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起頒布，到今天已經成為世界文壇影響力最大、最具權威性的獎項，每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前后，都會引起世界范圍的熱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作家們在獎項上所能獲得的最高殊榮。然而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作家對諾獎嗤之以鼻，甚至直接拒絕領獎。他們又是基于什么理由不愿獲獎呢？

拒絕諾獎為哪般？

盡管有過各種各樣“拒絕領諾獎”的傳言，但真正官方記錄的、拒絕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只有兩位，分別是1958年的帕斯捷爾納克和1964年的薩特，而巧合的是，他們拒絕領獎的原因都與政治有關。

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蘇聯作家、詩人，他拒絕領獎是出于政治的壓力。1958年，瑞典文學院宣布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創作和繼承發揚俄羅斯偉大敘事文學傳統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敘事文學傳統”暗指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該書并未在蘇聯國內出版。

帕斯捷爾納克

必須承認，瑞典將諾貝爾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其中當然蘊含著政治因素，正如幾年后另一位拒絕諾獎的作家薩特指出的那樣，“所以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諾貝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唯一的一部蘇聯獲獎作品只是在國外才得以發行，而在它的本國卻是一本禁書”。帕斯捷爾納克正是作為“東方叛逆者”的形象獲獎的，這一行為本身便極具政治象征意義。

不出意外，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的消息在蘇聯國內引起了強烈反抗，當時的《真理報》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這一評價是否恰當確實需要商榷，《日瓦戈醫生》中對于蘇聯與紅軍的描寫總體上是克制的、辯證的，書中盡管有對于帕夏殘酷對付平民的描寫，但總體上帕夏作為一名蘇聯紅軍，仍然體現了一定的英雄氣質和對正義的追求。而帕斯捷爾納克小說的核心顯然也不是政治上的功過，而是對人性中的愛的表現。但無論如何，正因為蘇聯國內輿論和政府的強烈反對，帕斯捷爾納克最終不得不拒絕諾獎并進行了自我檢查。他的獲獎與拒絕獲獎都染上了強烈的政治色彩。

與帕斯捷爾納克相比，另一位拒絕諾獎的作家薩特就顯得主動得多，他拒絕諾獎是基于他的哲學信仰和政治立場。

薩特

薩特是法國著名的作家、哲學家，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談到：“如果存在確是先于本質，人就永遠不能參照一個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來解釋自己的行動，換言之，決定論是沒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這一觀點隱含的意思是，自由選擇定義了人的存在，“我命定是自由的”。因此在他的自由觀下，“被賦予”諾貝爾文學獎這一行為本身便意味著不自由，“自由的薩特”在“被賦予諾貝爾文學獎”這一行為中成為了他人眼中的“物”，此即“他人即地獄”的內涵。因此，對薩特而言，接受任何獎項都是對自由的背叛。

此外，他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還有政治上的原因，正如前文提到的，薩特認為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那些“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而薩特本人是左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對他而言，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意味著對右派的妥協，而拒絕它則是對原則的堅守，從這個意義上，他就更不能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了。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以上兩位作家都是在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后出于各種理由拒絕接受頒獎，但他們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并無敵意，帕斯捷爾納克剛被授予獎項時表示“無比激動和感激”，即便是薩特，也在拒絕獎項的文章中反復強調：“我拒絕該獎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學院，也不涉及諾貝爾獎本身。”然而以下提到的這些作家，往往聲稱對諾貝爾文學獎本身不感興趣，甚至對諾獎嗤之以鼻。

村上春樹近年來頻繁與諾獎擦肩而過，年年被宣傳成“大熱門”，又年年“陪跑”，頒獎前被消費一波，頒獎后還要被再次消費，素來在人前低調的他想必也很頭疼。盡管粉絲們常常覺得遺憾，但村上本人似乎對于諾獎并沒什么執念，譯者林少華曾經回憶2003年與村上見面時村上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說，就興趣而言我是沒有的……一旦獲什么獎，事情就非常麻煩。因為再不能這樣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對于我最重要的是讀者。諾貝爾文學獎那東西政治味道極濃，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這種對于“匿名性”的追求，在旅行隨筆《遠方的鼓聲》中也曾透露過。《挪威的森林》出版后大受歡迎，村上春樹一下子成了日本國民作家，然而他卻感到十分不適應，在《遠方的鼓聲》中將這種狀態比作蜜蜂在耳邊不斷嗡嗡作響，甚至一度失去寫作的靈感。

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村上專門提及了他對各類文學獎的看法，其中一段尤其有趣：“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過于大家都來安慰我。一旦落選，就有許多人趕來看我，對我說：‘這次太遺憾啦。不過下次絕對能得獎。下部作品請好好寫啊！’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才好，弄得心情復雜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詞，搪塞了事。”因此，下次村上春樹繼續“陪跑”諾獎時，粉絲們大可不必遺憾，不然反而會弄得村上“心情復雜”了。

《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村上還提及了另外一位作家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輕視態度，這就是美國作家雷蒙德·錢德勒，村上寫道：

“在一封書信中，雷蒙德·錢德勒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諾貝爾文學獎算什么！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更別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著正裝，還得發表演講。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么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

那么，這種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無所謂的態度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表現嗎？

事實上，盡管諾貝爾文學獎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但作為一個獎項，它確實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雷蒙德·錢德勒所提到的“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的說法固然有些刻薄，但不可否認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確實錯過了許多偉大的作家，諸如托爾斯泰、博爾赫斯、喬伊斯、普魯斯特等，都是當代文學史上鼎鼎有名的作家，卻無一例外成了諾獎遺珠。在提名機制和評價機制上，似乎也缺乏更廣泛的視野，尤其是僅由瑞典文學院的評委會選擇獲獎作品，難免有一些學院傾向，因而忽視民間文學和流行文學的創新力。此外，正如薩特曾經指出的，諾貝爾文學獎也受到了西方主流價值觀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對“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偏愛至今仍有所體現，而近年來對于“后殖民主義”作家的偏愛也顯然受到了西方主流政治正確的影響。因而，硬要說諾貝爾文學獎真的有多么客觀權威也是牽強的。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在宣傳小眾作家和引領大眾審美方面，諾貝爾文學獎的作用仍然是難以替代的。不過與此同時，保持個人的獨立判斷，不過分看重獎項的意義，同樣是非常重要的。閱讀文學，領略文學作品的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獎項，終歸不過是個獎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