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5年，壯族詩人韋其麟以敘事長詩《百鳥衣》驚艷中國文壇。3年后的1958年，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這對身處邊地的廣西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次年，壯族作家陸地以壯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為國慶10周年獻禮。從此，廣西作家發表作品，常常以族別自稱。壯、侗、苗、瑤、仫佬等11個少數民族作家，往往得到特別的關注。而韋其麟最先成功地對廣西的傳統文化實現了現代性的轉化和創造，為如何充分挖掘與表現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地域文化、文化信仰與風俗習慣做出了創造性的藝術貢獻，也為新中國的民族文學提供了新的經驗。蘇聯文學批評家奇施科夫稱贊韋其麟為“居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中的天才的代表人物”（《李凖和韋其麟》），70年來他也一直以其高潔的為人和爛漫的詩意，成為廣西文學的一個精神高度。

此后，沉潛20年。廣西的文學時空到了1979年，李棟、王云高合著的《彩云歸》獲全國短篇小說獎；80年代“百越岳界”的尋根文學、“88新反思”；再到1986年底，文論期刊《南方文壇》改版崛起；1997年春，廣西在全國較早實施作家簽約制、推出文學新桂軍；再到1998年，東西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獲首屆魯迅文學獎；2001年，仫佬族小說家鬼子以中篇小說《被雨淋濕的河》榮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2014年，廣西引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田耳；2015年，移居北京的廣西籍女作家林白的長篇小說《歸去來辭》進入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前十；2018年，另一位移居杭州的廣西籍女作家黃詠梅，以短篇小說《父親的后視鏡》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而林白的同鄉朱山坡，以短篇小說《推銷員》也闖入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前十。此外，以東西為代表的新一代廣西作家的作品紛紛被改編為影視作品，還被翻譯為十數國文字，走向海外。還有王勇英的兒童文學創作，辛夷塢、余思、我本純潔等人的網絡文學，“80后”的小昌、“90后”祁十木的小說，凡此種種，引進來走出去，廣西的文學天空異彩紛呈，尤其小說家們多樣化的藝術探索，既植根于傳統，又別于前輩多拘于傳統生花的創作之路，各自創造了自己小說樣貌的獨特美感，或犀利勁道、野性先鋒，或豐潤深厚、靈動隱忍，既體現了文學作品的現實感與時代感，又實現了各自的美學建構，以及廣闊的藝術多樣性，成為中國文學別具一格的風景線。

廣西文學集群性、總結性的研討與成果，也陸續開展與面世。如《南方文壇》于1997年、2015年、2018年先后分別聯合中國作協創研部、《文藝報》、廣西作協以及復旦大學等單位，舉辦了“東西、鬼子、李馮創作研討會”，推出文學品牌“廣西三劍客”，“廣西后三劍客：田耳、朱山坡、光盤作品研討會”、“廣西作家與當代文學”研討會等等；同時，《廣西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叢書》《廣西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叢書》《廣西當代作家叢書》《廣西當代文藝理論家叢書》等紛紛出版，這些叢書構成了階段性的文學史料，也是廣西地域文化與12個世居民族族群文化交融的鮮明個案。南方少數民族文學有著繁復魔幻的文化傳統，各族群間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又地處偏僻和北回歸線上，還有嶺南開放包容的現代文化。于是，溽暑炎熱，烈日洪水，寒冬冷雨，加之山林迷莽，生機與繁茂、想象與幻覺同生共長，體現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獨特的邊地文化的異質性，形成了文學多樣性的審美表征，或野氣橫生，奇崛蒼勁；或空濛靈動，海天一色；心靈飛翔，雜花生樹成就了文學南方的美麗，并以此傳承文脈，溝通世界。

民族性與現代感：《百鳥衣》

“恨不得長上翅膀，/像鷹一樣飛。/恨不得多生兩條腿，/像馬一樣奔。……未來過的地方，/古卡來到了，/要來的地方，/古卡來到了”。他來到心愛的姑娘依娌被土司囚禁的地方，身穿百鳥衣的依娌一掃百日不笑的憂郁：“依娌笑又唱啊，/像烏云要射出金光，/像鮮艷的花朵開放了，/像美麗的孔雀開屏了。”壯族青年古卡與土司斗智斗勇，救出依娌飛馬奔向自由的遠方：“飛了三日又三夜，/馬蹄一歇也不歇。/飛過了九十九座山，不知道什么地方了。/英勇的古卡啊，/聰明的依娌啊，/像一對鳳凰，/飛在天空里。//英勇的古卡啊，/聰明的依娌啊，/像天上兩顆星星，/永遠在一起閃耀。”

這些絢麗飛揚的詩句選自長篇敘事詩《百鳥衣》，它首發于1955年6月《長江文藝》，隨即《人民文學》《新華月報》轉載，轟動一時，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并被翻譯為多國文字，盛況空前。作者韋其麟時年20歲，彼時還是武漢大學二年級學生，他與此詩一同在新中國的文學天空熠熠生輝，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廣西最早具有全國影響乃至國際意義的作品，次年，21歲的壯族詩人韋其麟成為中國作家協會年輕的會員。

70多年前，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與民族民間文化的現代文學形態，成就了一時段民間文藝的巔峰，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的收集整理，成為一個時代的潮流，或出版或改編成歌舞劇、電影等各文藝樣式，如廣西的《劉三姐》、云南的《阿詩瑪》等等，更有將民間文化推陳出新創造性轉化創作出新的文學形式，如韋其麟的《百鳥衣》。“百鳥衣”是流傳于南方桂北、桂南及黔南壯苗侗等少數民族的民間故事，情節大同小異，壯族后生和化身小鳥或公雞的神女結為夫妻，土司或苗王萬方脅迫搶走新娘，妻子讓丈夫打鳥制作百鳥衣到官府救她，用計殺死穿上百鳥衣的惡王，自己當王。至今，壯族的傳說故事里還保留了人鳥相婚配的情節，這是早期壯族先民駱越人圖騰祖先觀念的發展和變異，所謂羽人。在桂南壯族地區，至今還流行鳥的舞蹈，如韋其麟家鄉橫縣的斑鳩舞等。這些民族的民間文藝傳說體現出濃烈的傳統文化的民族性，而已經接受現代文明、現代價值教育的大二學生韋其麟，既對自己民族有深刻的了解，飽含著濃厚的民族情感，又從時代和現實出發，融匯歷史與現實，注入新中國現代青年的情感與審美自覺。盡管囿于階級斗爭的時代話語，使之多少著上泛政治化痕跡，諸如貧富對立，惡勢力便是“土司”“狗腿子”等。但可貴的是韋其麟創作《百鳥衣》時的文學自覺，他張揚了主體性的尊嚴與人格，尤其對個人幸福和自由的追求，頗具現代感。作品雖以傳說為敘事線索，并最大可能保留傳說內核的樸素簡潔，同時更多地融入自己對母族青年男女美好品性的贊美，并化為自己個人化的詩句抒寫，刪改部分情節，還為男女主人公取名為古卡、依娌，創造性地讓他們雙雙逃離官府，騎馬奔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遠方，令人遐想。作者把傳統民間故事中自己當王的結局，改為對自由的個人幸福的追求，從根本上樹立人類為自己創造幸福生活的獨立精神，使之主題精神從官府“廟堂”指向“江湖”人間，完成了把民間傳說轉化為文人創作，頗具文學想象力、詩性與張力，也充滿人性的光輝與現代意識。由此，從民間故事傳說到長篇敘事詩，韋其麟的創作超拔于當時盛行的民間文學，而成就為個人的文學創造。只是由于《百鳥衣》的影響廣大，使其在近20年不斷被視為流傳的民間敘事詩，不斷被改編為舞臺藝術，而忽視了韋其麟的著作權。對此，曾任廣西文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韋其麟，多次申明也無濟于事，可見民間文化傳播力之巨大。有論者稱“這種將文人創作重新民間化的過程，恰恰說明了《百鳥衣》創作的成功和影響力”。這種傳統生新花的作品，還包括韋其麟的《鳳凰歌》《尋找太陽的母親》等等。汪曾祺說：“中國當代文學含蘊著傳統的文化，這才成為當代的中國文學。正如現代化的中國里面有古代的中國。如果只有現代化，沒有古代中國，那么中國就不成其為中國。”在這個意義上，韋其麟對廣西當代文學品質的奠定功不可沒。

如此頗具傳統的民族性與現代感的文學創作，還有貴州苗族作家伍略的《曼朵多曼篤》，廣西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的敘事長詩《虹》《歌坡小景》、苗族作家苗延秀的《大苗山交響曲》《帶刺的玫瑰花》，云南彝族作家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白族作家楊蘇的《初春的早晨》、白族詩人曉雪的《大黑天神》等等。而少數民族作家書寫少數民族生活，逐漸成為近幾十年廣西文學的主流。在民族傳統與現代性的文學想象中，陸地、韋其麟、包玉堂、周民震、藍懷昌、潘琦、韋一凡、凌渡、馮藝、黃堃、黃佩華、黃偉林、包曉泉、陶麗群等少數民族作家直面嚴峻現實，懷抱理想，他們的作品以各自獨特的審美特質，分別榮獲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民族集體記憶，是民族藝術的創造之源。韋其麟等一代文學前輩對民族文化的現代重塑，便是文學的自覺。以中篇小說《儺面》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貴州作家肖江虹，其作品強調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并自省“我們這一代作家站在前輩肩膀上并沒有走得更遠”，他提出邊地寫作必須擁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輩的可能。肖江虹數年間奔走于田野考察儺戲，認為“唱詞中包含了豐富的地區文明成就。民俗也能在某種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長歷史。但民俗落實到小說中只是一個符號化的體現，文學最終的落腳點還是人”。《儺面》就是通過最后一個儺面師秦安順和返鄉女子顏素容之間的故事，成功塑造了秦安順這個民族文化的符號性人物，秦安順作為雕刻儺戲面具的傳人和儺村的引路靈童，在一直唱儺敬儺的過程中，為今人與先祖、生者與逝者之間搭建了一座靈魂往返的橋梁，而在城鄉流動的現代社會，最終他的離去，連同曾經的神具即各式儺面都被付之一炬。儺面的興衰，為頹敗的鄉村文明與民俗傳統唱了一曲悠長的挽歌，同時也為傳統與現代達成了和解。《儺面》一如阿來的《蘑菇圈》，都是通過格物寫人的世界。正如老斯炯離開機村時對兒子膽巴說：“我老了我不心傷，只是我的蘑菇圈沒有了。” 時代的巨輪，同樣也讓肖江虹的儺面如蘑菇圈般走向消亡的命運，但是人心何以在時代變化中向陽而生，則是作家面對時代，理解現實，想象歷史的問題，也是作家的文學態度。

肖江虹對文學的虔敬態度，將原始純正的民俗化為元氣充沛的書寫，尤其對主人公唱儺的描述款款深情，虔誠神性，豐饒寬闊，極為動人。作者張揚了主體性的人格和對自由的追求，以及現代工業革命與地區的原始民俗神權形成的沖撞之勢，世界向前發展，秦安順成為儺面時代最后的絕響。

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必須與人類文明融合，才可能走向世界。在把握民族話語、尤其民俗與現實的文化沖突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割裂民族話語與其他諸種話語的關系，而應把民族話語化為隱形，人類共性化為顯形，就能很好地闡釋南方民族文學之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因為在民族差異性與獨特性中，探求人類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邊地文學的優勢之所在，建立人類共通的情感，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時代與想象：《美麗的南方》

季節催人，轉眼就要到清明了，白色的桐花鋪滿了一地，瓜田里開著星星點點的金花，草莓不聲不響地在綠色的刺藤上呈現著它紅寶石似的嬌態，玉米一天比一天長高了，花生和甘蔗也長出了新葉，田野里披上嫩綠的春裝，布谷鳥日夜催人，是農事正忙的時候了。

村里的人，白天忙著農田的活路，夜晚緊張地開會、劃階級、沒收地主財產；有的人還要抓緊清除殘余土匪和進一步挖掘武器的工作。

這幅美麗的南方春耕圖，要不是緊接著讀到后文，很難相信它發表于60年前，這便是陸地1959年5月起連載于《紅水河》（《廣西文學》前身）的《美麗的南方》中的描述。隨意翻開書頁，萬物春生的瑰麗想象，足夠從容質樸，也足夠鮮活動人，字里行間的細膩沉靜，在今天遍地都是匆匆追趕情節故事的浮躁小說創作中立顯品質，實屬珍貴，體現了陸地既為時代書寫，更現人心的文學自覺。這份文學的自覺也體現在他的《故人》《瀑布》等小說中。

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是壯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是陸地有感于1951年冬，作為土改中隊副隊長，與艾青、田漢、安娥、胡繩、陽太陽等人，會同清華、燕京大學的師生一起參與的南寧郊區土地改革運動，并歷時5年一改再改創作而成。小說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一并列為中國的土改小說，雖然陸地不如丁玲、周立波影響大，同為延安魯藝出身，也同樣難免“主題先行”的問題，但《美麗的南方》卻少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中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對立，不直接寫斗爭地主的場面，農民憶苦思甜的會議也最大限度減少，尤其不正面觸及土改暴力，在廣西剿匪的戰爭中也將土改運動中的暴力因素最大限度地弱化。陸地以最大的熱情傾注筆端，抒寫了韋廷忠等壯族農民干部的成長、參加土改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土改運動的發動過程等，而穿越故事之間的是人物的情感糾結與世道人心，還有廣西獨特的“翻天覆地的歷史風云、淳厚善良的民族風情和美麗神奇的自然風光”。當代廣西文學的發軔之作，正源自陸地的《美麗的南方》。2010年，我曾約請民族文學研究名家李鴻然重新評論陸地與《美麗的南方》，文章認為：“在區域文學坐標上，陸地作為廣西現當代文學奠基人……在國家文學坐標上，陸地的地位和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抗日戰爭時期奔赴延安，解放戰爭時期轉戰東北，新中國成立后重返廣西，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都留下了光輝的文學業績。以今天的眼光看，某些作品雖然存在缺失和局限，但陸地在每一歷史時期都給中國文壇提供了上乘之作，對于文學中國來說，這些作品屬于昨天，也屬于今天和明天。”（李鴻然：《堅守信仰 守望文學》，《南方文壇》2010年第2期）雜志出來后，已在醫院長住的陸地先生不斷與我及友人肯定此文，不久，陸老先生便辭世了。陸地也在首版后記里寫到：“故事是過去了，其精神也許不失為一面鏡子，從中窺見這一時代的步伐，幫助讀者辨認思想的道路”。

一個時期好的文學應該是這個時期母語使用的優秀樣本，是這個時期母語建設的大力推動者。《美麗的南方》既成為中國的土改小說的一個范本，也開創了當代廣西長篇小說的歷史。于是，連續20年間，李棟、王云高《彩云歸》，李英敏《南島風云》，武劍青《失去權利的將軍》，藍懷昌《波怒河》，黃繼樹《桂系演義》，韋一凡《劫波》等小說都在上世紀80年代前貢獻出各自的文學想象，并獲得一定的影響力。尤其在《邕江》1979年第1期發表的短篇小說《彩云歸》，雖有主題先行之痕跡，但其領改革開放之先鋒，較早抒發了流落臺灣的大陸人對故鄉故土的款款深情，影響一時，小說很快被《人民文學》1979年第3期轉載，并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成為文學廣西的一個時代標識。

作家范穩常年在云南大地行走，生活在有25個少數民族的高原上，面對民族文化與歷史呈現出五彩斑斕的色彩，心靈不免飛翔，他說：“在云南，你向任何一個方向出發，都會發現一片民族文化的新大陸。”而現實中各種文化的傳播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作家的想象，范穩獻給五彩云南的是“藏地三部曲”，特別是《水乳大地》的粗糲堅硬，深厚遼闊。茨中村“建在牛皮上的教堂”與周遭多種宗教的相殘相融，粗糲中見血見肉，更見挺立的風骨，見人類的精神操守，他的文學想象傳達出一條重要的生存經驗：尊重和包容對方，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最好的品質。尤其“對民族傳統的堅守，對祖先的虔敬，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信仰的虔誠，對大自然的熱愛與敬畏，對愛情的執著和謳歌，對榮譽、責任、尊嚴等人類優秀品質的追求等等”，便是作家面對時代、理解現實、想象歷史的方法論和世界觀。

這份對時代的文學想象，對寫過尖銳長篇《我是惡人》的壯族作家李約熱而言，同樣變得寬厚豐實，他還寫過《李壯回家》《戈達爾活在我們中間》《青牛》《涂滿油漆的村莊》等有影響的中短篇。但近期他的新著《人間消息》的文學想象穿越了他原有的根據地“野馬鎮”，抵達此刻他當“第一書記”的駐村地，乃至大都市，更貼近生活日常，并把人性的堅韌推到極致，哪怕在苦難面前，他也要挖掘出人物深處憂郁但熱烈堅韌的靈魂，讓人物自己變得更好，人世更多亮光。特別可喜的是，在他塑造了系列新人物形象的同時，我以為他有了自己敘述的聲音，可以用自己的腔調去想象與講述人間的消息。

還有“70后”、“80后”對時代的追問與想象，也顯出文學的重量。比如近期開啟了科幻文學想象的女作家楊映川，10多年前她的小說就頗具先鋒性，如《不能掉頭》《我困了，我醒了》等，如今轉向尋求人物的自我救贖，如中篇小說《馬拉松》對人心的解讀就別有洞見，范記餛飩店老板范寶盛為尋找兒子進行馬拉松式的自我救贖，很有想象力。而與映川同為百色人的陶麗群也頗有文學力量，她以凈色的筆墨，深入女性感傷的宿命黑洞，探究邊地城鄉現實中的女性的命運，挖掘女人世界那不見血的廝殺，尤其對母女、夫妻關系的探索，涂抹出自己的一地憂思與抗爭，只是楊映川精神上多些禪意與寬度，也更為成熟。陶麗群的《母親的島》《打開一扇窗子》《白》《正午》都不同程度地書寫一種堅硬的親情，以及與生活爭奪愛的能力，凸顯了人世的艱難與人性的堅韌，尤其在難為人言的辛酸和不屈中呈現人的隱忍與抗爭。那份自省與批判，在細膩入微的日常生活中，真實真切得讓人生與世界變得更有重量。

可以說，年輕一代作家已經以自己獨特的寫作經驗，在前輩的肩膀上，重新發現了某種屬于文學、屬于地域、屬于這個時代的奇妙想象與張力。

野性與先鋒：《沒有語言的生活》

王老炳和他的聾兒子王家寬在坡地上除草……看見一團黑色的東西向他撲來，當他意識到撞上了蜂巢的時候，他的頭部、臉蛋以及頸部全被馬蜂包圍。他在疼痛中倒下，叫喊，在玉米地里滾動……呼喊王家寬的名字……王老炳的叫喊聲像水上的波瀾歸于平靜之后，王家寬刮草的聲音顯得越來越響亮。刮了好長一段時間，王家寬感到有點口渴，便丟下刮子朝他父親走去。王家寬看見一大片肥壯的玉米被壓斷了，父親王老炳仰天躺在被壓斷的玉米桿上，頭部腫得像一個南瓜，瓜的表面光亮如鏡照得見天上的太陽。

這是《沒有語言的生活》的開篇。東西筆下生風，王家寬父子的刮草聲混合著馬蜂肆意襲人的嗡鳴巨響，瞬間揭示了盲父親聾兒子無法避免的人生艱難，以及語言也無法與世界溝通，更無法獲得援救的無助與窘困，令人心悸，更具悲劇性。讀后20多年了，至今記憶猶新。底層生命的卑微與堅韌，人生錯位新生的悲劇，一一催人直面現實與人性，無疑，我以為這是一部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中篇小說。

東西的作品生長在野氣橫生的廣西，充滿著寓意和野草般的文學想象。2016年初，我第一次把東西的長篇小說《耳光響亮》《后悔錄》《篡改的命》稱之為“命運三部曲”。可以說，這個三部曲一以貫之東西對命運的不懈追問，其決絕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既堅定執著關注民間苦難的平民立場，又有緊密的內在邏輯形成井然密實的結構，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構成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命運詭異坎坷賦予小說的狠毒絕望與野氣橫生。比較獨特的是東西有東西幽默，那是一種含淚的笑或說一種凡間的快樂，使其小說中野地里生野地里長的人物充滿荒誕感與藝術張力。同時，我認為最能體現東西的小說理念的，還是他的中短篇小說，這批小說往往內容也是形式，以小人物的艱難人生想象出巨大的文學寓言，顯示出東西在形式上的極端追求和對情感的誠實堅持，頗具先鋒性。《沒有語言的生活》的敘述把失聰兒子、失明父親和啞巴兒媳放在一個野氣橫生的文學場域，讓瞎子發問，啞巴點頭或搖頭，妻子再把看到的說出來告訴瞎子。這既是內容，更是形式。東西長于處理想象與現實、肢體與語言、形而下與形而上、人性人心與時代精神癥候的關系，使隱喻的寓言力量與文本的活力穿心而過，充滿藝術張力與批判性，直抵世道人心。像《沒有語言的生活》那種手持解剖刀，刃刃見血骨的野性勁道，今天都是稀罕的，就是近期東西的小說都少有如此精細精彩的敘述。他很多的中短篇小說都有著出色奇崛的藝術想象力和決絕的現實批判精神，又呼應著南中國山林的野性，使這脈陡峭的劍走偏鋒的文風，一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發出生猛奇異、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為當代中國一個獨有的文學存在。

鬼子也用極致的方式寫作，簡單犀利，奇崛荒誕。其代表作《被雨淋濕的河》始終都深潛著一種巨大的敘事推動力，碾壓著陳村曉雷父子從不同的方向朝一個共同的悲慘命運呼嘯而去，令人發指，悲愴悲催，一如干枯的河床也會吞噬苦難的老魂靈陳村；而曉雷畸形的悲憤與堅硬的抗爭也令人感慨不已，艱難人生的淚雨也能流成河，這份令人難以忘懷的文學力道，還凸顯在他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系列小說中。

東西、鬼子的文學想象，的確帶有偏僻的南方特有的一種偏僻的文學表達，野性又先鋒。關于生與死，所謂“生生有德”也是南方作家鐘情的母題。比如云南作家胡性能說：“生是一門課程，死是一門課程。”這位飽有先鋒精神的作家一直不斷地藝術實驗，提出“向內轉”、“心靈現實主義”等等，他探索如何通過自我解剖來了解和想象他人，如何呈現人性內部的隱秘風景。他的《生死課》就試圖通過小久父子的殯葬生活與命運，深入生存社會的底層空間，講述普通百姓關于生與死的課題。作者把同情之理解深切注入每個人物，無論生還是死，都賦予足夠的尊重，使人物在哪怕生命最后一程都走得有尊嚴，唯此，主人公小久作為人生擺渡者的形象得以鮮活動人，卑微而正大。小說結構緊致，描述富于質感，生動的細節里充盈著人性的溫情，也彌漫著黯然與惆悵。

瑤族作家光盤的《去吧，羅西》也在用心描述生與死這一課。患重病的單身女羅西，生與死都希望與寵物為伴，但經濟發展與人心裂變，不僅侵略人的墓地，也腐蝕著寵物墓園，更侵蝕與寵物為伴的虛空的人類，使“我”無法完成對羅西的承諾。小說獨辟蹊徑，對人性的追問游刃有余而意味深長。內里的人生荒誕性也體現在凡一平的《理發師》《非常審問》，以及他的“上嶺村系列”。一樣探討生死一課，關注欲望下扭曲的人心、人性和人倫的，還有田耳《一天》、李約熱《龜齡老人邱一聲》、朱山坡《跟范宏大告別》《陪夜的女人》等等。訥于世而敏于言的田耳，專注地把自己現實又超現實的小說世界推向極致，一如《一個人張燈結彩》《天體懸浮》般的異質性與現代感。朱山坡新著短篇小說集《蛋鎮電影院》從少年南方小鎮的記憶出發，17個以蛋鎮電影院為背景并相互關聯的故事，充滿了野性與荒誕、離奇與詩意。這些廣西作家的近期新作，在書寫浮躁復雜的現實里，既展示了時代的大進程，又多了些沉潛的人類的尊嚴與情懷，這些書寫現實小人物的沉默與夢想的小說，荒誕又先鋒，是真也是幻，直面嚴峻的現實，但都洋溢著當下難得一見的理想主義色彩，是否是廣西作家群體精神成熟的重要標志？

正如陳思和在“廣西作家與當代文學”研究小輯的主持語所言：“廣西地處西南邊陲，是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民族文化共生地帶，語言文化非常豐富，20世紀80年代以來，林白一代、東西一代壯年作家力作不斷，李約熱、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陳謙等海外華文作家影響日新，文脈不斷，枝繁葉茂，成為當代文壇一道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