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0月14日，韓國女藝人雪梨去世。她的突然離世，再次讓外界關注和討論韓國女藝人和普通女性的生存狀態。

10月23日，根據韓國暢銷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將在韓國上映，在《熔爐》《釜山行》中貢獻過精湛表演的孔侑和鄭有美將再次合作。最頂尖的演員、暢銷突破100萬冊的現象級的女性主義小說、只是一支預告片就能掀起的激烈討論，似乎隱約奠定了這個故事將再次延續聚焦社會題材的韓劇中那種“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被世界改變”的悲愴意味。

《82年生的金智英》電影海報

最近，出版于2016年的《82年生的金智英》也出版了中文版。

對比近兩年出的許多女性主義的作品如《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我的天才女友》，《82年生的金智英》未免太過平淡：以金智英30多年的生活經歷按照時間線索講述，文字和故事都沒有什么大波瀾，就連主人公金智英和幾版書的封面上的女性畫像也都是面目模糊的。

而毀滅一個人的或許正是這種幾乎是女性人生一上場就被設定好的“平淡無奇”：你應該小心翼翼地用指頭蘸一點給弟弟沖奶粉時灑落在桌上的奶粉嘗嘗，你應該在學校里被要求大冬天穿著薄薄的襪子和皮鞋的卻被罔顧所有的不便、你應該在觥籌交錯的酒桌上常年忍受男客戶不間斷的勸酒和葷段子、你應該談幾次戀愛就被認為是“嚼過的口香糖”而被指摘……

書中寫道的：“金智英感覺自己仿佛站在迷宮的中央，一直以來明明都腳踏實地地找尋出口，今天卻有人突然告訴她，其實打從一開始這個迷宮就沒有設置出口。”

故事讓人悲傷的地方正在于此：女性從一登場就要接受各種貌似平淡又正常的設定，我們在覺得自己無比疲累和被不公正地對待之余，耳朵中則灌滿了先前整個社會形成的“共識”：為什么就你這么矯情？你的媽媽、奶奶誰不是這樣生兒育女照顧一家人的？怎么就到了你們這一代提出這么多異議呢？而這種先前的社會經驗所沉積下來的文化與“共識”會讓女性的每一次掙扎都舉步維艱：她們要說服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在整個密不透風的圈住女性的牢籠中拼得血流成河。

《82年生的金智英》的確平淡得幾乎都沒有什么文學色彩，女性要承受的各種不公正事件如社會報告一般密集地填充在文章每一個細節中，讓故事變得極其壓抑而無望。唯一的波瀾大概就是金智英最后忍無可忍，不斷地切換出一種能夠仗義執言的人格去吐槽自己的不滿，這是她三十幾年溫馴又不斷被細小的不公啃噬著的痛苦人生的集中爆發。

同樣是以一個尋常女性為敘述主體，《到底有多難：一個中年母親的自我救贖》與《82年生的金智英》有某種相似性。

《到底有多難：一個中年母親的自我救贖》講述一位五十歲中年母親的日常，近450頁的篇幅分設28章，每一章以時間為限，寫不同的時間點發生的比較具體的事情，對于整個故事來說這樣的成文方式有種很能拉近讀者的心理距離，像是一位住在隔壁的鄰居娓娓地向你講述每天的瑣碎日常，而在她的故作輕松或者埋怨的絮叨總是充滿了人到中年的凄涼與疲憊。

而這樣的結構方式同樣也將故事切得比較零碎，使得它更像是一個備忘錄和自言自語的日記，作者也太耽溺于自己的情緒和生活中，而失卻了宏觀的思索。這是很多被認為是“女性主義”但卻并沒有呈現出什么所謂的“主義”的作品的通病：即很多作者對于生活帶給女性的一切不便和誤解、歧視實在太感同身受與憤怒，以至于都在作品中瘋狂地呈現男權社會“罄竹難書”的罪惡：

《到底有多難：一個中年母親的自我救贖》中24個章節中的每一個小章節都能寫出一位中年女性新的困擾、新的瑣碎，這些對于很多對生活沒有什么感受力的或者是已經習慣于各種不公正并開始甘之如飴的女人或許是一個警醒，作者在提示你：請一一對照我如上所說的一切細節，如果你也在經歷著，你需要像我一樣反思你是否正被不公正地對待著。

仍舊回到什么才是好的“女性主義”的作品的話題上，以《到底有多難：一個中年母親的自我救贖》來看，整個故事梗概為主人公凱特曾是頗有能力的基金經理，在事業巔峰時期為了陪伴兩個年幼的孩子好好成長，她選擇辭職回家，當起了全職媽媽。但是幾年后她的丈夫被裁員并賦閑在家甚至還需要花費不菲的費用接受心理治療，家里有沉重的房貸壓力，孩子也要花錢，這些迫使她需要重新回到社會謀求工作。

這樣的故事設定的基本的背景就是：女性原本就非常依附于男權社會為其構架的一套關于“圓滿人生”的邏輯：丈夫愛自己又能賺錢養家，孩子聽話，生活無虞。許多女性的覺醒以及很多女性故事的發端都是如上所述的現世靜好被打破，主人公凱特也是在不得已去工作時才發現自己在之前的大多數人生中對于自己的關注是完全不夠的，這是很多女性的選擇——在初進入一個家庭時就忙不迭地承擔起照顧一家老小的責任，并完全主動或者被迫棄置自己的理想、志業、女性魅力……在偶然驚覺時，發現歲月忽已晚。

可以說這是長久的社會經驗累積的對女性的束縛，但也并非絕無調整的可能，如果我們都早已知道社會對待女性是如何不公，那么再用450多頁的長文去贅述又有何意義呢？好的女性小說或許應該溯源到更久之前、并從根本上找到能顛覆這套男權社會的邏輯的方法才更能解決問題。

從《到底有多難：一個中年母親的自我救贖》中的部分章節的小標題來看，諸如“減不掉的贅肉”“找回更瘦、更有活力也更精明的自己”“為了還在，在家庭生活的地震中保持興高采烈的狀態”……作者仍舊顯然沒有逃脫掉已經大行其道的男權邏輯的框架——女性需要在意自己的外貌、需要以孩子和家庭為重、需要抽脂減肥以得到認可……或者作者寫作這些是為了展示女性重返社會是如何不易，而遵從這套邏輯本身就讓故事顯得很沒有反叛的張力。

面對同樣的問題，《82年生的金智英》頗有文學性的一筆：金智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癥狀，總是模仿其他女性角色來對丈夫和公婆說話。這個“他者”似乎是萬馬齊喑的女性處境迷宮中的一個小小透光處，即我們前文所說的某種程度上的“顛覆”在改變女性處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安托瓦內特·福克看來，這或許正是女性獲得解放的機會，即利用“他者”的邊緣性身份，說出真相，說出屬于女性獨有的經驗和感受，由此建構出新的且更為多元和自由的社會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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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性在一時的安穩人生中迷失自己，并沒有足夠強大的、能支撐自己的理想、志業與愛好，那么如故事的開頭所述的人生的失落感將隨著年齡的增長不斷襲來，如《到底有多難》開頭所寫的：

“就像有天早晨，我在環線地鐵上盯著一個小伙子，他濃密而蓬亂的頭發就像羅杰·費德勒一樣，我發誓我們倆之間閃過一些東西，如嘶嘶作響的靜電，如調情帶來的戰栗，隨后他站起來給我讓座，他給了我他的座位，而不是電話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