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國的外國文學學科已經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其中有收獲，也有偏頗，值得我們回顧和總結。時至今日，我們的“拿來”必須建立在自信和互信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然而，在大量引進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為激活思辨能力、拓展文學視野、推動中國文學多維發展的同時，我們有沒有使馬克思主義淹沒在林林總總的其他主義之中？有沒有忘卻我們研究外國文學終究或者主要是為了繁榮、發展和強健中國文學這個母體？

顛倒的次序：先外國后中國

從學科的角度看，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本是一枚銅錢的兩面；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先有外國文學學科，后有中國文學學科。這是因為我國文學古來無史。《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常常彼此割裂、不相雜廁。再則，在古代即或詩詞歌賦稍有地位，戲劇和小說也是不登大雅的“倡優之術”，因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援引孔子曰：“是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

國人真正看重文學、視文學為學科則是在“百日維新”，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后。首先，“百日維新”“托洋改制”的“體”“用”（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托古改制”）思想的一個顯證。1898年林紓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也是我國第一次自主引進外國文學，從而與嚴復、梁啟超和王國維等人殊途同歸。嚴復與梁啟超分別于“百日維新”期間倡導中國文學的改革路徑應以日本與西方文學為準繩。嚴復提出了譯事三字經“信、達、雅”，而且親力親為。“信”和“達”于翻譯不必多言，而“雅”字不僅指語言，還應包含遴選標準，即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梁啟超的小說群治論更是振聾發聵，令時人耳目一新。王國維則直接借用叔本華悲劇理論創作了《〈紅樓夢〉評論》（1904）。

其次是五四運動。如果說“維新變法”取法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么五四運動顯然是更為明確的“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語）了。同時，五四運動以“憂國感時”“反帝反封建”為己任，強化了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在評論陳獨秀時就曾說過，陳獨秀對五四“文學革命”作出了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五四運動以降，外國文學被大量介紹到中國。這快速改變了中國的文學生態和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學的認知，起到了除舊布新、引領風氣的功用。

此外，我們還必須承認，作為中國文學學科基礎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是由俄國人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之后又有了日本人、英國人和德國人等分別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或文學史綱。而我國學者自己編寫的文學史一直到1904年方始現身，它便是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其中不僅不包括戲曲和小說，而且與其說它是文學史，不如說它是國學史。除了詩詞歌賦，它還包括群經文體、諸史文體、諸子文體和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修辭學等

錯位的關系：偏廢拒斥與饑不擇食

且說中學和廣義的西學（外學）不可偏廢。這本應成為常識，但事實并非如此。綜觀70年外國文學研究，我們不能不承認兩個主要事實：第一，蘇聯模式影響了前30年的外國文學研究，從而使我們對西方文學及文化傳統有所偏廢；后40年又在某種程度上有些來者不拒地擁抱西方，從而多少放棄了一些本該堅持的優秀傳統與學術范式，其中包括蘇聯東歐文學文化和自身的紅色文學文化，而且饑不擇食、囫圇吞棗、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狀況所在皆是。當然，這是另一種大處著眼的掃描方式，具體情況卻要復雜得多。借馮至先生的話說，我們好像“總是在否定里生活，但否定中也有肯定”。第二，建立具有國際影響的外國文學學科體系依然任重而道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必要的總結和反思不僅有助于厘清學科自身的經驗和教訓，構建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中國文學學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派，對于共同推進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同心圓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將大有裨益。

具體說來，我們的問題是引進照搬多，分析甄別少；學科壁壘高，“拿來”門檻低。換言之，西方文學和學術思潮潮起潮落，迅速推搡我國相關主義和學術方法的順化。從敘事學、符號學、心理學、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到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生態批評、后人道主義到后之后，以及身份、身體、創傷、流散、空間等等，心潮逐浪，衍生出海量的論文和專著。

盡管近年來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和審美批評的復歸明顯改變了唯西方文論馬首是瞻的格局，但有理有節、既堅定又包容地避免機械唯物主義，確立相對獨立的審美維度，依然是我國人文知識分子親歷時代變遷、參與學科建設和國家發展的定海神針，也是時代精神的定海神針和價值平衡器。

南朝有《述異記》，謂“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盡爛。既歸，無復時人”。這個寓言猶如“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之說，逐漸成就了一個典故，后人遂以“爛柯”指時間倏忽，喻時移世易，如白駒過隙；滄海桑田，猶麻姑往復。于是，我們也便有了詩人劉禹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這樣的名句。而今，世界正以空前的加速度一日千里地飛躍、奔騰，驀然回首，恍若隔世，須臾之間就換了人間。正因為如此，我們不敢懈怠，更不敢因為取得了一些成績而夜郎自大、淡忘了道光年間以及之后的血的教訓。

忘卻的傳統：研究外國文學志在中國文學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我們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路，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這彷佛是對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隔世回應。面對人類的無數危機和劫難，后者曾經不無感慨地嘆惋：“也許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卻了出發的初衷。”

作為外國語言文學工作者，我們義不容辭，肩負著交流互鑒的責任。“人文化成”（《周易·賁卦》：“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飛速發展的當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詩性的滋潤、詩意的化合，更需要大家的參與和奉獻，否則我等一不小心就會變成新時代的“爛柯人”。而我們的服務對象首先是中國文學這個母體。

曾幾何時，我們的前輩們，無論是“魯郭茅”“巴老曹”還是馮至、錢鍾書、卞之琳、李健吾、楊絳等，都是“雙槍將”。他們一手是外國文學，另一手是中國文學。尤其是在學科越分越細的背景下，他們還念念不忘“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錢楊伉儷甚至連“做游戲”都不忘拿中國文學起手。譬如他們用一個字概括一個作家，謂魯迅的作品是“擠”出來的，郭沫若的作品是“唱”出來的，巴金的作品是“說”出來的，朱自清的作品是“做”出來的，如此等等。而這一個“擠”字了得，蓋因它既是風格，也是內容：謂作品凝練，猶擠出一半；做人純粹，則像孺子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反躬自問，當下我國外國文學學者對中國文學母體的關心和參與明顯不足。這固然有學科發展自身的問題，但不能否認的首先是我們自覺的關懷少了。我們在潛心關注外國文學，甚至追捧外國文學的同時，是否無意間成了“爛柯人”呢？面對海量的中國文學（年產紙質長篇小說就超過萬部、網絡長篇小說逾200萬部），我們是否已經恍然若夢、無從下手？

己猶不擅，何以善人？人類大同的懷想必須建立在民族復興的基礎上，否則資本邏輯和技術理性一定會把世界引向歧途、引向末日。而文學無疑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也是我們協調道器和內外左右的有效平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