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00年，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憑借小說集《解說疾病的人》成為“普利策文學獎”史上最年輕得主，此后，她的名字就和后殖民、族裔文學、移民文學等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2003年，裘帕·拉希莉首部長篇《同名人》出版（同名電影2006年上映）。沉寂十年以后，第二部長篇《低地》（2013）問世，旋即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和英國曼布克獎。

從移民/族裔文學的范疇看，她和“英國移民三雄”（奈保爾、魯西迪、石黑一雄）等屬于同道；如果將書寫語言（英文）和創(chuàng)作語境視為最大公約數(shù)，又可以將她和哈金、李翊云等歸入美國移民文學的譜系。然而，無論我們以何種標簽將裘帕·拉希莉歸之麾下，都難免犯錯。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對文學有著清醒認識的小說家，她不斷地“穿越邊界”，在敘述“低地”的同時，也構(gòu)筑起了一塊文學“高地”。

1

《同名人》的敘事起于1968年。

有心的讀者必然會聯(lián)想到“全球1968”,當時的世界到處都掀起了一陣革命旋風，反對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追求平等……這個特殊的年份成為全球政治氣候轉(zhuǎn)變的風向標。無獨有偶，到了《低地》，原本只是背景的時間走向了故事前景：“納薩爾巴里運動”、“聯(lián)合陣線政府”、革命、暴力、平等、民主……《同名人》中沒有涉及的廣闊的歷史，被裘帕·拉希莉的目光逡巡著、注視著。

身處歷史漩渦中的兄弟倆蘇巴什和烏達安自幼生活在貧困、骯臟的“低地”，面對革命的發(fā)生，兄弟二人采取了迥異的態(tài)度：弟弟烏達安向往革命，對托利俱樂部（英國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筑物）恨之入骨。他對革命的向往，對反抗剝削制度、推翻統(tǒng)治階級、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社會的理想，只有置于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和印巴分治以后動蕩不安的社會環(huán)境下方可得到解釋；與此相對，蘇巴什更像《同名人》中的艾修克，他保守、務實，對烏達安的行為，充滿了困惑，最終他赴笈美國，遠離了“低地”。

納薩爾巴里運動是印度共產(chǎn)黨人在1967年發(fā)動的農(nóng)民武裝斗爭，受其感召，烏達安的“反文化”傾向也愈演愈烈。對他而言，能否取得學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變國家的不平等和落后，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手段。他與高麗相愛，在極端主義思想的侵染下，竟利用高麗為他監(jiān)督警察，并最終將一名警察秘密殺害。

這也導致烏達安被警察拘捕，烏達安的父親、母親，還有新婚的妻子高麗，親眼目睹子彈打穿烏達安的身體。烏達安因此成為這場革命的犧牲品：“那血不僅僅屬于警察，也成了烏達安的一部分。以至于當警察躺在巷子里死去的時候，他也感覺到自己的生命開始消退，不可逆轉(zhuǎn)。”得知弟弟被殺害的消息，已在美國求學的哥哥蘇巴什不得不返回加爾各答，最后以婚姻的方式，保護了高麗，將懷有身孕的她帶到美國。

裘帕·拉希莉在很短的篇幅內(nèi)，就勾勒出一幅廣闊的社會圖景。兄弟倆背道而馳的人生選擇、高麗的獨立性，都為后文的敘事埋下了伏筆。相比《同名人》大量繁復、細致的“互文”，《低地》顯得更為克制。后者不論敘事語言還是場景、細節(jié)的描寫，都比《同名人》有了長足的長進。這次，沒有巨細靡遺的心理呈現(xiàn)，也沒有對人物身處的環(huán)境作細描。所有的一切，都以相對冷靜、客觀的語調(diào)細細道來。

2

當高麗隨著蘇巴什抵達美國開始新生活時，這部小說才真正拉開序幕。也就是說，重要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發(fā)生后掀起的滔天巨浪，即所謂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所言的“革命的第二天”的問題：“革命觀念仍然給一些人施了催眠術(shù)。但真正的問題出現(xiàn)于‘革命后一天’。那時，世俗世界將再次闖入意識領域，面對難以駕馭的由物質(zhì)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將權(quán)力傳給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觀念。”渺小卑微的個體如何應對革命的創(chuàng)傷？這才是裘帕·拉希莉所聚焦和思索的問題。

在《低地》中，無論是高麗、蘇巴什，還是高麗的女兒貝拉，他們的關系從一開始就處在扭結(jié)、錯位的狀態(tài)：烏達安雖然死了，但他的幽靈無處不在；蘇巴什渴望和高麗重組家庭，但他知道，自己不過是烏達安的“替代品”；而高麗在丈夫死后，囿于精神和心靈的創(chuàng)傷，一直無法坦然接受新的婚姻。她內(nèi)心的一部分，永遠留在了烏達安死去的1971年（也即納薩爾巴里運動被鎮(zhèn)壓的那年）：“她是她的罪行唯一的原告，唯一的守護者。由烏達安保護，被調(diào)查員忽視，讓蘇巴什帶走。正是在遺忘的行為中被判刑，因釋放而受到懲罰。”也就是說，在烏達安死后，高麗意識到自己是他的共謀，然而，烏達安卻用自己的方式保護了她，使她免于災難。時過境遷，即便換了新環(huán)境，高麗仍舊無法釋懷。她對哲學的熱愛，對獨立生活的渴望，最終使她拋棄了家庭，在完成博士學業(yè)后，獨自前往加州生活，從此杳無音訊——給女兒貝拉留下了無法挽回的精神傷害。

貝拉在母親缺席的情況下長大成人，她的人生追求和家庭、婚姻關系無關，大學畢業(yè)后，她四處游走，輾轉(zhuǎn)不同的牧場和社區(qū)工作，過著一種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她一輩子都生活在一個殘酷的“謊言”當中，為了保護貝拉，蘇巴什和高麗掩蓋了烏達安是其生父的真相。他們制造的謊言是革命、歷史、家庭、兄弟情義和無可奈何的愛的產(chǎn)物，當貝拉意外懷孕并決定將嬰兒生下來時，蘇巴什意識到，如果不戳破這個謊言，那么傷害將遺傳至下一代，“他取代了烏達安，變成了她的父親。但是他不能以同樣鬼鬼祟祟的方式成為一個祖父”，可對貝拉而言，“她一生都被騙了。然而這個謊言拒絕容納真相。她的父親仍然是她的父親，即使他告訴他他不是。即使他告訴他烏達安才是。”

3

這個時候，我們才發(fā)現(xiàn)隱藏在《同名人》和《低地》存在的延續(xù)性：命運的輪回和重演。高麗對叔本華和尼采的循環(huán)時間異常著迷，“在英語里，過去的是單邊的；而在孟加拉語里，昨天對應的單詞，kal也用于明天。在孟加拉語中，你需要一個形容詞，或者依靠動詞的時態(tài)，來區(qū)分已經(jīng)發(fā)生和即將發(fā)生的事情”，“在印度哲學中，三個時態(tài)——過去，現(xiàn)在，未來——據(jù)說同時存在于上帝那里。上帝是永恒的，但時間被人格化為死亡之神。”對高麗而言，她的所有選擇，都是一種重置時間，遺忘過去的努力，“有了孩子，時間就會重置。我們也就忘了之前的事情。”

但遺憾的是，時間筆直向前，發(fā)生過的永遠無法更改。這也使得《低地》在探討命運、家庭關系的同時有了更深刻的哲學思考。這是小說內(nèi)含的敘事線索，時間為這部小說織就了一張“巨網(wǎng)”：《低地》八個篇章的敘事，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視角的轉(zhuǎn)換，敘事人利用小說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視角推動情節(jié)，而不像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因此，不同的時間、故事片段、人物與人物的關系，構(gòu)成了巨型的時間迷宮，只有讀到最后，我們才能得知故事的真相。這是《低地》更為成熟之處，沒有《同名人》那么明晰的敘事指向，它所營造的“迷宮”和懸念，吸引讀者一路追逐，并最終抵至故事的核心。

對裘帕·拉希莉而言，“低地”在小說中不僅僅是革命暴力的發(fā)生地，也是烏達安被逮捕的地方。當雨季來臨的時候，雨水就會從高處流向低處，這是對低地作為表層的地理空間的意義，而延伸開來，低地還是一個敘事的裝置，讀《低地》的過程當中，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所有的敘事最后都像水流一樣流向低地，不管人物命運最后走向如何，最終都會回到這里，比如高麗，故事的結(jié)尾，她最后回到了加爾各答，回到了低地，試圖尋回過去。小說里很多人的命運都從這里出發(fā)，而敘事不管如何分叉，最終都會歸結(jié)到低地。因此，“低地”至少有三重功能：一個敘事的裝置，一個地緣政治空間，一種歷史革命的象征。裘帕·拉希莉遠離印度，卻時刻心系著那片熱土。通過對時間的追尋和重構(gòu)，借助《同名人》和《低地》這兩部小說，裘帕·拉希莉完成了一次偉大的奧德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