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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庫塞與洛文塔爾

洛文塔爾作為受到猶太教救贖信仰影響的猶太人，同時又具有馬克思主義拯救世界的精神和情懷，使得他的研究并非停留在理論思辨和理論體系的建構這個層面，而是像馬克思所說的，不僅僅是解釋世界，而是在于改變世界。

洛文塔爾(Lowenthal)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成員之一，其構建的獨具特色的批判傳播理論享譽歐美，對中國的文藝傳播研究和藝術批評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洛文塔爾強調，文化工業妨礙了人們理解和感受藝術時所應該具有的來自內心的體驗。他對后現代主義的傳播思想，將通俗文化與高雅文化同質化的現象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反人道主義以及非歷史主義的弊端。

洛文塔爾將其批判理論、文藝理論和傳播理論相互貫通起來，由此論證了藝術傳播活動雖然受制于文藝發展方式及其表現形態，但其必然在人類觀照自然、認識社會、審視自我時，產生重要的“工具”作用，也由此必然地擔負著人類解放的重要功能。因此，洛文塔爾的思想及其理論，被認為是“在文化社會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Russell Berman.“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JSTOR，Theory and Society Vol.15,No.5,1986），創建了一種藝術傳播研究的批判和分析范式，這一范式以及其所闡發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觀點一直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發揮著重要影響。

洛文塔爾把文藝置于其傳播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力場”來闡釋其本質和功能，這是從文藝的傳播過程及產生的效果等方面來界定文藝的功能作用、本質等內在意涵。在洛文塔爾看來，文藝活動應在藝術社會史、接受史及社會意義中被調查，藝術研究既包括傳播者、文本和接受者諸方面，還要包括文化語境、社會發展過程和復雜的經濟關系。洛文塔爾始終關注總體觀念的重要性，主張從總體上梳理各種社會因素，其中包括藝術家、批評家、接受者的個人表達、傳播的媒介、文化制度和社會制度等等，從而建構一個能夠涵蓋各種各樣的藝術傳播現象的傳播力場。他依次梳理了藝術的傳播媒介、藝術家、書籍的編輯、出版商和分銷商、藝術批評家、接受者以及圖書館、咖啡屋等各種傳播渠道在“傳播力場”中的地位、相互之間的發展演變過程，揭示了藝術“傳播力場”的歷史演進變化及文藝轉型等問題。洛文塔爾認為，文藝產品的機器印刷技術的應用，以及由此大批量復制文本的傳播方式的改變，產生了包括“職業作家”在內的一系列新型傳播主體，對藝術文本的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由工業化機器印刷催生的“文化產品”的批量化，銷售傳播的規模化，以及大眾文化藝術水平的提升等等因素，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藝術的“大量受眾”，這正是文藝傳播領域發生諸多改變的主要根源，由此產生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之爭”。同時，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家、藝術品和接受者之間的關系，洛文塔爾認為，文藝產品的機器印刷技術的應用，以及由此大批量復制文本的傳播方式的改變，產生了包括“職業作家”在內的一系列新型傳播主體，對藝術文本的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由工業化機器印刷催生的“文化產品”的批量化，銷售傳播的規模化，以及大眾文化藝術水平的提升等等因素，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藝術的 “大量受眾”，這正是文藝傳播領域發生諸多改變的主要根源，由此產生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之爭”。同時，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家、藝術品和接受者之間的關系“這種改變在美學領域和倫理領域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影響到了文藝實體和文藝形式”。

對藝術家藝術品及其類型在其發展史上的傳播接受狀況的研究是洛文塔爾20世紀三四十年代研究的關鍵點。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研究，以及對通俗傳記的內容分析方法，被稱為二十世紀運用文藝傳播理論進行批評實踐的重要成果，并因此被譽為“首開社會心理學的文藝接受理論的先河”（H.R.姚斯，R.C.霍拉勃著《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以及“讀者反應批評的真正開拓者”（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138）。洛文塔爾正是通過藝術“傳播力場”的發展演進變遷歷史過程的研究，從而得以揭示歐美文藝在大眾傳播時代發生的文藝轉型現象，同時也找到了通俗文藝的生存和發展演變的根本原因。他也因此形成了相對客觀、辯證的評判通俗文化的學理視角，形成了洛文塔爾既區別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成員，又有別于美國經驗學派的通俗文化理論。

洛文塔爾作為受到猶太教救贖信仰影響的猶太人，同時又具有馬克思主義拯救世界的精神和情懷，使得他的研究并非停留在理論思辨和理論體系的建構這個層面，而是像馬克思所說的，不僅僅是解釋世界，而是在于改變世界。洛文塔爾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意識形態，這種理解有助于“人類的自由和解放”。霍克海默對此論述到：“這個事業的成功僅僅是因為……一群具有不同學術背景、但是都對社會理論有興趣的人，他們懷著在一個轉折的時代，陳述否定比學術事業更有意義的信念聚集到一起，把他們聯系起來的，是對現存社會的批判性考察。”（同上）從洛文塔爾所有的研究內容來看，“人的自由和解放”問題是他本人及其所

屬的社會研究所一直在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他們關于美學和文化藝術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他關于文藝問題的理論研究及其理論成果，他對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角色問題的分析研究都與這一主題密切關聯；特別是文藝傳播研究與他對“人性的傳播”、“真正的理解”和“交融共享”理念的追求須臾不可分離。因此，他才進一步倡導用“理解”范疇來規定文藝與傳播，以及文藝與社會的關系，由此把具有德國文化哲學思辨方式和傳統的“理解”范疇與法蘭克福學派建構的“力場”理論相結合，產生了在文藝與傳播的“理解力場”中規定文藝本質的研究路徑。他因此才反復強調，文藝本身就是傳播媒介（《文學、通俗文化和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文藝無論是就其內在本質而言，還是從其社會功能來分析，文藝所發揮的都是一種中介作用，也即傳播、交流及理解的媒介作用。從“理解力場”的視角來分析，作為人類交流活動中的一種傳播行為，文藝對恢復傳播的本真內涵和人性內容，對于促進和推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理解并分享內在體驗，這些過程和結果對于“人類的自由與解放”都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洛文塔爾因此將文藝與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關系的研究作為其研究的關鍵點和主題，并進而從這一主題和問題作為出發點，指出：“藝術是抵抗的信息，是創造性反抗社會災難的偉大的蓄水池”（Leo Lowenthal.An Unmastered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25），又進一步說：“只有藝術傳達了人類生活和人類經驗中真正好的東西；它是對尚未實現的幸福的允諾。”（同上，p.171）

洛文塔爾構建的“理解力場”顯示出他作為一名批判理論家所秉持的批判精神，同時又兼具烏托邦情懷。對于這一點，哈貝馬斯說：“洛文塔爾一直以忠于批判理論的原初沖動為驕傲。他一直保持著激進的、甚至是烏托邦式的精神。”但是作為社會學家以及建構文藝傳播理論的批評家，“他在這樣做時，保持了引人注目的現實主義的冷靜，這使他的作品具有他以前的同事所缺乏的平衡和尺度。”（同上，P171）哈馬斯因此認為，洛文塔爾可以被看作是阿多諾對“啟蒙辯證法”杞人憂天式的反應的可供選擇的路徑。

但是，被學界普遍認為是“法蘭克福學派在制度上存在的中心人物”、以及作為“研究所成員中對大眾文化分析最廣 的 人”（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p.212）的洛文塔爾及其理論，長期以來，卻沒有在漢語學術界產生影響，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另三位理論家，阿多諾、馬爾庫塞以及本雅明相比，洛文塔爾則明顯屬于“被人不公平地冷落了的人物”（馬爾庫塞的評論，請見麥基編《思想家》，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67頁）。我們通過分析發現，作為學術理論領域的“拿來”，有時受制于學術史發展演進的特殊歷史時期的影響和規導，更受制于社會政治歷史情境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學術界在引進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時，因何著力引進以阿多諾為代表的大眾批判理論，而對洛文塔爾的通俗文藝理論以及文藝傳播理論視而不見，其主要原因，在于這一時期這兩個問題還沒有成為需要探索研究和分析的重要理論問題。但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隨社會歷史形態的不斷演進變遷，大眾消費文化的普及以及文藝的不斷繁榮發展，隨著人的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使洛文塔爾的理論逐漸進入漢語學術界的視野，并逐漸產生影響力，形成一些研究洛文塔爾理論的群體和團隊。特別是在當下，中國社會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及新的傳播媒介的應用，文化消費，媒介社會，通俗藝術日益成為藝術的主導形態，通俗文化研究和文藝傳播研究成為當下文藝研究不可忽視且亟待加強的重要課題。我們從這個高度來看，“拿來”洛文塔爾的相關理論不僅恰逢其時，更顯得非常重要。我們在跨文化視野中必須保持清醒的中國問題意識，由此，站在人類學術視野的高度，有選擇地、合目的的“拿來”外來理論，是當前踐行“拿來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從當下文化全球化藝術傳播面臨的問題和學術影響力、理論關注度來看，洛文塔爾擁有更廣泛讀者的時刻已經來臨。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中國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