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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痖弦 口述；辛上邪 記錄整理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7月 ISBN：9787559430786

雙村記

回憶我的故鄉要從古詩《十五從軍征》說起。“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詩歌描述的是：一個出征多年的人回鄉，家里人都去世了。老房子還在，一片荒涼，他進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來跑去，雉雞在梁上飛起飛落。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卻不知道端給誰吃。我讀這首詩的時候，大概十二三歲，不相信世界上有這么悲慘的事情。可是現在想一想，我還不如那個《十五從軍征》的老兵啊！因為他八十還能歸鄉，而我卻一直飄零在外。年輕時讀詩，覺得是文人的夸張，哪里知道這樣的命運也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我離開家時十七歲了，所以對家鄉的記憶非常完整。我的文學創作很多都是圍繞著母親和故鄉兩個主題。像我詩中的紅玉米曬在房檐下、春天來了孩子們在打麥場上滾鐵環，都是來自對故鄉的懷念。后來我的詩歌寫作中斷了，我曾想過有一天我再寫詩時會寫什么，想來想去還是會寫故鄉。故鄉真是一輩子寫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個人如果有完整的對故鄉、慈母的記憶，可能夠他寫一輩子。當然，根據他年齡不同、藝術技巧不同，會體現出不同的風貌，可這是永不止息的主題。故鄉是我永難忘懷的，如一首詩中所寫，“你離家這么多年了／怎么還戴著那頂破斗笠／不，那是故鄉的屋頂”。現在，在我八十多歲時，我最想寫的還是我的故鄉回憶。

我給故鄉回憶取名《雙村記》——一個村子是我們家的村子，一個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間差十二里地。我的故鄉在河南省南陽縣，我從小就在這兩個村子間游走，稍大才去了縣城。兩個村子加上南陽縣城就是我對故鄉的全部記憶所在。

平樂村

外婆家的村子是黃土地，我們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從山西遷過來的。從山西移來的時候是一個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邊是蕭坡，河這邊是平樂村。他們把一口銅鑼斷開，兩半破鑼分別給兩邊的村子，將來把兩半破鑼的碴口對起來，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鑼，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孫孫不忘本，永遠記住是一脈所出，以后要互相幫忙。“破鑼”兩個字音化為蕭坡的“坡”和平樂的“樂”。外婆他們在平樂村。他們村里有幾家大戶蓋的是瓦房，形制看起來像山西的房子，青磚青瓦、五間頭、四合院。我們王家祖上也是山西來的，但沒有家譜，一窮二白。我們的村子就很簡陋，都是草房。我媽媽為什么嫁到我們村？因為我外婆家后來漸漸窮了。我爸爸家有幾畝田，娶了沒落的大戶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們的村子對比鮮明，一邊富有文化氣息，一邊是蠻荒之地。

明末時河南人少，官府逼著山西民眾南遷，還要有懂各行各業的，比如懂醫藥的，懂建筑的，讀過書能識字的。他們來的時候帶來了文化。我外公他們家族一直經營著藥鋪。我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們那里眼科醫生叫“眼科先兒”——他開個藥鋪，也看病。我小時候就在這個藥鋪里跑來跑去。我外公非常想讓他的子女繼承衣缽。我媽媽是長女，下面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我媽媽和兩個姨能幫他抓藥，但沒學會中醫。外公又希望我能繼承，我小的時候他總是編故事講這些事兒，可惜我也沒有繼承他的事業。

外公除了門診，還做眼藥。眼藥是半流體的，有的裝在高粱葉子里，鄉下人叫“桃粟捆兒眼藥”——家鄉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裝在螺殼兒里，用蠟密封起來，還貼著藥名和字號。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費非常低廉，窮人買藥就收個成本錢或者完全免費，一般的顧客就是半價。因此，他在鄉里間特別受到尊敬。在我幼年的記憶中，他藥鋪的味道特別好聞，我在那些高與梁齊的藥柜間跑來跑去。藥鋪里敬著泥塑的騎著老虎的藥王爺孫思邈的像，一進門就能看到。藥鋪里有一副對聯，“但愿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橫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時候喜歡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總是喜歡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發現了，但他從來不講。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也能吃。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學后，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墨盒，墨盒里有一塊棉花，我們研了墨汁，或買現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蓋一個東西，寫字時筆就不會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藥店拿一塊木通——蓋木通的辦法就是外公告訴我的。

鄉下人管硯臺叫“硯凹”，那時還是以研墨為主，墨汁還不流行，要去大的鎮子上才能買到。過去中國人的詩為什么寫得那么好，我想是因為寫詩前麻煩事兒太多——要研墨、發筆，研墨研半天才能寫詩，正好構思。發筆是說新毛筆或干硬的毛筆都要用溫水發，水溫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筆泡開才能用。寫字要有好的環境，寫字要有好的心情。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能靜下心來寫。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歡我們幫她抓癢。抓的時候逗我們說：“你這娃兒，哪里不癢你抓哪里。”她還會唱各種歌謠。比如她抱著我時會唱：“抱外孫，不如抱草墩兒。”我外婆雖然平時很和善，但厲害起來也很厲害——有一年，有賊人來偷東西，給她發現了。老太太就跟他們理論，把賊罵得抱頭鼠竄。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樂。當時不曉得有“文化”這個概念，現在覺得他們家是有文化的。他們家有秩序。當時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邊就是賭博場，還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覺不一樣。我一到平樂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時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車上，我哭著跳下來，就是不想走。

他們大戶人家的家族規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應對都是有一套規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媽媽是老七，他們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個管一個，秩序井然。

他們每一家都有銅器，就是鑼、鼓、鈸等等，要過年才打著玩兒，每家都打，好不熱鬧。我就是在外婆家學會了打鼓。念小學時我是鼓樂隊的“要角兒”——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條大河旁邊。這條河從南陽流過來，一直流向襄陽，注入漢水，是可以行船的。我們在河里游泳——家鄉管游泳叫作“洗澡”——男孩子調皮，扒著去遠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們笑，我們就跟著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來。我特別喜歡這條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兒，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幾次經過南陽，詩歌中“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就提到了白河。

年齡稍稍大些時，我就更野了。有一次船老板和他太太大概是回娘家了，沒人開船。我們一群野孩子就把這條船劃走了。也去擺渡，接客人。過路的客人還真上了一船，有賣油的、挑擔兒的，還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間，我們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錢，沒有錢不開。有幾個老太太罵人：“你皮吧，我認識你媽。我告訴你媽去，你就得挨揍。”聽了這話，我們哪還敢要錢，趕緊開船。渡船本來是不要錢的，船夫每年收糧食。秋天打糧食時，他去碼頭兩邊的村子里挨家收糧食，給多少算多少，沒糧食給點雞蛋也行。《皇冠》雜志有個專欄叫“青春歲月”，訪問過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個被訪問者。我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張愛玲看到后來信說，她讀了訪問記上這段場景，她覺得很蒼涼。我們當時只是一味地皮，哪里知道蒼涼不蒼涼？張愛玲還說，“這題材太好了，你應該自己寫。”

連陰雨久了，溝滿河平，河上漲大水的時候，從上游沖下來很多東西，有樹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撈東西，“發洋財”。河邊的沙子都是細細的白沙，被風刮成沙崗——現在當然都被現代化建設給用掉了。孩子們喜歡從沙崗上打滾滾下來，一點都不疼。沙子也侵蝕旁邊的果園。果園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經接近果樹枝子了。我們覺得最過癮的是躺在樹下，不用動手，只用嘴巴接著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個。那時小孩子去果園里偷吃是可以的，一般園主基本上不管。我們就覺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兒留下來，穿成串掛在脖子里辟邪——桃樹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樹。

因為有沙地，花生種得很多。家鄉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長。長到一定時期，小孩子去地里刨花生吃。用腳把花生周圍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來，將大個兒的取下，再把枝子埋進沙地，小的花生還能繼續生長。收獲花生時，是連著沙子一起鏟起來，放到一個大的像雙人床似的可以搖晃的篩子里，從兩邊一起搖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場上，曬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個花生倉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們喜歡從高處滾下來，好不快樂。收獲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賣掉了，這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沒玩具玩兒，就拿兩個花生，用尖兒的部分頂，誰的破了誰輸花生。那也能玩兒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兩家中間有口井，有條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時候，洗干凈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漿或者高粱漿中上漿，然后曬。曬得半干時，放在平的石頭上用棒槌捶。古詩有“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有人說，黑燈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婦女去河邊也不安全啊？其實不是洗衣服，是捶衣服——衣服曬了一天，到了黃昏后曬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捶打過的衣服特別整齊，簡直可以站著不倒，穿起來也體面。井里有柳條編的轆轤。夏天把瓜果用柳條籃子系到井的深處，第二天拉上來吃，這種水果叫“井畔涼”，吃起來很過癮，像現在的冰淇淋那樣。家鄉的柳條去了皮，又細又白，編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別受歡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東西是我媽媽做針線的筐子，也是柳條做的。還有就是那個捶衣服的石頭，紅衛兵來破“四舊”，拿它也沒奈何，因為搬不動，就劫后幸存下來了。我小時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涼涼的很舒服，這個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鄉，我對太太說，真想把那塊石頭運過來，運到加拿大來，將來百年后就枕著那塊石頭，那是我家的東西。我爸爸是在青海勞改營過世的。那個時候去勞改營要自帶行李，所謂的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帶到異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勞改營的人的遺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來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種地方，兩三千尺的海拔，天寒地凍，晚上人一斷氣棉被往往被拿走了。從家里帶出來的老棉被就是家了，那個捶衣服的石頭也讓我覺得是我和已經不在了的那個家的關聯。

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結實。據說蓋房子時，我媽媽的祖母對工人特別好，有吃有喝，一下子是湯面，一下子是包子，一天好幾頓，還有酒，水煙袋就有好幾把，擺在那里給工人們抽。工人們士氣大振，拼了命蓋，要多結實有多結實。清末蓋起來的房子，泥巴做的，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回鄉時，房子還在。墻很厚，屋頂鋪瓦，梁用的是上好的木頭。那所房子后來被當隊部了，外墻上還漆了黑板寫黑板報——家里的老東西幾乎都沒有保存下來。過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瓦房是富貴的象征。人們不是蓋不起瓦房，是置地要緊，省吃儉用，有了錢都買地。

我一直不知道我母親的名字。小時候我問她：“媽，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講，整個臉都紅了，“你小娃兒問這個干啥？”我媽媽沒上過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她可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講。村子里也不作興稱婦女的名字，都是大媽、二嬸兒的。門牌上記錄已婚婦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比如我媽媽就是王蕭氏。外婆家，從我大姨開始時上“洋學”，后面幾個孩子都去學校念過書，只有我媽媽那個時候不念書。

我和小姨一起去念過“洋學”。外婆家的和我們家那邊的小學我都念過。記得外婆家那個小學一進門是影壁墻，上面是孫中山的像，還有黨國旗，下面種著石榴。教室里掛著好幾個門板那么大的算盤，算盤子兒串在有毛的桿兒上，叫“毛算盤”，這樣算盤珠不會亂動，擺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做教學用。學校是公立的，免費。

到臺灣后填表格，父母這一欄母親的名字實在不好意思寫“王蕭氏”，但又不知道媽媽的名字，就根據模模糊糊的記憶寫了“蕭蕓生”，其實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她們的名字是押“生”字。小姨是蕭萍生，舅舅是蕭芝生，我媽媽的名字叫蕭芳生。大姨夫是中央軍校的學生，婚后三個月去當國軍到東北打仗，生死不明，沒有再回鄉。大姨就這樣守了他一輩子。我到臺灣后，還登報尋找大姨夫。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大姨夫的朋友，說他們在東北打垮了就沖散了，他也沒再見到我大姨夫。1949年后，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兒，將孩子的姓改了，改姓蕭。

我媽媽沒有上過洋學，也沒有念過私塾，基本上不認識字，但她的刺繡方圓七十里地都聞名。河南不叫“刺繡”，叫“扎花兒”。每年都有很多親朋好友來找她繡東西。我現在特別喜歡收刺繡，看到刺繡就想買下來，我想“說不定是我媽做的呢”。她會繡云肩霞帔，整套的新娘禮服都能繡；也繡手絹、耳護、荷包；也繡煙袋包送給佃農當禮物——中國人有自己的審美觀，不放棄任何顯示美的意識。我最喜歡跟媽媽在燈下活動，她在燈下扎花兒，我給她整理線帖。線帖像現在照相本那么大，每頁上有紙藝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每一兜里面裝一種線，表面是平的，拉開了能取用里面各種顏色的線。一頁大概能裝七八種線。有時候我餓了，媽媽就用上鞋的長針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兒，就在油燈的芝麻油里蘸一下——家鄉產芝麻，油燈里燒的是芝麻油——再在油燈上烤。烤出來很香。但不能馬上吃，要等一下，烤完了針是紅的，要涼一下再吃。我媽媽上世紀六十年代病故在鄉下。她人緣不錯，雖然臂上帶著“黑五類”的臂章，但是村里人還是“大媽”“大媽”地叫她，背著干部偷偷給她東西吃。

我舅舅讀的是陸軍軍官學校，當職業軍人。媽媽說他離家時來過我家。我小時最崇拜舅舅，可他來時我很害臊，用被單子蒙頭蓋著，躲在下邊不敢看他，閉上眼一直笑。我舅舅把被單子掀開，我又把被單子拉起來，還是閉上眼笑。結果始終我也沒看到舅舅。我流亡之前，舅舅再也沒回來。我一生都沒見過他。在我的家鄉，管舅母叫妗子。我妗子臥房里掛著舅舅的一張戎裝照。還有舅舅的一把小佩劍，是蔣介石送給黃埔軍校畢業生的，上面寫著“成功成仁，蔣中正贈”。我小時候去外婆家，一定去妗子屋里摸那把佩劍。看著舅舅的戎裝照覺得好威武。十七歲離開家的時候，父母的照片都沒帶，因為只知道是去南方，還會回來，不覺得是永訣，只帶了舅舅的一張照片——我想去找舅舅。我想如果找到舅舅他不認識我，我就把這張照片給他看。我當然沒有找到他了。他后來退伍后回家，1949年后當過小學教員，也死于歷史問題。妗子后來瘋掉了，害怕聽到開會的鑼聲，一聽到鑼聲就往門后躲，害怕被批斗。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掃墓時，給外婆外公、舅舅舅母立了碑，碑文是我自己寫的，到蒲山店訂的石碑，我交待石匠，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刻的是我表弟們的名字。我在村子里請了兩臺吹打，擺了十幾桌酒席。我姨他們因是“黑五類”等等，成分不好，多年來在村子里地位都低、抬不起頭來，運動來了，對他們要打就打、要罵就罵——那次立碑時把三牲祭禮、紙扎的童男童女都擺在方桌上，抬著在村子里游行，邊游還邊給圍觀的群眾散香煙。我姨抬頭挺胸的，覺得總算為他們爭了一口氣。

平樂村是我最喜歡的。如果我再給自己另取一個筆名，我就要用“蕭”這個姓，叫蕭夢白——我們這輩是夢字輩，取“夢到李白之意”。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叫景縈，一個叫景蘋。蘋是為了紀念我外婆家的“平樂村”，“縈”是為了紀念我們自己的村子“楊莊營”。

楊莊營

和外婆家不同，我們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還是清朝的時候，大年三十，我的曾曾祖父家里連一點面、一粒米都沒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賣門神、春聯、灶王爺。幾個小孩已經餓了好幾天了，餓到前心貼后背了，以為爸爸回來肯定能帶吃的東西。結果一張都沒賣掉。全家人只能抱頭痛哭。后來他們借錢，在官路的旁邊開了個雞毛店，人稱“冷店”，門口放一個草編的簍子，簍子里放著饅頭，還拿一個饅頭放在蓋子上，表示是賣饅頭的。在河南的客棧里，住店不要錢。河南人很老實，說：咱們這個棉被讓人家蓋一個晚上還要錢？這又蓋不壞；睡在地上還能把地壓個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錢。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一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錢的。那碗面錢就是店錢。我這個曾曾祖父比這個還慘，只能賣個饅頭，讓人喝碗湯。五個孩子只有一件大褂，誰出去走親戚，誰就穿這個大褂。

有一天，遠遠地走過來一匹馬，這匹馬漸行漸近，好像馬上沒有人。走近了一看，有個人伏在馬上，頭都快挨著地了。一摸他的頭，病得很厲害。幾個孩子把他扶下來，發現他已經說胡話了。幸好我曾曾祖母會針灸，治好了這個官人。官人一覺醒來，燒也退了，病也好了。看他們一家大小實在太窮、太苦，這個人說他住在楊莊營，姓華，為了感謝他們，讓他們去給他家看墳。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墳的出身。后來我家的后院就是個墓園，已經斷了香火。后院種著李子樹，孩子們在后院吃李子，跑來跑去玩兒昆蟲，一點也不怕。

楊莊營的房子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楊莊營有三百多戶人家，從前是住的姓楊的，所以叫“楊莊營”，但明朝時被滅九族，殺光了，剩下一個去外縣外婆家走親戚的孩子沒有被殺。那個孩子后來有些后代，大概有四五家人，其中有一個還當了我們村子里小學的校長。楊莊營的房子都被姓華的富豪接收了。明朝的房子現在還有幾棟，青堂瓦榭、五脊六獸。我們祖上就在墓園旁邊蓋個小庵子，給人家看墳。比著華家豪華的房子，我們看墓人的房子簡陋多了。這五個孩子是我的曾祖父們，他們后來又自己種地、買地，變成小地主。到我記事的時候，我們有一頃地（一百畝），已經把田給別人去種了，可是我們農民的習性還是一樣。我母親還留一塊地自己種，就在我們房子后面。離廚房近的那邊就種些青菜。有時候正做飯的時候，媽媽就讓我去摘豆角回來。中飯就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卻不在楊莊營，而是生在冢頭村。因為冢頭有寨子。寨子就是一種土城，是地方上百姓集資建起來的。就是修了土墻把村、鎮圍起來。我還記得幼年時見過修寨墻。每家畫好各家負責修的地界，有錢人就雇人修，沒錢的人就自己修。修墻時把土里面摻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塊塊壘成墻。寨墻有四個寨子門，寨墻外面挖了很深的坑，有的還種了有刺的名叫“月月紅”的灌木（學名是薔薇），相當于鐵絲網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門放下來。寨子門關了以后，一般不讓陌生人再進來，只有認識的人才能進來。寨子里有民團守護。老百姓也有土槍、土炸彈、刀箭。有些地主也請了長工或很多會武功的人來守夜。晚上看守時還要聯絡。太陽下山后就點一炷香，一炷香完了再點一炷香。香是線香，但不是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著、首尾相接地擺在香盤里。香盤里鋪著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可以燃，不會滅。一根燒完，下一根就被點燃。那時沒有鐘表，站崗就是按點幾炷香來計算。比如約好，兩炷香后要吹羊角。羊角是綿羊角，吹什么聲音都是約好的暗號，用長短不同的音交替來代表各種情況。另外一個哨所聽到了羊角聲，也會回答。夜晚就經常聽到號角的聲音。那個聲音在夜晚聽來荒寒、凄涼，有時候號角聲引起一片狗叫，特別恐怖。有的有錢人還修個炮樓。晚上住到炮樓里，家丁把守。炮樓上面放土槍、炸彈、滾木礌石，就是防止土匪晚上來。有點錢的人都在寨子里建了房子或者租別人建好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土匪來的時候就跑到寨子里去。我們那里從明末起就是刀客出沒的地方。刀客就是紅胡子、土匪。鬧得太厲害時，寨子里的民團已經抵不住土匪了，人們就跑到城里去。城里有國軍、警察，要好一些。但城里的生活成本比較高，我們家基本上還是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間也打仗，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錯。老作家姚雪垠是我們鄰縣的，他的長篇小說《長夜》就是描寫土匪的，寫得很成功。他對土匪的認識極為透徹——對于一個善良的農民是怎么變成土匪的，研究也最透徹。他認為就是因為饑餓，跟著“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一個村莊就讓村民買多少槍，說他們要槍維護地方治安。如果買不到槍，就要折合多少錢交上來。也有些女人被刀客擄走。姚雪垠最深刻的一個描繪是說，那些女人有些沒什么定力的，到那里吃香的、喝辣的，過一陣子就不愿意回去了。回家餓飯嘛。所以當家里人按照土匪的要求拿著錢去贖她們時，她們不想回去，但又不好說真正的原因，就假托其他原因，比如說“你二哥對我不好啊”等等。他把人性的那種弱點都寫出來了。

村子里到了晚上聽到狗叫的聲音有異，人們就很緊張，都畏縮在自己家里，怕得厲害。如果狗叫得很兇，那第二天吃早飯時，村子里就會傳開，昨晚誰家一家被殺了、誰家被搶了。狗叫就是不祥之兆。一直到現在，半夜聽到狗叫聲，我都會害怕。還有一種叫“打業”的，就是仇家之間互相報仇。也是在夜晚，仇家之間互相砍殺。那時已經沒有法律約束了。農民沒有飯吃，也跟著土匪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來，因為做了壞人，沒有回頭路。但土匪中大多數是流氓、惡棍，良民跟著的還是少數。

家家都有槍，土匪來了還可以應付一下。我家有一支槍是歐洲的槍，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不知道怎么賣到中國的。那支槍叫“十大響”，可以連續放十發子彈，好像機關槍。那時還沒有機關槍。這種槍有兩個槍筒，一個是裝要發的子彈，一個是裝沒有發的子彈。可以一次裝十顆子彈。前彈一發，后彈就進入槍膛。子彈頭是鉛做的。人中彈后帶一塊肉出來，傷口潰爛，后來國際上已經禁用。平樂村好像沒有槍，楊莊營很多人家有槍。那個“十大響”我小時候還玩兒過，比我高。買來的時候槍里還有幾顆子彈，我爸爸拿著去讓鄰居看時，不小心走了火，把房頂打了個洞，每個人都落了一臉灰，大家嚇壞了。后來爸爸又買了一支“盒子炮”，是手槍，四方的造型，很長的槍梢，還有個木頭盒子，德國造的，行軍時可以將槍裝在盒子里背著。盒子也可以套在槍托上，看起來像后來的卡賓槍，但其實還是手槍，一連可以發射二十發子彈。上面有個紅穗子，過年時放在香案上還要拜，讓槍保佑全家。

主張鄉村自治的學者梁漱溟的幾個實踐派的學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相鄰的內鄉、鎮平、淅川三個縣發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合乎現在用所謂開明、專制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他們的方法非常蠻，就是司馬中原《荒原》筆下的那些方法。據說，為了殺雞儆猴，縣長出去演講的時候就帶個判了死刑的犯人，去了演講的地方敲鑼，一聚聚好幾百人，各村莊的都來了，演講完了之后，縣長就用帶來的銅鍘當場把死刑犯鍘了，“誰不聽話就這樣”。當時的專員是彭禹廷，他身體力行，提倡修橋、修路，廢止陋習，很受民眾愛戴。法制執行也相當嚴格，偷一只蘋果都可能被槍斃，還規定不能趿拉著鞋走路等等。在公路兩旁種行道樹就是從豫西開始。用這種辦法竟然也把豫西治理好了。

我們搬到冢頭去住，就是因為年頭慌亂、鬧土匪不安定。我祖父回到我們原來的村子去分場時，住在朋友華公臺家里。華家有炮樓，有家丁把守。晚上，祖父覺得天氣燥熱，就說出去轉轉。據村子里的人說，祖父散步時遇到土匪。祖父跑，一群土匪就追他，他掉到一個很深的空糞坑里。北方把人、動物的糞便都放在一個坑里，加上土漚肥，再把漚好的土塊拿出來送到田里施肥。等他爬上來，便被土匪抓住了。聽到我祖父大叫，“你們要錢給你們錢！你們究竟要什么？”第二天看到附近池塘的水都是紅的，他被土匪殺了，尸首也沒找到。一直到現在，我祖父的墳里只有他的衣服。我父親、叔叔想去為他們的父親報仇，都學過“紅槍會”——白蓮教的余續，也叫“硬肚”，刀槍不入。可根本不知道找誰去報仇。后來父親和叔父都考取了鄉村簡易師范。

我祖父叫王子修，也叫王樂身，后一個名字用得多。我父親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潔。我祖父那輩是樂字輩，我父親是文字輩，我是慶字輩，我孩子是景字輩，再下面是懷字輩。“樂文慶景懷”，后面還有幾十句。我回鄉后，請書法家寫了，掛在老家的堂屋。祖父去世沒幾年，我出生了。我父親是長子，我是獨子，我出生時，父親覺得家里一片黑暗，希望我的出生給家里帶來光明，給我取名“明庭”，后來又給我取了“慶麟”，因為我父親發現，我應該是慶字輩。我上高小時開始用慶麟這個名字。我很喜歡“明庭”這個名字。兩岸開放后，我回家鄉時問我堂弟：“我看到我的家都已經變成廢墟，老房子都塌掉了，能不能重新蓋起來？需要多少錢？”堂弟說大概兩萬人民幣。我花了十五萬臺幣，將原來老房子的磚頭、土都用在里面，蓋了樓房，十一個房間。我用“明庭”給這個院子取名，請好友、書法家董陽孜寫的字，刻了一塊匾掛在前面。

我們家有一張老照片，是我們家的全家福，可惜后來沒有留下來。照片中把我放在畫面的正中間——第一個男孩子嘛。那時候我還小，背后還用枕頭墊著才坐得住。照片里有奶奶、父母、叔叔嬸嬸。那個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人臉上都有紅色——過去老百姓講“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紅色就是人血”。底片很容易破，要小心地保存，但是多半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請照相的人來家里照相時，他們從南陽城來，帶著照相機和布景，還搭個架子，用黑布把草垛、門、四合院、房子等等都遮蔽起來，覺得照相的背景就要黑的，沒想到把草垛、四合院照出來更有生活性。那時就是那個風氣。照相館里都畫著假畫兒，連家具也是畫的，其實那時老家具還是很多嘛，擺個老家具多好。

只有我母親的照片留下來一張，父親沒有照片，現在我都有些記不清他的樣子了。我母親的照片是1949年后照的。我堂弟說，有一天，照相館的人來學校給孩子照相，村民交點錢也能照。堂弟看我母親已經很虛弱了，擔心她不久人世，就帶她去照相。我母親說：“不照了，生著病呢，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說：“照了不好看可以不要。”這張照片上，她看起來很緊張，好像手足無措的樣子。我回家鄉時，堂弟給了我這張照片。我長得像母親多一些。曾經有個畫家朋友給我畫速寫，畫到一半時我一看，完全是記憶中母親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