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陸儼少書贈作者的扇面

我認識陸儼少先生，應該是在1973年前后。那年，我的老師姚有信調入上海中國畫院，我便常去畫院問學，并到資料室去借閱圖書。陸先生是資料室的管理員，地位遠在承擔創作任務的畫家之下，等同閑雜，完全是“夾著尾巴做人”。但大多數畫家對他都非常尊重，說他畫得不得了的好。雖然，對當時畫院中的許多名家，我都慕名已久，但對陸先生，在這之前竟然完全不知道其人其藝！后來進一步了解到，直到1978年之前，除了江浙滬皖的個別小圈子，就是整個中國畫壇，知道“陸儼少”這個名字的也非常少！在陸先生本人，當然是“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但在旁觀者，實在免不了“人生如此，天道寧論”之嘆了。而陸先生的人生，還絕不止于“人不知”的寂寂無聞，更在于他的際遇多舛，跋前疐后，動輒得咎。在我認識的老一輩名家中，陸先生是生世最為困頓坎壈的一位；還有一位是后來認識的丁天缺。不過，講到往來的關系，我于丁先生遠不如于陸先生那樣走得親近。

雖然，“文章憎命達”、“詩窮而后工”，苦難于藝術家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正如錢鍾書先生的分析：盡管“沒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詩篇——即使他缺乏才情”，但肯定“沒有人愿意飽嘗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夠避免”（《詩可以怨》）。所以，當撥開陰霾，70歲左右的陸先生終于跳出苦海，迎來了燦爛的光明，幾乎一夜之間，名聲遍及全國藝苑，還從復興路的蝸居搬進了延安路茂名路口一套寬敞的公寓，他欣然顏其新居曰“晚晴軒”。相較于他之前的齋名“骫骳樓”，兩種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心情，判然若鮮花之于荊棘！不久之后，他的人事關系又正式調到浙江美院（今中國美院），還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更使他春風得意，意氣風發。每每回想起之前的艱難困苦，他總是心有余悸而又滿懷感恩地表示：“老天有眼，終于給我熬過來了。今后再也不會過苦日子了……”但這樣的好日子不過十來年，晚年的他又陷入到病痛的折磨之中，雖以其 “扼住命運咽喉”的無比堅強，竟然也不得不 “服輸”了： “真是苦透苦透。”

陸先生的稟性是特立而狷介的。也許正是這樣的性格導致了他在社會上對人事的疏離，從而在生活中不斷地遭遇到挫折，而生活的挫折又進一步加強了其特立狷介的性格并與命運作抗爭。這樣的性格成就了他的繪畫藝術，便是奇險、奇崛而又奇秀，從筆墨到景觀再到意境。他以山水擅場，尤以畫三峽、黃山、雁蕩馳譽。三峽、黃山、雁蕩成了他藝術成就的三大品牌，而他也成了三峽、黃山、雁蕩的藝術代言。實在是因為這三處風景，與他的性格若合符契，達到神遇而跡化，簡直可以說是山川即先生、先生即山川。

陸先生少年時從王同愈學經史詩文，從馮超然學繪畫。馮在當時與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并稱“三吳一馮”，皆以山水名世，出于正統派；馮兼工人物，出于吳門派。但陸先生在正統派方面下的工夫似乎并不大，盡管他后來給學生講課時也提到過學習“四王”的好處，但馮超然生前對他的評價卻是“一個不像老師的學生”。相比之下，他的同學鄭慕康在嵩山草堂學人物仕女，就完全是馮超然的法嗣蕃衍，系無旁出。由此也可窺見陸先生不安分的奇崛性格。據他的自述，自己的繪畫屬于“科班出身”，即多從珂羅版畫冊上學習；后來雖也曾去南京參觀故宮南移的畫展，目睹了古代名家巨跡的原作，自稱“貧兒暴富”，但都屬于筆底丘壑、紙上煙云。至于從畫冊上、原作中，他究竟學的是哪幾家？并沒有說明。估計只要是他覺得好并適合于自己稟性的，沒有他不虛心認真學習的。

“紙上得來終覺淺”，生活才是藝術的活水源泉。日寇全面侵華后，在國恨家難的壓迫下，陸先生攜家避兵重慶，往還江陵，舟行三峽，云雨江波，鼓蕩詭譎，奔騰盤郁，與其胸中磊落相激越，古人的筆墨與江山之助始相印證，一下子綻放了其險絕瑰麗的個性藝術境界！游歷并描繪過三峽風光的古今畫家并不在少數，但最能得其精采神韻的則推陸先生為第一人。我曾以三峽之文，酈道元《水經注》為第一；三峽之詩，李太白《早發白帝城》為第一；三峽之畫，陸先生“峽江云水圖”為第一。又剝元稹詩句稱陸先生三峽云水之奇譎：“曾經三峽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陸先生欣然含笑以為可。這得之于峽江生活體驗的獨特的云水畫法，從此便奠定了“陸家山水”“無常形而有常理”的根本，并由三峽而推廣到其他一切風景的描寫。陸先生的人生是險絕而后生，三峽的云水也是險絕而后生，則摩蕩激發而為先生險絕而后生的藝術風格，宜矣！所以，1980年代初，當張大千的《長江萬里圖》卷仿真本傳到大陸，人們紛紛歡喜贊嘆時，陸先生把它展開到三峽一段，不無自負地說：“等我有空了，也要畫一卷《長江萬里圖》，定當不讓大千專美！”

至于黃山、雁蕩的游歷和描寫，應該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事。黃山的奇崛，峰石松云，變幻滅沒，不可思議；雁蕩的奇秀，懸崖龍湫，層隱迭現，崔嵬難窮，與陸先生奇崛的性格、靈秀的稟賦也是頗為相合的，所以，與三峽一起成為最入于其畫風的三大標志性景觀，也就不足為怪。只是，三峽畫以陸先生為獨擅，黃山畫、雁蕩畫卻不以陸先生為專美，而是分別與劉海粟的黃山、潘天壽的雁蕩為并美。劉海粟美在狂，潘天壽美在霸，陸先生則美在奇——于三峽則奇于險，于黃山則奇于崛，于雁蕩則奇于秀。

不過，人們對陸先生藝術的評價，主要的并不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三峽、黃山、雁蕩的景觀，而更在他戛戛獨造的筆墨——“三百年無此筆墨”、“三百年來筆墨第一”，這是專業圈內對他眾口一辭的稱譽，他也當仁不讓。他的筆墨特色也是奇險、奇崛、奇秀，一方面，他以如此的筆墨塑造了如此的景觀、宣泄了如此的心境；另一方面，也正是如此的景觀、如此的心境，造就了他如此的筆墨。但筆墨的創造除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還有一個“上法古人”，則陸先生筆墨的傳統淵源又其來何自呢？由于陸先生對傳統的學習如吳道子的實地寫生，是“臣無摹本，并記在心”的，所以，人們只能揣測。一開始，不少人認為是石濤。但陸先生自己卻不承認，并毫不謙虛地說：“石濤早已不在我的話下，董其昌的筆精墨妙才是我所難以企及的。”人們又認為他的淵源不是石濤而是董其昌。但問題是，陸先生這樣說，并沒有直接表明自己沒有學過石濤而是學了董其昌的意思啊！從他的作品來看，屈折盤旋、粗細長短、輕重快慢、枯濕濃淡、疏密聚散的筆墨運施，點、線、面的隨物賦形、隨意生發，委婉如行云流水，剛健如斬釘截鐵，嵚崎磊落，變態無窮，于痛快淋漓中內涵蘊藉沉著，實在是更近于石濤而有別于董其昌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陸先生在《山水畫芻議》的第一條中便以石濤為“開篇”：

例如有人說：“石濤不好學，要學出毛病來。”我的看法，有一種石濤極馬虎草率的作品，學了好處不多，反而要中他的病，傳染到自己的身上來。但他也有一些極精到的本子，里面是有營養的東西，那么何嘗不可學？要看出他的好處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石濤的好處能在四王的仿古畫法籠罩著整個畫壇的情況下，不隨波逐流，能自出新意。尤其他的小品畫，多有出奇取巧之處，但在大幅，章法多有牽強違背情理的地方。他自己說“搜盡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其實他大幅章法很窘，未能達到左右逢源的境界。用筆生拙奇秀，是他所長，信筆不經意病筆太多，是其所短。設色有出新處，用筆用墨變化很多，也是他的長處。知所短長，則何嘗不可學。

這里說“石濤不好學”的“有人”，或許是民國時上海畫壇的什么人，如吳湖帆便講過：“后學風靡從之（石濤），不復可問矣！”這個“不好學”并不是“不可學”，而是“很難學”的意思。而新中國成立之后，石濤被公認為傳統中最值得繼承發揚的精華之一，似乎就沒人再講“石濤不好學”了；有之，則應該正是陸先生本人。而他之所以要這樣說，也正因為他在學石濤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深知其中的甘苦。由于走的是“科班”之路，所以，他當初的學習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現在，他學出來了，走過來了，就可以把“石濤很難學”的經驗尤其是教訓公之于眾尤其是后學。包括從不諱言由石濤起家的張大千，也苦口婆心地勸誡過后學：“石濤……那種縱橫態度實在趕不上，但是我們不可以去學。畫理嚴明，應該推崇元朝李息齋算第一人，從他入門，一定是正宗大路。”完全是同樣的意思。

再看這長長一大段的評點，具體而又深刻，如果不是認真學過石濤并有切實心得的人，又怎么講得出來呢？我們看“芻議”中講到的古人不少，但沒有一個比石濤講得更透徹的！所以，這段話不僅不足以證明陸先生的傳統淵源沒有把石濤作為學習對象，反而足以證明石濤是他“第一口奶”中最重要的營養成分之一。

進而，我們再來看其中講到石濤的優點和長處，諸如“不隨波逐流，能自出新意”，“小品畫，多有出奇取巧之處”，“用筆生拙奇秀”、“設色有出新處，用筆用墨變化很多”等等，無一不正是陸先生自己的優點！而所批評的缺點和短處，諸如“極馬虎草率”，“大幅，章法多有牽強違背情理的地方”，“大言欺人”，“大幅章法很窘，未能達到左右逢源的境界”，“信筆不經意病筆太多”等等，又無一不是陸先生在自己的畫中把石濤的不足成功地克服了的方面。當然，有些方面克服得還不夠徹底，尤其是大幅的章法。由于陸先生的創作，大多以一支加健山水筆管領始終、統攝全局，所以，凡四尺整張以內的“大幅”，他可以成功地做到“左右逢源”，而超出四尺整張的“大幅”，仍不免“有牽強違背情理的地方”。

總之，結合陸先生的創作，這一段對石濤的評點，實在正是他學習石濤心得體會的夫子自道。至于他之所以自豪地認為石濤已經“不在我的話下”，顯然也正是因為他在學到了石濤長處的同時，又成功地克服了他的不足，避免了“中他的病”。

那么，他又是如何避免“中他的病”的呢？這就與他對董其昌的認識有關。以我之見，陸先生于古人，學過石濤，學過唐寅，學過王蒙，學過郭熙……但要講他學過董其昌，我認為應該是在學石濤之后，而且主要是精神上的學習，而不是形跡上的學習。石濤的筆墨，從形跡到精神都是嵚崎磊落的，董其昌的筆墨，從形跡到精神都是平淡天真的。而陸先生的筆墨，則在嵚崎磊落、強烈沖動的形跡中，內蘊了平淡天真、閑適恬靜的精神。從這一點而論，至少，陸先生的筆墨境界已經高出于石濤之上，是完全沒有疑義的，“不在話下”之說，絕非大言欺人。

錢鍾書先生曾例舉過兩個文學史上的常見現象：無所成就的后人，往往要“向古代找一個傳統作為淵源所自”，以“表示自己大有來頭，非同小可”，盡管他事實上與這個傳統完全無關（《中國詩與中國畫》）；而有所成就的后人，明明是學的這個傳統，卻“不肯供出老師來，總要說自己獨創一派，好教別人來拜他為開山祖師”（《宋詩選注》）。在美術史上，后一種現象的典型便是石濤。石濤由董其昌而來，董其昌在畫史上最大的影響則是“南北宗”論。石濤卻說：“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時捧腹曰：我自用我法！”把與董的關系撇得干干凈凈。則陸先生學石濤，和合以董其昌，雖其所言寓意于委曲而明眼人自識，則其開宗立派之功，較之于石濤，不啻青出于藍，是尤其值得我們尊敬的。

20世紀后半葉的山水畫壇，李可染和陸先生是眾所公認的兩座高峰，世稱“南陸北李”。我們看李先生的畫，無論境界、景觀還是筆墨，都是莊嚴雄偉的，敦厚凝重如里程碑，安忍不動，風雨如磐，甚至連水也是凝固的、靜止的；而陸先生的畫，無論境界、景觀還是筆墨，又都是險絕奇崛的，靈異詭譎如冠云峰，蹈光揖影，隨意生發，甚至連山也是盤郁的、飛動的。這不僅是自古以來北雄南秀的水土使然，更與二人的身世遭際密切相關。李先生的一生相對安定平和，而陸先生的半世極盡顛沛磨劫。人生即藝術，藝品即人品，有以哉！每讀于謙的《石灰吟》：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我總覺得，這不正是對陸先生的人生和藝術最恰切的寫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