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持語

在漢語詩歌的發展歷程中，如何處理詩歌與現實之關系，原本就屬于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近年來，隨著詩人日常經驗意識的不斷強化，這一話題又具有了某些推陳出新的意味——比如以“詩性正義”之名所展開的詩歌論爭，就反映了詩歌界對于現實抒寫的理論思考。按霍俊明先生的說法，當詩人在面對現實時，不應只囿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而是“有必要通過寫作，來甄別、判斷、調節和校正來完成包括了生命經驗、時間經驗以及社會經驗的‘詩性正義’”。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詩性正義既熔鑄了詩人的倫理選擇，也塑形了漢語詩歌的思想風貌與美學旨趣。有鑒于此，當代漢語詩歌如何重整現實經驗，在社會學與詩學的理論視野中另辟新途，就成了本期三位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

著名詩人葉延濱先生，因有感于當下部分漢語詩歌的快餐化傾向，故此提出了“詩歌精神的時代高度，詩歌題材的社會深度，詩歌語言的藝術精度”等藝術主張。在這當中，不論精神和題材要求，自然是反映了老一代詩人濃郁的現實關懷的，而“從現實生活中汲收鮮活且有生命的語言，拒絕粗鄙低俗的誘惑，拒絕官腔套話的浸蝕”，則更是在對漢語詩歌藝術本源的追溯中，強烈召喚著詩性正義的回歸。

霍俊明先生的文章，以“純詩”與“現實之詩”的復雜關系為切入點，在詩學范疇內討論了“現實/生活中心主義者”和“審美/修辭主義者”的價值撕裂問題。在他看來，“深入探討詩歌與現實、時代的關系對于深入研究和解決當下詩歌寫作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引導現代新詩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詩學價值。”

耿占春先生的文章，談的是“現代詩與歷史修辭”問題。按他的理解，詩歌從來都無法回避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難題。在諸多糾葛紛爭中，現代詩的語義系統也發生了深刻轉向。而這種轉向的結果，最終印證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每個詩人都應該回應時代，但每個詩人回應時代的方式會成為對詩人的考驗。”

——葉立文

由詩歌寫作中的“現實抒寫”，我們注意到日常現實和詩歌中的修辭化現實是兩回事，詩人所理解的現實也是多層面的、差異很大的，而任何執于一端的“現實”都會導致偏狹或道德化的可能。

真正的寫作者應該是冷峻的“旁觀者”和水深火熱的“介入者”的雙重身份，從而發現日常中“新鮮的詩意”。詩歌既是幽微的心靈世界的復雜呈現，也是時代和社會主潮的揭示者。“詩緣情”和“詩言志”的傳統構成了詩歌發展的雙翼。一個詩人總會懷有寫作“純詩”的沖動，但也不能拒絕介入“現實”，而在詩學層面二者的危險性幾乎是均等的。對于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現實之詩、物化之詩、時感之詩、新聞之詩以及公共題材寫作，我們看到的結果是大量的同質化的廉價文本。詩人有必要通過寫作，來甄別、判斷、調節和校正來完成包括了生命經驗、時間經驗以及社會經驗的“詩性正義”。而具體到不同時期的詩歌寫作境遇以及內在要求，“詩性正義”因為時代的變化而充滿了調整與更新。

“怎樣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這句詩出自詩人侯馬。而就當代漢語詩歌與日常生活的關系而言，詩人應該通過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求真意志和精神詞源在寫作中重建“當代經驗”和“日常真實感”，進而承擔文字的“詩性正義”。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詩歌與現實生活是一種空前復雜的咬合式的互動結構，是修辭語言和社會效忠之間的博弈，而非簡單的平衡器和傳聲裝置。當然在特殊年代也存在著類似于卡夫卡所說的“少數文學”極端的寫作狀況——所有私人的生活史直接等同于政治的、公眾的歷史。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詩歌“發生學”機制，而時下在不斷強化詩人“現實生活”和“當代經驗”的吁求中，在詩人與公共空間的互動上，如何把個人的日常生活轉化為精神生活，如何把個人的現實經驗轉變為整體性的歷史經驗，就成為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命題。關于“現實生活”的理解與寫作實踐不僅與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有關，也與詩歌文體認知的差異性有關。當代中國詩人就寫作和日常生活的關系還大致形成了“現實/生活中心主義者”和“審美/修辭主義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對等的，而是緊張甚至對立的，沒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藝術與生活》中那樣的全面、深刻和公允。這是詩歌觀念在不同時期的指向、偏移、倚重以及“糾正”所導致的結果。正如張曙光后來所反思的那樣“一些人不接受日常性，也是因為日常性與傳統意義上的詩意格格不入”。比如詩歌作為審美話語的自足性與作為歷史話語的社會性，在很多詩人認知那里同樣是二元對立的，這體現為唯美遣興的“隱逸派”與激烈尖銳的“公知派”。而對此能夠予以融合的詩人則非常罕見，“刺入當代生存經驗之圈的詩，是具有巨大綜合能力的詩，他不僅可以是純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時代的核心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陳超語）

日常生活與詩歌寫作既是修辭問題又是現實和實踐性問題——比如具化為題材、主題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可寫的和不可寫的、允許寫的和不允許寫的，同時也像“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那樣是歷時性的“傳統”話題。有學者就認為中國詩歌史上真正奠定了日常生活詩歌傳統的是杜甫，而此前的詩人并未真正解決這一問題。而在英語詩歌中，德里克·沃爾科特則指認直至拉金的出現才使得“日常生活在英語詩歌中獲得了極其精確的定義”。而當我們必須談論詩人與生活的關系，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到杜甫是以怎樣的話語方式抒寫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詩歌時代。為什么偏偏是杜甫而非他人被認為是“詩史”，而他的詩歌也被視為是對一個歷史階段最具代表性的呈現？比如我們可以追問，同樣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時代的詩人，他們也深處于動蕩的社會生活之中，可是為什么他們沒有寫出杜甫那樣的詩歌？難道他們的詩歌與生活和現實沒有關系嗎？尤其是在明代，杜甫有那么多的追隨者、模仿者，但是那些與彼時生活和現實相關的詩文偏偏被時間公正而無情地淘洗掉了。在當代中國，“向杜甫學習”“反映生活”的呼吁和提醒并不少見，然而卻在倫理化的道德論調中簡化了詩人與生活的關系，窄化了詩歌的多樣化功能。而1978 年以來，在中國的先鋒詩歌界援引最多的就是里爾克的那句詩“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但是很多中國詩人是從生活和作品的沖突和緊張關系來理解這句話的，而恰恰忽略了里爾克原詩中此句最為關鍵的結尾處的那個問號。也就是說，詩歌與日常生活之間并不是單一的內在的緊張關系，而是存在著詩人與生活、詩人與母語、詩人與自己的多種可能性關聯。米沃什所說的“詩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寫的羊皮紙文獻，如果適當破譯，將提供有關其時代的證詞”無疑具有重要性，但是那些暫時逸出、疏離了“日常生活”的詩歌并非就不具有詩學意義上的重要性，而這正是詩歌史的兩面，最關鍵的仍然是詩歌表達的有效性。

在回應時代的問題上，“純詩”、“現實之詩”之間應該達到動態的平衡，真正的詩歌既是面向當下的，又應該是面向未來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說：“沒有詩，就沒有未來”，在他看來，詩歌無論是回應現實還是回避現實都是一種“奴役”。這一論斷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詩人如何能夠超越現實和當下而面向未來呢？詩人的寫作和“現實”沒有關聯嗎？顯然，記憶、現實和未來應該是三位一體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開的。詩歌是面向未來的，而預寫未來的主體必將是青年一代。近年來青年詩人成長速度的加快不僅與詩歌自身發展的日漸成熟和良好的詩歌生態有關，也與新媒體、自媒體所提供的交流平臺相關聯，詩人之間的互動和相互砥礪以及快速的詩歌傳播都打開了青年詩人的眼界。不過，必須提出青年寫作中存在的問題。一部分年輕詩人在詩歌寫作中存在“否定性的面孔”，詩人不能濫用了“否定”的權利，甚至更不能偏狹地將其生成為二元對立的極端。實際上，詩歌最難的在于知曉了世界的殘酷性還能繼續說出“溫暖”和“愛”。只有一種“怨恨”的詩學是畸形的，當然只有贊美的沖動也是可怕的。詩歌不能僅僅局限于“怨恨詩學”，除了表達不滿、怨憤和緊張感，詩歌中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內容需要去發現、關注和抒寫。詩不是貼在這個時代的小廣告、匿名信和舉報信，它應該讓我們看到人群和現實中無比豐富的多層次性以及人類的整體命運和精神大勢。質言之，詩歌既不能成為“現實”的寄生物和二手貨，也不能成為完全抽離了現實體驗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詩歌中的“現實”以及應該具有的超拔于現實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遠視野”正是詩歌的一個入口或切口。

時代的發展、生活的巨變對詩歌構成了嚴峻考驗，也為有作為的詩人敞開了廣闊天地。詩人對現實尤其是社會焦點問題和公共事件的關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而直接，這一定程度上與媒體開放度有關。而當下對“詩人與現實”、“詩歌與生活”等問題的爭議使得寫作者對“現實感”的理解發生分歧。一部分詩人強調詩歌的“介入”、“見證”、“及物”，強調應該站在現場和煙塵滾滾的生活面前，感受生活的殘酷性；另一部分詩人則認為詩歌應該保持獨立性、純粹性和個體主體性，應該重新對“生活”、“現實”、“時代”進行衡估和再認識。新世紀以來多元文化語境尤其是新媒體生活使得“生活碎片”“底層生活”“階層身份”在詩歌寫作中得以轟動效應般地呈現，吸引了社會和公眾的好奇眼球。但是就寫作經驗和生活經驗來看，當下也已進入到阿甘本所批評的“經驗匱乏的時代”。詩人必須重新估量生活，重建與生活的關系，在有效性的層面重新發現寫作與生活的雙重經驗。而從詩人與生活的隱喻層面來看，詩人就是那個黃昏和異鄉的養蜂人。他嘗到了花蜜的甜飴也要承擔沉重黑暗的風箱以及時時被蜇傷的危險，“心里想著‘甜美，甜美’。/孵巢灰暗，一如貝殼化石/令我恐懼，它們似乎很老”（西爾維婭·普拉斯《蜂螫》）。此時，我還想到另一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詩句——“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我們可以確信詩人目睹了這個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內心不斷擴大的陰影，但是慰藉與絕望同在，贊美與殘缺并肩而行。這是一種肯定，也是不斷加重的疑問。這也許正是詩人所面對的生活，或者正是生活中不可忽視的那一部分秘密知識。一定程度上詩人與日常生活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場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與此同時詩歌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其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詩意受到挑戰。不容忽視的是同類題材的詩歌存在著挖掘不深、空泛議論、浮夸抒情、缺乏生命體驗和真摯情感的弊端。深入探討詩歌與現實、時代的關系對于深入研究和解決當下詩歌寫作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引導現代新詩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詩學價值。

對于詩歌的來路、當下以及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漢語詩歌正在不斷成熟和快速發展，但是也要注意“時間神話”和“文學進化論”的危險，當下詩歌問題也并不比以往時代要少。盡管詩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體的狂歡中變得如此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優秀的詩人可能被一擁而上的歡呼所淹沒。由此，觀察、發現、再造、冷靜、深入、沉潛，是我對當下詩人的期待。

詩歌既是“詩言志”傳統的及物性和現實感的回聲，同時又是面向了時間終極命題的探詢。現實繁雜而來路正長，時間以及未來讀者會收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