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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由《十月》雜志社、中國作家網聯合主辦的十月青年論壇第十一期“當代文學70年：文學與青年”主題討論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本次論壇由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李洱與中國作家網總編輯劉秀娟主持，賀紹俊、陳福民、劉瓊、張莉、楊慶祥等14位評論家與會。

從《新青年》到《創業史》，從“八十年代新一代”到當下的“小資”和“佛系”青年，青年始終是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進程的“同時代人”。一代代青年寫作者在感受時代和表達自我中完成精神的成人式，并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為文學貢獻新的話語與行動能量。

如何理解七十年青年形象的變遷？誰在命名和定義青年？今天的青年寫作者如何構建和重塑自我形象？他們是否為文學帶來新鮮的、破與立意義上的變化與可能？……這次論壇直播觸及了諸多關于文學與青年的話題，給觀眾帶來了多角度的啟發和思考。參與討論的嘉賓們從歷史文本中對青年與文學的關系做了必要的梳理和回顧。

論壇現場

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賀紹俊發言的題目是“文學革命造就文學青年”。他談到，“近代以來最大的文學革命是100年以前的白話文運動，結束了古典文學時代，開啟了以現代漢語為基礎的新文學時代。沒有這場文學革命就沒有今天的文學，造就了魯迅、陳獨秀、劉半農、周作人等一批響當當的文學青年。1949年隨著新中國成立，帶來的文學革命又產生了新的文學形態，涌現出一批新的作家。這批文學青年最先感知了新中國青春朝氣，寫這種青春朝氣也就成為了我們當代文學的底色。

1980年之后的先鋒文學潮，打開了中國文學另外的空間，拓寬了當代文學表現的空間。這場文學革命走出了莫言、余華、格非、馬原、殘雪等文學青年。80后可以說是新世紀的文學青年，他們更多沉浸在自我狂歡的青春文學中。”他著重提到了網絡文學在新世紀的發展，對中國文學空間的打開、新的載體的出現，對中國文學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在另外一個戰場上開辟了一場文學革命。他認為，文學革命之所以發生，分為內部機制的原因和外部機制的原因。像100年以前的白話文運動，主要是外部機制催生的。發生在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潮的文學革命主要是內部機制催生的。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以“文學作品中的青年形象變遷”為題，回顧了從陳獨秀的《敬告青年》開始，一直到100年來中國文學青年形象的變遷。她認為，“文學反映我們的時代。如果文學可以塑造我們的現實，或者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生活，那么文學中的青年形象不僅僅只是時代或者現實的反映物，會超越時代、超越具體個人的環境，成為藝術家的作品。”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表示，要談論青年或者青年形象應該回到一個歷史原點的時刻，青年形象、青年話語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產物。在他看來，中國的語境里面有兩個作品是值得考究的，一篇是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一篇是吳趼人《新石頭記》，一個強調文化的斷裂，一個強調文化的延續，提供了兩種現代的關于青年和青年文化的思路。他提到，青年話語和整個現代國家話語是完全捆綁在一起的，這種思想的起源就奠定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內涵。

嘉賓還談到了他們對當下青年書寫中歷史主體責任感逐漸淡薄的憂慮。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福民談到，青年問題首先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表征著一種現代性的焦慮。青年作為一種革命的力量，作為現代社會最大的推動力，一直被賦予著一個民族現代自覺和覺醒的期待。1950年代《創業史》中的梁生寶，體現了新中國的一種沖動，是一個自覺承擔歷史責任的新人形象；1980年代《赤橙黃綠青藍紫》中的劉思佳成為社會轉型中“迷惘的一代”；進入新世紀，散落活躍在文學文本中的不同體裁當中的各類青年形象，這個時候它的歷史主體責任感已經變得不清晰了。因此，他也對作家們提出了期待，希望在未來的寫作當中，創作者能夠進一步厘定青年在社會中的關系，研究生產力和社會史的變遷，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處在歷史夾縫當中但同時也仍然是一個恰當的歷史位置當中的青年形象。

《文藝報》新聞部主任李云雷論述了“時代”“新人”與“時代新人”三個主題。他認為文學應當捕捉到歷史變遷中的新的青年形象和國家經歷的事實性變革。當前，中國正處于崛起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新一代的青年應該煥發出更多的理想和熱情，來召喚真正屬于他們的時代，也召喚我們中國真正崛起的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認為青年形象是引領時代的，要反哺老一代的文化。他還指出，一個人如果不能對歷史負責任，就會死于歷史的壓力，并呼吁回顧到現代文學的發端時間，重新想象一個青春的中國。

關于當代作品中越來越多的失落青年形象的描寫，與會嘉賓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解放軍報》評論版主編傅逸塵對文學作品中過多出現失落青年的形象表示質疑，他認為：“當我們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的形象在世界上越發站立起來的時候，我們應該堅持從正面的角度充分地傳播和書寫。當代中國青年尤其是中國軍人積極向上、陽剛雄健的形象和美學，值得我們用文學記錄。”

學術主持、茅盾文學獎得主李洱認為經濟學和成功學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義上，當代作家寫到的失敗青年，在經濟學和成功學意義上是失敗的。而實際上這里面層次非常多。書寫失敗青年的作家仿佛寫下了他們早年的一些失敗的影子，或者是他寫到了他們同代人的失敗，但是他本人的成功經驗沒有寫進去。李洱認為，消極的自由和消極的權利應該維護，積極的自由和積極的權利也必須得到張揚。

針對作家本身的青年屬性，嘉賓們也進行了討論。

《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劉瓊從創作主體方面指出，是新青年創造和奠定了我們的新文學。像郭沫若29歲寫《女神》，曹禺23歲寫《雷雨》，胡適27歲寫《文學改良芻義》，王蒙寫《青春萬歲》的時候只有19歲等等。這樣就形成了青年建立了新的文學，奠定了新的文學基礎，這種傳統延續新到中國以后的七十年。

《十月》雜志主編陳東捷則從編輯的角度談“文學與青年”。他講起了創辦“十月青年論壇”的初衷，《十月》雜志一直以來比較關注青年作家的發掘和推出，很多作家的作品也許還沒有達到完美，但他們特別有活力。舉辦“十月青年論壇”，就是為當下文學提供一個討論和交流的精神生活空間，讓有影響力的青年評論家與作家、編輯一起探討文本，進行嚴肅地批評交鋒，進而回歸文學期刊作為公共空間的光榮傳統。他還談到了《十月》雜志與青年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小說新干線”。該欄目從1999年創辦，距今整整20年，目前已推出100多位作者，為中國文學提供了很多杰出的作品。

中央黨校副教授叢治辰探討了“文學的青年屬性和青年的文學屬性”。他認為，文學的青年屬性體現在文學的作者、文學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以及文學作品的寫作對象等諸多方面。同時青年在生理性、社會性上，與文學具有一定的同構關系。文學的抒情性與青年人表達的沖動、初入社會的理想主義構成了繁復的關系，使他們相互選擇，相互塑造。

關于文學作品中青年形象和青年創作主體的地方性特征，嘉賓們進行了探討和分享。

《人民文學》雜志編輯劉汀一直關注的話題是“小鎮青年”。他談到，小鎮青年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層面上都不可忽視的群體。這個“小鎮青年”指的是人群在文化狀態、心理狀態上不同于“城市青年”和“鄉村青年”的劃分方式。這個龐大的群體活躍在各種自媒體上，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某種程度上甚至影響著我們對于當下青年形象和國家形象的認知。在文學層面，“小鎮青年”還沒有特別有代表性的形象，已經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小鎮青年”與現實中這個人群的生活存在隔閡。他們的心理、形象、精神狀態與消費過程都是有待于我們去更好地書寫、去關注。

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副研究員岳雯談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寫作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弱者的抵抗”，對地方性的強調、地方性情感的抒發，讓文學有了各自的面貌。比如雙雪濤等新東北作家群帶動了東北作家熱，王占黑的《街道江湖》描摹了南方小城的印象，周愷的《苔》則展現了四川樂山的地方性性格，包括極具代表性的金宇澄的《繁花》，使地方性寫作蔚為大觀。她認為，當下地方性寫作呈現出三個特點：第一，方言在寫作中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分量；第二，當前青年作家寫作中，地方性有了整體性的味道，在談地方的時候，其實背后有一個隱而不張的概念，那就是國家；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將地方性延展為一個敞開的概念，讓世界涌入到地方，然后在與世界的互動中呈現出地方的堅韌。

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湯俏探討的主題是“海外青年作家的寫作”。海外華人文壇寫作通常有兩類：一種是回望故土，另外一種是對在地國生活的寫作。但當下70后、80后作家的回望和寫作與他們的50后、60后前輩呈現出不同的風格。新一代的海外華語作家面對的東西方的文化沖突沒有那么尖銳，更多的是游歷、遇見、融入，他們是一種生活在雙重邊緣的雙向的他者，呈現在他們作品里的中國書寫、異國書寫都是對于當代文壇的一種互證，共同呈現出當下的圖景，這是海外青年創作的一個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