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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體來自《中國外國文學研究七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出）之序言，亦為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十五屆雙年會開幕詞。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也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綜觀百余年外國文學研究，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從學科史的角度看，外國文學學科同中國文學學科本是一枚錢幣的兩面，難以截然分割。

一

首先，“百日維新”主將康有為、梁啟超等“托洋改制”論是繼承“洋務派”的“體”“用”思想，并取法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托古改制”）的一個顯證。1898年林紓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是我國第一次自主引進外國文學，林紓也因此與嚴復、梁啟超和王國維等人殊途同歸。嚴復與梁啟超分別于“百日維新”期間倡導中國文學的改革路徑應以日本與西方文學為準繩。嚴復提出了譯事三字經“信、達、雅”，而且親力親為。“信”和“達”于翻譯不必多言，而“雅”字不僅指語言，還應包含遴選標準，即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梁啟超的小說群治論更是振聾發聵，令時人耳目一新。王國維則直接借用叔本華悲劇理論創作了《〈紅樓夢〉評論》。

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

其次是“五四”運動。關于這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黨史明確視其為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和發展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同時，它也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個分水嶺：“五四”運動故而又稱“新文化運動”。若說“維新變法”取法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么“五四”運動顯然是更為堅定的“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語）。此外，“五四”運動以“憂國感時”“反帝反封建”為己任，強化了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在評論陳獨秀時就曾說過，陳獨秀對“五四”的“文學革命”作出了三大貢獻：第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第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個大運動；第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五四”運動以降，外國文學被大量介紹到中國。這快速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生態和中國知識分子對文學的認知，起到了除舊布新、引領風尚的功用。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寫道：“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于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家的東西就特別多。”

《新青年》《小說月報》等刊物利用外國文學宣傳科學、民主和民族獨立思想。如此，英、法、德、意、西文學和俄蘇文學、東歐被壓迫民族文學以特刊形式得以評介。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還聯手茅盾創辦了《譯文》雜志。除國外現實主義文學外，方興未艾的現代主義文學也一股腦兒進入我國，后者在上海等地掀起了現代派詩潮。從魯郭茅、巴老曹到以馮至為代表的抒情詩人和以卞之琳、穆時英為旗手的新詩派；中國新文學大抵浸潤在蜂擁而至的外國文學和本國現實兩大土壤之中。而且，多數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作家也大抵是一手翻譯、一手創作的“雙槍將”。故此，圍繞外國文學翻譯，作家魯迅和瞿秋白曾同梁實秋和陳源等人進行辯論。魯迅1935年在《“題未定”草之二》中系統闡述了他的翻譯觀，他主張“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瞿秋白進而提出了“信順統一”說。這些都是他們在翻譯實踐中得出的基本判斷。這已經明確涉及文學翻譯“歸化”和“異化”的平衡問題。而外國文學的翻譯和譯學、出版和評價等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的新文學，乃至白話文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

出于革命斗爭和思想啟蒙的需要，外國文學的譯介一直十分注重思想性。魯迅自《摩羅詩力說》起便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戰斗精神激勵外國文學工作者。茅盾關于外國文學的不少見解也主要基于社會功能和思想價值。茅盾的《西洋文學》、瞿秋白和蔣光慈的《俄羅斯文學》、鄭振鐸的《俄羅斯文學的特質及略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吳宓的《希臘文學史》等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專題著述。雖然這些作品還稱不上多么深入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它們的出現也并不是一帆風順。俄蘇文學和東歐被壓迫民族文學的介紹，先是受到了“學衡派”的攻擊，后來又受到林語堂等人的譏嘲。蘇聯文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還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封殺與追剿。就連“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左翼知識分子也一度嘲諷魯迅為“中國的堂吉訶德”。由是，魯迅曾贊譽蘇聯文學的譯介者為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鄭振鐸更是認為“灌輸外國的文學入國中，使本國的文學，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沒”。從“娜拉的出走”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批熱血青年在外國文學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或抗日救亡。

二

“五四”運動以降，除了陳獨秀、魯迅等新文化、新文學旗手，一大批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參與文學創作，反之亦然。其中有胡適、茅盾、周作人、劉半農、鄭振鐸、趙元任、張聞天、夏丏尊、陳望道、李劼人、王魯彥、李霽野、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田漢、巴金、周立波、沈從文、穆旦、丁玲、冰心、艾蕪、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路翎、馮至、周揚、傅雷、卞之琳、李健吾等等。這個名單幾可無限延續。值得稱道的是，李健吾對文友巴金早期作品《愛情三部曲》進行了嚴肅批評，洋洋萬言中除了肯定巴金作品的社會意義，認為其風格的闕如令人遺憾。巴金積極回應，這場持續達半年之久的筆墨官司引起了文壇的關注，卻并未摧毀二人的兄弟情誼。同樣，傅雷對張愛玲的批評鞭辟入里，有時甚至字字珠璣。他以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為坐標，認為張愛玲的《金鎖記》不僅以機巧取勝，而且在情欲的驅動下使人物顯得絢麗奪目；但《傾城之戀》惟有華彩，失卻了骨干；至于再后來的中短篇小說如《連環套》則內容貧瘠，只剩下作者本人了。如上批評即使今日讀來，仍余溫繞梁、令人感佩，蓋因偉大的文學不僅要有風格、有機巧，更要有思想內涵、精神境界，反之亦然。換言之，作家須既能入乎其內，也能出乎其外；既充滿激情、富有想象，又細節畢露、異彩紛呈。而這些無不要求作家對生活、對時代社會有深入體驗和犀利洞識，同時又才情兼備，善于文心雕龍。二者缺一不可。

巴金早期作品《愛情三部曲》

值得重視的是，這一時期翻譯家、作家、評論家往往三位一體，從而使文壇呈現出積極的批評氛圍。古風未祛，許多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可謂諸子百家式的諍友。

三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躍上了新臺階。尤其是在研究領域，最初十年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開始四五年是準備時期。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了解外國文學的學者不一定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他們在參加一般知識分子初期思想改造運動的同時，被規定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進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補習。聯系外國文學工作的實際，他們同時需要借鑒蘇聯同行的經驗。為此，不少人還自學了俄語，以便直接閱讀有關原著，甚至翻譯蘇聯學者的外國文學史著作。經過這段時期的準備，在1955年和1956年之間，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相繼出臺，外國文學研究工作真正進入了發展階段，一大批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但是，工作剛取得了一些經驗，成果還來不及得到檢閱，1957年就開始了全民整風運動。翌年，學術批判運動迅速展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殘余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受到了批判。然而，與此同時，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提出要引進一套外國文學名著。嗣后，“三套叢書”工作啟動，它們是“外國文學古典名著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和“西方古典文藝理論叢書”。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叢書的名稱略有調整，但圍繞“三套叢書”所展開的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全面推開。1964年，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并接手“三套叢書”工程。這為新中國外國文學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石，同時也為中國文學的發展、繁榮奠定了基礎。

“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部分作品

總體說來，以魯迅為旗手的新文學運動固然十分關注外國文學，但從研究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雖不乏亮點，卻并不系統。出于特殊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幾乎可以說是一次重新出發（也許只有俄蘇文學研究是個例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學者對別、車、杜和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俄蘇作家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而社會主義蘇聯則順理成章地成了我們的榜樣。“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道路前進”，無疑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不二法門。除迅速從蘇聯引進馬、恩、列、斯的文藝思想外，我國學者還適時地翻譯介紹了別、車、杜及一系列由蘇聯學者編寫或翻譯的文藝理論著述，同時對俄蘇及少量的西方文學開展了介紹和研究。頌揚蘇聯主流文學自不必說，當時還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西方。1959年的十年總結與反思，除了肯定與借鑒蘇聯、東歐文學，以及一些亞非拉革命文學的有關斗爭精神，其他文學和研究方法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首先是對西方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思想的批判，其次是過于強調文學的政治屬性。然而，值得肯定的是，當時的外國文學研究篳路藍褸，為我國的文學及文化事業積累不少經驗，引進了大量可資借鑒的觀點和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外國文學研究并沒有被極“左”思潮完全吞噬。明證之一是對姚文元的批評。姚在《從〈紅與黑〉看西歐古典文學中的愛情描寫》（1958）中以偏概全地全盤否定西方古典文學，外國文學界的有關同志就曾旗幟鮮明地對其進行了反批評。

分歧固然早已存在，但從1960年起中蘇矛盾開始公開化。此后，蘇聯文學被定義為修正主義。極“左”思潮開始在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蔓延，其核心思想便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正是在1960年，我國的外國文學界在批判修正主義的同時，也給西方文學普遍地戴上了帝國主義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帽子。由中宣部直接領導的“三套叢書”步入停滯狀態。

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外國文學研究因中蘇關系惡化和極“左”思潮干擾開始陷入低谷，及至“文革”結束。在長達十幾年的歷史進程中，外國文學被掃進了“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垃圾堆，極少數幸免于難的也成了簡單的政治工具。正常的研究完全處于癱瘓和終止狀態。自此至1977 年，外國文學研究全面進入休克期；但奇譎的是，即使是在十年浩劫期間，外國文學也以口傳、手抄和“黃皮書”(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供內部參考批判”的書籍，以西方文學作品為主，這些書的封面多為黃色或灰色，故稱“黃皮書”或“灰皮書”。“文革”期間，這些書悄悄流傳) 等形式成為一股沁人心扉的暖流。

四

1978年，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如春風化雨，給中華大地帶來了勃勃生機。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再一次全面啟動。“三套叢書”重新出發，古今各國文學研究遍地開花，可謂盛況空前。外國文學史、國別文學史和經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不勝枚舉。從傳統現實主義到先鋒派，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外國文學研究思潮噴涌，流派紛雜。設若沒有外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研究“井噴式”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中國文學就不可能迅速告別“傷痕文學”，快速衍生出“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事實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是緩慢的、漸進的，本身遠不足以催生類似的文學。但當時我國文學翻譯、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遠遠高于其他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國文學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在這里，電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國學者關于西方現代派的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觀點）不可謂不經典。同時，設若沒有外國文學理論狂飆式地出現在我們身邊，中國文學就不可能迅速擺脫政治與美學的多重轉型，演化出目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多元包容態勢。應該說，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的改革依然是緩慢的、漸進的，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們的文學及文學理論卻率先進入了“全球化”與后現代的“狂歡”。這一步伐又遠遠大于其他領域的步伐。我國學者關于后現代文學及文化思想的批評（如“以絕對的相對性取代相對的絕對性”等觀點）不可謂不深刻。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四十年，外國文學的大量進入不僅空前地撞擊了中國文壇，而且在撥亂反正、破除禁錮方面起著某種先導作用，從而為我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借鑒和支持，并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國的文學創作、文化事業，乃至“改革開放”產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此外，圍繞人道主義的爭鳴一定程度上為“以人為本” 思想奠定了基石。1978年初，朱光潛先生從外國文藝切入，在《社會科學戰線》雜志上發表了《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文學家藝術家有關人道主義、人性論的言論概述》，開啟了最初的論爭。雖然開始的論爭僅限于人性與階級性問題，但很快發展到了人道主義及異化問題的大討論。1983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同志在中央黨校有關人道主義的講話引起強烈反響。是年，有關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文章多達七百余篇。這無疑是對“文革”踐踏人權、草菅人命的一次清算。兩年后，討論再度升溫，并且加入了存在主義和現代主義等多重因素。雖然用人道主義否定階級斗爭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諸如此類的討論為推動我國與國際社會在人本、人權等認識問題上拉近了距離，并一定程度上對豐富這些價值和認知發揮了巨大作用；也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鏡。尤其是四十年的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國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動了中國文學母體的發展和繁榮，為中國作家抵達高原創造了條件。

然而，綜觀七十年外國文學研究，我們不能不承認兩個主要事實：第一，前三十年基本上沿襲了蘇聯模式，從而對西方文學及文化傳統有所偏廢，其中有十幾年還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后四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從而多少放棄了一些本該堅持的優秀傳統與學術范式；而且饑不擇食、囫圇吞棗、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狀況也所在皆是。當然，這是另一種大處著眼的掃描方式，具體情況卻要復雜得多。借馮至先生的話說，我們好像“總是在否定里生活，但否定中也有肯定”；第二，建立具有國際影響的外國文學學科體系依然任重而道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總結和反思不僅有助于厘清學科自身的經驗和教訓，構建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外國文學學派，對于共同推進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同心圓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將大有裨益。

必須強調的是，后現代主義解構的結果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于是，相對客觀的真理消釋了，就連起碼的是非觀、善惡觀也不復存在了。于是，“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語殊”成了言人人殊。于是，眾聲喧嘩，且言必稱狂歡，言必稱多元，言必稱虛擬。這種無主流、無中心、無標準（我稱之為“三無主義”）對誰最有利呢？也許是資本吧。無論解構主義者初衷何如，解構風潮的實際效果是：不僅相當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與假惡丑的界限，甚至對國家意識形態，至少是某些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民族凝聚力都構成了威脅。然而，所謂的“文明沖突”歸根結底是利益沖突，而“人權高于主權”這樣的時鮮謬論也只有在跨國公司時代才可能產生。

且說在后現代語境中經典首當其沖，成為解構對象。因此它們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橫遭肢解。所謂的“文學終結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它與其說指向創作實際，毋寧說是為了顛覆傳統認知和價值取向。因此，經典的重構多少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于2004年著手設計“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計劃”，并于翌年將該計劃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十一五規劃”，嗣后又被列為國家“十二五”和“十三五”重點出版項目。這是一項向著學術重構的研究書系，它的應運而生標志著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叢書”的基礎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著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開始對解構風潮之后的學術碎片化和虛無化進行較為系統的清算。

如是，“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計劃”立足國情，立足當代，從我出發，以我為主，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瞄準外國文學經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進行歷時和共時雙向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學術史研究專著、十六部配套譯著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萬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龐德、高爾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維塔耶娃、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爾·貝婁、左拉和芥川龍之介，第三系列由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爾、喬叟、《圣經》文學、《一千零一夜》等學術史研究及其相應的研究文集組成。

學術史或學科史的梳理與研究不僅是溫故知新的需要，同時也是端正學術思想的基本方式，而且它最終是為了面向未來：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為明天的學術發展鋪平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倡導的這項學術工程既必要又及時，它必將對中國學術的發展和“三個體系”的形成產生重大的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并且指出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或可稱之為“三來主義”）。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自然也是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總之，“改革開放”后雖然“乾坤倒轉”，西學東涌，卻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提供了精神養分。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空前繁榮，譯本之多、成果之眾，不可勝數，甚至產生了令人目眩的規模化、市場化效應，推動中國文學從政治到美學的多重轉型。毋庸諱言，這一時期的外國文學研究明顯取法西方范式，從而多少放棄了一些本該堅持的優良傳統與學術立場。其中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外國文學翻譯界、研究界直接介入中國文壇的腳步逐漸停息，甚至出現了背棄中國文學母體的漸行漸遠和為翻譯而翻譯、為研究而研究的現象。這顯然背離了“五四”精神，并使外國文學研究偏離了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基本向度。其次，我稱之為“唯文本論”的東西大行其道。這種“拔起蘿卜不帶泥”的批評方式每每置作品的社會歷史語境于不顧，從而順應了“文本之外，一切皆無”的后現代形而上學。再次，文學批評不再取法辯證并看多面。至于大到思想境界，小至作家風格，則不再受到應有的關注。而從作品到“文本”，看似小小的稱謂之易，實則洋溢著學界的某種心流。我的問題是：圓夠大，心安在？

近年來，隨著“四個自信”和同心圓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二為方針”和“二為方向”正日益成為我國外國文學翻譯界、研究界的重要體認。一批立足于“三大資源”和“三來主義”，致力于經典重估和構建“三大體系”的精品力作開始嶄露頭角。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外文所

原載于《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