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經典化的實質是時間對文學的選擇。這里的“時間”具體化為某一時代文學制度、社會風尚和媒介技術等因素共同塑造的文學期待 ；以及具有不同文學期待的時代相互碰撞、摩擦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美學契約。長時段下的文學經典就是這種時間沉淀而成的美學契約開出的具體書單。有趣的是，我們會發現進入現代文學以來，這份文學經典書目中，長篇小說占據主導性地位。換言之，在現代的文體觀念秩序中，長篇小說是處在最上層的那一種。以中國而言，小說在晚清至五四時期在文學地位上完成了屌絲逆襲，由于黃遵憲、梁啟超等人的鼓吹，小說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建立緊密聯結，成為最被寄予厚望的文體。事實上在西方的現代文學觀念中，小說也擁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盧卡奇稱“小說是上帝所遺棄的世界的史詩”。從史詩時代進入散文時代，史詩也轉換為小說，小說顯然仍肩負著為失去總體性的世界重建總體性的重任。這個重任特別落在長篇小說的肩上，所以長篇小說又是小說中最被委以重任的一種。君不見，沒有寫出長篇小說長期被作為魯迅不夠偉大的證據；君不見，主攻短篇小說的門羅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引發了不小的驚呼；君不見，魯迅文學地位高于茅盾，但魯迅文學獎的地位卻遜于茅盾文學獎。原因可能在于，“在十九世紀，長篇小說成為了一種對人類精神和經驗的綜合、深入的把握形式，在那個時代，長篇小說被界定為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更本質、更純粹，因而更高級的另一重生活”。（李敬澤 ：《短篇小說，或格格不入》）今天的碎片化時代，很多長篇小說已經被時代所同化，徒有名義上的長，卻喪失了從內在建立一種整全生活的雄心、意志和能力。然而，來自十九世紀長篇小說的夢想，并沒有真正失落。那些在近四十年被經典化的長篇，無不是因為它們在某種角度上延續了對生活（歷史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整全性的向往和追尋。

當代文學七十年以來，已經產生了大量的經典長篇。當代文學的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文學制度差別很大，兩個時代長篇經典產生的機制很不相同，本文聚焦后四十年長篇經典的產生路徑，試圖追問小說如何在時間中獲得一種抗磨損性。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過程中，諸多復雜的力量常常通過文學獎、文學史來落實。獲得文學獎和文學史確認的作品必然更有利于穿越時間淘汰機制。文學獎、文學史確認屬于經典化的外因，如果追尋經典化的內因， 不妨說 ：任何長篇要在時間中獲得經典化，在內容上離不開對時代、歷史和精神性三端的準確把握和精彩表現。

與某個時代相遇，常締造同時代的經典。譬如王安憶的《長恨歌》，王安憶精湛的筆力當然是小說獲得經典化的前提，但不能忘了《長恨歌》出版之后那個正在徐徐拉開帷幕的消費主義與文化懷舊互為表里的時代。《長恨歌》的經典化跟茅盾文學獎有關，更跟 90 年代開始興起的上海懷舊潮流有關。小資讀者們透過“上海懷舊”的視角去讀《長恨歌》，事實上遮蔽了小說對王琦瑤們的反諷性，這甚至導致了王安憶對自己這部代表作的警惕和否定。如果說《長恨歌》的經典化是生逢其時的話，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卻常被視為是“生不逢時”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代表了一種與錯動的“當代”相遇的有趣的經典化路徑。這部作品上部發表在《花城》雜志 1986 年第 6 期，隨著這部作品后來的得獎和經典化，這成了《花城》雜志 80 年代回顧中的亮點。饒有趣味的是，《平凡的世界》發表并不順利。據《花城》原主編范漢生回憶 ：《平凡的世界》“先是被《當代》的一位編輯‘斃’了，又輾轉于幾個編輯部，后來才被《花城》采用”。作品發表后，“1987 年 2 月《花城》和《小說評論》聯合在京召開座談會”。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送到《花城》后，由于“內部意見分歧，發排受阻”。可見，當時對《平凡的世界》藝術上是有爭議的。在《平凡的世界》經典化之后，范漢生認為這部作品“三部中《花城》只發一部，未能爭取到出版權。這是花城出版社的一個損失，也是《花城》雜志創刊以來的一大失誤和遺憾”。事實上，圍繞《平凡的世界》的藝術爭議一直存在。包括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等具有代表性的當代文學史都未談及路遙及《平凡的世界》。孟繁華、程光煒、陳曉明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則以“路遙的邊緣化”為題進行分析。此部分由程光煒撰寫，他認為寫作《人生》時的路遙“已進入到新時期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中。《平凡的世界》則顯示出他繼柳青《創業史》之后，試圖沖擊‘大作家’歷史目標的非凡的氣象。只可惜路遙‘生錯了時代’，當 1985 年后小說出現重大轉型時，他所追求的‘現實主義小說’文學軌道實際已被‘先鋒小說’變軌，他再努力，都決定了他注定是當代文學史上最為悲壯的失敗者。路遙的‘意義’，是他能針對‘當代狀況’提出尖銳、深刻的大問題”，因此他認為路遙被邊緣化的現象“實際告訴人們，迄今為止的‘后三十年’當代文學其實還沒有產生一部能夠真正深刻概括這 30 年中國社會最深刻變遷的大氣的小說”。有趣的是，站在“當代文學六十年”之際作出的這個判斷，某種程度上被“當代文學七十年”重新改寫。在近十年中國文壇刮起的“再現實化”旋風中，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再次獲得主流文學立場的確認，被視為毫無疑問的當代經典。路遙和《平凡的世界》在邊緣和主流間錯動的當代接受史，事實上證明當代文學場域存在著多種力量參與審美潮流的塑造。路遙作品攜帶著宗于柳青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經驗進入當代，其命運就是這種藝術經驗的當代命運。當現代派崛起，我們以為“現實主義”已經終結，卻在另一個時間的拐角重新發現了它依然具有強大的塑造現實和歷史的潛能。因此，《平凡的世界》的經典化路徑提示著“時間”內在駁雜分裂的異質性。

有必要提到另一部當代長篇經典《白鹿原》的經典化路徑。如果盤點當代的長篇小說，似乎很難繞開《白鹿原》。原因可能是，這部作品通過對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的創新與長時段的歷史相遇，又從現實抵達了民族文化的縱深。《白鹿原》對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講述，既不同于革命歷史小說，也不同于獵奇的野史。《白鹿原》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視點，融合家族史和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資源，對20 世紀的歷史流向做出了文化和文學上的獨特觀照，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小說是上帝遺棄的世界上的史詩”的判斷，它的經典化，源于與歷史總體性的相遇。《白鹿原》提醒我們，面對歷史總體性進行的有效文學探索，必將會獲得時間的回報。

還有另一種長篇的經典化方式，是因為與人內在的精神渴求或精神力量相遇。典型如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這不是劉震云最復雜的作品，卻是劉震云最具精神分量的作品。《一句頂一萬句》放在當代文學中也具有鮮明的辨析度，原因就在于它在劉震云式的“繞”和“油”的背后寫出了普通中國人對“說得著”的渴求，因著這種普通而卑微的精神性，小說就有了莊重的氣息，也能夠穿越時間與不同時代的精神渴求者相遇。一般來說，文學經典是時間的產物，但也有一些作品，從誕生之時，就顯出了成為經典的精神品相。比如阿來新近出版的《云中記》，就令人不由有這樣的判斷。《云中記》以汶川大地震為題材，寫的卻是震后五年，云中村的祭師阿巴從移民村返回故鄉照顧震中亡魂，并最終與云中村一起滑進峽谷的故事。《云中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阿巴返回荒無人煙卻又草木蔥蘢的故鄉，執著地為亡靈舉行的祭儀。安頓死，其實是在思考生。《云中記》已然超過了其題材的社會性，而觸及了在失去象征的世界，如何重建人的精神尊嚴的峻切話題。面對重大精神話題進行有力文學表現，注定《云中記》不會被時間遺忘。

小說如何與時間相遇，長篇如何締造經典，文學如何穿越充滿轉折和異質性的時間河流？或許，內在的秘密依然是，在一切都煙消云散了的碎片時代，依然葆有用小說重構歷史和精神總體性的信念，依然具有用小說之幽深去激發史詩之遼闊的能量。

【作者系韓山師范學院新詩研究所所長，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