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創作由突出經驗到側重體驗，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題到凸顯語言張力，既往單一的文學觀念被徹底突破；史詩情結并未完全消散，它以哲學化、歷史化、個人化的形式繼續演繹著歷史、社會和時代風云，并在軍旅長篇小說結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從整一走向多元，從焦慮走向自信，從邊緣走向中心，中國當代軍旅文學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和廣泛的關注度。

站上新的歷史起點，21世紀的軍旅文學需要勇于超越庸常凡俗的經驗，與人類共通的美好情感對話，與世界戰爭文學的經典互見，開啟下一個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

一

從敘事倫理的角度考察，中國當代軍旅文學便是一個圍繞“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不斷建構與弘揚的過程。新中國成立70年來，伴隨著中國文學的思潮跌宕與生態變化，軍旅作家們也在更為開放的語境中更新文學觀念、重構話語方式，但“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始終規約著軍旅作家的創作。“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當代軍旅文學的本然與自在的靈魂。這自然是與軍旅文學的意識形態特質及自身的品質與內涵有關，但最重要的還是軍旅作家自覺地承擔了關乎“國家/民族”的歷史使命和崇高責任。

這種使命和責任從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開始，由最初嘗試著寫工農兵，到新中國成立后由工農兵寫工農兵。從“十七年”到“新時期”，及至21世紀初年，無論是對戰爭歷史的史詩性建構，對當代戰爭的反思性書寫，還是對和平時期軍營現實的深刻剖析，對革命歷史的重新審視，軍旅文學始終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核心部分，建構起了崇高、陽剛的美學風格和張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精神傳統。這是構成“國家/民族”文學品格與脊梁的不可或缺的底色，也是軍旅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繁復格局中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指出了作家的創作和文學發展的方向，即要為工農兵服務。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雖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的工作重心也轉移到了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但文學，以及意識形態的諸多領域，仍然延續了這一文化思想。歷史在20世紀已經過半了的文學史中首次選擇了軍旅作家，此前軍旅文學連概念或命名都還沒有形成。

如果從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算起，至1949年，二十余年的烽火歲月中鮮有軍旅文學；軍人的文化結構及戰爭之殘酷讓人無暇以文學的方式描述或懷想剛剛經歷的血與火。1930年代毛澤東在馬背上吟出的氣勢恢宏的詩詞成為了現代軍旅文學的一個亮點。在這樣的背景里，1945年，在延安的孫犁寫出了《蘆花蕩》和《荷花淀》讓人有一種驚喜之感。與195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風云初記》一樣，孫犁的戰爭題材小說富于浪漫氣息。盡管他選取殘酷的戰爭作為表現對象，卻不著意于血腥與殘酷，而是努力展現抗戰軍民不屈的個性與樂觀向上的品格。

軍旅短篇小說隨后崛起，王愿堅的《黨費》《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等主流革命歷史題材短篇小說，張揚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或模范人物形象。短篇小說以小見大、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品格，對革命歷史的建構與闡釋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茹志娟的《百合花》，突破了當時以塑造英雄形象為旨歸的主流創作觀，關注和書寫普通的人性，表達對生命個體的敬意與尊重，體現了人道主義關懷。生動的人物形象，細膩的描寫及精致的結構，使得《百合花》成為當時短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上述作品或被拍成電影，或被收入中小學課本，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影響。

二

其實在“紅色經典”產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長篇小說搶先問世。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戰爭重新成為全國人民的焦點，一大批作家趕赴前線，并且迅速收獲了《三千里江山》（楊朔）、《上甘嶺》（陸柱國）等頗有分量的作品，但其影響不如魏巍的戰地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誰是最可愛的人》后來被視為當代軍旅散文的發軔之作。“事件的真實性使它像通訊，而表達的文學性又使它成了散文，這是一個‘混血兒’，雜交的優勢是它膾炙人口風靡一時的重要因素，它成功地開啟了‘前17年’軍旅散文的先河……這一路散文發展到新時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題材的開放，進一步強化了新聞性和紀實性而從散文家族中徹底獨立出去，蔚成報告文學一大國，又別有一番洞天。”（朱向前主編，《中國軍旅文學五十年》）

而以“紅色經典”為代表的戰爭題材長篇小說何以集中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及1960年代初？一是文學，尤其是長篇巨制，其文學性自律要求與生活本身拉開一定的距離；二是那些日后成為“紅色經典”作家的戰爭親歷者們的文化準備不足，再加之朝鮮戰爭爆發，邊境剿匪如火如荼，從思想到情緒都還無暇回首驚心動魄的戰爭往事；第三則是政治文化語境已經在熱切地呼喚“紅色經典”的噴薄而出。

1954年，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有如橫空出世，震撼了文壇。它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凝重的筆觸和磅礴的氣勢，全景式展開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壯麗畫卷，為當代戰爭題材小說確立了一個嶄新的高度，成為新中國軍旅小說的一座里程碑。隨后，一股巨大的“紅色”激流洶涌而來：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長篇小說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飽滿的革命激情，謳歌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與英雄主義精神，極大地滿足了人們急于了解中國革命的勝利歷程的閱讀期待，平復并消解了郁積在人們心中的苦難焦慮，激勵人們以無比高漲的熱情投身于和平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成為1950、1960年代的“主旋律”。

“紅色經典”在小說形式上之所以承襲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一方面是因為這批作家們從小就受到中國古典小說的浸淫，基本上沒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這種民族的、大眾化的形式更易為大眾讀者所接受；尤其是《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以作家的親身經歷為素材，充盈著民族風格與中國氣派。強烈的傳奇色彩與民間視角使其歷久不衰，且在21世紀初年通過影視劇改編再度成為大眾關注的熱點。

三

“新時期”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百年歷史中的地位會隨著時間的拉開而日益彰顯它的獨特價值與意義，我甚至覺得與“五四”新文學在多個向度上不僅異曲同工，而且可以比肩。軍旅文學在這三十余年中與其它“題材”文學基本上是一種同構關系。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短篇小說，可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對思想解放及人道主義精神的闡揚和“人”的文學的建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文學不能不讓軍旅作家們在焦慮中思索：如何從集體敘事走向個人敘事，從現實真實走向虛構世界，從現實主義走向吸取多元方法的開放格局，成為多數軍旅作家尤其是中青年軍旅作家的自覺探索與追求。

進入1990年代，商品經濟與世俗的娛樂化影響著大眾文化，1990年代初期的“農家軍歌”無疑是軍旅文學轉折后的亮點。“農家軍歌”可以說是“新寫實小說”的軍營別調。軍旅文學首次遠離英雄，直面現實，走進普通軍人的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1990年代中后期，蓄勢已久的軍旅長篇小說開始勃興，軍旅作家再次以“集群沖鋒”的方式震撼了文壇。他們開始對戰爭進行更深層次的多向度思考，在重新審視中重返歷史現場，以還原更為真實的歷史，在文學性層面的探索也達到了當代軍旅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0年，徐懷中的短篇小說《西線軼事》以最高票獲得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對軍旅文學的繁榮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催化作用。小說中彌漫的深厚的人情味似乎預示了“人道主義”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復活。軍旅短篇小說一時間繁花似錦，為新時期軍旅文學贏得了聲譽。而接下來李存葆的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1982年）對文壇之意義不亞于劉心武的《班主任》。作家的筆觸直指軍隊現實，大膽而深刻地揭示了軍隊的現實矛盾和歷史傷痛。作品磅礴的激情、崇高悲壯的審美質感催人淚下。李存葆在中國文壇的重要地位的確立，還意味著以他為代表的新一代軍旅作家的整體崛起，直接推動“當代戰爭”題材創作出現了一個小高潮。

新時期伊始，和南線戰爭相映生輝的還有兩位軍旅詩人的政治抒情詩——葉文福的 《將軍，不能這樣做》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這兩首詩的出現標志著1949年以來所形成的政治抒情詩傳統開始由個體與社會、歷史、政治的緊密契合轉向自覺分離以及對社會對歷史對自我的反思和批判。這兩首詩“直面現實、反思歷史和自我剖析的勇氣，充分表現了一個戰士詩人的良知和使命感。雖然由于種種非詩的原因，這種干預社會現實的詩歌的勢頭沒有在詩壇上進一步展開與推進，但它對軍旅詩歌的刺激和啟示卻是深刻而有力的。”（朱向前，《中國軍旅詩：1949——1994》）

這種介入現實、干預生活的寫作倫理在朱蘇進的小說中也有著較為充分的體現。朱蘇進的中篇小說《射天狼》（1982年）和《高山下的花環》聯袂獲得當年全國中篇小說獎。朱蘇進關注的是和平時期的軍營生活，他擅于從平凡人物身上發掘英雄的潛質，著力于揭示和平時期軍人的犧牲及價值，開拓了塑造軍人形象的新道路。（下轉第21版）

（上接第20版）莫言的《紅高梁》發表于1986年，其突出價值與意義不僅在于承續了中斷已久的抗戰小說傳統，更主要的是它突破了正統的革命歷史觀，將正史化的戰爭歷史轉化為民間化的故事和傳奇，向讀者展示了正史無暇或不屑顧及的充滿野性和個性的民間生存狀態與場景，小說也因此獲得了多重意蘊，且具有強烈的寓言味道，對軍旅文學來說，“直接引誘了一批沒有戰爭經歷的青年軍旅作家寫出自己‘心中的戰爭’（如喬良的《靈旗》、苗長水的“沂蒙山系列”），并以此和‘當代戰爭（南線）’戰線、‘當代和平軍人戰線’鼎足而三，最終形成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榮。”（朱向前《新軍旅文學三劍客》）

隨著“兩代作家在三條戰線作戰”的基本格局于1980年代漸弱，196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軍旅作家成為軍旅文學的中堅力量。以陳懷國等為代表的農家子弟從當代農民“逃離土地”的人生選擇中，在社會結構的松動和社會利益調整的時代大背景下，對“農民軍人”進行了冷峻而真實的剖析，吟唱出了一組在軍隊現代化建設中艱難跋涉的“農家軍歌”，讓軍旅文學在1990年代初又成為文壇的一道亮麗風景。“農家軍歌”的突出特點是視點下沉，放棄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理想及批判立場，表達了對世俗和大眾的生存現實及思想情感的認同。然而，過于濃重的“農家情結”既讓創作主體對筆下的人物施以更多的同情、憐憫、惋嘆或歌贊，又阻礙了形而上的批判意識與自審意識的張揚，亦在相當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文學高度。

這一時期，非軍旅作家的軍旅題材中篇小說也頗值提及，其中，畢 淑 敏（《昆 侖 殤》）、鄧 一 光（《父親是個兵》）、周梅森（《大捷》《軍歌》）、尤鳳偉（《五月鄉戰》《生存》）等引人矚目，其濃烈的反思傾向及對人性的深度開掘，為軍旅文學帶來了一股新風。

進入1990年代后期，蓄勢已久的軍旅長篇小說終于爆發，徐貴祥、柳建偉、裘山山、鄧一光等作家開始發力，他們接連奉獻出《我是太陽》《仰角》《我在天堂等你》《突出重圍》等作品，為軍旅文學長在20世紀末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相較于地方文學于1990年代后期發生的變化，軍旅文學的跨世紀轉型缺少文學思潮和創作觀念的激蕩，1990年代后期的軍旅文學看上去有點波瀾不驚。進入社會轉型期，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軍營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開始多樣化；既要積極適應時代的潮流完成敘事倫理的嬗變，又要保持住特有的本質屬性和美學風格，軍旅文學開始了艱難地蛻變和轉型。在世俗化、娛樂化的文化語境中，軍旅文學以崇高、陽剛的審美品格和勇毅且近乎悲壯的“亮劍”姿態，為20世紀末的中國文壇堅守住了理想與精神的高地，挺起了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的脊梁，同時積蓄著裂變與生長的力量。

1990年代后期，朱蘇進的《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韓靜霆的《孫武》、喬良的《末日之門》等四部長篇小說相繼問世。正像朱向前所描述的，“四部作品，四個角度：一從當代軍營，一從當代戰爭，一從歷史，一從未來，全面展開對軍人的塑造，對軍人價值的沉重追問，對戰爭與和平的嶄新思考。它們在恢宏的時空中包容了軍旅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它們的‘復合’，形成了一個立體、豐滿而厚重的整體框架……它們的出現，給疲憊日久的軍旅文學注入了活力，而且把新時期以來長篇軍旅小說的水準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它還標志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繼老一代長篇軍旅小說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長篇軍旅小說作家已經趨于成熟，也為我們送來了長篇軍旅小說創作大潮的隱隱濤聲。”

四

果不其然，進入21世紀之后，軍旅長篇小說異軍突起，一朝爆發竟勢不可擋，收獲了一大批優秀作品。以軍旅長篇小說的全面繁榮為標志，中國當代軍旅文學的“第四次浪潮”逶迤而來，“英雄話語”在軍旅作家的文體自覺和文本探索中實現了涅槃。

進入新時代，伴隨著強軍興軍嶄新實踐的全面推進，軍營文化、軍人生活、軍旅經驗、軍人形象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新鮮而重大的變化。軍旅作家面對的生活經驗細碎駁雜，曾經被生活經驗與文學觀念的“共識”所統攝的“集群性寫作”的瓦解，創作主體開始以“個人化寫作”的立場與姿態展開對軍旅題材的新一輪文學想象。由此，軍旅長篇小說創作開始了雙重回歸。一是回歸長篇小說的敘事性文體本源，開始注重形式創新和語言探索，文體自覺性顯著提升；二是回歸文學對象的生命倫理和生活本體，開始關照復雜人性和個人命運，重視日常生活經驗的表達。注重個人化寫作、自由地虛構、強調敘事及敘事主體自身的意義等等，標示著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的敘事觀念的覺醒和文體觀念的自覺；開始關注軍人的個人命運和個體經驗，在歷史、戰爭和現實層面探尋更為廣闊的人性空間和精神存在。軍旅長篇小說創作獲得了新的更為廣闊、深厚的精神資源，獲得了新的觀察、認識生活的角度，獲得了新的敘事方向和動力。通俗一點講，在講述什么樣的故事和怎樣講述故事這兩個向度上的新變化，共同構成了21世紀初軍旅長篇小說的特征和新意。

“個人化寫作”是基于對文學創作規律的深刻理解而對文學本質屬性的回歸。作家們可以更自由、更靈活地切入軍旅現實生活，體驗和表達軍人情感，透析部隊存在的各種問題，審視并重構歷史時空，思索和前瞻軍隊發展前景。作家們可以根據各自的知識構成、生活閱歷、關注興趣、跟蹤對象和認知角度選取自己熟悉的題材領域，以個性化的風格和技巧來寫作；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并強調意義和價值，開掘出新的敘事和表意空間，有效擴展題材邊界。稍加梳理便會發現，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涵蓋了戰爭歷史、現實生活、婚姻情感、軍人倫理、英雄話語等等涉及到軍人與軍旅生活方方面面的題材領域，且擁有更加獨特的觀察視界、思考角度和藝術個性，對劇烈變革和轉型中的部隊生活進行了更加及時而深刻的反映和探索。許多原先被一體化文學思維所遮蔽、過濾掉的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得到了更加深刻的發掘和更加生動的表達。軍旅女作家和70后“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崛起更為21世紀初年的軍旅文學開辟了新鮮且可持續發展的生長點。

整體而言，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創作由突出經驗到側重體驗，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題到凸顯語言張力，既往單一的文學觀念被徹底突破；史詩情結并未完全消散，它以哲學化、歷史化、個人化的形式繼續演繹著歷史、社會和時代風云，并在軍旅長篇小說結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現實主義的深化、人道主義的強化以及人本觀念的確立，軍旅長篇小說對人性和靈魂的關注、對軍人精神和心理空間的探索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英雄觀念和審美范式亦呈現為多樣化的主題變奏。

從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英雄無語》《歷史的天空》《亮劍》《我在天堂等你》《楚河漢界》《音樂會》《我是我的神》到第二個十年的《吾血吾土》《己卯年雨雪》《來生再見》《黃埔四期》《一座營盤》《太陽升起》《牽風記》《人，或所有的士兵》《新世界》，不難看出，軍旅題材早已不是部隊作家的專利，越來越多的非軍旅作家開始投入到軍旅文學的創作，軍旅題材日益成為一種公共和開放的文學資源。從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到，富有個體生命光彩的軍人形象登上了歷史和現實舞臺，從槍林彈雨的戰爭風云到動蕩不安的政治風潮、從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到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革，演出了一幕幕壯美卻又飽蘸悲情的英雄史詩。創作主體自覺加強了對悲劇審美意蘊的挖掘和表現力度，極大豐富了作品的表現力。悲劇意識的覺醒和悲劇精神的建構成為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突破和審美新質。在歷史與現實、人性與個性、犧牲與價值、理想與沉淪等錯綜纏繞的維度中深入挖掘軍旅人生的哲學內涵，使讀者在看慣了積極樂觀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之后，得以沉入生命和靈魂的內面，細細品味真實的軍人和悲劇的英雄。

文學觀念和敘事倫理的嬗變，使得軍旅長篇小說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戰爭的殘酷與生命的苦難，更加真切地呈現出中國軍人在面臨時代轉型與和平考驗時的精神探尋與命運遭際，因而具有了獨特的藝術魅力和豐饒的精神空間。

五

21世紀初年的中國文壇，嚴肅文學在市場的推動與刺激下，完成了歷史轉型，與大眾文化之間曾經不可逾越的鴻溝被弱化。2005年，以電視劇《亮劍》在全國范圍內熱播和《歷史的天空》折桂茅盾文學獎為標志，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迎來了轉折點或曰分水嶺。此前的軍旅長篇小說聚力于形式探索和技術實驗，文體意識的自覺性和文學性探索的深廣度較之以往都顯著提高；而此后的軍旅長篇小說開始了“通俗化轉向”，并越來越多地顯露出類型化文學的審美特征。文學生態的劇變為21世紀初年軍旅文學的變革前行提供了契機，同時也帶來了挑戰。

與虛構敘事的弱化相對應的，是軍旅非虛構敘事的全面崛起。在直面軍旅現實生活，反映軍隊最新情況、新問題，塑造新型高素質軍人形象等層面，軍旅非虛構寫作無疑有著自身的優勢，也涌現出很多優秀的作家作品。作為一種兼具真實力量、思想深度與藝術之美的創作形態，軍旅非虛構敘事承襲了強大的軍旅報告文學傳統，在探尋戰爭歷史、介入軍旅現實、講好軍旅故事等方面具有獨特魅力和文體優勢；在直面改革強軍、表達時代精神的過程中，亦呈現出不同以往的審美新質，催生了新的題材領域和文學生長點。

從傳統的文學期刊、圖書出版到電視劇、紀錄片、公眾號、有聲書、網絡連載、時尚讀物，伴隨著網絡和新媒體的強勢崛起，軍旅非虛構敘事的傳播途徑發生了深刻變化，作品的傳播范圍和影響力日益擴大；從密切跟蹤社會熱點到返身潛入戰爭歷史，非虛構敘事雜糅的文體特性極大釋放了作家的歷史激情和文學想象，歷史題材軍旅非虛構敘事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看，都堪稱繁盛。打撈歷史細節、重現戰場真實、發掘內在經驗的寫作倫理，豐富深化了讀者既有的歷史認知；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從時代報告到跨界寫作，作家們更加注重文體實驗和敘事策略，小說、散文、隨筆、評論等其他文體的敘事手法和語言表達被引入軍旅非虛構敘事，突破了傳統報告文學的諸種條框和定式，也豐富提升了軍旅非虛構作品的審美和文學價值。

回望70年來軍旅文學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我的心底里涌動著難以遏抑的激情和感動。烽火歲月、厚重歷史、優良傳統、改革大潮連同那殘酷的戰場、偉岸的英雄、崇高的精神和豐饒的生活一起留存在了一部部閃動著光榮與夢想、激情與青春的軍旅文學作品中，共同見證了那個屬于軍旅文學的黃金時代。伴隨著文學觀念的演進和敘事倫理的嬗變，軍旅文學亦具有了鮮活靈動的多重面相，成為一種宏闊遼遠的審美存在。

作為一種特定的題材類型、話語方式、倫理現象，軍旅文學想象著人性可以達致的上線，守望著精神可以承載的重量，召喚著“英雄”這種人類最崇高、最堅硬，同時也最悲憫、最柔軟的情感動機。走筆至此，我想起了一個動人的場景。二戰時期，前蘇聯著名鋼琴家埃米爾·吉列爾斯去前線慰問官兵。當他彈奏完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時，在場的官兵們都為之動容，很多人流下了熱淚。旁邊的主持人說，“同志們，我們要英勇地戰斗，為了這美好而偉大的音樂。”這一刻，文化的力量、高蹈的精神、經典的魅力在沉郁悲壯的戰場上涌流，襯托出值得珍重的人世、需要仰望的靈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站上新的歷史起點，21世紀的軍旅文學需要勇于超越庸常凡俗的經驗，與人類共通的美好情感對話，與世界戰爭文學的經典互見，開啟下一個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