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梳理和反思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路徑與方法，文學史觀以及與之相應的批評標準是無法繞開的重要論題。雖如艾略特所論，“從來沒有任何詩人，或從事任何一門藝術的藝術家，他本人就已具備完整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人們對他的評價，也就是對他和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之間關系的評價。”但究竟以哪些“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作為參照，卻是考校論者識力的重要維度。新時期以降，圍繞當代文學后四十年若干重要作品評價的分歧，根本癥結或在此處。就其要者而言，“五四”新文學傳統、《講話》以降之社會主義文學傳統，甚或西方文學傳統，乃是當代文學經典化過程中偶有參差，內里卻頗多分野的數種重要的評價視域，在多重意義上決定了文本經典化的可能性及其基本面向。作品意義或彰顯或被遮蔽，端賴論者所持之評價視域的包容度和適切性。時在百年歷史巨變的合題階段，如何在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學史視域中重構當代文學圖譜，乃是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重要問題。就中尤以賡續中國古典傳統的當代文本的文學史評價問題最為突出，也最具癥候意義。

切近此一問題，需對目下盛行之文學史觀念略作考察。歷史地看，現今作為文學史核心語法的敘述“成規”，發端于“五四”，“成熟”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觀念的轉型之際，此后數十年再無結構性變革。“重寫文學史”及此后“再解讀”等影響當代文學基本觀念的核心理路，就其根本而言，內在精神可謂一以貫之。此種研究理路之興起自有其不容忽視的歷史合理性，但亦因歷史階段性問題的客觀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其局限最為突出地體現在對中國古典傳統和現當代文學關系之價值和意義的判斷上。將“五四”以降之新文學視為在中國古典文學外別開一路，且在古今“斷裂”的意義上敘述文學傳統的古今問題，為其核心特征。然而即便在二十世紀初文學觀念的鼎革之際，古典傳統也深度影響著“五四”新文學觀念和表達方式。此后百年間賡續古典文脈且開出新境界的寫作亦代不乏人。緣此，汪曾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即強調當代文學研究者應有古典文學素養，并建議打通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宇文所安亦意識到發端于“五四”的處理中國古典傳統的理論視域的局限性，并提議超克此種視域，重解中國古典傳統。惜乎均未得到理論界的積極回應。多年來在古今貫通的視域中有力地推動當代文學經典化進程的，僅李敬澤、吳義勤、孫郁、張新穎、郜元寶等數位評論家。相較于理論觀念的滯后，當代文學近三十年來在古典傳統思想和審美方式的賡續上已屢有進境，但卻仍然面臨著被遮蔽和忽視的問題。即以賈平凹《廢都》之后數部作品的評價論，可知不同文學史觀念如何影響到對作品意義的評判。局限于“五四”以降受容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視域，即易將《廢都》視為“擬古”之作而歸入另冊。而自以《紅樓夢》為代表的明清世情小說傳統看，則該作中的人世觀察及其所開顯之抒情境界的微妙精深處遂得顯豁。賈平凹明確意識到，其“血地”商州乃秦楚交界處，為文化南北交匯之地，故其既能師法明清世情小說傳統，得細膩柔婉之趣，亦可修習兩漢史家筆法，具剛健正大氣象。此僅就形式論，文學形式背后，乃是獨特的文學和世界觀念。故賡續古典文脈之要，在思想觀念之古今會通。以古典思想所開顯之視域處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為十余年來賈平凹寫作之用心處。《古爐》將若干史實納入古典“四時”敘述之中，以“冬”“春”“夏”“秋”“冬”“春”六部表達“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理。背后乃有循環史觀做底子，近乎《紅樓夢》之人事展開，故而朱大柜的起落與夜霸槽就結構而言并無不同。如是世界觀察在《老生》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其中四個故事分別對應二十世紀的四個重要歷史時段，人物也并不重合，但世事“變”中之“常”卻一以貫之。不外起落、興廢、進退、榮辱、興衰，之交替循環。再以《山海經》所持存之華夏民族的始源形象為參照，近乎《尤利西斯》的神話模式，作者用心于二者參差對照之中朗然在目。其新作《山本》亦是如此。在具體的人事展開的同時，引入更為宏闊的“自然”視域，即將人事納入自然背景之中。而自然之運行又符合起落、興廢、盛衰循環往復之道。其間歷史人事之進退、榮辱、成敗雖變動不居，卻不出自然之道的基本范圍。如浦安迪論中國古典奇書文體所言，“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陰陽五行的基本模式”，乃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基本結構模型。故而綿延交替、反復循環，離合、悲喜、盛衰為作品之基本狀態。《山本》無疑從此一傳統中獲益甚多。書中之“渦鎮”在初稿中寫作“乾坤鎮”。渦鎮之得名，與鎮外黑河白河交匯時所形成之“渦潭”密不可分。而那渦潭“一半的黑河水濁著，一半的白河水清著，但如果丟個東西下去，渦潭就動起來”，狀如太極雙魚圖。此為《山本》之核心意象，書中主要人物重要故事均為其統攝。其理如某一日井宗秀夢境所示，無論云朵、樹木、房屋、牲畜還是各色人等，皆為渦潭吸納而去，翻騰攪拌為碎屑泡沫。乾坤鎮雖在終稿中更名為渦鎮，其象征意味仍然十分明顯。而以《周易》思維為參照，則該作歷史敘事之用心也不難察知。以此視域做宏大的歷史觀察之意義，當然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然而其作為古典傳統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的探索之一種的價值，卻不應草率評判。以無言而永在的“自然”為根本參照，做人事的深度觀察，亦屬沈從文文學的重要用心。1950年代初，沈從文在前往內江途中，即意識到世運推移、人事代謝之后自然的“變”與“不變”處，并以之作為彼時專一書寫人事的作品的更為宏闊的參照。以此視域看去，則人事便有另一番意義。沈從文自然思慮的未盡之處，在賈平凹作品中得到了可謂淋漓盡致的發揮。然而如何評價此種觀念及其所敞開的文本世界的意義，卻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此種分歧所關涉的，乃是不同文學史觀念及評價視域的根本分野。

《裝臺》出版迄今所面臨的評價狀況亦是如此。自底層敘事之成規看，則《裝臺》為小人物立傳，關切其命運遭際之用心不難察知。但該書并未局限于底層敘事之成規，即以自外而內的方式，為小人物的平凡人生賦予某種意義，而是努力如其所是地發掘平凡人生不依賴外部觀念本身自有的內在價值和尊嚴。在種種源自外部的意義觀察所不及之處，發現普通人人生的價值所在。此一思路，亦近乎沈從文在“啟蒙”觀念之外發掘普通人生命價值的路徑。“這些人不需要我們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他們那么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擔負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樣活，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在同樣意義上，陳彥希望為如刁順子一般注定難以獲致另一種人生的普通勞動者發掘生之意義和尊嚴所系。此種意義不局限于“五四”以降的啟蒙傳統，而是與古典傳統內里相通。也因此，一當從更為透辟的意義上思考《主角》中憶秦娥的精神依托時，陳彥幾乎自然地把眼光投向更為宏闊的思想傳統。憶秦娥在生命的無可如何之境，曾寄身于寺院以求內心的安妥，最終卻更為深入地意會到唱戲作為“布道”之一種的重要價值。此種由佛返儒的精神路徑近乎“雅好老莊，歸本孔孟”之途，乃是對人之在世經驗的更為透徹的理解使然。亦即認識到人世的局限和無奈處，卻并不導向頹然之境，而是努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之于外部世界的價值，藉此獲致精神的安妥。此種思路，無疑屬古今思想會通的結果，包含著從宏闊的思想視域中理解現實問題的復雜用心。憶秦娥人生緊要關頭的數番夢境，亦近乎《紅樓夢》的夢境書寫，有著映照現實人生經驗的重要意義。一如中國古典奇書文體所開顯之復雜精神世界，《主角》蘊含著多重思想和審美表現的嘗試，其作為扎根于豐富復雜的當下現實，向多元傳統敞開的視域，代表著當下更具統合性的文學觀念。此種觀念的文學史意義，仍有待進一步做更為深入的探討。

不獨賈平凹、陳彥作品與古典傳統內里相通，汪曾祺、孫犁、阿城、張煒、阿來、格非、余華、蘇童等作家作品，亦或多或少或隱或顯關聯到古典思想和審美傳統。凡此均說明雖有古今“分裂”的文學史敘述的限制，古典傳統仍以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深度參與著當代文學的創化生成。而推進此類作品的經典化，融通中國古典傳統和現當代傳統為先決條件。運思理路大要有二：其一，以古今貫通的“大文學史觀”超克古今“分裂”的文學史觀念，以敞開更為寬廣之評價視域；其二，走出西方文論概念、范疇、術語的窠臼，重啟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以建構文論的中國話語，從而在更為恰切的批評視域中梳理賡續古典傳統的重要文本的內在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惟其如此，方能從根本意義上全面且系統地完成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此種具有范式轉換意義的研究路向無疑涉及“五四”以降文學和理論觀念的諸多難題，可謂道阻且長，但卻可能是當下及未來文學研究無法回避的觀念鼎革的重要路徑，其緊迫性和現實意義無需多論。對此一問題更具歷史和現實感的解決，或將促進當代文學真正迎來中國文藝復興的新巨制時代。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