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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指明了方向。近年來，中國當代文藝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用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藝術風貌生氣勃勃，精神氣象愈益宏闊，在繁榮文化、培根鑄魂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歷史作用。與此同時，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也與世推移，迎時而進，在思想創新和理論格局上展現出新的追求和氣象。盡管文論研究由于有其自身的思維慣性和傳統論閾，其變化不像文藝創作那樣廣泛而顯著，但其中的變化也是學界中人可以明顯感受到的。綜合各類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的立項、全國性學術會議的學術議題、特別是學界的具體研究成果來看，近年來中國當代文論研究的新變在整體態勢上主要可以總結為如下五個方面：

習近平重要文藝論述成為一個研究熱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連同2016年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19年3月4日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文藝界社科界委員的講話及其涉及文藝方面的其他諸多講話，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有關文藝問題的重要論述。這些重要論述立足當今世界尤其是中國當代社會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革，系統回答和論述了新時代一系列重大文藝理論與實踐問題，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理論內容，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文論界對這一最新理論成果展開研究，既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身豐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中國當代文藝事業發展獲得思想指導的時代需求。正是基于這一內外需求，近年來學界圍繞習近平重要文藝論述的理論內容、精神內涵、時代創新、歷史地位、指導作用等問題進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有價值的理論成果。

在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研究中，有兩個方面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把人民置于文藝活動的中心，既是文藝為人民服務方針的必然要求，也在理論上體現了對文藝活動的本體性、文藝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性的再思考與理論深化。就文藝的本體而言，人民中心論可以說是人民為歷史創造者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延伸；就文藝的意識形態性而言，人民中心論則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內部實現了由歷史生活向人民群眾、由階級性向人民性的拓展與位移。二是對文藝與時代關系問題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要進行無愧于時代的創造，要求文藝家一方面要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同步伐，承擔記錄、書寫、謳歌新時代的使命，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深刻反映時代生活及其巨大變化，一方面要做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承擔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用明德引領風尚。這就在文藝社會價值和功能的把握上實現了認識功能、審美功能與教育功能的統一，而且將以往片面強調文藝的政治教化轉到以藝術審美創作明德育人、培根鑄魂上來。這兩方面的研究和深度闡發，深化了對文藝活動的本體性、意識形態性以及社會價值和功能的認識，為當代文論體系化構建確立了核心觀念，構筑了思想基礎。

此外，還有許多學者圍繞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其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與中國當代文藝現狀和發展的關系、文藝與文化傳承以及國際文化傳播中中國形象的塑造的關系、文藝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富有理論意蘊的研討，既豐富了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理論認識，也拓展了當代文論研究的理論視域。

有中國特色文論話語體系構建成為自覺追求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在諸多重要講話中強調和論述了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問題，而且于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明確提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目標。在這一目標的導引下，近年來文藝理論界日漸增強了文論話語體系構建的主體自覺，并圍繞這一話題做了許多理論研討，《文學評論》等眾多報刊還為此發表了討論專題或開辟了研討專欄。

除去對文論話語體系構建的路徑、原則、方法等一般性問題的討論之外，在這一討論中所形成的一個主要的共識，就是中國藝術精神、美學精神和文論傳統應該作為一個重要資源加以認真對待并發揚光大之，其中“中華美學精神”的討論是一個熱點。圍繞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論述和強調，學界發表了許多有關“中華美學精神”“中華審美風范”的研討論著。自上個世紀90年代文論界提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以來，中國藝術精神、美學精神和文論傳統的研究開始有了一個大致的但尚嫌籠統的方向性導引，而習近平有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構建的上述要求，則將近年來的研究導向一個更為自覺的目標追求上來，這就是將傳統藝術精神、美學精神和文論資源的整理、發覺、研究納入到當代文論話語體系構建中來加以重新考量和認識，在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中激活傳統，賦予傳統以新的價值、意義和生命，在當代的發展中延續和延伸傳統。

在重新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現代新文論傳統的基礎上，近年來學界還相繼較大規模地開展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論研究界重要學者如錢中文、童慶炳、胡經之、陸貴山、王元驤、童慶炳等人學術思想的研究，這類研究將中國文論的傳統合理地由古代延伸到當代，是當代文論話語體系構建應該開展的一個基礎性研究工作。不知古無以言今，而撇開當代文論已有的學術積累來談論當代文論話語體系構建顯然也是行不通的，當代文論話語體系構建只能在當代學人的學術積累基礎上方能展開和實現。

西方文論和美學及其中國影響受到重新審視

長期以來，西方文論和美學也是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源，不過，總體而言，以往對西方文論和美學的接受往往呈現兩極分立的態勢，或者是像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那樣對之整體采取批判、拒斥的態度，或者是像新時期以來許多人所作的那樣一味采取贊賞、認同的態度。前一種態度實質上導致不能將外來資源真正為我所用，造成自身理論的貧乏與僵化；后一種態度則導致用外來資源代替了自己的創造，造成話語主體性的喪失和外來話語的理論“殖民”。與這兩種極端的態度不同，新近幾年的研究更多地以一種平等、對話的姿態出現，尤其是基于中國話語體系構建的主體性自覺，質疑、批判的聲音在增強，但又不是為質疑、批判而質疑、批判，目的是在于更好地選擇、鑒別，更好地拿來、取用，真正吸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活化為自己的話語創造。

圍繞張江“強制闡釋論”“公共闡釋論”形成的學術討論熱點，是近年來西方文論和美學研究心態變化的一個突出表征。“強制闡釋論”的研討使人們覺悟到西方文論和美學的不足與錯誤不僅僅存在于個別理論人物、理論學說、理論學派之中，而可能是總體上就存在理論生成路線與方法上的錯誤；“公共闡釋論”則啟示中國學界，當代文論話語構建可以在自己的概念術語和思想路徑的設定中進行。這方面的理論探討與進展改變了新時期以來學界總體上以仰視的心態對西方文論和美學追“新”逐“后”，以至滿足于以套用各種外來理論解釋中國文藝現實、以對西方學人亦步亦趨的模仿替代自我創造的舊有格局，同時也沒有回到更早那種對西方文論和美學一味采取批判、拒斥的態度，而是強調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與外來理論對話，并進而在主體自覺基礎上進行自我理論創新。顯然，這對于中國當代文論文化生態的建設，對于增強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構建的理論自覺與自信，都是很有助益的。

對西方文論和美學接受心態的變化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就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的研究在心態和格局上也有所調整和變化。心態調整表現在對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以及詹姆遜和伊格爾頓等為代表的傳統上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的評價愈顯積極正面；格局變化表現在原東歐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美學以及各種“后”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也引起越來越多的引介和關注。這方面的調整和變化拓展了學界對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歷史形態豐富性的認識，有助于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深化和當代形態的理論構建。

面向歷史和文藝現實，理論的實踐屬性得到新的發揚

在上個世紀末和新世紀初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對于中國文論研究和批評曾有過一種批評，就是對于變化發展中的社會和文藝現實及其存在問題，批評往往“缺席”，而理論則“不及物”、“不接地氣”。文藝創作中存在的不足、問題、偏差以至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種種亂象，急切地呼吁整個社會要高度重視和加強文藝評論和文論研究工作。這種狀況，近年來有了很大改觀。可以看到，批評開始在場了，不僅對于那些有明顯思想傾向問題和藝術審美缺陷的作品，就是對于一些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受到追捧的作品，學界都敢于批評了。而文論研究也開始及物，比較地接地氣了。《人民日報》在2014年1月起連續推出的“文藝觀象”專欄是一個突出的標志性理論事件。該專欄圍繞文學與歷史、道德、人民、生活、市場、傳媒等等的關系，直面當下的文藝現狀，明確申明在重大和基本文藝理論問題上的立場與觀點，并大膽率直地批評種種不良現象，在當下的理論批評界開了新生面，發揮了新能量，產生了積極廣泛的社會影響。

近年來文藝理論研究及物化、接地氣的表現形態是多方面的，除去對社會和文藝發展中的一些新變化、新作品、新現象作出直接理論回應之外，學界還對關乎文藝總體演變以及與社會和文化發展大局相關聯的一些較為重大的理論性問題給予了較多關注與研討。就文藝總體演變而言，對于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與文藝發展的關系關注尤甚，成果頗多。網絡文藝、數字藝術研究持續升溫，人工智能與文藝的關系也開始受到關注并引起極大研究興趣，不少研究者對文藝信息數碼化、文字書籍圖像化、藝術創作與接受網絡化、日常生活審美化和文藝審美淺表化等等當代文藝乃至社會文化的重大變化做出了比教新穎而有啟發的思考與探討。

就與社會和文化發展大局的關聯而論，伴隨著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課題，文學藝術作品的中國形象塑造、中國價值傳達以及如何傳達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文藝理論研究和批評的話題，從而不斷拓展著中國文論的研究視域，豐富著其理論內涵。

文論創新方法和路徑上的探索意識進一步增強

應該指出，當今時代，世界大勢在變，中國社會在變，文學藝術本身也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文藝理論研究發生變化，乃是理論運行的應有態勢，此正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同時，這種變化也是多方面、多方位的，實不能一一例舉。除上述幾個方面之外，近年來我國文論研究在創新方法和路徑上的探索意識進一步增強，也是頗為值得關注的一點。這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受西方學界特別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威廉斯等人的影響，關鍵詞研究日漸成為文論致思的新路徑，以關鍵詞立項的科研項目、發表出版的論著成果越來越多。應該說，關鍵詞研究的興起并受到一些學者的熱捧有其相當的理論合理性和必然性，因為具有標識性的概念、術語是話語體系構建的基本要素，能夠彰顯理論的基本含義和思想取向，同時又便于作個案性、專門性理論問題的構成分析和歷史呈現，可以說是適應了話語體系建設走向學理化、專業化、精細化的內在要求。恩格斯曾在《資本論》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這扼要點明了術語革命對于科學發展的重大意義，也正可以表明關鍵詞研究對文論創新所可能具有的價值。

二是由于許多文藝問題在當今時代形勢下所呈現出的極大復雜性和研究難度，特別是各級社科基金項目加大設立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數量和支持力度的推動，重大文藝理論問題的協同攻關越來越多，成為文論研究的一種新趨向，這就在學術研究的科研體制、組織方式、思想集成等方面走出了新路，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挑戰。

總之，近年來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研究的新變化既是應對時代和文藝之變的產物，也是文論自身追求創新的表現，為新時代中國文藝理論的繁榮發展開啟了一個很好的局面，將這一局面持續下去，不斷創新，不斷進步，中國文藝理論將會有一個更為美好的前景，走向與變革中的偉大時代相稱的新高度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