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鄭文光的早期科幻創作

歷史見證人：鄭文光（董仁威1980年采訪紀錄）

1951年的北京，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地方。年輕的共和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一個以科學作家為響亮職業的人自然被推薦到了中國科協科普局，鄭文光成為了一名為洗刷舊世界封建遺骸、散播新世界科學文明種子的先鋒。他進入中國科協科普局擔任《科學大眾》雜志編輯。

那是個充滿激情的年代。他常常到學校去作報告，報告完畢總有少先隊員獻上紅領巾。那時，鄭文光早已不是少先隊員的年齡了，可是當孩子們每次把紅領巾圍在他脖子上的時候，他心里總是一陣不由自己的激動，他真想為這永遠是藍色的天空，為親愛的祖國的大地，為他熱愛的民眾，為祖國的花朵（兒童）放聲歌唱！

鄭文光比較經常地為少年兒童寫些科學小文章了。當然，同時也為青年寫，為成年人寫。但是為少年兒童寫作，他覺得是一種特殊的享受，因為字里行間能夠滲透他的靈魂的喜悅，讓他重新度過他的失去了的童年。他感到，為少年讀者寫作有那么多詩情畫意，只是由于他的文章過于拙劣而無法充分表達。但是我多么希望把他心靈中的詩情畫意，能透過他講述的遙遠的星球、茫茫的宇宙空間、高速的宇宙火箭的文章表達出來啊！

這樣，小文章的形式和篇幅都容納不下了，于是，他嘗試寫作科幻小說。寫作科幻小說的起因，是很偶然的。新創刊的《中國少年報》編輯趙世洲，找到鄭文光，對他說，“老鄭，給孩子們寫一篇科幻小說吧！”那會兒，凡爾納、威爾斯的作品還沒有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鄭文光不知道科幻小說是什么樣子。好在初生的牛犢不怕虎，寫就寫吧。他虛構了幾個小孩，偷了一只火箭船，飛到火星去，繞著火星轉了一圈。他沒敢讓孩子們到火星上去，當時他還不知道火星上是什么樣子呢！這篇名叫《從地球到火星》的文章，新中國出現的第一篇有影響的科幻小說，于1954年在《中國少年報》發表后，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響。北京城里掀起了火星熱。那時候，北京天文館還沒有成立。《中國少年報》編輯部為了滿足孩子們的好奇心，在建國門上的古觀象臺里，架起了一座天文望遠鏡。孩子們吃了晚飯后，就到古現象臺排隊看火星。孩子們排起的長龍，直至深夜也不見減少。

鄭文光為孩子們對科幻小說的熱情所感動，全心全意為孩子們寫起科幻小說來。兩年間，他在各種兒童、青年期刊上，先后發表了科幻小說：《第二個月亮》《太陽探險記》《征服月亮的人們》，并于1955年由上海的少年兒童出版社輯成《太陽探險記》一書出版。《太陽探險記》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歡迎。

《太陽歷險記》鄭文光著，1955年，少年兒童出版社

鄭文光的科幻小說創作活動，引起了社會的重視，引起了共青團中央的重視，也引起了文藝界的重視。他的科幻小說被選入1955年出版的《兒童文學選集》中，著名作家嚴文井在序言中稱他為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吸收他為會員，并將他調到作協工作，他開始了專業作家的生涯。鄭文光的科幻小說作品，也引起了世界的重視。1957年，他的科幻小說《火星建設者》，在世界青年聯歡節上，獲得了科幻小說獎。在那次聯歡節上，全世界獲獎的科幻小說。一共只有三篇。

但是，鄭文光自己心中有數，他認為，自己這幾篇作品水平是很低的。這絕不是他自謙的話。尤其是《太陽探險記》出版的同時，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對比之下，鄭文光更為自己的作品感到汗顏。他真誠的覺得，它們之所以受到不相稱的歡迎，只是說明少年兒童太需要類似的讀物了。這就是《太陽探險記》出版以后，鄭文光沒有再寫科幻小說，而改變方向，寫了一個中篇科學故事《黑寶石》的緣故。他覺得自己太缺乏幻想的才能了，還是老老實實寫點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為好。

《黑寶石》的取材，是一個學校地質小組的活動，不過他把關于隕石的知識寫進去了，于是它就成了一個“科學故事”。《黑寶石》最初是在《人民文學》1956年4月號發表時，鄭文光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從1951年到1957年，鄭文光進行了大量科普組織工作和創作。他編輯《科學大眾》、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新聞發布會，還進修過上千次關于宇宙航行的科普講座。他的科學文藝作品《飛出地球去》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獲得了廣泛好評。他還與李四光、竺可楨、戴文賽、鄧稼先等結識并討論過科技傳播的問題。

在20世紀50年代，鄭文光的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說集《太陽探險記》（1955）、大型科學文藝讀物《飛出地球去》（1957）、科普譯文集《宇宙》（1958）。除他的短篇小說《火星建設者》（1957）獲得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科幻大獎以外，他的小說《黑寶石》還獲得了中國作協的兒童文學獎。他撰寫的紀念意大利科學家布魯諾的傳記文學《火刑》（1957），多年來一直是全日制中學課本中的語文教材。他還是中國作家中第一個到達西沙群島進行采訪的記者兼作家（1959）。

就在這時，鄭文光的創作出現了一個轉折點。1956年底，鄭文光調入中國作家協會，成了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文藝報》的記者。在這里，他與文學藝術界的大量交往，成了他科幻創作不斷進步的主要動力。他與老舍、郭小川、王蒙、張天翼、叢維熙、柯巖、劉厚明、劉紹棠等人過從甚密。《文藝報》當時是一個包括發表政論、報告文學和文藝特寫的刊物。他當記者的頭一件事，是到新疆參加中國作家協會新疆分會的成立大會，會后又在南疆喀什一帶旅行和采訪。1958年鄭文光成了《新觀察》的記者，到廣東沿海一帶和海南島、西沙群島一帶旅行了半年多。這兩次長途旅行對鄭文光擴大眼界、認識祖國豐富多采的生活無疑是很有益處的。他也有不少收獲：寫了許多報告文學和特寫。但是與此同時，他卻完全放棄了科學文藝讀物的寫作。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只為《兒童時代》寫過幾篇短小的科學幻想故事。除此之外，他差不多完全離開了兒童文學。

童恩正與《古峽迷霧》

歷史見證人：童恩正（董仁威采訪紀錄）

1935年8月27日，歷史學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正在湖南寧鄉出生。童恩正出生以后，第一件留在記憶里面的事情便是逃難。他坐在一個籮筐里，另一個籮筐里坐著姐姐，被人挑著，跟在母親后面，輾轉流亡于湖南西部的安化、溆浦、沅陵、辰溪一帶。那清澈見底的沅江，兩岸經常隱現在煙雨中的青山，那古老的苗民的奇風異俗，那夜半曠野里在火把照耀下的舉行的巫術儀式，一切都叫這個七、八歲的孩子感到好奇和迷惘。

抗日戰爭結束了，童恩正一家回到了經過一場大火已經化為一片廢墟的長沙。父親在湖南大學教書，而童恩正則進入成智小學學習。1947年，童恩正考進了長沙雅禮中學，編入46班。在雅禮中學讀書的那段日子里，童恩正是一個十分頑皮的孩子。他曾經裝鬼去嚇人，爬到他的小伙伴楊傳德的肩上，頭上頂一塊白被單，夜晚出現在校園里，把同學們嚇得嗷嗷直叫。他喜歡打彈弓，雅禮中學隔壁是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的官邸。當省主席張燈結彩、大宴賓客之時，童恩正和他的伙伴們，一陣彈雨，把窗戶打得稀爛，使官邸中大大騷亂了一陣。

雖然童恩正在雅禮中學讀初中時有許多越軌行為，但他也有許多杰出的表現。他想自力更生、工業救國，和小伙伴們一起辦了一家“唯是頂好”公司。維斯丁豪公司，是美國出名的大公司，童恩正取了這個公司的諧音，“唯是頂好”——唯有我的東西是頂好的！

每到晚上，小伙伴們蒙著被子，聽童恩正講故事。這些故事，都是他的即興創作，沒頭沒尾，“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可是，這些故事卻常常能迷得小伙伴們神魂顛倒。講到精彩處，童恩正便開始賣關子，軋住了話頭，逼得小伙伴們苦苦哀求。這種沒有稿費、沒有版權的口頭文學，使童恩正鍛煉了口才，培養了創作能力，這也許是他狩獵文學的開始吧。

1956年，童恩正父親調往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編者注：1988年更名為電子科技大學）工作，全家遷往成都，童恩正也一起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習。

1957年，童恩正在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習時，便開始發表文學著作和科普著作。當年，他在《紅領巾》雜志第7期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我的第一個老師》。1959年，他寫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說：《五萬年以前的客人》，并于1960年發表在《少年文藝》第三期上。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著四川大學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到四川忠縣渰井溝去考察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然后，他又和另外兩個對考古感到興趣的川大歷史系同學自愿放棄暑假，到巫山大溪去參加一處新石器時代墓葬的發掘工作。這里的景色壯觀而驚人：“浩蕩的長江在這里被兩岸聳立的大山束縛成一條狹窄的激流，紅色的山巖從江邊垂直矗立，高高地聳入云霄，日光只有在中午才能射進這陰暗的峽谷。江水洶涌著沖擊在猙獰的礁石上，激起了翻滾的波浪，卷起了巨大的旋渦。瀑布從高山上傾瀉下來，在空山中發出可怕的轟鳴。險峻的高山下，奔騰的江水在這里以它的粗曠、它的雄偉震懾著人，激動著人。”

馮漢驥（1899-1977）

更為震懾人、激動人的時間是夜晚。當晚上八、九點鐘，一輪圓月在陰森的峽谷黑黝黝的大山后面緩緩升起，照亮了咆哮的大江時，童恩正感到了古峽的莊嚴、肅穆，對大自然產生了一種原始的敬畏。

就是這種對大自然神秘、恐怖氣氛的原始敬畏，加上對考古學、對冒險生活的熱愛，使他回到成都以后，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寫出了《古峽迷霧》。上海少兒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年輕大學生的作品。作品一發表，便受到了青少年讀者的歡迎。

《古峽迷霧》的出版，幾乎改變了童恩正的命運，使他走上專業文學工作者的道路。1961年，童恩正大學畢業。那一年，著名電影演員馮喆由上海調到峨眉電影制片廠工作。他看到《古峽迷霧》以后，便到四川大學去找童恩正。著名演員來找一個普通的青年學生，使童恩正感動至深。交談中，馮喆稱贊童恩正有想象力、會編情節，而這兩點正是一個編劇必備的品質。他建議童恩正去當編劇。以后，馮喆將童恩正介紹給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廠長朱丹南。朱丹南很欣賞這位青年作者，童恩正大學畢業后，便將他要來峨影廠擔任編劇工作。他到峨影廠工作以后，開始改編《古峽迷霧》的電影劇本。改編還未完成，四川大學又將他要了回去，擔任馮漢驥教授的科研助手。從此，他開始在考古學和文學兩個領域里縱橫馳騁，過起了身兼兩個工作領域的“兩棲人”的生活。

《古峽迷霧》的出現，在中國的科幻小說史上，是一個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雖然中國科幻小說早自清末即有源流，民國時期亦有后繼。然而真正成為氣候，還是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事情。當時百廢待興，急需大量科技建設人才，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培養科技人才，又需從少年兒童抓起，于是一種具有當時中國特色的科幻作品應運而生。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科幻一開始就植根于“科普”和“兒童文學”的園地里。因此在50-60年代早期的科幻作品，大多不離這個主旋律。與其說是科幻小說，不如說是兒童科幻故事，或圖解的科學知識。這樣安排出于特殊的時代情況，固然無可厚非。但這樣的作品畢竟遠離文學正道，不理解科幻小說的本質，僅僅作為宣講科學知識的一種故事載體，單純等同于“科普”的代名詞。

《古峽迷霧》童恩正著，1960年，少年兒童出版社

《古峽迷霧》以小說的形式出現，文情并茂，在主題構想、情節安排、人物刻畫和意境描繪等諸方面都展現了小說和科學幻想的魅力，吸引了眾多的讀者。這篇小說的問世，猶如石破驚天，予人以震動和清醒劑的感覺，為中國科幻小說揭開一個新篇章。

“被拉壯丁”偶成科幻作家的劉興詩

歷史見證人：劉興詩（董仁威采訪紀錄）

作為中國第一次科幻小說高潮的老兵，第二次科幻小說高潮的領軍人物之一，第三次科幻小說高潮的支持者，中國重科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劉興詩，是個在世人眼中的“怪人”，在熟悉者眼中卻是個可親可愛的人物。他的科幻小說、童話、少年傳奇小說、知識讀物作品很討人喜歡，他的為人處世卻讓人難以恭維。在筆者的印象中，他參加的會議，常常要跟會議主持人唱反調。開會時，他喜歡插話，但絕不允許別人在他發言時插話，否則他就要與人急，甚至翻臉不認人。在20世紀80年代末那個科幻小說的多事之秋，他一方面被別人拉去當圍攻“重文學流派”科幻作家的“槍手”，一方面又在四川作家群聲援葉永烈的公開信上簽名。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說，從來不顧他人的感受，也不管合不合時宜。

他和童恩正有著深厚的友誼，卻從意識形態到兩人共有的學術領域進行論爭，動不動就吵架，誰也不讓誰。氣得童恩正臉紅脖子粗，跳起雙腳臭罵“劉興詩這個龜兒子，不得好死”；事后兩個人又好得像親兄弟一樣，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外界有人攻擊一個，另一個立刻就會兩肋插刀，跳起來幫忙，什么也不怕。當童恩正旅美，受到“單位”一些心懷不滿者攻擊他將“叛國不歸”。劉興詩就跳出來，在有四川大學代表參加的省內大會上話鋒一轉，把四川大學和嫉妒者大罵一通。當著省領導拍著胸口，敢以全家性命為童恩正作擔保。這樣還不解氣，接著又在《科幻世界》發表一篇《霧中山傳奇》，盛贊曹仲安和他父親的愛國行為，等待著曹仲安從海外歸來。末尾寫上這樣一段話：“我久久注視著他在報紙上的照片。他容顏依然，心跡依然。噢，朋友，我了解你。雖然此時咫尺天涯，暫時無緣重逢。然而我深深相信，你決不會食言，必定會返回故土。在南方絲路起始的地方，宣讀你的震撼世界的研究論文。曹仲安，我期待著你……”。“曹仲安”是誰？就是童恩正。60年代初，他和童恩正相結識在一次考古野外考察工作中。兩個人一見如故，白天并肩進行考古調查，晚上就關起門來編小說。決定大家都從母姓，把自己寫進去。童恩正的母親姓曹，排行老二，自己取名叫做曹仲安。他的母親姓盧，排行老大，就取名叫做盧孟雄，曾經雙雙寫進《雪塵》。現在要為童恩正申冤，就把“曹仲安”抬出來了。這篇小說后來獲得中國科幻小說“星座獎”和“銀河獎”，內幕就是這么一回事。

了解劉興詩的人，知道他常常會突發俠腸熱骨。一個翻譯過他好幾篇童話的日本翻譯家對他說：“我看出來了，你是站在弱者一邊的”。的確是這樣，劉興詩常常路見不平必定拔刀相助。有一次筆者同劉興詩一起到外地開會，大家都到了，他還沒有來，急得大家團團轉。事后才知道，他遇見一次車禍，強令司機停車去處理傷員了。這樣的事情舉不勝舉，小至見著上坡的沉重的板車，必定上前推一把；滾滾車流的馬路上拾起一個受傷的蜻蜓，專門騎車送到城外放歸大自然。大至迎著火車沖上去，救出一個在鐵軌上背著背兜行走的老年農婦；對一個素不相識的身患白血病的姑娘，盡力伸出援手。他就是這副性格，該出手時就出手，一點也不含糊。在野外考察中，他也是一個“亡命徒”，敢于面對北極熊，劃著小船駛進海上一個白鯨群，來回四次踩著抽掉木板的鐵索橋渡河，攀危崖、探險洞，多次孤身遇險等等，都是不要命的作法。可是他在平時卻是有名的膽小鬼，一些事情上過分謹小慎微，對筆者發起組織“世界華人科普作家協會發起人會議”嚇得像只“蝦趴”，礙于友情不得不支持，又“深怕”他的“胖弟弟”（對筆者的稱呼）觸怒科普界上層官方人士，再次表現出他難以理解的矛盾性格和行為。

他的矛盾性格和堅持說真話、敢作敢當的脾氣，在他的一生表現無遺。從初中二年級開始，他就常常參加游行示威，十處打鑼九處在。甚至敢于在特務逮捕老師時，用胸口頂著槍口毫不退讓。逮捕學生的戒嚴剛剛解除，就敢背著一大包油印宣傳品，大搖大擺從中美合作所的大門口走過，擠過布滿整個路面的特務武裝，帶回家隱藏。這種事情在解放后又絕口不談，對他鐵棍打、匕首刺，打成“反革命”，整得死去活來，也不表白一句。認為這是該做的事情，就不必掛在嘴里說。只是在退休后和寫回憶錄才說出來。

平常的大小會議，朋友間聚會，他想怎么說，就怎么說。這個沒遮沒攔的嘴巴和管不住的手腳，一輩子可害苦了他。1957年在北大一番慷慨直言帶來災難，雖然由于平時積極忘我，以“好人說錯話”受到保護。他這個“好人”卻不領情死不認錯，第二年不得不以支援兄弟院校新建地理系的名義，揮淚離開北大到武漢。嗅著那里一股不適宜的空氣，立刻轉身到成都，一下子遇著“大躍進”。他認識到自己脾氣不改，哪里都一樣，再也不走了。

當時正在聲討“打野鴨子”，批判“不務正業”，進行業余創作等同于“投機倒把”，再和“階級路線”掛上鉤，必須嚴厲打擊。后來形勢變了，又在“挖掘一切潛力進行創收”的新情況下，經過“群眾分析”，在境內發表應該是每個字1元，境外發表每個字1美元的標準，必須向各級部門交納“管理費”、“公積金”，共計70％，納入“集體創收”的軌道。再對教研室各位同仁“意思、意思”。不許離開“集體路線”，私自“瞞產”、“獨吞”，方算合法。這個天方夜譚式的標準當然無法完成，為此“單位”發函給上海少兒出版社說“我院劉興詩長期不務正業，進行非法創作，民憤極大。請將其稿費寄交我院，予以嚴肅處理為荷”。并且發生財務科在銀行“代領”稿費，轉入公款賬目的事件，當然就沒有好果子吃了。

盡管劉興詩蜚聲學界，職稱卻受到障礙，一直被告知這種事情沒有他的份，直到退休都是副教授。這個副教授，還是有一年省職稱評審委員會的地理、中文、教育三個組同時發難，質問成都地質學院，以致系內不得不在臨考前天晚上，黑著面孔通知他：“明天給你一個機會考外語，考不過就不怨我們了”，這才勉強給他一個副教授。

劉興詩的退休也有故事。當年8月他帶隊轉戰重慶、廣西，10月回來突然告訴他，你已經在出發前退休了。一個潛在原因是當年10月要普調工資，這塊糖當然不能給他吃。他又不可理解地拒絕了好幾個大學和研究所伸出的花枝，要他做系主任、博導、研究員。甚至海外聘請他，問他還要什么條件？他卻以要的只是“CHINA”一個字，也一拍屁股就回來，真是常人不可思議的怪人怪事。

從北京到成都，包括省委、地礦部等許多上級主管部門和領導，以及新聞媒體，紛紛要出面進行干預，甚至有資深記者要寫內參，保證送到高層領導桌上，他卻一律婉言謝絕。現在這個“教授”頭銜和“高級顧問”，還是在退休以后，成都各界朋友給他祝壽時，當時的學校領導向他道歉后，補的一塊疤。由于已經退休，規章制度所限，不能再經學校評審委員會正式討論。可算，也不可算。如此等等，這個充滿了矛盾，敢說敢罵的人，的確是很難為社會所接受的，因此他一生坎坷。這個學術界公認的博學多才的學者，至今在“單位”，頭上正式戴著的還只是一個“非法”的“教授”頭銜，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劉興詩在學校有很好的群眾基礎，目前學校的領導對他的印象也180度大轉彎變得十分敬重。校黨委書記對他言必尊稱“先生”，另一位書記說他“口碑極好”。一批批學生進校，一批批聞風聚集在他的身邊，自稱崇拜者。有一些年輕人說：“您是真的假教授，真的真教授。真的就是真的，一點也不假”。劉興詩聽了哈哈大笑，毫不以為意，真夠灑脫！他常常說：“無欲，方能無畏”，一點也不錯。

劉興詩在科幻小說創作中也標新立異。本來科幻小說就是一種十分浪漫的文體，海闊天空，上下幾百萬年，乃至幾十億年，隨便怎么說都行。但是，他卻要人家寫科幻小說，必須“貼近現實生活”，甚至說什么“科學幻想是科學研究的直接繼續”。否則，他便要嗤之以鼻。他要別人寫科幻小說要寫中國，寫中國人，他自己寫的科幻小說卻充斥著洋人和外國。《美洲來的哥倫布》和《辛伯達太空浪游記》就是例子。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霸道已極，也令人氣憤已極。

筆者同劉興詩交往已有20余年，算得上是他的一個好朋友。第一次同劉興詩打交道，是在1979年，四川省科普創作協會組織的九寨、黃龍筆會上。在上黃龍寺的山坡時，海拔近4000米處，筆者已氣喘吁吁，舉步維艱。比筆者年長十歲的劉興詩卻幫筆者拿行李，強把筆者拖拉上山。筆者感受到劉興詩長年從事地質工作，練成的強壯體魄的力量及對后生的關愛之心。在九寨鮮花遍地的草原上，劉興詩手握一把鮮花，把筆者推倒在地上，壓在筆者身上笑嘻嘻地“嚎啕大哭”起來。有人將“劉興詩戲哭董仁威”一幕用照像機攝下來，保存至今。這時，筆者感受到劉興詩的一顆童心。這顆童心劉興詩保持至今，這是年過古稀的他，還能不斷寫出優美的童話和各種充滿童心的兒童讀物的根本原因。

后來，劉興詩寫他的科幻小說，筆者寫科學家傳記文學和報告文學、知識讀物、技術普及讀物，各干各的，來往不多。說實在的，劉興詩對筆者的各種創作活動從未給予助力，有時還打打“破鑼”，筆者也不太介意。將筆者同劉興詩拉在一起的，是我們應四川辭書出版社之約，共同主編《新世紀少年兒童百科全書》一事。在三個月緊張編撰大綱的日日夜夜里，我們加強了互相了解。這時，筆者才知道，劉興詩和筆者都是重慶南開中學的學生，先后同學。我們都受過那培育出周恩來、60多位院士和成千上萬高級人才的“南開精神”的薰陶。我們的心貼到了一起。以后，筆者得到出版社的訂單要請劉興詩出馬寫書，劉興詩也不時將他找來的訂單讓筆者擔綱。相處多年，相知漸深。由于劉興詩的性格使然，筆者與他相處并不容易。不管筆者為劉興詩做了多少好事，劉興詩想罵娘時照常罵娘，常常在會上把筆者頂得心口發痛。筆者則在會下罵娘，直至把劉興詩的十八代祖宗“操個夠”。但我們互相都不計較，感情和相知并日益加深。劉興詩一直對筆者以“胖弟弟”相稱。

只有對劉興詩深入了解，同他交上知心朋友，才能感受到劉興詩頭腦中非凡的“博學多聞”，感受到他那無與倫比的才華，感受到他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民族、對人民浸入骨髓的愛，感受到他對他熱愛的地質專業、科普事業、兒童文學執著的追求，對新進后生的期待和關愛。也只有對劉興詩深入了解，同他交上知心朋友后，了解了他獨特的人生道路和為人處世的原則，才能理解他在科幻小說創作中為什么會走獨特的道路、堅持獨特的創作理論，并包容他的“怪脾氣”，學習他的許多人所不及的長處。

1931年，劉興詩出生在漢口租界黃陂里的一幢兩層小洋樓里。那是一個烽火連天、哀鴻遍地的歲月。那一年的“九一八”，日本鬼子強占了我們的東三省。也就是那一年，洪水淹沒了武漢。劉興詩一家住在武漢，洪水淹到二樓窗口。媽媽抱著他，跨上父親帶來的一只小船，登上一艘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的輪船到上海去。劉興詩被洪水一泡，江風一吹，一下子患了小兒抽風癥，昏迷不醒，完全失去了知覺。想不到這時候英國船長來了，竟不許劉興詩死在他的甲板上，指使水手強要把劉興詩從媽媽的懷抱里奪走，扔進滔滔揚子江。當時劉興詩的父親也算是一位將軍，可是此刻手下無兵無將，面對窮兇極惡的英國船長，一點辦法也沒有。多虧許多中國旅客站起來據理力爭，對那個橫不講理的英國船長說：“這個孩子還沒有咽氣，不能這樣對待他。”一位北京的老爺爺把一顆同仁堂的萬應錠切碎，給他吃了一丁點兒，他才哇的一聲哭著醒轉過來，塞住英國船長的臭嘴，這才有了他后來的生命和一切。以后，劉興詩在南京大屠殺前隨家逃到重慶，在重慶經歷了日機大轟炸。他的心中種下了民族仇恨的種子和立下復興中華的志向。這是那一代在抗戰烽火中覺醒的孩子們的共同心聲，是他們畢生追求的同一個奮斗目標。這個志向，劉興詩一輩子也沒有改變過。這是他數十年來，在生活和事業中不懈奮斗的主要原動力之一，也是他立身社會的根本。

劉興詩的籍貫是四川德陽人，幾代前是廣東興寧客家人，南宋末年以前，是福建寧化人，唐代前是河南洛陽人。所以別人問他是哪里人？他就反問什么朝代？他的父親劉靜，原名述思，字慎九，同盟會員，中國第一屆兵工專業畢業。早年任廣州大元帥府少將軍事委員、桂林北伐大本營軍事委員，曾在國會、財政部、川軍任職，以后長期轉入兵工界。母親盧雪芹，原名宗書，別號梅仙，貴州遵義人，成都富商盧良甫長女。

1937年，劉興詩在南京五臺山小學發蒙。抗戰時期歷經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子弟小學、第五子弟小學讀書。中途逃難，短暫在德陽孝泉中心小學、樂山樂嘉小學就學。

1944年，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劉興詩考入中國名校重慶南開中學讀書，整整讀了六年，受到南開中學的“南開精神”的薰陶。

“南開精神”是什么？用南開中學老校長張伯苓先生定下的校訓來詮釋，是“日新月異，允公允能”。勉勵學生不斷更新自我，追求新的思想和學習境界，不斷提高自己。不僅有能力，還應該有一顆服務公眾的火熱的心。

雖然南開中學管理特別嚴格，在教學和培養學生的素質方面卻十分開明。非常尊重學生的意愿，盡力發揮學生的天賦，鼓勵學生自由發展，真的做到了因材施教，從來也不設置任何障礙。

南開同學有一句口頭禪，叫做“三點半”。這是每天下午三點半以后，到晚自習前的自由活動時間，只要不違犯校規，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學校鼓勵學生自由組織社團，只要登記一下，任其自生自滅，自由發展，從不橫加干涉。同類的社團很多，只是壁報和球隊就不知有多少，也有十分激烈的競爭問題。為了鼓勵學生興趣自由發展，還有各種各樣的全校競賽，也是鼓勵競爭的一種好辦法。

南開的“三點半”，不知培養了多少優秀人才，其中許多人都是在“三點半”中奠定了一生事業的基礎。南開中學出了周恩來等兩位總理，培養了60多位院士和上萬名海內外知名的學者。劉興詩從“三點半”和各種競賽中，得到了許多有益的知識。他前前后后參加了許多社團，只是擔任壁報的主編就有好幾次。加上對作文和古典文學的喜愛，貪婪地讀了許多書，慢慢培養出很深的文學興趣。記得高二的一次作文課，何仲達老師出題自由寫作，劉興詩寫了幾首詞，何老師批寫道：“清香騷雅，絕似宋人，但不知是否出自心裁？”就是懷疑劉興詩是不是抄寫的。劉興詩不服氣，一口氣寫了37首，完全符合音韻格律，參加高中文藝習作比賽，得了第一名，何老師這才相信了。以后每學期國文考試，劉興詩就義務幫助同學，正兒八經上起了“輔導課”。這樣的小先生，各門功課都有，同學們樂于助人，也樂于相互學習，也是南開的一個好傳統。

新中國成立了，劉興詩很興奮。他覺得，他日日夜夜夢想的祖國“獨立、富強、民主”就可以實現了。這是打他從少年時期就形成的夢想，是他一生所有的行為的基調。1950年，劉興詩在重慶南開中學畢業。中學畢業前，劉興詩沒有接受海外伯父的建議，到美國、日本、臺灣或者香港讀大學，而是留下來選擇報考地質專業。他的動機很簡單：國家建設首先需要礦產，地質工作最艱苦、最危險。自己不去？誰去！他義無反顧地填寫了報考大學的志愿：地質！地質！還是地質！

最終，劉興詩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后來轉入地質地理系自然地理專業學習。

在北大，他受到了“北大精神”的薰陶。北大最值得稱道的是什么？那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民主精神、深沉濃烈的愛國主義情結、嚴格認真的學術作風、寬松自由的學習環境。加上許多博大精深、謙遜和藹的師長，種種優良的科研、教學設備，以及無數可以接觸高深層次學習研究的機會。能夠有幸走進北大學習，是劉興詩一生最大的造化。

1956年，劉興詩在北京大學畢業，留校工作，進入了社會。從1956年起，劉興詩先后在北京大學、華中師范學院、成都地質學院（成都理工大學）任教。他是成都理工大學學科專業建設高級顧問、教授，兼德陽教育學院顧問、教授，廣西柳州白蓮洞洞穴博物館研究員，新疆伊犁地區園藝研究所研究員、伊犁地區野果林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旅游地學研究會委員，四川省旅游地學研究會顧問、委員，四川彭縣、大邑、邛崍、黑水等縣市及一些景區旅游資源開發顧問等職。他曾任四川省高等院校高級職稱評議委員會委員。1978至1993年，他是四川省歷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評卷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指導委員等。

劉興詩說，他一生中有三個引以自豪的母校：笫一個是重慶南開中學，笫二個是北京大學，第三個“學校”，看不見，也摸不著，是沒有圍墻的“山野大學”。作為地質工作者，劉興詩常常深入荒原山野，有機會見識廣闊無邊的大自然，接觸更多的群眾。身在山野，他更加覺得祖國無限親切可愛。那不僅是河山的單純美，還因為其中總是包涵著深深的民族情感。許多自然風景總是和無數歷史故事、人文景觀緊密結合在一起，無法硬生生分開。那是漢代，那是唐代，那是朝朝代代留下的無數感人的場景，那是今天中國人民戰天斗地鑄成的豐碩成果。即使在杳無人跡的荒涼戈壁和沙漠里，也會聯想起“大漠孤煙直”那樣意境宏大悠遠的詩句，怎么不使人憐，使人愛，使人雀躍歡呼？

劉興詩也曾到過一些國家，無論那兒多么美麗，卻始終無法讓他產生這種類似的感情。每到歸國，瞧見機翼下的黃土地，他就會忍不住濕潤了眼睛。不消說，有了情感就更加專一，對待眼前河山的研究，就不僅僅是簡單的純科學問題了，而是有一種十分沖動的動力，恨不得把它了解得更深更深。這樣的動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非是道中人，難以體驗其中真昧三分。

劉興詩少小聰慧，他的寫作生涯是從13歲便開始了。1944年，抗日戰爭的烽火還沒有平息。他剛從小學邁進中學的大門，就發表了第一篇作品。這是一篇豆腐干似的短小散文，許多年后日內瓦東方藝術學院的一位專家看了，竟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有朱自清先生《背影》一樣的風格，真是慧眼識出少年英才呀。

1952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中學生為什么學不好地理？被權威的《地理知識》加了編者按，極度重視，發動討論大事宣揚。

劉興詩1957年在北京大學期間

1957年，劉興詩在北京大學期間，鞏固了更加深沉的知識基礎，在報紙上發表了第一篇歷史考證的文章，也算是科普知識作品吧。有趣的是，報社記者居然以為他是一位飽學的“老先生”，十分興奮地要求他繼續考證下去。

1960年，劉興詩的一位南開中學和北大的老同學鄂華，拉著他一起結集出版一本童話。這一拉，就把他拉進了兒童文學創作的隊伍，一下子受到了有關方面的注意。

劉興詩是1962年發表第一篇科幻小說的，他說他是被＂拉壯丁＂進入科幻界的。他經歷了中國科幻小說發展的全過程，后來作為中國和亞洲最早加入世界科幻協會的五個作家之一，他算是一個老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