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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至13日，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在威海校區主辦“跨學科：現當代文學與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全國40余所高校院所和研究機構的7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盛會，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與會者就“世界中”的中華民族文學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院長張紅軍主持開幕式。

整體性觀照下的史料整理和文學史建構

此次會議的核心議題之一是百年中國文學史的建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致辭，并就“百年文學史中的真史與偽史問題”作大會發言，認為真史是為歷史和未來負責，偽史是為現在“負責”，并以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認識為例，來說明唯有在掌握了真實的情報檔案和原生史實后，才能做出符合歷史真相的正確判斷。丁帆認為，文學史料的欠缺和封閉是當下資料整理與研究運用的難點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撐，文學研究和語文教育問題層出不窮，“在一個平面閱讀的語境中，那些作家作品可以被充分地誤讀，也可以在語詞的喧囂中徹底形成巨大的歧義”，有可能舍棄的就是那些最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針對當下的史料熱，吉林大學教授張福貴也提出要進行冷思考。他說，上世紀90年代文化反思之后，史料研究進入了研究視野，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宏大敘事進行了糾偏。但另一方面，文學史料研究也走向另一個誤區，史料與資料混而為一、學科與學術不分。因而當我們寫作文學史，進行史料研究時需要有學科邊界。近20年來報刊研究趨向于碎片化，忽略了文學史上重要的報刊雜志。非重要的報刊雖對個體研究很重要，但對文學史整體發展影響不大。

山東大學教授馬兵認為，在史料學已經成為現當代學科顯學的當下，史料收集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方向，也因此帶來一定程度上內循環式的封閉研究，必須警惕只有史料而沒有思想統領的偏失。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偏失，而產生了認知上的分歧。例如蘇州大學教授朱棟霖認為，發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學”是百年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精神資源與核心傳統。但是近年來，早已確認的“新文學”“新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命名正在被“五四文學”“五四文學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名詞取代。他區分了“新文學”與“五四文學”兩個概念命名的不同。“新文學革命”的主要行動，在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之前已經完成。“新文學”“新文學革命”是受到了《新青年》展開的新思潮和“民主”“科學”精神的影響。他認為，“新文學”“新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就是經典命名與自身內涵的合一，“五四運動”就是“五四運動”，“五四”別無分店。

世界性拓展中的海內外語境的對話與交流

會議的另一大議題，便是對中國文學“在世界中”這一重要現代情境的考量。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王列耀主要從百年文學史的觀念與版圖兩方面來探討海外中華文化的傳播問題。王列耀認為，“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是合二為一的，“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反之亦然，“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中國文學就是中國人在海內外用各民族語言進行的文學創作，中國文學也理應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得到研究。再者，百年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方式多元多向，包括了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生產和在海外出版社的出版。傳播不僅限于文學的方式，還通過報紙、華文教育等其他渠道，因此要從多重角度來展開思考。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從王德威新著《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對文學史時間的新規劃、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新闡釋，對“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的新表述這幾方面談起、對“在世界中”現代文學史未解決的問題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進行了深入發掘。王德威關于中國現代性濫觴于1635年晚明時期的文學史分段，重新規劃了中國歷史的現代轉型，把中國現代性回歸到中國歷史中去探尋。用“在世界中”這一來自海德格爾的概念來闡釋中國文學，不只是從“具有世界視野”和“進入世界視野”角度探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意義，同時也是以“在世界中”的語言、文體以及文學性表現的現代審美意義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所有這些都表明“新編”之名副其實，可以說開啟了一個十分寬廣的中國現代文學論域。

對此，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也表示認同：中國文學原本就“在世界中”，只因華文文學是一個新興學科，自身定義模糊、受對外政策影響大，當下的發展面臨很多挑戰。身處復雜、矛盾、多元的文化環境之中，我們要從維護中華文化的整體性出發，對一些“有問題”的作家，也應進行研究。此外，陳思和提出，“華文文學不是靠移民的子女進行文學創作來延續、發展，而是不斷需要從母國走出去的移民進行寫作”。

談到華文文學的研究意義與發展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稀方提出，華文文學對于在多元化混雜中建立中國文學的主體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研究中不能局限于本身，還要將華文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打通，參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建構，爭取實現跨領域的對話與交流。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宋炳輝也認為，華語文學的概念突破了國別對文學研究的束縛，它使得我們更多地關注到文學的語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從書寫、閱讀、傳播、闡釋等各個環節考察可知，中國文學的內部和外部都絕非“均質”。邊界模糊，內部多元混雜，外部蔓延多支。因此，看待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應當突破簡單意義上的中心和邊緣認知。

“如何跨”“如何與”的問題意識

正如南京師范大學教授譚桂林所談到的，世界性問題是現代文學研究發展到全球化時代必然要出現和面對的一個新話題，它是現代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上的一個學術視角的轉移，是現代文學知識譜系建構上的一種話語創新，也是現代文學研究突破西方理論影響和話語強勢的遮蔽，努力建構中國話語、強調中國主體的一種嘗試。中國文學在世界中，世界也在中國文學里，這是與會學者的基本共識。除了大會主題發言之外，研討會還以分會場的小組形式進行，經過為期兩天的頭腦風暴和思想碰撞，各小組的討論也各具特色，各有斬獲。

西南大學教授李永東用跨界思維、文學史意識和文本細讀功力來概括第一組的學術優勢。例如山東大學教授黃萬華的《序幕是這樣拉開的：從晚清陳季同的旅歐創作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著眼于陳季同寫作所體現的中國現代文學在“海外語境”中發生的重要線索，追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起點問題，同時又通過作品細讀，展現其文學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都破除了“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慣”，而與世界文學潮流有所“一致”。武漢大學教授趙小琪認為，第二組在材料性、觀點性和方法性方面都很突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湯俏則總結出第三組所呈現出的理論思考與史料研究并重的特點。

山東大學教授馬兵作學術會議總結，認為此次會議以“跨學科：現當代文學與華文文學”為題，其中“跨”和“與”兩個詞非常關鍵，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跨”“如何與”。兩天的會議上，不少學者談到了15年前也是在同一個會場舉行的第13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當時有來自世界22個國家和地區、包括華語作家虹影、嚴歌苓，文學理論家葉維廉、張錯在內的近200名學者、作家與會，讓人看到了海外華文齊整的創作力量，眾多作家也以實際的在場行為向現當代學科的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期待。15年來，華文文學學界和現當代學界的一些學者一直在回應這種期待，也即如何整合多源多流的文學脈絡，建構一個多元的、宏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大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