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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一九〇五至二〇〇四年）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壇巨子，寫下了大量的詩歌、散文、雜文、評論等作品。夫人鄭曼女士，不僅在生活上與其琴瑟和諧，更為臧克家的詩文創作、友朋交往提供了重要協助。在臧克家無暇或無力執筆落文時，有些文章、書信便由鄭曼代為完成，且會加以明確說明和解釋。

近日，筆者偶然發現臧、鄭伉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與友人往來的幾封書信，未收于二〇〇二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全集》第十一卷《書信》，也沒有完整披露過。據臧氏后人鄭蘇伊、臧樂安為《全集》所寫“編后記”可知，臧先生極重友情，與友朋鴻雁傳書數量巨大，但寫信從不留底，所以征集書信工作幾乎從零開始，難免掛一漏萬。透過這幾封佚簡，鉤沉出的是晚年臧克家對自己求學時期一段往事的回憶，筆端浸潤的濃厚感情，并未因時光流逝而有絲毫減少。

臧克家、鄭曼致王恒信的信封

第一封信寫于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由鄭曼代臧克家所寫，準確來說是一封回信，且看其內容：

王恒同志：

接信已多日，克家同志年已八十有九，精力不濟，未能親自復信，囑我代為辦理此事，請原諒。

王祝晨先生是克家同志敬仰的老師。他曾經寫過一篇散文，題為老牛校長——王祝晨，刊登在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新民報》日刊“萌芽”第222號上，可惜我們至今尚未查到這篇文章，不能復印寄您。[信紙左側空白處有補文：此文您如能在山東圖書館找到，請復印一份寄我們，以便編文集選用。謝謝！]七十年代末，他在寫回憶文章《詩與生活》時，其中有一節《新潮澎湃正青年》，絕大部分篇幅是寫一師的，現復印一份寄上，供參考。抱歉的是《詩與生活》一書，出版已多年，沒有存書，不能送您。

今天接到齊河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來函，希望克家同志能寫有關王老先生的材料，我亦代為復信，告知克家同志已沒有精力再寫回憶文章了，已寄您《詩與生活》中有關一師的復印件，請您亦與齊河縣文史委聯系一下，謝謝！謹祝

健康幸福，萬事如意！

克家同志囑代問好！

鄭曼

94.1.15

此處的收信人王恒，一九二九年生，山東齊河人，一九六一年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歷任廣東省話劇團、山東省歌舞團導演，一九八五年擔任山東省藝術研究所藝術室主任至退休，二〇一八年病逝于濟南。王恒還有一個身份，系信中所提“克家同志敬仰的老師”——王祝晨的第四子。實際上，這封信背后的關鍵人物即是王祝晨。

王祝晨（一八八二至一九六七年），原名世棟，出生于齊河縣樓王莊。幼時入私塾習誦儒家經典，一九〇〇年考中秀才，三年后進濟南書院，旋入山東師范學堂。一九一○年畢業后，游走于濟寧師范、臨清中學、省立第三師范等校，致力于灌輸新知來改變魯省明顯陳舊的教育理念。“五四”新文化時期，王祝晨擔任山東省立第一師范教員兼附小一部主任，一九二二年起任“一師”校長。在此期間，王祝晨大力介紹新文學，提倡白話文，邀請過胡適、杜威、周作人、黃炎培、陶行知等名流來濟講演，極大地推動了山東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被稱為“山東的胡適之”，與鞠思敏、范明樞、于明信并列為“民國山東四大教育家”。

近代山東著名教育家、臧克家的老師——王祝晨先生（1882—1967）

臧克家一九二三年夏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正是在王祝晨治校期間，接受了極為重要的新文學啟蒙，奠定了此后走向詩文創作和革命活動的思想基石。對于這段經歷，臧克家在多篇作品中都有過不同程度的述及，其中就包括上引鄭曼信中所提，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新民報》日刊發表的《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老牛”“大牛”是身邊人給王祝晨的綽號，形容其性格堅韌，默默付出，因張默生的《王大牛傳》（東方書社一九四七年版）一書而為世人熟知。臧氏此文，乃為紀念王祝晨服務教育界四十周年而特意撰作，同為“一師”校友或同學的季羨林、李長之等人也有紀念文字見諸報端（參見季羨林：《“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王祝晨先生——為王祝晨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紀念》、李長之：《向優良的先進教師致敬》，均載《光明日報》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時隔近半個世紀，臧克家在囑交鄭曼寫給王恒的復信中，重新提到這篇文章，蓋有兩個機緣。一是王恒和齊河縣政協文史委員會曾先后致信臧克家，請他寫篇關于王祝晨的回憶文章。筆者看到一份手信，是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齊河文史委工作人員寫給王恒的，提到“擬在今明兩年，征集出版《山東省著名教育家王祝晨》專輯”，并開列了希望王恒協辦的幾件事，第一條即為“聯系你父親在世的得意門生，撰寫王祝晨回憶錄”。

臧克家作為王祝晨執掌“一師”時的學生和當世知名人物，自然是王恒最先想到的作者之一。所以，應該在接到齊河文史委的囑派不久，王恒便致信臧克家，邀其為“王祝晨專輯”撰寫文章（可惜這封信已無從尋找）。從鄭曼代寫的復信時間看，臧克家遲遲沒有作答，實乃事出有因。他肯定想到了早在多年以前就曾寫過關于王祝晨校長的紀念文章，并努力查找原文，準備將其放進“專輯”之中。怎奈遍尋無果，最終只查到了該文的題目、刊登時間、報刊名稱等有限信息。

在王恒一直沒有得到臧克家回復的情況下，齊河文史委主動致信臧先生，再次提到了為“專輯”撰文一事。接信之時，臧克家已年屆九秩，倘若重新提筆追憶七十多年前的校長往事，確有其實際困難。好在，如鄭曼信中所說，臧克家撰寫的回憶錄《詩與生活》書中，有不少內容是關于他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時的求學經歷，其中也包括對校長王祝晨的描寫。比如，入學第二年遷到“一師”校本部后，“天天看到我們那肥胖的身體成為一大負累的校長王祝晨先生，早來晚歸，辛勤工作，像一條牛。他的外號就叫‘王大牛’……為了培育人才，他付出了一生心血，‘俯首甘為孺子牛’呵……王祝晨先生，是高等優級師范學校畢業，立志終生為教育獻身。他進步開明，學當年蔡元培辦北京大學的精神，新舊共蓄，兼容并包，我們的教師，大多數是北大、清華、師大出身，而且大都思想進步。他延請名人到校講演，啟迪學生的眼界與心胸……王祝晨先生對‘五四’運動很贊揚，新文化運動在他身上發生了大作用，使他變得更積極，更活躍了”（臧克家：《詩與生活》，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42-43頁，引用時有刪減——筆者注）。

張默生：《王大牛傳》，東方社1947年3月初版

今日重讀臧先生這段文字，仍覺文筆生動，飽含摯情。也就可以理解，他特意請鄭曼將上引文字在內的《詩與生活》第二節加以復印，寄與王恒，并轉請后者聯系齊河文史委，以為“王祝晨專輯”出版“應急”之需。隨同鄭曼信文一同寄來的這份復印件，共十五頁，頁碼系重新標注，首尾兩處分別有鄭曼的手跡“心潮澎湃正青年（節選）”“輯自《詩與生活》”。

但這份復印件的文字，最終并沒有收錄到后來刊印的《王祝晨專輯》（《齊河文史資料》第四輯，一九九六年四月）之中，取代它的恰是臧克家在一九五〇發表的《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緣何如此呢？這便要說到鄭曼答復王恒信中重提這篇舊作的第二個機緣——《臧克家文集》的編選和出版。

《臧克家文集》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最初擬定的卷帙包括：詩三卷，散文、小說及文藝隨筆各一卷。前三卷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已問世，后三卷則要到一九九四年才推出。這種“延滯”，既緣于作者邊寫作、邊累積的需要，以期能夠將最新作品收錄進去，也可能有一個考慮，即在此過程中盡量搜檢舊作，尤其那些以前并未收錄到各類作品集中的文字。《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無疑就屬于此類。王恒和齊河文史委先后致信臧克家，適值《臧克家文集》后三卷進入編輯校對和準備出版的緊張階段，不僅讓臧、鄭夫婦想到了這篇舊作（只是遍尋未得，才準備改以節錄《詩與生活》片段，交稿《王祝晨專輯》），而且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寫完回信正文之后，不忘在信紙左側空白處補了一句，希望王恒也能代查此文，“以便編文集選用”。

王恒重新抄錄的臧克家文章《老牛校長——王祝晨》，共12頁

鄭曼復信王恒的落筆時間雖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但從信封上的郵戳印記看，真正發出已在近三個月后的四月九日。具體原因，不得而知。事實證明，王恒先生確實沒有辜負臧、鄭夫婦的托請。他根據鄭曼信中所示《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的出版信息，前往山東省圖書館，按圖索驥，終于查找到了該文原件，并克服困難，在復印不甚清晰的情況下又親手重新抄錄。文章復印件、手抄件，伴隨著王恒四月三十日的一封信文，一并寄往了北京趙堂子胡同十五號的臧克家寓所。細心的王先生，還把文章和信文各留下了一份底稿，為我們重新接續這段往事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材料，其信文如下：

鄭曼同志：您好！

總算找到了克家老的大作“老牛校長——王祝晨”，遺憾的是：一是保存年限過久（克家老可能知道，山東省圖書館是在大明湖畔，地處潮濕之地，很多書刊已經報廢了），紙已經發黑發霉，二是報紙裝訂，很多字給裝訂進去了，無法復印，請了一位經驗豐富之人復印，現將復印件寄上（這是較清楚的一張）。只好在那里重抄了一遍，報上有漏排的字或實在看不清的字，我都斗膽寫上了，請克家同志審閱。登載日期是一九五○年六月六日，農歷四月二十一日。讀了這篇深厚熱情的散文詩，不時流下熱淚，克家老無愧為當代詩人，他寫的太真摯純情了。

文中所載“書報販賣部”一詞，在臺灣出的《山東文獻》上是“書刊介紹社”，作者褚承志（禹城人）今年九十二歲，不知克家老認識否？不知哪個名稱對，請告之。《一師周刊》省圖書館已遺失，可能是千古遺恨了。敬祝

闔家幸福愉快 問候克家老好

王恒

從王恒信文可見，他十分重視這項查閱“任務”。這份重視，既是為人，也是為己。為人者，即協助做好出版在即的《臧克家文集》第四卷“散文類”的編選工作，免使作者留下遺錄之憾；為己者，乃因這篇文章與自己父親直接相關，是專門為紀念王祝晨教育貢獻而作，倘能找到并收進齊河文史委準備出版的《王祝晨專輯》，無疑比節錄《詩與生活》的文字片段更加切題。

王恒在山東省圖書館復印的臧克家文章《老牛校長——王祝晨》（原載北京《新民報》日刊1950年6月6日）

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王恒便將《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寄至臧克家面前，并指出了刊登日期四月二十一日系指農歷，對應的公歷應為六月六日。提出一點疑問：臧文里面提到“一師”開辦過一個“書報販賣部”，在褚承志筆下則寫為“書刊介紹社”，未知何者更為確切？因為王恒至少連續搜集并閱讀過臺灣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山東文獻》上褚承志所寫的文章，匯題為《山東近代教育史稿》（第一冊），并做了精心整理和保存。后來還將褚文關于“一師”和王祝晨的部分文字，節錄刊登于《王祝晨專輯》之中。除此，王恒還對《新民報》原刊漏排或辨認不清的字，“都斗膽寫上了”。從不久之后出版的《臧克家文集》（第四卷）和后來的《臧克家全集》（第五卷）看，臧克家吸收了王恒對該文發表公歷日期的查核，坐實了“書報販賣部”應為“書報介紹社”。

臧克家顯然非常珍視這篇文章，不僅因其來之不易，頗有“失而復得”的喜悅，還在于它勾起了自己對七十多年前往事的遙思，和對影響過自己成長的重要人物——山東省立第一師范老校長王祝晨的感念。回蕩在詩人心底的歡欣、感動、思念等復雜感情，一下子將他帶回到那段難忘的歲月，也催促著他立刻寫下了一封親筆回信，其文曰：

王恒同志：

來信拜讀了。找到我的舊作，令我欣喜之極！此文，寫得極親切，現在寫[不]出這樣的生動的文章了。個別字句，略改了一下，極少數。我想加入我的著作（文集），也想重新發表一下。謝謝你了！

我年已八十有九，身心雙健。

好！

克家

94.5.6

“身心雙健”四字，與此前鄭曼代為復信中所說的“精力不濟”，形成了鮮明對比，再次映襯出臧先生的高興、真誠。信中說，對文章“個別字句，略改了一下，極少數”，修改工作當由臧、鄭二人合力完成，而且是在收到王恒的抄寫稿后立即著手展開的。與臧克家寫下親筆信大約同時，鄭曼也寫了一封回信，兩函并發，一起寄到濟南。鄭曼除了再次表示對王恒的感謝外，還隨附一表，列出了對該文的修訂情況。信文如下：

王恒同志：

真是太感謝您了。一是您從這樣難辨的舊報紙中，抄錄這么長的一篇稿子；一是您寄來非常及時，還趕得上收進克家同志的“文集”散文卷中去，今天我已用特快專遞寄往山東文藝出版社了。克家同志很珍視這篇舊作，說是今天他就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了。

此文經克家同志校正，有些改動，另外改了些錯字和標點，更正表另紙。您如用這篇文章，請代為更正。復印不方便，只得列表。

第一師范校慶紀念冊，想已出來了。他們曾約克家同志寫篇文章，他因身體和精力不如從前，沒有寫。其實，當時能找到這篇文章就好了。濟南師范學校擬出一套《師范群英光耀中華》叢書，曾請馬惠卿同志寫了一篇文稿，是有關克家同志的。我們看了，沒有及時退回，實在對不起他們。

順頌

安好！

鄭曼

94.5.7

這篇文章的發表日期，是您親自校對準確了，再一次謝謝您！報刊名稱，書刊名號，應為北京《新民報》日刊。

又及

鄭曼對《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的“更正表”

臧、鄭二人的確對《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做了仔細校訂，信中提到隨附的“更正表”，足足列了整三頁。臧信說改動不大，“極少數”，或是在他看來這些改動本屬細微調整，不涉大局，或是免讓王恒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徒增憂心。按王恒的手抄稿，系謄寫在“山東省藝術研究所”格紙上，每頁三百字，共有十一頁半。“更正表”根據手抄稿的頁次、行數，逐一標明了修改情況，從某句話的重新組織、使用詞匯的先后順序（例如第四頁第六行寫到共產黨員莊龍甲，被山東反動當局“已經槍斃二十年了”，改為“槍斃已經二十年了”），到某個標點的斟酌（例如第一頁第六行寫到“抗日，解放戰爭”，改為“抗日、解放戰爭”），前后大大小小改動共計五十八處。

根據鄭曼五月七日信文，修訂稿完成后，立即用特快專遞寄往了山東文藝出版社，畢竟《臧克家文集》后三卷出版已是迫在眉睫。過了約一個月，他們的次子臧樂安、小女鄭蘇伊共赴濟南，親自參與《文集》四至六卷清樣的校改和對紅工作，六月十二日寫給父母家人的信中就提到“每天早起晚睡，廢寢忘食，一天要看七八萬字”，“第四卷已快看完”。這在臧克家發表于當時的《家書泉城來》一文中也有生動展現（原載《北京晚報》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此處引自《臧克家全集》第六卷，220-223頁）。從后來可知，《老牛校長——王祝晨》一文，終以臧、鄭校訂過的模樣，收錄進了《臧克家文集》第四卷，如期出版。

再看王恒，收到臧、鄭二人的寄信后，他也馬上按照“更正表”所示，將每處改動均恭敬謄錄到了自己的手抄件備份稿上，進而轉交齊河文史委。由此保證了兩年后印行的《王祝晨專輯》所收《老牛校長》的文字內容，能夠與《臧克家文集》保持一致。在此過程中，王恒先生的貢獻不應被忘記。

臧克家先生晚年工作照片

鄭曼回信正文的末段，還順便說到了兩件事。一是提到“第一師范校慶紀念冊，想已出來了”，指的是濟南一中（前身為山東省立第一師范）為迎接建校九十周年，曾向在此求學過的校友征集回憶文章，臧克家以“身體和精力不如從前”為由，便沒有寫。但翻覽后來編印成冊的征文合集——《悠悠母校情》（濟南一中校友總會編，一九九三年十月），可知臧克家為母校寫了“桃李滿天下濟南第一中學九十周年紀念”的賀詞，被印制在該書扉頁。文集封面上的書名題簽，則出自同為校友的季羨林之手。第二件事，關于《師范群英光耀中華》叢書。按，該叢書其實并非如鄭信所說由濟南師范學校擬出（具體參見其“出版說明”），或因作者之一的馬惠卿在此任職，所以造成了這種誤解。馬文借用李商隱的詩句“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為題，勾勒了臧克家的成長和創作歷程，刊于該叢書的第七卷上冊（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192-201頁）。

嚴格來說，這兩件事都與王恒沒有直接關系，但無疑都關涉在臧克家求知、啟蒙的過程中，那段難忘的山東省立一師歲月。鄭曼可能確屬無意述及，但或許也希望收信人轉告“山東父老”，對一位老人的繁忙和辛勞，能有所知曉并多多體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