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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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回鄉時，下了火車，總要在姑姑家歇歇腳。說是家，其實就是她在城里的出租屋。那樣的房子我在其他城市住過。樓下是房東，樓上隔出許多間來，住著形形色色的房客。每次，我都跟在姑姑身后進入一個擁擠的小院，接著是上樓梯。樓梯很陡。聽見有人來，鄰居們都出來看。我才發現，那些臉都是熟悉的。往年，這些臉總是出現在我回鄉的路上，某塊田地里，某個地壟上，某個羊腸道上，或者在某個向陽坡上，守著兩頭牛或者一群羊。現在他們都遷居在城市里，讓我覺得這畫面像是一個被意識偷偷擠扁了的夢。

姑姑租的房子是一大一小兩間，進門先是大點的那間，中間用一個衣柜隔開，里邊放一張床，外邊放著個長沙發。沙發是姑父給人刷墻的時候撿來的，上邊套了姑姑親手縫制的沙發套，一塊一塊的布頭砌成魔方似的形狀，有些是我熟悉的，取自我送給表妹們的舊衣物。門口的墻根放著煤氣灶，連著銹跡斑斑的大鐵罐，接著是個紅色大水桶。紅桶對面是一張小窄床。我們一進門，屋子便顯得擁擠。姑父起身把沙發上的位置讓出來，取了小矮凳去門口坐著。姑姑一邊說要吃手搟面，一邊把那張窄床上的被褥抱走，只留兩張舊報紙，又從床底下拿出一個大案板來。姑姑把早已和好的面拿到案板上，彎著腰吃力地搟起來。我回過頭看房子后邊，一扇小小的窗戶開在高處，一塊灰色的天鑲嵌在那里。

菜板上躺著的那幾塊肉，是因為迎接我才買的，這是小表妹后來告訴我的。“肉多貴啊，我媽平時可舍不得買。”等面條下鍋，屋里馬上霧蒙蒙的。人隔著霧氣說話，像隱者。隱去這破敗簡陋的背景，鄉音混著漸熟的面香氣，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故鄉的小山村似的。姑夫的一句話打破了幻覺，他說，在這城里住著，哪有咱們村里舒服。要不是為了孩子，誰來這鬼地方！

這一次，我是回來給父親治病的。他腿上的靜脈曲張已經盤滿兩條腿，像無數個蚯蚓擠在里邊，十分嚇人。前一天我就同父親約好，我從外省坐車回來，他坐車下山，我們在姑姑家集合，然后一起去醫院做手術。姑父看看手機，便起身去接父親，他騎了電動車去，過了好一陣，我才從樓梯間看見他和父親一前一后爬上來。姑父扛著一個大編織袋，那是父親的行李。父親在后邊吃力地挪動雙腿，腋下夾著一個印有化肥廣告的布包。他像個犯錯的孩子一樣不住地解釋：“我記得上次就是從那一站下的……”姑父一下子就提高了分貝：“那你倒是接電話啊！我到那兒了都找不到個人！”可父親那個只在下山時才有信號的手機還沒有跟他形成默契。手機不住地響的時候，他一直以為那是別人的手機呢。

父親還沒端起飯碗，姑父的手機便響起來，說又要去車站接人。姑父沒有固定的工作，大多時候，他都在勞務市場候著。粉刷房子他干，砌個磚、裝卸點貨物什么的他也干。再有點技術難度的活，他就只能搖頭了。不順心的時候，他便回趟山里的老家。反正理由也很現成：棒子該鋤苗了，院子里長滿草，該收拾收拾了。再不，就說前一天晚上夢見掉牙了，該回去看看老媽了。在我們那里，夢見掉牙預示著親人要離世，所以這個理由誰也說不出什么。一不順心，他就把老家的山村當作退路。

去接人姑父是躲不掉的。這幾年，姑姑家就像驛站一樣，成為山里那些親朋好友的落腳點。他們來的時候，包里會拿些土特產，走的時候，滿嘴謝意。時間一長，姑父接送竟成了必須的事情。姑父很多時候都不想去，可又怕一旦拒絕會丟面子，怕故鄉人說他進了城就忘本，他只好慢吞吞披了外套下了樓梯。

我姑姑是絕對的好脾氣。在老家，所有家務都攬在自己身上。這自然沒什么好說的。在那個閉塞的小山村，男人是要被寵上天的。女人天生就是勞碌命，忙了田里，忙家里，吃飯的時候，要給男人把飯菜端好，把筷子平放在碗沿上。男人一邊吃飯，一邊挑三揀四。女人雖然嘴上要回上幾句，但眼睛卻瞟著男人的飯碗，等碗里的飯食見底，要馬上把碗接過來，再去盛一碗。假如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是要被人恥笑的。如今，進了城，姑父想干活，便去干活，不想干活，就在家里玩手機，反正房東開著wifi呢。這樣的時候，姑父會提前做好飯。姑姑終于吃到熱乎的飯食，內心反倒是感動的。如果說在城市里有什么好處的話，這算是一個吧。

那天，我把父親送到醫院，辦完住院手續之后，又回到姑姑家，在那里寄居一晚。姑姑、姑父正計算著電費，算來算去，還是算不清楚，又來找我算。夜間，被子里的濕氣直往身體里鉆。我開始理解躲在被窩里大聲唱歌的表妹，這樣的環境里，睡眠之神需要先把那層層濕氣逼出去，才能跑進人的身體里。姑父抱怨道，為啥不曬被子？姑姑說，今天晾衣繩上曬滿了。晚上十點半的時候，姑姑忽然進來拿手電。說她要出去給門口的飯店洗盤子了。“這個時間，飯店要關門了。我得趕緊去！”姑姑打著哈欠說。不一會兒，我聽見木門被撞上的聲音。

感覺也就不多會兒，一陣水流聲忽然把我的夢沖斷了，睜開眼，發現屋里黑乎乎的，透過門縫，看到暗黃的燈光和人影來回搖晃。我起身，看到姑姑正在洗臉，輕聲問，姑姑，你剛回來嗎？她卻笑起來，說她這是又得出去了。我按亮手機，看到屏幕上顯示凌晨四點半。我這才知道她一天的時間被分為好幾份：天不亮，就去早餐攤打工，端豆腐腦，拿油條、茶蛋，收拾桌子。五張桌上，一早上至少也有好幾百號人用早餐。九點下班以后，她直奔包子鋪，在那兒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包子像白兔一樣接連不斷地從她手指間跳脫出來。下午三點，又要去一家大些的餐廳刷盤子。那時，飯店的員工都下班了，回宿舍休息，姑姑從一扇小門進去，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對付山一樣堆在那里的盤子。刷盤子的工作她一天要做兩次，到晚上十點的時候，她還要去。再剩下的時間，她還得趕回出租屋整理家務，洗衣、做晚飯。在特殊情況下，她才會請假，比如我來的這一天。

姑姑出門了，我重新回到床上。暗夜里，聽到隔壁屋里響起刀子剁在案板上的聲音。不知道為什么，我就想到一個關于蚯蚓的笑話。話說一條蚯蚓因為寂寞，又找不到朋友玩耍，只好把自己剁成幾十截，組成一個球隊。我忽然覺得姑姑就是這笑話里的蚯蚓？她在刀子與案板的撞擊聲里，用笑容包裹著自己忙亂的生活。只不過，蚯蚓是為了排遣寂寞，而她，是為了生計。可我的姑姑永遠都是一副微笑的面孔，從未抱怨過。無論老家親戚誰住院，她都會抽空做些家鄉特色的飯食，特地送去。

鬧鈴響了以后，小表妹賴了一會兒床才起來。姑父看著我們洗漱。一家人的早餐會在姑姑打工的早餐攤解決。我想起姑姑凌晨時的交代：你跟著妹妹過來吃就行了，也不用給錢，他們會在我工資里扣。

后來我才知道，姑姑打三份工的工資還不到一千五，遠不及別人一個月正常工作的收入。如果說到這里，姑姑大約會講“人和人是不一樣的”。這句話成為她生活里的解藥。上次聽到她說這句話是在幾年之前。當時我母親正在住院，她同我一起在醫院里陪護。當時她還沒有舉家遷到城里，她剛把城里保姆的工作辭掉。醫院走廊里的燈光順著門縫鉆進來，壓在她一起一伏的胸口。她說，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我在的那家，夫妻倆都跟我一般大。人家坐在那里，上上網，幾個電話就把錢掙了。我呢，天天給他們洗衣、做飯，趴在地上擦地板，推著他們三歲的孩子去小區里玩耍。當時，她的小女兒我的小表妹還不到兩歲，是山村里眾多留守兒童中的一個。她每天吃很多飯，把碗刮得一滴米都不剩，天剛擦黑，就抱著小被子要睡覺。天一亮就跑到堂屋跟一張舊桌子比高矮。因為姑姑說過，你一定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啊，好好吃、好好睡才長得快，你再長高一截我就會從城里回來。小表妹總是看著門前山溝的羊腸小路上有沒有人爬上坡。并且她總是忽然應一聲，然后扭著頭告訴奶奶，我聽見媽媽叫我了。姑姑聽到這些，心都碎了。可是每一天，她只能抱著別人的孩子。一個月以后，她再也干不下去了。

幾年之后，因為山村沒有了學校，想要讀書就得翻山越嶺去很遠的地方。一撥撥年輕父母都帶孩子進了城。姑姑為了小表妹能與別的孩子一樣，便隨同這支陪讀大軍來到了城市。他們頓時填滿了城郊那些村落里空著的房間，像工蟻一樣，四處忙碌。

平時，他們接送孩子，打些零工。一放假，便回到老家侍弄莊稼。

我走在小巷里，看著孩子大人忙碌行走的身影，那些相互催促的聲音，相互道別的聲音……它們像細雨一樣落在我的耳膜上，清新而潮濕。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口音都來自我故鄉的那些山村。原來那些被抽離的鄉村里的喧鬧和希望都隱匿在這里。鄉村里最鮮活的那一部分正在向這些小巷里、臨時的出租屋里抽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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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把父親安頓好，又回到姑姑家取東西。在巷口竟然碰到了多年不見的表姨。她被皺紋占據的那張臉，瞬間將我對她原來長相的記憶全部擦掉。她拉著我的手，感嘆時光流逝得太快，硬是要帶我去家里坐坐。

那是民居小院里樓梯下邊的一間小出租屋。她先打開燈將黑暗驅走，才讓我進去。我這才發現這屋里幾乎不透光，墻上僅有的一扇窗戶跟8K紙差不多大。屋里擺放著一張床，一個簡易的布衣柜。一張桌子上放著張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照片。那是她的孫子和外孫女。照片后邊是許多形狀不一卻排列整齊的瓶瓶罐罐。

表姨從外邊洗了根黃瓜，遞給我。

她家原在我們老家對面那座山背后的小山村，交通極為不便。我去她家那次，還是因為表姨父去世。當時表姨還不到四十歲，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她不知所措。下葬那天，屋子里人來人往，她卻始終對著墻上的磚縫發呆。直到有人在院子里喊“起棺”的時候，她才瘋了般沖出去，抱著紅漆未干的棺材痛哭。眾人一時都紅了眼。后來，她的孩子們都去城市里打工，又結婚生子。

表姨說，她來城里已經八年了，這八年的時間里，她一直負責照顧孫子和外孫女。每天，送孩子們上學回來，她便開始打掃這套民居樓包括廁所在內的所有公共場所，以此來抵消房租。千萬不要以為這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打掃完之后，她要步行五站地，去給一戶人家當保姆。主顧是跟她同樣年紀的一個老太太。表姨談起這位主顧的時候，馬上換成一副虔誠祈禱的樣子。她說，我希望她能維持現在的狀況，千萬不要惡化，這樣我照顧她也不會太吃力。

她每月工資只有1200元，兒子、女兒都離婚了，他們從不提向她交生活費的事。表姨解釋說，他們沒個文化，能掙多少錢啊，只要他們能再成個家，孩子們我都能管著。她那1200塊錢早就被各種計劃填滿，兩個孩子中午在輔導站吃飯，這就需要600塊錢，剩下的600塊錢就要填滿生活所有的口子。

幾天之后，表姨給我打電話，說要去醫院看看我父親，并且特意交代，她帶飯過來給我們吃。臨近中午，她領著孫子、外孫女來，進了門就從一個大手提袋往外拿東西。一大包豆角燜面，兩個碗，兩雙筷子，兩個瓶子。我走近了看，一瓶是韭菜花，一瓶是咸菜，這時才明白她家桌子上那些瓶瓶罐罐原來是裝咸菜、韭菜花用的。最后，她又拿出來一塑料袋蔥白。她一邊把豆角燜面往外盛，一邊說，城里什么都太貴了，給你們拿點這些東西能頂菜吃。她又一再強調，這咸菜、韭菜花都是她親手做的。有這個，不用炒菜，孩子們也能吃特別多飯。

她的外孫女彎下腰直往床底下看，那里有別人看望父親拿的兩箱奶。我當即說，把這牛奶拿回去，給孩子們喝吧。表姨說什么也不同意，她孫子問，奶奶，我們不喝奶，可是我們能不能提前一個禮拜吃火鍋？表姨說，不能,必須得等到12號。原來，11號是表姨領工資的日子。吃一頓火鍋她需要提前跟孩子們預約，否則這生活怎么能維持下去。

兩天之后，表姨忽然又來了。這次，她是自己來的，坐的時間也久些。她說，她當保姆的主顧住院了，看樣子情況不太好。表姨看著天花板上的一塊白，說，快讓人家好起來吧。她后邊的話沒有說，她太擔心失業了。

她走以后，父親接了個電話，就往被子下邊摸，竟然摸出一百塊錢來。父親說，這是你表姨給的。我跟父親盯著那一百塊錢，許久都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那表姨夫死后，表姨又找了個老伴。這個大她十幾歲的男人，不顧七十多歲的高齡，在別人遺棄的土地里種滿玉米棒子，連那些不住人的院子都不放過。一年有三個季節，他在地里忙碌，只為年底能去城里過冬。在那間幽暗的出租屋里，兩個老人盤點著賣掉玉米的收入，琢磨著怎么能攢下點錢來，他們也像兩棵老玉米一樣，伴著耳邊樓梯上過往的腳步聲，計算著自己的春天什么時候可以來臨。

那些節省的計劃，一遇到兩個孩子立馬就全不作數了。幾聲“爺爺”“姥爺”不僅能把他的嘴角變得松弛，樂得合不攏，就連口袋也松了。表姨說，你表姨父來了，嘴上說得最多的就是：買，買，買！

攢下的錢并非要養老，而是為了給兒子尋門親事。或者等兒子哪天領回來姑娘的時候，她不至于空著手。

她那一對早年喪父的兒女，懷揣著一夜暴富的心思四處奔波，在某個日子忽然回來，在他們冰涼的地板上打地鋪睡。他們所有的孝心都匯聚于此了——堅持讓表姨睡在床上。再過幾天，他們又都走了。許多個夜晚，霓虹閃爍，表姨領著孫子和外孫女走在回出租屋的小巷里。感覺小巷無比悠長，身邊的兩個孩子像極了她的兒女，好像她從未將他們養大過。她在山村那段悠閑的時光，恍然如夢。她放過的羊、養過的狗、種過的莊稼，不過是夢里的布景。

幾天后，表姨的主顧終于出院了。她像親人一樣趕著去探望。就在她慶幸自己的祈禱靈驗時，那位主顧說，醫院去除了她的病根，待她痊愈之后，表姨就可以不來上班了。表姨呆呆地站著，不知道如何接話。

那天下午，她忽然頭暈得厲害，要不是主顧家的女兒及時扶住，她就栽倒在地上了。她被診斷出高血壓，需要長期服用降壓藥。她那顆前一天還為主顧祈禱的心頓時空了。

那時，我父親已經痊愈，我準備離開這座城市時去看望她。她輾轉于各種銷售老年保健品的場所，聽課或者體檢。來回走很多站，只為了能從那里領到五斤面、一小袋大米或者一袋洗衣粉。對于那些推銷者的各種營銷手段，她總是一臉得意地說，他們休想從我身上得到半毛錢。

在黑暗的小屋里，她忙碌著，床下塞了許多分過類的破爛。現在，她只能以此來解決一日三餐了。送我出門的時候，她嘴里說著話，眼睛卻粘著那些垃圾箱，每路過一個垃圾箱，她都會放慢腳步，目光開始在里邊快速搜索。

那天風大，送我到巷口，一股風忽然寄居在她寬大的衣服里，顯得她的面龐更加消瘦。

我抬起頭，目光掠過那些出租屋向上看，只見那些色彩艷麗的衣服都被風灌滿，繩子上像掛了無數個被分割成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人一樣。這些“人”被風吹起，氣球般一直往上，好像要夠天上的太陽似的。但再努力都是徒勞，不一會兒，這些衣服就泄了氣，垂在繩子上，輕輕晃蕩。那天的太陽有點冷，好像升起的時候忘了帶光。

全文見《北京文學》2019年第10期

作者簡介：劉云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文學院簽約作家。作品散見于《天涯》《散文》《散文選刊》《文藝報》《作品》等報刊。曾孫犁散文獎雙年獎，并兩次獲得香港青年文學獎。已出版散文集《木頭的信仰》，長篇童話《奔跑的樹枝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