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每到歲末年終，各種文學榜單雪片般出爐，就像一場浩大的分類與集結。它的組織者多為作協、報社、書店、雜志社、出版社等文學機構，如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收獲》《揚子江評論》《北京文學》等文學期刊的年度榜單；也有行政機構、商業團體、網絡媒體或個人，如全民閱讀活動中各地評選的年度好書，新浪、騰訊的年度評選，一些作家評論家開出的個人書單等等，不一而足。它的評選者基本上由資深或知名的作家、評論家、編輯等專業評委組成，有的也會參考讀者的投票情況和大眾反饋?！稉P子江評論》2018年文學排行榜提名評委以青年評論家為主體，昭示出他們激發文學現場的活力和銳氣的愿望。讓人眼前一亮的是，上?！端寄衔膶W選刊》2019年第1期推出的AI榜單及走走、李春的文章《未知的未知—AI榜說明》，宣告他們用人工智能產品從科學的角度篩選小說的大膽嘗試，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評選角度一般按文體劃分，如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詩歌和非虛構等。2018年《青年文學》雜志社推出的城市文學排行榜，意味著文學盤點時某種新的視角和展望未來的姿態。排行榜的評選規則和程序也是比較公開、透明的，有提名、初評、終評等階段，評委名單隨榜單一起公布，有的還配有會議紀要和大數據分析，但參選作品及作者都是對評委敞開的。在這方面，2018年由“鯉”“騰訊大家”“理想國”聯合主辦的匿名作家計劃讓人耳目一新。它在規則上借鑒熱點娛樂節目，堪稱文學界的“蒙面歌王”，既規避了以前評選方式的陳舊與弊端，又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公正的可能。

毋庸置疑，出臺文學排行榜的初衷是美好的，是為了讓紛繁模糊、泥沙俱下的文學現場變得有跡可循，從而尋找和建立某種文學標桿或文學秩序，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是評選者從各自的審美角度和判斷標準對某個文學現場進行的階段性回顧盤點、梳理辨析、檢視評判，最終把符合標準的好作品拎出來示人。它是組織者、評論家、作家、編輯、讀者共同參與促成的一次批評活動，對大眾的文學接受有某種導引作用，具有一時期的成果展示和總結意義。有那么多不在文學現場又葆有文學閱讀興趣的人，有那么多面對海量文學作品無從下手的人，也有那么多即便置身文學現場也會精力有限或失去判斷的人，或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權威更專業的關注和認可的人。這么多的人，都是排行榜顯在或潛在的受眾。這樣一種指認抓住了人性的共趨性，以一種大浪淘沙、優中選優的方式來吸引讀者。好的作家作品如珍珠般散落在砂礫中若隱若現，排行榜是一只只手把這些珍珠撿起來，并攤開在手掌中讓更多的人看到珍珠的光亮。在這個意義上，排行榜跟選刊和評獎有某種相似之處，只不過時間的跨度長短不同，含金量和關注度輕重有別，三者都可能是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的重要手段，而排行榜的作用介于選刊和評獎之間，是中間的一環。若選刊是在砂礫中發現珍珠，評獎就不是像排行榜那般把珍珠攤開在手掌上了，而是舉起來放在聚光燈下，因而愈加熠熠生輝萬眾矚目。

排行榜考驗著人的文學判斷力，榜單的出爐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嚴肅復雜的文學批評活動。所以選什么樣的評委很重要，但是在評選時讓評委看到什么樣的作品更重要。人們對一份榜單或獎項的關注往往會很在意它的組織機構和評委名單。文學現場如此豐富復雜，一份榜單的檢閱必定是雙向的也是雙重的，它對被評選的作品也對評選者，對每一個評委也對整個評委團隊。它需要組織者和批評家去縱身一躍、披沙揀金，而不是隔岸觀火、隔靴搔癢，需要隨時保持對文學現場的敏感和知識思想的更新，以免造成某種脫節，與作家、文本不能形成有效對話和客觀判斷。它首先涉及進入評委視野的入圍或提名作品的選擇。如何把這一階段好的文學作品都拎到評選的“筐子”里？是讓規則更加科學、細密，還是讓挑選者自身的態度和眼光更為嚴謹、審慎？其次涉及對上榜作品的評選如何盡量客觀、公正。它既有對評委眼光見識、知識結構、作品把握能力等多方面的檢驗，還關涉評委整體的判斷能力和主體的情感傾向。它終究不是機械性的運作而帶有很強的主體性。有沒有目力不及的地方？有沒有濫用話語權的時候？有無只看作家不看作品或者重人情輕文學的現象？這些都可能造成排行榜對好作品的低估、錯漏、遮蔽與埋沒。而每個評委之間有可能各持己見又難以達成共識，每一份榜單的出爐都是這種己見拉鋸、角力、博弈與妥協的結果，它的保守與中庸可想而知。所有對排行榜關于創新與冒犯的期待注定會落空。所以一些排行榜甚至國家級文學獎項終評結果出現票數嚴重分散的情況也就見怪不怪了。在2018年的各種文學榜單中，有不少小說存在重合，重合的作家有王安憶、賈平凹、遲子建這樣的老將，也有一些創作穩健的實力作家和青年新銳。這或許是好事，似乎是某種共識的顯現。但總是這些熟面孔上榜也難免讓人不滿，是老作家們的創作力太強健了還是文學現場面臨后勁不足、青黃不接的隱憂？尤其在這樣一個媒介轉型、眾聲喧嘩的多元化時代，人們會認為一個真正的好作品最終會自然而然地留存下來并獲得應有的文學史地位。我覺得這是種一廂情愿的期待與不負責任的托詞。恰恰相反，眾聲喧嘩恰恰會淹沒掉那些獨特而高貴的聲音，會錯漏那些卓然而自在的作品。因此，文學批評與排行榜對發現功能的主動彰顯尤為可貴，雪中送炭遠比錦上添花要有意義得多。它的真正困難在于已有的評價和“篩選”系統的桎梏，在于組織者和批評家是否具有獨到的眼光、智慧及勇氣。

更要看到和深思的是，排行榜越來越遭受一些不滿和詬病，越來越與梳理文學現場的初衷南轅北轍：一份份榜單不是讓文學現場更加清晰可辨，反而更顯迷惑混亂。它并沒有對文學創作形成多大刺激和鼓舞，而是深覺疲沓與小眾。它的覆蓋面、說服力、公正性與公信力，它在文學本身和文學之外充當的角色演變，這種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質疑跟文學評獎和文學批評本身面臨的困境如出一轍。

首先是一葉障目的問題，客觀與主觀的矛盾。文學現場如此廣闊龐雜，而評選者的經驗精力、知識視野都是有限的，每個人都會有這樣那樣的盲點盲區，可能會把幾棵樹當作一片森林，看不到全局性的或具有穿透力的東西，很少去真正發現和注意更多更好的尤其尚且寂寂無名的原創作品。因此每一個排行榜必定都有遺珠之憾，每一個排行榜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各方認可，它的客觀公正應該是相對的。其次是文學標準的分化問題。我始終相信即便在這樣一個科技的、媒介的、多元的時代，大的文學標準仍然是存在并且可以達成共識的，但面對具體的作品或話題時卻充滿了分歧。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方面創作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一方面個體的審美趣味具體的文學標準又不斷在分裂。排行榜本身是對某一相關同類事物的客觀實力的反映，是比較和競爭的結果。可是如果評選者主觀上存在太多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那么所謂的“客觀實力”又如何去把握？在《揚子江評論》2018年的青年批評家論壇上，大家就對于同一部作品的看法出現嚴重的分歧，并認為這是一個共識破裂的時代。有太多審美的固化、慣性的滑行、思維的定勢以及保守與保險起見，這都可能導致排行榜說服力與沖擊力的喪失。

還有一些延伸的東西，溢出了排行榜本身的意義之外。每一份新榜單的出爐背后必定凝結著組織方與評選者的強大自信與勃勃雄心，它可能出于對現有排行榜的某種反對、不滿、補充和革新，出于對自我意志的彰顯愿望，每方都想揭竿而起、另起爐灶，從而建立自己的榜單。如就小說榜單而言，做得最早的也相對權威的是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從2000年開始），它的評委一般為來自高校的專家教授。經過一二十年的運作，它肯定有某種陳舊、固化的東西，包括評委的構成。近年來一些雜志社陸續建立自己的排行榜（《收獲》《揚子江評論》分別從2016年、2017年開始），正是為了突破和創新，獨立發出自己的聲音，也營造出眾聲喧嘩的排行榜現場。無論是對評選規則的制訂、機制的形成還是評委團隊的選擇，都可見他們的用心和努力。但是慢慢暴露出一些新的問題，甚至事與愿違。如評委的同人化、圈子化問題，導致排行榜越來越分層、小眾，變成了一部分人的抱團狂歡或自娛自樂；榜單的出爐不僅是評委的審美結果，也會體現出組織者的意志，這是另外一種牽制和調和，比如對在主辦方雜志發表的作品的倚重，對本地作者的考慮等等。進而言之，這些帶著革故鼎新愿望甚至重建文學史雄心的排行榜，會不會在做的過程中因為主辦方、刊物、地方保護等因素，因為操作過程中的排他性、唯我性而遭受異化的可能，結果做成了自己當初反對的樣子？更讓人憂心的是，排行榜越來越帶有某種文學的“圈地”意味?？陀^上是為了遴選一時期的優秀作品，主觀上是為了實現排行榜背后的利益訴求：以這樣一種方式和平臺，在龐大的文學現場搶占自己的文學地盤，建立自己的話語權威，或者抱團發力、夾帶私貨。只要排行榜像文學獎一樣有附屬價值，會給人帶來利益，就會有鉆營運作勾兌交換，就可能把文學公開化的東西變成了私人化的含有利益分配的東西。

所以排行榜的純粹性與有效性在哪里？值得我們每一個置身文學現場的人思考。越來越多的文學榜單如同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對于文學的“圈地”和營造表面的繁榮或許有效，也可以為所謂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和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過程背書。正因如此，排行榜的重要性和公正性不言而明：倘若它對文學現場的梳理辨析，它對好作品的篩選指認沒有實事求是而是偏頗的、錯誤的，沒有為作品確立一個恰切的文學史坐標，那可能遺漏與遮蔽的不僅僅是一部作品、一個作家，而會帶來文學秩序的某種錯亂與顛倒，并且是更大的文學史意義上的遮蔽、誤導與傷害。很顯然，這樣的文學批評與排行榜不僅是無效的，而且是具有危害性的。它非但沒有促進良好的文學創作和批評生態的形成，反而造成了一種新的破壞與不公。這是需要特別警惕的。

反思是為了更好地前行。排行榜是各種文學批評實踐的結果，也為更廣泛的閱讀與批評的進入提供某種便利與路徑。透過排行榜，亦可以看到當下文學現場令人不滿的某種現狀。視限在所難免，遮蔽總在發生。各人的審美趣味千差萬別，隨機與有意，共識與歧見，每一天都在發生。只有盡量剔除排行榜與文學批評活動中存在的外圍干擾，立足文本，從文學內部突圍，才有可能形成一種務實清明的批評風氣。盡量在主體意愿與具體實施上做到客觀公正，包括擴大評論家視野、選擇評委及注重評委的品行等，以及對現代科技手段、媒介平臺的借鑒。所以，排行榜到底由誰做、怎么做，怎么去規避和解決操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需要不斷調整、修正和完善的過程。它需要時間的檢驗、共識的達成，也需要更多的公平與公心，需要良好的文學生態的形成和持續。

（作者單位：《長江文藝》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