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余紅艷從地域維度出發，將康巴作家群的書寫范式命名為“高地書寫”，并以格絨追美、亮炯·朗薩、達真為個案，探討它們或者通過追尋與闡釋藏地文化傳統精神內核來對抗現代文明“病”，或者試圖為現代人樹立理想標桿，或者欲為多民族的和與共存提供范例證明。他們試圖用康巴文化精神來審視族群、國家，審視當下，凸顯了其在精神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的價值，把相對于中原來說在政治和經濟上處于邊緣地帶的康巴地區變為在文化上、文學上和精神空間上的高地。“在康巴書寫中國”，是少數民族文學提供給中國文化的一種新的角度。

——主持人劉大先

康巴作家群的高地寫作

余紅艷

康巴作家群是以康地藏族作家為主的多民族作家群。2012年在甘孜州被提出后即在甘孜州文聯和州委州政府的推動下，發布書系、召開研討會，在國內文壇引起一定反響。作家群中部分藏族漢語作家，如格絨追美、亮炯·朗薩、達真，其寫作以挖掘和表述康藏地域文化精神內涵為主，塑造康藏地域文化形象，凸顯康藏地域文化在現代文明建構中的巨大意義與價值。其寫作，可謂高地寫作。

地處高原、位于四川省西部的甘孜州，處于“中國最高一級階梯向第二級階梯云貴高原和四川盆地過渡地帶。” 州內地勢高亢、高山云集，屬丘狀高原區、高山原區、高山峽（深）谷區“三高”地區。 高地位置賦予康藏寫作者“一覽眾山小”的高地視野，以及向東俯視的“西高”視野（不是向西仰視和攀登的視野）。

一、格絨追美：堅守藏文化核心

背靠青藏高原和藏族文化，面向中原，面向勢不可擋的現代化進程，格絨追美回望故土，為故土所受的沖擊黯然。他試圖通過闡釋康巴藏地的文化精神和藏傳佛教的核心教義，為處于現代化危機中的人們指出方向。其寫作因此帶上佛性眼光和神性色彩。又由于他深知時代大勢及個人力量的卑微，所以他的寫作摻雜著深重的憂慮。

格絨追美對藏地文化的發掘和堅守經歷了一個過程。最初他是看不起本族文化的。他從小在藏族村寨長大，接受漢語教育，小說《古宅》便寫了一個在大城市里讀了大學的藏族青年，回到村寨后再也不能理解親人與村民。 隨著閱歷的增長，格絨追美逐漸認識到：“文明沒有高下，沒有標準” 。于是他開始反思本族文化存在的價值，反思本族文化受到的沖擊。其創作主題便落實到了對藏文化的堅守上。

他發現“藏族文化不僅是民族文化，而且是一種世界文化。” 尤其是藏傳佛教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對當前人類社會具有獨特的精神價值。從雪山（鄉城）來到城市（康定），格絨追美體會到城市人口的不安，感到城市與鄉村人口的浮躁和充滿欲望， 他決定用藏傳佛教來拯救世道人心。

從《失去時間的村莊》到《隱蔽的臉》，格絨追美從鄉村出發，思考人類命運，思考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他表征雪域高原的藏傳佛教文化，試圖用其所蘊含的精神力量去昭示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人類，去喚醒被欲望沖昏頭腦的部分人群。長篇小說《隱蔽的臉》中書寫對傳統藏人生活和藏地生命本來形態，希望村莊中人能面對現代文明沖擊，作出正確的價值抉擇，堅守藏文化核心，不在外來沖擊中潰敗。

格絨追美試圖通過文本，通過筆下的青藏高原和村莊，把有價值的、有益的、獨特的藏地文化精髓呈現給讀者，并在文本中構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他隨后寫的《青藏時光》《青藏辭典》都在開掘青藏高原的文化精神。在展示他的哲學觀的同時，他始終沒放棄語言、文體、審美性的探索。他堅持回到人本身的生命狀態里，寫普通人的感受：“作家應該立足于人的基本概念來寫，寫出人類的普遍性，這是最關鍵的……在構筑小說文本時，作家要退出去，寫人的時候，要想辦法進入人的內心來寫，這樣會更貼近真實，貼近土地，進入文化內核。”

總之，格絨追美的寫作既不是“景觀化、表淺式抒寫”，也不是奇風異俗的展示，也不是純粹哲學文本的表達。他相信：“面對物欲橫流的世界，來自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的文字一定會給技巧無比純熟卻缺乏神性光芒的中國文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我還不敢說帶來震蕩。”

二、亮炯·朗薩：塑造理想性格

亮炯·朗薩用兩部小說為人們塑造了康巴人的理想人格，給傳統失落的藏地帶來亮光和希望。

徐琴說亮炯·朗薩在“創作中張揚著一種理想主義精神，這就是對康巴精神的追尋，對理想健全人格的塑造，對亢昂奮進的民族精神的張揚。” 確實，亮炯·朗薩筆下多鐵骨柔情、堅強英俊的康巴漢子和獨立堅強、敢愛敢恨的康巴女子。她在他們身上寄予了期望，賦予他們以完美性格，期待他們重塑康巴兒女的神采風韻。

第一部小說《布隆德誓言》展現的是傳統康巴兒女的精神風貌。小說重點刻畫了康巴漢子的英姿和陽剛，英俊高貴、堅忍頑強和情真意切，展現了康巴兒女愛恨分明、果敢勇猛的作風和本真生命力。另一部小說《尋找康巴漢子》則用平實的故事，甚至是寫實的口吻，展示了失去了劍與火、馬與刀后的康巴漢子的當代風貌，塑造了一個英俊挺拔、聰明智慧、善良正義的藏族青年尼瑪吾杰。

如果說在《布隆德誓言》中亮炯·朗薩表揚了傳統康巴漢子的英勇本性，那么，在尼瑪吾杰身上，亮炯·朗薩則表揚了新一代康巴漢子的智慧，表揚他們身上的超強意志、理想追求、激情才學、膽識和實踐力，以及良知、公正、公信力。這樣的康巴漢子在當下同樣能撐起一片天，同樣可為錚錚鐵骨，為民族的優秀男兒。從《布隆德誓言》到《追尋康巴漢子》，從追求生命的自由表達到追求心靈的真正快樂，亮炯·朗薩實現了康巴漢子精神的當下轉換，實現了她對康藏精神家園的謳歌與守護。

亮炯·朗薩表示，自己之所以不斷書寫康巴漢子，是希望為現代世界樹立康巴漢子的完美形象，希望為世間貢獻一些康巴漢子這樣的人才。亮炯·朗薩認為，中原內地“年輕人對漢民族傳統文化的承襲在減弱”，其精神家園正遭到侵蝕，只有在“封閉的高原，這樣的影響還沒有那么明顯”。 亮炯·朗薩于是想通過對藏地高原人群面貌的書寫，找到守護藏人或者說人類精神家園的途徑：在現代化進程無法抵擋的當代，應該在繼承傳統文化核心精髓的基礎上，融入現代社會，成為像尼瑪吾杰一樣既能實現自身價值又能找到真正的心靈快樂的人。所以，亮炯·朗薩的寫作，尤其是第二部小說，雖然由于過多植入了當下社會意識形態，采用了較多直呈式的社會批評語句和官方話語，文章因而顯得太過紀實和說教色彩濃厚，且過于強調二元對比，批評和弘揚都過于簡單化，人物塑造也比較平面……但作者是有良苦用心的。

三、達真：敘述國家與民族之“和”

與格絨追美、亮炯·朗薩都想為世界貢獻康巴文化和康巴精神相似，達真也在思考如何讓康巴文學走向世界。他不斷問自己：“在紛亂的充滿希望和危局并存的新世紀，崛起的中國將以什么樣的擔當和世界觀走向世界？惠顧世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如何與世界有著真正的心理平視？” 在這場崛起的戰役中，康巴作家應該如何參與進去并留下漂亮身影？

比起格絨追美的憂心忡忡和亮炯·朗薩的單純昂揚來，達真更開闊思辨。他的寫作，以康巴為中心，向外輻射，從周邊，到東亞，再到世界。他的寫作聚焦康巴：在這個文明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劇烈沖突的時代，康巴地區的多元共存、和平經驗，足以讓世界矚目。

達真在早年的游歷中深刻地感受到了多民族國家存在的問題：少數民族的滄桑，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問題，民族與國家的問題。達真認為：多民族“必須融合，不然……中國就會四分五裂” 。基于這樣的理念，他開始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康巴》寫了清末民初近百年時間， 呈現了中西文明、藏漢回彝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與沖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突出康巴（康定）地區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特點。書中已經提到抗日戰爭，提到戰爭中康定成為避難地和大后方，康區的佛教寺廟為抗日將士舉行超度儀式，西康政府在康區收購戰馬、組建騎兵，康區各族青年自愿報名參加青年遠征軍等多種場景。

以《康巴》為起點，達真決定書寫“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園》 。

《命定》接續《康巴》，寫抗日戰爭中的信仰和大愛 。《康巴》的多元（差異、戰爭）與和平（包容、大愛）仍是《命定》的主旋律 。《命定》凸顯藏族軍人在保衛戰爭中的出色表現與家國情懷，借被湮沒70年的康巴籍抗日遠征軍的故事，叩響當下中國政府的“大中國”氣度。何為大中國氣度？第一，擁有寬容胸襟。第二，各民族血脈相連、同心同德。《命定》并通過講述“藏漢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故事，希望驗證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這個民族共同體是命中注定的。”

據達真透露，《家園》將繼續《康巴》的多民族共存主題、《命定》的民族國家主題，繼續圍繞“中國”這個地理單元，圍繞青藏高原和中原大地的相互依存關系，闡述其“和”的理念。在《家園》里，達真將以國土為面，以河流為線，以各文明為點，串聯起一個廣闊浩瀚的多文明共存空間，以水之鏈串起中華文明（東亞文明）的交融歷史，制造一個由水脈聯結而成的“共同體”。達真還試圖在《家園》中表現青藏高原作為萬水之源的上善品質，從另一角度呈現藏地高原精神風貌。

達真大膽想象 ，總攬時空，洞穿當下，立足青藏高原康藏大地，書寫民族的和，國家的和，多文明的和，人類的和。有人說達真的康巴三部曲是具有宏大敘事構架的三部曲，是具有史詩性質、史書性質的三部曲。 達真對此并不否認，他并認為自己的作品與政治關系緊密，集中了很多當前的焦點。 他說好的作品不應該與政治劃開，“所有好的作品，都與世界觀有關，與政治有關。”但表達政治意圖應該巧妙。

徐新建教授在分析新中國以來的“長江敘事”時指出，“新型的多民族文學書寫從族際交融的視角出發，對國家地理加以塑造，使原本散在的地方性知識與族群性觀念上升為國家級的宏大敘事，從而輔佐完成國族共同體的認知與凝聚。” 達真的作品，正是這樣的敘事追求。

綜上所述，康巴作家群中的這三位作家：格絨追美、亮炯·朗薩、達真，帶著明顯的危機意識，在文明的沖突中發現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格絨追美通過追尋與闡釋藏地文化傳統精神內核來對抗現代文明“病”；亮炯·朗薩試圖為現代人樹立理想標桿；達真欲為多民族的和與共存提供范例證明。他們都是通過瞻望與反思、比較，逐步建立起深刻的本土文化認同。將康巴藏地視為人類精神家園 、將康巴藏文化視為人類終極文化，在寫作中極力拔高作品的精神維度、思想高度，面向中原、面向現代文明，書寫藏地藏人，輸出藏文化精髓。他們試圖用作品與世界對話，與現代文明對話。他們的寫作，凸顯了康巴文化在精神領域和社會政治領域的價值，具有一種高拔宏闊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