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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由中華書局、海寧市檔案館共同承辦的第二屆宋云彬古籍整理獎頒獎典禮在宋云彬先生的故鄉浙江海寧舉行。

被譽為“點校本二十四史責任編輯第一人”的宋云彬先生一生致力古籍事業，其后人秉承先志，拍賣宋先生舊藏書畫，設立“宋云彬古籍整理獎”，旨在表彰古籍整理從業者。

第二屆宋云彬古籍整理獎·圖書獎共有三部作品獲獎，分獲獎金10萬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張涌泉 主編、審訂，中華書局）、《肇域志》（譚其驤 王文楚 朱惠榮 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太白全集校注》（郁賢皓 校注，鳳凰出版社）。

同時，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獎·圖書獎頒給了《七十二家集題辭箋注》（王京州 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獎金2萬元。

在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教授宣讀的頒獎詞中，對《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價值進行了總結：這部書“對現已公布的所有敦煌經部文獻進行全面普查，在分類、匯聚、定名、綴合、匯校等工作的基礎上，類聚了所有相關寫卷及其校錄成果。校訂工作嚴謹認真，不但糾正了寫卷本身的傳抄之訛以及后人的錄校之誤，同時校訂工作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許多研究心得，代表了當前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最高學術水準。本書的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一部校錄精確、查閱方便的敦煌經部文獻整理本，是名副其實的敦煌經部文獻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p>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涌泉在獲獎感言中講到：“這部書排版難度很大。我曾在該書的后記中說，這部書堪稱是‘世界上造字最多的書稿（僅《王一》一篇，造字就達6736個，加上約有五分之一的造字需要返工，該篇實際造字約在八千個左右）’，‘排版之難可登吉尼斯’。”

借這個機會，張涌泉還向中華書局表達了敬意：“一部優秀的古籍整理圖書的出版，不但需要好作者，也需要有好編輯，需要慧眼識珠的出版家?！抖鼗臀墨I合集》編撰計劃剛提出來時，我聯系了很多出版社，但到處碰壁。最后還是中華書局的編輯看中了，提前跟我們簽訂了出版合同，免除了我們的后顧之憂，讓我們可以放心地做下去?！抖鼗徒洸课墨I合集》正式編撰之初，編輯就提前介入，在我們提交樣稿的基礎上，我們一起商定了完善的體例，包括整理的方式，底本參校本的擇取原則，用字的繁簡，甚至包括版式、字號、字體等等細節問題，都已經事先商量設計好了，從而保證了全書體例的嚴密和完善?！?/p>

在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執行總主編楊牧之宣讀的頒獎詞中，對《肇域志》的整理價值做了高度評價：“《肇域志》世無刻本，鈔本較多，整理難度極大。整理者在詳細比對存世各鈔本后，以云南省圖書館所藏鈔本字跡工整、保存完好、忠實原貌之鈔本為整理底本，非常恰當。整理本校勘精詳，采用全式標點，施加專名線，甫一出版，即得到學界廣泛肯定。該書在顧炎武研究、歷史地理學研究、清代學術研究等領域均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p>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文楚講述了《肇域志》整理的全過程：“一九八二年三月，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召開，根據組長李一氓先生指示，決定《肇域志》列為整理出版的重點書之一。成立《肇域志》整理小組，復旦大學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譚其驤先生任組長，參加整理點校的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吳杰、我，云南大學歷史系朱惠榮等。決定以上海圖書館藏《肇域志》為底本（簡稱滬本），以云南省圖書館藏本（簡稱滇本）、四川省圖書館藏本（簡稱川本）為參校本，上海、昆明二地分工承擔整理點校工作?！?/p>

“此后，整理點校工作歷經艱難曲折。復旦發現滬本是清人汪士鐸假借顧炎武名義，對原著據己意作了分類改編，隨宜定目，又將顧氏手稿的眉批、旁注隨意插入正文，失去了顧氏手稿原貌，而云南省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藏本基本保持顧氏手稿原貌，但四川藏本漫漶殘缺過甚，決定改用云南本為底本?！?/p>

“譚先生原請吳杰先生為全書整理點校作覆校定稿，吳杰先生于八四年二月自愿退出點校組，由我接任吳杰先生之職，負責復旦方面點校稿共二十五冊覆校定稿，并負責撰寫出版點校凡例，而該書前言由譚先生撰寫。云南朱惠榮先生負責昆明共十五冊的覆校定稿?！?/p>

“本書原定由中華書局出版，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提議，轉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革前吳杰先生點校滬本《肇域志》，原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革后，未成而告終）。”

“一九九二年八月，其驤先生與世長逝，由我代寫《肇域志》序言。九四年，昆明朱惠榮先生來函，由于教學、科研繁忙，無暇顧及，退回原允承擔的廣東二冊，無可奈何，增加了我的負擔。此后，我將審定稿陸續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蔣維崧等三位編輯分工審稿，我自此年起，每年寒暑假中（因史地所有工作）先后四次，每次一月余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班，與蔣維崧先生共同再次每冊審定，包括昆明整理點校的各冊?！?/p>

郁賢皓先生致力于李白文獻研究多年?！独钐兹Ｗⅰ肥撬谇百t和今人研究的基礎上，“竭澤而漁”地搜集資料，以極為認真審慎的態度，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李白全部詩文重新整理、編集并進行校勘、注釋、評箋，從而為學術界提供一種全新李白詩文校注本，堪稱二十世紀李白研究的最新總結。這個總結建立在版本、考據、義理三方面的有機結合之上，基礎扎實，繼往開來，具有極為重要的文獻意義和學術價值，是李白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李白學會名譽會長郁賢皓先生因身體原因未能來到頒獎現場，由《李太白全集校注》責任編輯，鳳凰出版社副編審李相東代為宣讀獲獎感言：“我把李白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我反思解放后的李白研究，多局限于詩歌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分析，對李白的生平事跡和交游缺乏認真深入的稽考，未能做到知人論世。于是我決定從考證李白生平事跡及其交游入手，以期逐步解決李白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疑點和難點。從1978年1月起我在全國各雜志刊物上發表了十多篇考證李白生平事跡和交游、作品辨偽的文章，1982年結集成《李白叢考》一書，由陜西人民出版社作為‘唐代文學研究叢書’之第一種出版后，得到學術界許多前輩和朋友們的贊揚和鼓勵。不久，與張啟超合著的《謫仙詩豪李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為《祖國叢書》之一出版（后由臺灣云龍出版社出版繁體字臺灣版）。對李白的生平事跡、詩文作品、著作版本研究進行考證的基礎上，進而對李白的作品展開理論探討和綜合研究。1983年，應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約，我用三年時間，編注了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之一的《李白選集》。2008年，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李白與唐代文史考論》（三卷本），這也是我李白研究成果的匯聚與集成?！?/p>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本世紀一十年代，我先后出版過五種《李白集》選本。眾多友人和弟子鼓勵我，應該出版一種能夠表達自己完整見解的李白全集校注，從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全部展示出來，于是我集中精力，將李白的全部作品進行?？?、辨偽、注釋、考證、評箋，終于完成了呈現在大家面前的這部《李太白全集校注》。前后算起來，花了近四十年時間?！?/p>

“本書所收詩文力求都是真正的李白作品。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為今存最早刻本，收詩文最多，故本書以它為底本。但其中也有偽作，凡經前賢和今人考辨可斷定為偽作的，本書一律刪卻，僅存其目，將它們列入存目詩文。對集外失收的、考定為確為李白作品的，將它們列入集外詩文。經過一番去偽存真，從而使《李太白全集校注》更接近于真實的李白全集。本書在大部分詩文的最后加有按語，敘說自己對這首詩文的理解，供讀者參考。李白詩歌研究中最難的是編年。有確實根據可以正確編年的大約一半左右，許多詩歌無法編年，有的只能大概推測其寫作年代。我們只能等待今后有更多的、新的墓志等地下文物出土來加以考證，并期待將來可以編出更加完善的李白集的校注本?！?/p>

《七十二家集》是明人張燮編纂的，他是繼梅鼎祚、焦竑等人之后，明代復古文學史上又一位搜集整理古代集部文獻的杰出人物?！镀呤壹穼ο忍谱骷覄e集廣搜博采，并對每一集作家作一題辭，體現了張燮的文學史觀念。在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鍔宣讀的頒獎詞中，講述了王京州教授的《七十二家集題辭箋注》的價值所在：“全面搜集《七十二家集》的版本，辨別足本、殘本的年代，選擇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刻本《七十二家集》為底本，以臺北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藏《群玉樓集》為校本。廣征博引，為各篇題辭做了詳贍的箋注；比較張燮與張溥二家題辭旨趣之異同，以知人論世的方式，發掘了張燮題辭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創獲甚豐。”

王京州在獲獎感言中講到：“《七十二家集題辭箋注》是我第二次從事古籍深度整理的嘗試，也是我出版的第三本學術著作。當時的我對這本書充滿自信，自信什么呢？自信張燮的作品已經得到了完美呈現，自信這六十篇題辭的價值終究會得以彰顯。但另外一個信念又告訴我，古籍整理是默默無聞的事業，所以我從未設想會榮獲如此高規格的獎項。此時此刻，我內心充滿了感激?！?/p>

此次宋云彬古籍整理獎·編輯獎和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獎·編輯獎分別頒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顧莉丹，獎金分別為10萬元和2萬元。

周絢隆在二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先后編輯出版了《汪琬全集校箋》、《陳子龍全集》、《侯方域全集校箋》、《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等二十余部重量級古籍整理著作，產生了較大影響。在古工委常務副主任、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理事宮曉衛宣讀的頒獎詞中還講到：“他帶領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制定了以集部文獻為主，側重元明清三代的出版方向；同時提出古籍‘深度整理’的思路，通過與學術界共同努力，快速推出了一批優質的古籍整理類圖書，形成了集中有力的產品線，出版界贊為‘異軍突起，特色鮮明’?！?/p>

“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新中國的古籍出版史上，曾經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1954年，《水滸》的整理和出版，標志著新中國整理古籍的開始。它曾經的副牌文學古籍刊行社，也出版過大量古籍，涉及文史哲三個領域。如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等，都是人文社最早影印的。我所做的工作，跟建社之初的前輩們相比，其實差得很遠；跟出版界的同行相比，也有很多不足。所以最初聽到獲獎的消息，我既感到意外，也很惶恐”，周絢隆在獲獎感言中如是說。

周絢隆還特別補充道：“宋云彬古籍獎是我見過的第二個不需要本人填表申請，也無需走關系活動的獎項，它讓評審過程神圣而嚴肅，也讓獲獎人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尊嚴。”

2011年，顧莉丹博士畢業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同年7月進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六編輯室工作。她參與責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榮獲第三屆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第二十七屆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和第十三屆上海圖書獎一等獎；責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榮獲第三十二屆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責編的“古漢字字形表系列五種” 榮獲第三十三屆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第十五屆上海圖書獎二等獎；責編的《唐蘭全集》榮獲第十九屆華東地區優秀古籍圖書獎特等獎。

在獲獎感言中，顧莉丹講到，“我覺得自己身處一個好的時代。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一個概念，是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小眾的學科。近幾十年，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現，新技術和新方法的突破，學科成果越來越豐富，也越來越受國家重視，從冷門絕學”概念的提出，到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從國家社科項目中出土文獻類數量的增多，到古籍整理項目中出土文獻類占比的加大；從首屆宋云彬獲獎圖書《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到第二屆獲獎圖書《敦煌文獻經部合集》……這些出土文獻不再高冷，不再陌生，而是逐漸被大眾所了解，被其他學科所引用，從而促進學科間的相互交流和深入發展。我想我也是借了出土文獻的優勢，才獲得了這個獎。”

在頒獎儀式上，本屆評委代表、南京師范大學趙生群趙生群教授談到了古籍整理的現狀，他認為現在社會發展，青年學生的選擇增多，而需要大量投入的古籍整理工作，吸引力的強度不如以前。“但這項工作既是腦力勞動又是體力勞動，需要動力才能從事，而最高層次的動力，就是要認識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

另外，他還講到要具備責任心：“古籍整理涉及的知識面太廣太深，整理、研究、編輯工作中經常遇到問題，‘惡補’是常態，遇到問題不能放過，要多動腦筋，多加鉆研。同時，一部好書是作者和編輯合作的成果，宋獎正是聯系作者和編輯的一個媒介?！?/p>

第二屆宋云彬古籍整理獎評審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先生在致辭中提到古籍整理獎的評審是最難的，評委不能僅僅借助經驗和感覺進行判斷。

“關于評審標準，古籍本身意義的大小是首位的；其次，是初次整理還是再整理，版本是否復雜；第三，體例、細節是否合適，也要考慮。至于評選過程，第一不要考慮任何學術外因素；第二要嚴格執行程序，不可推翻重來；第三是各出版社要回避本社圖書。宋云彬古籍整理獎，要對得起宋云彬和他的家人。這次評選，代表了四部中的三部，代表了出土和傳世文獻，代表了多家古籍出版社的工作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