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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Nakba”紀念活動的重要儀式還包括老一輩難民向新一代移交象征家園的舊屋鑰匙。（圖片來源： Issam R imaw i/Flash 90）

“Nakba”記憶作為集體身份認同的主要動力和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所產生的強大集體情感，對巴以和平進程構成了嚴重政治制約。建基于“Nakba”記憶之上的難民回歸權，尤其成為巴以和平進程中難以回避的議題。特朗普政府無視難民回歸權而推出的“世紀方案”，注定只能是一廂情愿。

2019年5月，獨立日紀念，歐歌會，盛大的煙火表演，以“創新國度”蜚聲全球的猶太國一派欣欣向榮景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為建國以來的巨大成就歡欣鼓舞。

但在隔離墻另一邊的難民營，以及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社區，巴勒斯坦人正在舉行大規模集會、游行和抗議，以紀念他們的先輩在1948年戰爭期間被迫舍家離鄉，從此開始漫無盡頭、艱辛悲慘的難民生活。巴勒斯坦各派領導人、以色列議會中的阿拉伯裔議員參加各地的“Nakba”悼念活動，誓言決不放棄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反對特朗普政府的所謂“世紀方案”。而以色列利庫德集團議員達楊（Uzi Dayan）則譴責“Nakba”紀念活動和阿拉伯議員的發言，稱“71年過去了，你們啥也沒變。你們沉浸在1948年，而我們正向2048年進軍”。

自新世紀以來，巴勒斯坦人關于“Nakba”的記憶，在巴以關系發展進程中凸現出來，深刻影響著巴以沖突與和平進程。

“Nakba”之于巴以的不同意義

“Nakba”指 稱1948年 巴 勒斯坦人的民族“大浩劫”，即以色列人所稱的“獨立戰爭”（又稱“第一次中東戰爭”）導致近70萬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或被驅逐，淪為難民。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阿、猶兩大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區實行分治的決議。隨后，阿、猶之間的武裝沖突爆發。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獨立建國，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于次日派兵進入巴勒斯坦，向以色列開戰。以色列人所稱的“獨立戰爭”由此爆發。到1949年8月，以色列取得戰爭勝利，猶太民族得以結束近2000年的流散狀態，回歸故土重建“民族家園”。但是，巴勒斯坦人卻與民族獨立和建國失之交臂，淪落為一個被占領和流散的民族。

在武裝沖突過程中，部分出于報復，部分出于盡量“清除”未來猶太國家境內巴勒斯坦人的戰略目的，猶太武裝對巴勒斯坦平民實施了一系列集體屠殺和武力驅逐。典型如猶太右翼武裝（伊爾貢、萊希等）于1948年4月制造的代爾亞辛（Deir Yassin）事件和以色列國防軍前身“哈加納”于1948年7月在呂大城實施大規模屠殺。這些事件在巴勒斯坦人中造成大恐慌，導致許多人逃離家園或被驅逐。這場戰爭還導致500多個巴勒斯坦村鎮毀于戰火，或在占領后被摧毀。大規模難民潮涌向加沙、約旦河西岸，以及周邊阿拉伯國家，龐大的難民社區由此生成，迄今已經膨脹到近500萬人。繼續留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則淪落為猶太國的“二等公民”。由此，巴勒斯坦一方將以色列的獨立建國視為一場民族大浩劫，并將以色列“獨立日”的次日（5月15日）作為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即“Nakba”日。代爾亞辛大屠殺尤其成為“Nakba”的象征性事件。

長期以來，阿（巴）、以雙方對1948年戰爭和巴勒斯坦人大劫難堅持截然相反的歷史敘事，并以此塑造或解構“Nakba”記憶。

阿拉伯方面將錫安主義運動視為西方殖民勢力在中東地區的代言人,而“Nakba”則是錫安主義運動對巴勒斯坦人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地實施“種族清洗”的結果。對于巴勒斯坦人而言，“Nakba”是全民族大失敗、大劫難和大流亡的開始，是現代巴勒斯坦歷史的轉折點、分水嶺。從此，巴勒斯坦歷史斷裂成“Nakba前”和“Nakba后”兩個階段。長期以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暴行和壓迫，以及各地流亡巴勒斯坦人暗無天日的悲慘狀況，使得“Nakba”成為巴勒斯坦人仍在流血的傷口，也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一再重演、揮之不去的體驗。由此，“Nakba”記憶成為分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紐帶，在巴勒斯坦身份建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

以色列官方則一直堅持1948年戰爭為歷經納粹大屠殺劫難、無家可歸的猶太民族爭取解放的“獨立戰爭”，并將巴勒斯坦人的逃亡歸于躲避戰禍的自愿逃離，或受阿拉伯領導人的要求或命令。鑒于猶太武裝在獨立戰爭期間的罪責問題可能對以色列建國的正當性帶來巨大沖擊，絕大多數當事人奉行斷然否定或選擇性遺忘的立場，而主流學者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上也實施一種“愛國主義”自我審查。

但是，以色列主流的歷史敘事并不堅實。關于猶太武裝在“Nakba”中的歷史罪責，經由當時人的回憶和見證、歷史學家基于檔案的研究而公諸于世。刻意維持的歷史禁忌，也難以克服以色列獨立建國所帶來的道德困頓。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為代表的以色列“新歷史學家”曾打破禁忌，揭露以色列主流關于1948年“獨立戰爭”的歷史神話。莫里斯雖然堅稱以色列“別無選擇”，而且阿以雙方在巴勒斯坦難民的產生問題上存在“共同責任”。但他的研究仍然揭示了獨立戰爭中猶太武裝對巴勒斯坦人屠殺、驅逐等暴行。秉持“后錫安主義”激進立場的艾蘭·佩普，則在《現代巴勒斯坦史》一書中將驅逐巴勒斯坦人描述為以色列方面有預謀、有計劃的行動，并揭示了哈加納受命“清除”巴勒斯坦人的歷史事實。他還將1948年3月至1949年1月包括哈加納在內的猶太武裝的屠殺和清除行動定性為“種族清洗”。

對于那些試圖直面歷史的以 色 列/猶 太 人 而 言，“Nakba”正是錫安主義的暗黑隱私，讓他們難以找到內心的安寧。阿里·沙維特在論及哈加納制造呂大城大屠殺時稱，“我們將面臨審判”，而“正義并不在我們這邊”。他一方面對猶太武裝的行動表示理解，認為其不可避免和別無選擇；另一方面，在他的意象中，總有一群無家可歸的巴勒斯坦人，頂著沉重的熱浪，永不停步地躑躅行進。

在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中，阿摩司·奧茲也以一種象征性、個體化的方式表達了以色列社會心理中埋藏的對于巴勒斯坦人的深深愧疚感：小說主人公8歲時到阿拉伯富商的莊園做客，遇到名叫阿愛莎的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猶太民族代言人自居，向小姑娘宣傳兩個民族友好共處的的道理，并爬樹掄錘展示“新希伯來人”的風采。結果卻嚴重誤傷了阿愛莎年幼的弟弟。數十年過去，阿愛莎一家早已不知去處。但他們的命運仍然讓主人公牽腸掛肚。他一方面為猶太人在戰爭中把他們（阿拉伯人）打得落花流水而快樂，另一方面卻為腦海中一再重現的阿愛莎默默將昏迷的弟弟抱在懷中的場景而悲哀恐懼、心如刀絞。阿愛莎可能在極端惡劣的難民營漸漸枯萎老去，而幸運的猶太人居住在她家美麗的莊園，這種現實落差，也讓主人公難以釋懷。

“遺忘的迷霧”：以色列如何壓制和消解Nakba記憶？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不列顛人的亞瑟王借助母龍釋放迷霧，令人忘卻征服帶來的暴力和仇恨，從而維護其征服和統治。鑒于記憶對個體或集體身份意識、情感和社會行為的重要影響，主導性的政治勢力往往高度重視爭奪和掌控記憶塑造中的主導權。諳熟記憶政治實踐的以色列政治精英，也長期致力于控制巴勒斯坦人的記憶生產和傳播。“Nakba”記憶所包含的對以色列建國合法性的否定，對以色列占領的反抗以及對難民回歸權的堅持，都讓以色列感到“如鯁在喉”。對巴勒斯坦人“除名毀憶”，壓制和消解“Nakba”記憶，正是建國以來以色列的長期政策。

在以色列建國前，猶太民族經歷了十多個世紀的大流散，而阿拉伯人等其他族裔群體的人們已經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活了上千年。如何加強猶太新移民與新猶太國和新征服土地之間的精神紐帶，并切斷流亡巴勒斯坦人對故土的關聯？這成為以色列新政府面臨的嚴峻問題。更名、考古、造林、殖民等多項政策相輔相成，共同彰顯和鞏固以色列對疆土的掌控，并抹除巴勒斯坦人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和記憶。

地名改變首當其沖。早在建國前就已經啟動的更名工作，在建國后得以加速。1949年7月，以色列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地名委員會”，由時任總理本-古里安親自督察，實施一項“希伯來化”計劃，消除全國各地、山脈、河谷、水泉和道路的阿拉伯命名，冠以希伯來文地名。這項行動于1951年完成，有些地名由阿拉伯語譯成了希伯來語，有些則直接被希伯來語替代。費舍爾街變成了耶胡達·哈亞米特街。甚至一些穆斯林圣地和圣人之墓，也被改成了猶太人或《圣經》中的圣地名稱。借助新地圖和地理教育，這些新地名得以在以色列民眾心中扎根，拉近了他們與國土之間的精神關聯。

《圣經》考古是一項最能為新移民提供猶太民族“歷史之根”和“圣地紐帶”的依據，幫助他們驅除對新國家的疏離感，也有助于贏得國際社會認可以色列擁有新疆土的合法性。因此，考古在建國后的以色列社會擁有一種崇高的地位；在六日戰爭中以色列掌控整個耶路撒冷以后，又進一步成為一種引發全民狂熱的行動。建國初期的許多以色列軍政要員，如本-古里安、摩西·達楊、伊戈爾·亞丁等都熱衷于圣地考古事業。但致力于發掘猶太民族與《圣經》時代巴勒斯坦地區歷史關聯的考古，呈現出明顯的選擇性。在一個個《圣經》時代重大考古發現被公諸于世，引發世界驚嘆贊譽的同時，推土機也在無情地摧毀古代巴勒斯坦人的遺跡和中世紀以來的伊斯蘭建筑陳跡。

建國以后，以色列還通過“猶太民族基金會”大舉在全境造林綠化，以告慰納粹大屠殺死難者，彰顯錫安主義運動的道德優越性。但此種造林綠化行動也隱藏著消除阿拉伯人歷史痕跡的意圖。猶太民族基金會是錫安主義運動在巴勒斯坦開展殖民事業的主要組織，長期致力于從阿拉伯人那里獲取土地和其他資產，轉租給猶太定居者所用。建國后，該組織在以色列國防軍驅逐阿拉伯居民的基礎上，借助推土機改變原有的樹林和地貌，大量毀掉阿拉伯人種植的橄欖樹，改種來自歐洲的松、柏，綠洗“Nakba”。該組織負責建造的幾乎每一片森林，都有著以色列希望抹除的阿拉伯廢墟。在連通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旁，有一個名為“加拿大公園”的以色列國家級森林公園。該公園占地8萬英畝，就建在三個阿拉伯舊村莊遺址上。在約書亞(A.B.Yehoshua)的小說《面對森林》中，阿拉伯裔護林員在他看護的以色列森林點燃一場大火，使森林化為灰燼，由此，巴勒斯坦村莊被毀滅掩埋的痕跡原形畢露。

劫奪和破壞巴勒斯坦人擁有的相關文獻資料，也是以色列壓制乃至摧毀“Nakba”記憶的重要舉措。兩家研究機構的命運很有代表性。黎巴嫩貝魯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和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會”都曾收集和保存大量有關巴勒斯坦歷史的文獻資料。1982年9月，以色列軍方襲擊貝魯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以及其他涉及巴勒斯坦歷史和文化的機構，并將其中的數萬卷珍貴文獻資料洗劫一空。1983年以色列軍方出動戰機實施轟炸，摧毀了該中心。2001年8月，“阿拉伯研究會”則在以色列文物局命令下被征收，其收藏的大批資料被充公。這些機構被毀對巴勒斯坦歷史和文化研究造成的損失難以彌補。

以色列國內相關機構也保存了大量關于獨立戰爭期間的相關檔案。在80年代至新世紀初，這些機構都曾經根據以色列檔案法向公眾開放到期檔案。在研究以色列建國前后歷史過程中，莫里斯等“新歷史學家”就曾發現并運用了大量來自建國前后猶太武裝組織、工黨中央委員會等機構保存的檔案。但新世紀以來，以色列國防軍下屬的 “秘密安全局（Malmab）”已經派人到多所檔案收藏機構審查，以影響以色列安全為由，將大量已經解密的涉及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檔案重新封存。在一次訪談中，曾在“秘密安全局”任職的官員坦言，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封存這些檔案，就在于擔心其激起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探尋，影響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封存這些檔案的直接動機，就是從可信度方面削弱有損以色列歷史形象的學術研究。

典型如以色列外交部保存的代爾亞辛事件密函。這些密函因以色列外交部1969年給外交使團的宣傳冊而起，該宣傳冊由莫里斯父親所作。該宣傳冊稱代爾亞辛事件是阿拉伯方面的“發明”，不曾發生。1971年，當年曾任以色列軍隊高層的一些左翼工黨成員致信外交部抗議，確認右翼武裝曾在代爾亞辛對巴勒斯坦平民實施大規模屠殺等暴行。在抗議下，外交部不得不封存了這些宣傳冊。2003—2004年間，莫里斯曾在研究中閱讀并引用這些密函，但在2018年重新申請閱讀時被拒。

有關建國前后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檔案保密期也一再延長。2010年，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曾經以國家安全需要為由，下令將國防軍、辛貝特、摩薩德、原子能委員會和生物研究所等部門高度機密的檔案保密期延長20年；到2018年，又下令進一步延長了20年。與獨立戰爭有關的檔案，因涉及到錫安主義領導人和猶太武裝關于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立場和舉措，被視為有損以色列的公共外交和國家形象，也被納入延長保密期的范圍。

針對以色列國內巴勒斯坦人和猶太左翼中興起的“Nakba”紀念活動，猶太右翼也試圖加以壓制。2011年3月，以色列議會在右翼勢力的推動下通過了“Nakba法”，規定任何公共機構若不尊重“國旗和國家象征”，以色列政府將切斷或削減對其財政資助。對于法案的支持者而言，獨立日就是國家的重要象征之一；將獨立日視為哀悼日，自然就屬于對國家象征的褻瀆。

除了這些防守性的壓制策略，以色列還通過追究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歷史罪責，反擊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戰”。一方面，積極追究中東國家驅除和迫害猶太人的歷史罪責。阿以經歷多輪沖突，近86萬猶太人為此受到中東國家驅逐或在反猶騷亂中逃亡，大量財產喪失。逃亡的苦難歷程，以及他們來到以色列的長期不利地位，近年來不時以親歷者的記憶見諸媒體。2019年1月5日以色列政府還就此發表正式聲明，要求突尼斯、摩洛哥等8國向以色列補償2500億美元。另一方面，指控巴勒斯坦宗教領袖在納粹大屠殺中的歷史罪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多次宣稱，正是巴勒斯坦大穆夫提阿明·阿爾-侯賽尼（Amin al-Husseini）游說希特勒，使后者將對猶太人的政策從驅逐升級為種族滅絕。這一指控未能在歷史學界獲得認可，卻被以色列右翼一再提及。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如何建構Nakba記憶？

作為一種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身份需要依托疆土、語言和共同記憶等要素才得以維系。喪失故土之后，共同記憶成為巴勒斯坦“共同體”想象和情感的主要來源。難以實現的獨立建國夢想，分崩離析的難民社區，時刻遭受剝奪的基本權利和尊嚴，苦難艱辛的難民生活，以及難以排遣的“鄉愁”，都驅使巴勒斯坦人建立一種基于“Nakba”記憶的集體身份認同。面對以色列強權占領和 “除名毀憶”，“Nakba”記憶日益成為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實施文化抵抗和維權的武器。

在難民營，背井離鄉的巴勒斯坦人用各種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實踐“Nakba”記憶，以不忘失去的故土。他們在難民營往往以舊村莊單位聚居，維護舊有的社會關系和傳統習俗，甚至選擇村莊內部通婚。他們以在舊村莊時熟悉的名稱命名難民營、街道、孩童、學校和企業。他們保存著舊的房契、地契、身份證明、信件、舊宅鑰匙、舊巴勒斯坦地圖等象征故土家園的物品。2000年，以色列《國土報》記者阿里·沙維特采訪流亡美國的著名巴勒斯坦知識分子愛德華·W.薩義德時，就發現后者辦公室里擺著一副鍍金的巴勒斯坦完整地圖。伴隨著老一代難民的老去，這些物品的代際移交也往往成為一種延續記憶的莊嚴儀式。難民社區還積極建立舊鄰里協會或俱樂部，以提升年輕一代的記憶。

難民知識分子也以書寫和展現民族創傷和流亡生活體驗為主要的文藝和歷史創作題材。“Nakba”記憶在巴勒斯坦人的藝術活動中尤其被置于中心位置。薩義德的著述大多數以巴勒斯坦問題為題材，以深邃犀利的言辭批判著西方殖民主義帶給中東的災難和西方知識界的“東方主義”偏見，積極倡導以文化和記憶來抵抗占領和遺忘。著名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馬哈茂德·達維什的詩作，如膾炙人口的《最后的天空之后》等，大多寄思記憶中的故土家園，抒發巴勒斯坦人的喪家離鄉之痛。這些知識分子的創作，傾吐著巴勒斯坦人的哀思和憤懣，支持著他們抵抗壓迫和占領的信念和激情。

巴勒斯坦國家檔案體系的缺乏，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文獻檔案的控制、劫奪、破壞，使得聚焦精英視角的自上而下的巴勒斯坦歷史缺乏堅實的檔案文獻基礎，驅使20世紀末巴勒斯坦人以口述史為主要方式重建難民歷史，并解決歷史知識生產和傳播中的不平衡局面。體現非精英視角的自下而上的巴勒斯坦歷史興起，成為“Nakba”記憶建構中的重要史學形式。相關研究機構收集、整理、傳播的難民訪談記錄，見諸媒體的個人回憶，都借助現代化媒體將許多難民個體和家庭的鮮活經歷，以一種直觀生動的方式展現在大眾面前。

鑒于集體記憶在民族身份建構和政治動員中的重要性，1998年，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將每年的5月15日設為官方的“Nakba”紀念日。在年度“Nakba”紀念活動中，巴勒斯坦領導人發表演說，民眾開展大規模游行，孩子們舉著寫有被毀村鎮名稱的標語牌或巨大的鑰匙參加游行，以及舉辦主題藝術展等。1998年“Nakba”紀念活動的重要儀式還包括老一輩難民向新一代移交象征家園的舊屋鑰匙。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還通過教育系統來強化“Nakba”記憶，如在教科書和教師指導用書中以大量篇幅提供充實的內容。此外，民

族權力機構還積極推動關于戰前巴勒斯坦社區的學術研究，資料收集、整理和傳播，以及舊社區居民的團聚活動。

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也積極參與塑造“Nakba”記憶，非政府組織在其中尤其活躍。1991年成立的“阿克薩圣地保護協會”長期致力于尋找和維護老清真寺和舊墓地，游說以色列政府重新開放舊清真寺的祈禱。1995年成立的“以色列國內難民維權協會”則積極組織相關論壇、出版簡報、組織青少年夏令營和 “回 鄉 尋根游”等方式，以駁斥以色列方面的歷史敘事，維護巴勒斯坦人對故土的記憶和情感紐帶。1998年開始，該協會還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共同組織一年一度的“回歸大游行”。

巴勒斯坦人塑造“Nakba”記憶的努力，在以色列社會內部也獲得部分回應。忠于歷史、 “直面歷史”的呼聲，在部分以色列猶太人中也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潮流。2012年，特拉維夫大學的學生曾在校園舉行 “Nakba”紀念活動。非政府組織Zochrot也獲得了一些猶太人的支持。自2002年開始，該組織積極推動以色列社會提升關于“Nakba”的了解、認知和記憶，從而為難民回歸權探索新方案。2014年，該組織開發出一款名為iNakaba的APP，其中包含了舊地圖和地名、歷史和逃離難民的證詞等內容。

記憶不滅，抗爭不止。巴以之間的圍繞現實問題的紛爭，與尖銳復雜的“歷史戰”交錯混雜，相互助推。以色列將大屠殺記憶作為塑造國民身份認同和政治動員的強大武器。巴勒斯坦同樣將自身的創傷記憶，即 “Nakba”記憶，作為集體身份認同的主要動力和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這一記憶產生的強大集體情感，對和平進程構成了嚴重政治制約。建基于“Nakba”記憶之上的難民回歸權，尤其成為巴以和平進程中難以回避的議題。特朗普政府無視難民回歸權而推出的 “世紀方案”，注定只能是一廂情愿。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