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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評》里說：“德里達學派使我們面對著一個本質的問題。在‘批評的’活動和‘創作的’活動之間，或者在‘主要的’文本和‘次要的’文本之間特有的關系是什么呢？”[1] “批評的活動”和“創作的活動”，即批評寫作與文學創作，它們的關系歷來受到關注。在《批評的解剖》的導論和結論中，弗萊論述說很多人對于文學批評存有詬病，他說：“文學批評的對象是一種藝術，批評本身顯然也是一種藝術。這話聽起來，仿佛批評成了寄生于文學表現的一種形式，一種以業已存在的藝術為基礎的藝術，是對創造力的間接模仿。”[2]批評家好像是一批文化掮客，是一群文學藝術的寄生蟲，“有人把批評家的創造力貶低為生殖般的復制”，等等。不說這些觀念如何，它們提示著我們去探討文學創作和批評寫作的關系。這兩者有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或者說它們能否共生呢？——當然這里不是指批評家和作家的和氣共生，而是這兩種文體的共生。對于文體共生，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家似乎做得很好。劉勰《文心雕龍》駢體文形式，對仗、形象化等文學修辭豐富多樣，它論說文的內容掩蓋不了它文學的形式和風格。另外，其他一些零散的文論，比如詩話，比如元好問的《論詩十三首》……不過這其中多數的作者都屬“文人兼文論家”，他們的詩論感性而零散。散文式的評論文章歷來都很盛行，大眾性的報刊雜志上較多的都是這種感性的散文式的書評、文學評論，這些都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它們雖是文學的，但卻更多的是傳統的，是所評對象文本的介紹性、闡釋性感性發揮，它們是如哈特曼引用盧卡奇主張所言的：“……隨筆還沒有進化到足以獲得它注定的形式：脫離質樸表現的——說教的、道德的、附屬評論目的的——真正的獨立自主。”[3]多數的隨筆性散文評論，并沒有自己的理論目標和審美標準，只是就事說事，非本文所談論的理論生成和文學生產范疇。這里要討論的是學院式的批評何以能夠把批評和文學創作整合起來，它需要深刻的文學理論，甚至哲學，也需要“寫作”式的文學生產。這種批評是“作為寫作的哲學表達”，這種批評家是“寫作的哲學家”，但這也不是像薩特這樣的哲學家創作小說一樣的，而是不離開闡釋對象的批評生成，它向“詩”也向理論生成。

一、解構與生成

對于“解構”，今天我們用這個詞的時候，絕大情況下都已經超越了德里達及米勒等人初始使用的“解構”概念。不過這句話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如果德里達、米勒等人對于解構有確定的邊界限定的話，那么這似乎于他們不利，因為他們在反對定論，存有邊界只會讓他們陷入自相矛盾。不過，從德里達的文字出發，他所使用的解構與其說是我們常用的消解，毋寧說是對于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質疑，對于差異的堅持探索，他在差異中尋求破解結構和在場邏輯的路徑。而且，德里達也是有底線的，如陳曉明所言：“這種解構不是顛覆和拆毀一切存在事物，而是揭示出一種困難機制，不可能的形勢；它不是虛無，解構不是無底的游戲，而是有其面向肯定性的底線，這與他后來要確認的正義、寬恕、友愛等等命題一脈相承。”[4]德里達的解構具有生成的向度，這種生成向度何在？在于批評的創造性路徑選擇。

艾布拉姆斯論述德里達解構批評時指出他的雙重閱讀：“德里達的雙重閱讀，閱讀１和閱讀２，實際上產生出兩個文本。第一個文本，比如盧梭的《語言起源論》，對之他的暫時性的讀法是接受將其印刷形式的開頭和結尾行作為邊界的標準慣例和立法。第二個文本的產生……這個第二文本‘不再是’特定作者創作出來的‘書寫完成體’，而是總體上文本型的一個面相——屬于‘一個區別性網絡，蹤跡的織物，無止境地指涉自己之外的某種東西，指涉其他區別性的蹤跡’。”[5]這里艾布拉姆斯指出了德里達閱讀文本的策略，第一種文本其實是慣常的批評文本，第二種文本則是德里達們所樂于的批評路徑，即解構式的批評文本。解構批評是延異的、生成的，它廢止了閱讀中起作用的限制與邊界，超越文本限度，也即繼續生成。德里達在《論文字學》里對盧梭《語言起源論》的解構批評就是這種明顯的雙重閱讀，閱讀１是他不斷地聲稱“盧梭確信”，閱讀２是它不斷地在《語言起源論》文本中尋找替補，發現不在場的在場，挖掘潛在文本／信息。德勒茲認為生成的同時性特征是逃避現在，是不在場的需要在場，在場的生成性特征是替補的欲望性。解構批評就是這種替補性欲望表達，是生成的需要，延異的必然，是對二元對立的沖破，以及邏各斯的變異。

方向紅有專著來探討德里達的“解構與生成”，他是從這兩個概念角度分析德里達早期對現象學的批判。可以說，德里達的“生成”思想源自現象學，他對于胡塞爾現象學的批判，根據方向紅的觀點，是從辯證法角度進行闡釋的，認為“胡塞爾的生成思想：一方面，生成即誕生，生成是瞬間的絕對產生或是不可還原到此前瞬間的瞬間產生，生成即創造，與其他存在者相比較是徹底的、自主的創生。…… 可另一方面，只有從本體論和時間的整體性的內部出發，這種生成才能得到理解，所有生成的產物都是已存在的另一事物的產物，由過去孕育并朝向未來。它的含義僅僅存在于語境之中，具有一種被包含的內在性，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經驗生成”[6]。這里我們可以取這兩方面的字面意思，“生成即創造”，“自主的創生”，以及“本質上是一種經驗生成”。德里達分析胡塞爾的這種生成思想其實很好地說明了德里達自己及米勒等解構主義人士進行的解構批評，他們的文本是一種創生，批評對象（即文學作品）僅僅起到一個提供產生瞬間的前瞬間，它可以是由文學文本孕育，但它朝向一些新的東西，即朝向一種新的經驗生成。比如德里達在論馬拉美的文章中，它超越了傳統從象征主義觀念出發的批評，他從馬拉美獨特的句子、詞語中“提取”論據，并認為馬拉美的詞語操作是一種“新邏輯”，并不是修辭批評所認為的語法和含義扭曲造成的句法效果，也不是批評判斷認為的復雜意指性效果。德里達認為馬拉美的所有文本，“即使在它組織得強有力的地方，意義仍然是不確定的；從此，能指不再讓自己被橫穿過去，它堅守，抵抗，存在，把注意力引向自己”[7]。總之，德里達的批評拒絕了象征主義的概括，拒絕了隱喻、轉喻等修辭學分析路徑，“經典修辭學家就像被解除了武裝一樣：我們面對的再也不是他所熟悉的基本的語義關系”[8]。論文最后德里達補充的一段括起來的話很有意思，他說：“或許本該談斯特凡·馬拉美。談到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無意識，他的主題，總之要談到它似乎死也不想說的東西，談到必然和偶然的游戲，存在和非存在，自然和文學，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9]德里達在這里揶揄了一下傳統批評，德里達是創新的，他的批評思維不敢說超越，起碼開辟了另一扇窗。對此，我們似乎可以借鑒艾布拉姆斯對解構批評的評價：“我依然相信，我們能從一個解構批評家對語言游戲特定方面的敏感中得益，他超越了新批評家的認識范圍，盡管新批評家們的確深刻地開拓了我們關于文學文本中修辭表現的眼界。”[10]

二、批評與生產

要將解構批評同文學生產進行鏈接，對于“批評”和“生產”的探討不可或缺。“批評”一詞應用廣泛，我們把它限定在文學批評領域。韋勒克從古希臘的“詩人兼批評家”、修辭學家、詩學、文法學家到美學、“文藝科學”直到二十世紀的新批評和弗萊《批評的解剖》，進行了專門的文學批評研究，他但他并沒有給批評下什么定義，如他最后總結道：“我們可以幫助分清不同的意義、描述各種語境、澄清一些問題并提出新的區別，但卻不能為將來立法。”[11]“批評”在各種歷史環境、語境下有它的特別針對性。不過對于今天我們所說的文學批評，基本是指薩義德所概括的四種：“一是實用批評，可見于圖書評論和文學報章雜志。二是學院式文學史，這是繼十九世紀像經典研究、語文文獻學和文化史這些專門研究之后產生的。三是文學鑒賞與闡釋，雖然主要是學院式的……四是文學理論，這是一門比較新穎的學科。它作為學術界和普通人們的引人矚目的討論話題而出現在美國，在時間上晚于歐洲:例如，瓦爾特·本雅明和青年格奧爾格·盧卡契等人……”[12]解構主義批評應該屬于文學理論，但它也是文學闡釋。哈特曼認為“當代批評的目標在于一種有關不確定的解釋學”，[13]認為古代經典著作以及《圣經》都“吸引著批評回到解釋學領域中去”[14]。解構批評也是一種解釋（闡釋），盡管它采取的是德里達哲學式解讀或者保羅·德·曼寓言式解讀，這種解構的文學理論也是一種文本闡釋，當然也是學院式的。因此，薩義德盡可以這樣分類，但實踐中的文學批評是跨越其類別的，交叉、互涉。文學理論既作為一種理論，也作為一種闡釋的路徑。德里達的解構把文學徹底地敞開了，也把哲學與文學的界限取消了。理查德·羅蒂指出德里達對哲學的所作所為，認為他的這種寫作“或許就是不再與哲學對立的文學，含有和包括哲學的文學，被立為一種無限的、未分化的本文織體之王的文學”[15]。德里達的《喪鐘》被認為是文學批評文體的危機，同時也是文學的危機，它“通過緊密結合哲學論文、用修辭手段精心完成的作品和文學批評，評論變成了文學”[16]。這種文學批評“中和”哲學和文學，不僅是觀念上，而且是文體上。批評文本文學化，卻也不失哲學/理論的深度，這種批評不再能認為是寄人籬下、寄生在文學底下的贅肉了。它也不僅僅是弗萊極力主張的對古老文學的理解上的更新，而且是文學批評本身在文體和觀念上更新。

生產這個概念必然讓我們想到馬克思。童慶炳的文學理論在“藝術生產論”小節中對馬克思的“藝術生產”作了三種意義上的解釋，他的意義太寬泛，我們只取文學生產作為精神生產、作為文學創作的含義，這里也不涉及“西馬”中本雅明、馬舍雷及伊格爾頓等人的文學生產理論觀，無關乎意識形態分析，這里的“生產”是德里達分析胡塞爾時使用的“構成性”意義：“他（胡塞爾——引者）得開辟一個哲學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讓一種具體的但非經驗性的意向性、一種‘構成性的’‘先驗經驗’被發現，所謂構成性，也就是說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樣，同時既是生產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17]生產意味著發現，具有意向性的意義或者經驗發掘，這種意向性是“生產性的又是揭示性的”，它不僅僅是結構對應式意象性意義生成，而且是撒播式的生產性意義，是主動的意向性延異，是“懷疑主義式的生成描述”[18]；生產同時也意味著再生產，這是因果論和自然主義觀的生成描述，依賴于一定經驗的再生產，這種生產揭示意向性，卻也主動地延異、撒播，這里的“再”是克爾凱郭爾意義上的“重復”概念，“向往重復的人則是另一種人，他越是能強烈意識到重復，他就越走向深刻”[19]，這種生產/再生產是多層次意向性撒播的經驗生成和揭示，這種構成性生成主動挖掘哲學意義上的新方向，也被動地再生產著原文本，這種“重復”走向深刻，走向延異之路、撒播之徑。

本文使用的“生產”（produce）與“生成”(becoming)意義相近，不過它們還是具有差別。“生成”是對差異的強調，而“生產”是對發現和再生產的強調，生產也有生成的涵義，生產是一種觸發機制，生成是一種欲望機器。觸發機制是此在的意向性發揮，需要“再生產”伴隨，是外在性的。欲望機器是此在的逃逸，是自發性、內在性的。“德勒茲和加塔利后結構主義俄狄浦斯批判分為內在批判和外在批判兩方面：內在批評旨在于闡發‘欲望生產’；外在批判旨在于闡發‘社會生產’。”[20]批評更多是屬于內在性的意義生成，相對于其他批評，它又是生產性的，尤其是解構批評，它的意義生成拒絕了封閉和邊界限定，它生成著外在于對象的批評文本，也生產著全新概念上的批評文本。德里達的延異對于批評對象來講，是生成性的，是欲望機器的逃逸式生成，它逃逸對象，趨向差異。這差異是對于對象文本的擺脫，也是對于一般批評的超越，它進行文本生產，這種文本是文學性的，也是批評性的，盡管不是“純批評”（如果存在純批評的話）的，也不是“純文學”的。它具有哲學/文學理論的深度，也有文學語言的生動。前者逃逸文學，后者逃逸理論；前者生成概念，后者生成文本；前者生產意義，后者生產文學，它們交叉進行。解構批評，尤其是德里達《喪鐘》式的解構批評，把內在的生成和外在的生產進行了熔爐化，統一進一個文本，這種嘗試值得進行意義挖掘。

三、解構批評與文學生產

我們回到哈特曼，到目前為止，他對批評作為文學創作觀點的論述最為鮮明。哈特曼替文學研究/文學批評進行的辯護就是從這種富于創造性出發的，他對于批評的理解進行了同對于文學作品的理解結合在一起的嘗試，認為“應當把批評看作是在文學之內，而不是在文學之外”[21]。批評和文學藝術一樣，它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經歷了新批評對于文本的細讀，為何不可對批評加以細讀呢？文學批評不滿足于解釋和介紹，當今的文學理論批評不再可能滿足于隸屬于文學文本，它還積極地爭取著獨立，甚至改造、擴展文學概念，它的闡釋和批評內在地要求著創造性的突圍。把批評文本進行文學文本式的細讀，這樣可否在批評文本中發現一些富于創造性的文學語言？總之，哈特曼指出，我們應該把細讀擴展到批評和批評文章方面，包括發現其中的語言問題；我們需要對批評進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思考，“這種再思考本身就是創造性的”。哈特曼說：“在研究和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種再思考是一種對于非真實的事物的存在和對于關于存在的虛構的一種細察。”[22]對批評和批評文章的細讀/細察，這是文學份內的事情，也是哲學反思性的。在批評的過程中，也即是創造性的發揮過程中，哈特曼發現了把自身作為先驅者進行研究的必要性，這樣，荒野不再是絕望的荒野，而是富于創造性批評的希望之鄉。

哈特曼提醒我們要時刻重視創作與批評的關系，他分析這種關系的重心放在了“創造性批評”方面。理解性的批評幫助我們理解虛構所能具有的迷人特征，它揭露文學作品的矛盾和含糊其辭，增加了讀者的理解性，卻也減少了作品的可讀性。理解性的批評尊重并且積極挖掘文本的多樣性解讀，它應該尋找不確定中的確定。而且作為當代批評，它還需要擺脫僅僅作為批評對象的外在文本的身份，它需要積極地進入文本，既解釋文本也解釋自身。當代批評，尤其是解構批評，它融合創作和批評，是一種富于創造性的批評。解構尋找差異，差異的題中之義即為創造性，它是超越文學批評界限的批評。這種批評可以呈現出散文的特征，它是純理論的，它利用自己的文本力量，去考察創造性，去發現批評對象的限制性所在，它不是去完成、說明或者具體化現存文本。[23]《作為文學的文學批評》分析了批評的隨筆如何表現文學性后，轉入德里達《喪鐘》的分析，為了闡明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作為文學，哈特曼探討了《喪鐘》如何讓文本滲透著熱奈特和撒播概念，以及揭示“寫作的本體論神學”[24]。對德里達《喪鐘》的細察后，哈特曼在文章結尾處說：“任何重要的美學都將證明是一種X學，這里，X表示從一個先前的體系被排斥的、而現在則被重獲的某種事物。”[25]《喪鐘》就是這樣的一個X，它把遭排斥的事物超越界限，把遭排斥的文學批評超越批評進入文學。這種重獲是反諷性的，它創造了自己的文本，在被排斥的語境中超越排斥者設定的界限，進入排斥者行列，這不是反諷是什么呢？

總結

解構主義拒絕中心、終結、源始等帶有定論的概念，艾布拉姆斯始終都警惕著這點，在他的《解構的天使》一文中，開頭就這樣聲明：“盡管如今對我們的警告是慎用起源、中心和終結之類的字樣，但我仍得冒險聲明……。”[26]這樣警惕地開始他對希利斯·米勒批評的反駁，也就可想而知，我們現在的批評需要多么地小心謹慎，定論和判斷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在批評家的眼中文學與理論要么是派生關系，要么是對話的互涉體，當然解構主義的批評觀把批評與文論都放置在文學范疇了，哈特曼就認為：“我們把文學的概念弄得太狹窄了。”[27]不管文學概念的邊界究竟何在，對于解構主義文學批評來說，他們的這種發揮確實可以讀作文學作品。這些闡釋作為經驗的添加，這對于實用美學觀來講，似乎可以看作一種創作，一種經驗的更新。解構主義批評作為一種文本，它不是純批評的，它的發揮超越了共時性的評論文本，它是共時和歷時信息參差著，它的文本顯得“天馬行空”（米勒語）。閱讀這類批評文本，讀者需要的是羅蘭·巴特的觀點：“既然我在此時隔二道讀者，我就需轉移我的立足點：不是讓自己成為這批評之悅可宣泄的對象——錯失此悅的必由之路——，我當使自己作此悅的觀淫癖者：我偷窺他人之悅，我處于反常狀態；于是，評論在我眼中成為一文，一小說，一裂開的外衣。”[28]解構主義的批評文本，是典型的文本生成，它“含義豐富而多樣”（施萊格爾語），它是德里達所言的“網眼”——“網線在手中飛舞，無休止地織出一個又一個網眼”[29]，它也可以看作小說一樣的文學作品。解構批評如文學生產，再生產著另外一個文本世界。解構主義的批評文本也是裂開的外衣，它提供多樣性，生成著逃逸性文本，是欲望，也生成欲望。這種尋找差異的批評使它富于創造性，這種創造性使它逃逸了文學批評，生成著文學作品。

注釋：

[1]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216頁。

[2] [加] 諾斯羅普·弗萊：《批評的解剖》，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第4頁。

[3]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221-222頁。

[4] 陳曉明：《德里達的底線：解構的要義與新人文學的到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31頁。

[5] [美] M.H. 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選集》，趙毅衡、周勁松等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1月，第308頁。

[6] 方向紅：《生成與解構——德里達早期現象學批判注疏》，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5頁。

[7] [法] 雅克·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28頁。

[8] [法] 雅克·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37-338頁。

[9] [法] 雅克·德里達：《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38頁。

[10] [美] M.H. 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選集》，趙毅衡、周勁松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308頁。

[11] [美] 雷內·韋勒克：《批評的概念》，張金言譯，北京：中國美學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33頁。

[12] [美] 愛德華·賽義德: 《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 頁。

[13]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頁。

[14]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頁。

[15] [美] 理查德·羅蒂：《哲學和自然之鏡》，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15頁。

[16]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9頁。

[17] [法] 雅克·德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84頁。

[18] [法] 雅克·德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85頁。

[19] [丹麥] 索倫·克爾凱郭爾：《重復》，王柏華譯，廣州：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5頁。

[20]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們出版社，2007年，第462頁。

[21]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頁。

[22]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23]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頁。

[24]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4頁。

[25]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頁。

[26] [美] M.H. 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選集》，趙毅衡、周勁松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221頁。

[27] [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28] [法] 羅蘭·巴特：《文之悅》，屠有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頁。

[29] 轉引自：[美]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于當代文學的研究》，張德興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