先生曾被錯劃右派，“十年動亂”中還坐過牢，“文革”后復出，他寫的第一篇作品卻是《驛路梨花》。故事發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在那山最高處，在那云霧深處，哈尼族人建成海市蜃樓般令人神往的山寨。瑰麗的大山，月亮，梨樹，小茅屋，還有純樸善良樂于奉獻的小梨花……《驛路梨花》是作者在新的時期對親歷生活的重構，是對哈尼族人深情的懷念。這是一部充滿正能量的好作品，文筆流淌著濃濃的愛意。當年《光明日報》全文發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快就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

我從1981年進北京文學講習所讀書開始，也熱心投身新時期民族文學事業的復興，將自己的業余創作專注于民族生活，堅持將自己的好作品給《民族文學》發表。中國作協和《民族文學》多次組織我們到祖國各地特別是邊疆地區采風和參加筆會，我也就有機會多次見到心儀已久的彭荊風先生。我到過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坐著車，或是坐飛機去的，而彭荊風先生當年是靠兩條腿走去的，我很難想見和體會到那種困苦和艱辛，也就越發對老一輩革命作家產生出崇敬與欽佩。我有幸遇到兩位我國軍事文學的領軍人物，一個是王愿堅先生，他是我在文講所時的寫作導師，所以，后來見了彭荊風先生，自然就產生一種親近感。彭先生一身戎裝，那寬厚和善的面容，儒雅而剛毅的神色，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身上沒有那種社會上常見的文人的自由散漫和不修邊幅，渾身透出一種軍人的嚴肅和認真。當他和你交談時，又是那樣的熱情奔放，平易近人。

那幾年，是彭荊風先生復出之后的創作噴發期，一年有多部作品由全國各地報刊和出版社推出。1987年，他的短篇小說《今夜月色好》獲全國大獎。我那時正主編著大型通俗文學期刊《今古傳奇》，這本刊物深受大眾歡迎，期發行量曾經突破270萬冊，但我們也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有個“大人物”竟然在報章上說“通俗文學即是庸俗文學”，有的文學大伽也對通俗文學持否定態度。我把這些委屈說給他聽，荊風先生認真聽了，他認為，“通俗”未畢不嚴肅，只要是人民群眾喜歡的刊物，我們就有責任把它辦得更好。荊風先生的話給了我很大鼓勵，讓我更堅定了辦好通俗文學期刊的決心。

1994年6月，今古傳奇雜志社和人民文學雜志社聯合舉辦“長江三峽文學筆會”，荊風先生應邀。大隊人馬從武漢坐汽車到荊州，到宜昌，坐船去小三峽，進入有些河段，得分幾撥坐彎豆角船往上游拖，我至今保留有一張照片，在小三峽那美麗的河灘上，我陪荊風先生在卵石上漫步。彭先生說，這里的山水風光和云南很不一樣，我們自然而然就談到了美麗的云南。

彭先生深情地說：“我1950年春天隨同人民解放軍進入云南，在紅土高原上生活，至今近50年了。幾十年來，我多數時間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和戰斗。在紅河、怒江、瀾滄江流域，那里地勢險峻，人們性格淳樸，風俗特異，在那一時期，一般人難以經歷的戰斗生活和民族工作，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作為一個作家，我有責任，把邊地人民永遠告別舊時代，熱情擁抱新生活的過程，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荊風先生的許多作品，如《邊寨親人》《卡瓦部落的火把》《驛路梨花》，長篇小說《鹿銜草》以及與人合作的幾個電影文學劇本，都真實的表達了作者對云南邊地的美好感情。

一談到云南邊疆，荊風先生滿臉豪情，他說：“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云南的作家當中，我是第一個進入滇東北的烏蒙山系彝族人地區，第一個進入瀾滄江以南拉祜族人地區，第一個進入還處于原始部落末期的佤族人地區。” 我靜靜地聽著，彭先生當時是年輕的解放軍戰士，也是參加民族工作組的作家，這幾個“第一”真是人生難得的經歷啊。當年，那可是深入不毛之地，每天行走在無盡深山里，山高路險，經常走幾十里路難見人煙，而且野獸時常在附近山林間出沒，還有土匪和敵對勢力，他們不僅要背上背包，背上槍支，夜里經常找不到村寨，不得不露宿于山林間，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我從內心里說，是時代創造了獨特的生活，是生活創造了偉大作品，是苦難造就了偉大作家，是云南邊地成就了軍旅作家彭荊風。三峽筆會不久，彭老給我寄來了他的長篇小說新作《綠月亮》簽名本作為紀念。這部小說，以“文革”動亂為背景，寫的是幾個社會渣滓——色狼、小偷、殺人犯。視角獨特，情節復雜，耐人尋味。

2005年秋，“十一”過后，彭先生在女兒彭鴿子的陪伴下來到武漢我的母校華中師范大學參加“第二屆全國文學教育高峰論壇”，我聞訊去看望他們父女，在他的房間談了很久很久。彭老是這次論壇的主角，研討的就是彭老那篇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短篇小說《驛路梨花》。這個論壇實行“一課三講”，彭先生面對幾千名中學語文教師和一部分學生講《驛路梨花》的寫作和思考，講他跋涉過的那些高山大川，講他入住過的那些簡陋的村寨，講他結交過的少數民族朋友，講他難以忘懷的許多舊事，講他如何將真實生活進行重構，將情感如何賦予形象。教師代表就講他們如何給學生上好這堂課的體會，學生代表就講他們讀了這篇課文的感受。這次論壇別開生面，各方反映都很好。

1999年春天，云南昆明成功舉辦了20世紀末全球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園藝博覽會，我們此時在昆明舉辦活動，就去參觀世博園。我跟著荊風先生在花海中漫步，我們又談到了文學。我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監獄待了七年，打倒“四人幫”后，本來有許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寫，我就問他：“怎么沒見你寫傷痕文學？這東西很走紅的。”他想了想，說：“我要書寫我最關注的事。”先生為什么不急于寫那一段自己的傷痕呢？什么才是他“最關注的事”？我事后才明白，先生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他親身參與了新中國的創建，他已經跳出了個人的恩怨得失，所以他把他的全部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描繪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上了。他給我說，他正在醞釀幾部長篇紀實文學，也就是此后推出的《解放大西南》《滇緬鐵路祭》《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揮戈落日——中國遠征軍滇西大戰》。他女兒彭鴿子伴陪著老人跋山涉水，故地采風，重蹈古戰場，到處搜集資料。這幾部作品的成功面世，彌補了中國軍隊戰爭歷史的一處空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彭先生在云南十分關心和培養少數民族作家，我的很多云南朋友時常說到他。每當春節，我們都互有問候。2011年夏天，我收到了彭先生新出的短篇小說集《驛路梨花》，他把我這個忘年交小弟稱之為“老友”。我又認真欣賞了他的這本小說集。彭先生是中國文壇一棵常青樹，耄耋之年，他仍然新作不斷。當全國讀者和報章正熱議著他的長篇小說《太陽升起》時，多雨的 7月，彭鴿子給我發來訃告，90高齡的彭老溘然仙逝。彭先生有著十分豐富的生活積累，肯定還有很多珍貴素材沒來得及寫出，精彩描繪少數民族生活的《太陽升起》就成了彭先生留給讀者最后的奉獻。

彭荊風先生是文壇驍將，是自學成才的將軍作家，他的一生深愛著祖國和人民，深愛著生活和文學，在彩云之南的民族地區揮動著如椽之筆，給我們留下了近千萬字的著作，他的小說、散文、隨筆、詩歌、紀實文學、電影劇本、話劇劇本、文學評論都寫得很好，其中很多部作品奇麗而壯美，實至名歸獲得了全國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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