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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剛剛去世的德國詩人君特·庫納特。（圖片由作者提供。）

當代德國有兩位著名詩人，他們的名字都叫君特。一位是君特·格拉斯，一位是君特·庫納特。他們的文學創作都充滿了對現實的批判。尤其是后者，甚至被人冠以悲觀主義標簽。其實，他自己也表示，自己之所以總是要看到現實的灰暗，是與自己從小的經歷有關。

他和格拉斯一樣，都是德語戰后文學的著名代表。也和格拉斯一樣，從不歇息，從不讓自己的作品安靜，總是在以極端的寫作武器對抗理想主義的簡單。幾天前，這位詩人在德國北部的一個小村子終于永遠停下了自己的筆。

君特·庫納特（Günter Kunert）于1929年3月出生在柏林。在納粹統治時代，因他的母親是猶太人，盡管其父親是雅利安人，庫納特免于被送去集中營，卻擔驚受怕，常常生病。在病床上閱讀母親送他的海涅詩集，從此喜歡上了詩歌。由于納粹政權的種族迫害，他被禁止上文法中學。

直到二戰結束，他才得以上藝術學院學習版畫藝術。而當時的德國，在政治版圖由戰勝國分治。他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德國的東柏林。他不滿大學氛圍，在1947年退學。同年，他發表了第一首詩《火車開過》。接下來一發不可收拾。

不久，他受到了民主德國文化界領導布萊希特和貝歇爾的注意，得到老一輩詩人們的支持。并于1949年加入民主德國的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

庫納特出版的第一部詩集《路標與墻的墓志銘》（1950），對于布萊希特的啟蒙姿態和貝恩黑暗的詩學特征，他都沒有全盤接收。在嚴厲的氛圍下，他始終保持自己作品的原始造型。他的詩歌、散文詩以及散文，都具有特立獨行的風格，與別人的東西區別分明。

在1960年代中期，庫納特開始在聯邦德國出版詩集《一個星球的回憶：來自五十年代的詩歌》和散文集《白日夢》，使他在國際文壇上名聲鵲起。

他在1965年寫的一首詩：

對時代的聲音充耳不聞，

對身邊的事件視而不見，

心知肚明卻不言不語，

這樣的人才能活下來終老，

當然，得有個條件：

要想這么活，

他得是石頭刻成的。

顯然，詩人對集體性沉默持否定態度。集體性沉默以眼前的暫時平靜換取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最終卻會導致社會道德的混淆，并扼殺社會良知。

在1969年寫的詩《藝術的末日》，以童話形式表達了庫納特的反感情緒：

不允許！貓頭鷹對松雞講，

不允許歌唱太陽！

太陽不重要。

松雞從自己的詩里，

把太陽拿掉。

你是一位藝術家！

貓頭鷹對松雞講。

此時，天色黑暗。

（芮虎 譯）

雖然他不斷批評，還是得到許可去外國旅行。在1972年到1973年期間，他得到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客座講師職位。1974年，他在英國瓦維克大學訪問。把自己在西方的見聞寫出來，成書《別樣的星體》與《英國日記》，視野開闊，對于西方的政治文化都做了詳盡的報道。

1976年，他參加第一批簽名，抗議民主德國政府對詩人和歌手比爾曼的驅逐，情況就發生了改變。他在開始受到擠壓，寫作也更嚴重地受到干擾。

1979年，庫納特與妻子在聯邦德國北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一個小村子凱斯博斯特找到了自己新的家園。那一年，他50歲。

庫納特是一位文學多面手和藝術家。在他豐富的文學樣式里，包括詩歌、短篇小說、童話、散文、諷刺作品、旅行報告、劇本、兒童書籍等。他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以茅屋的名義》，以流浪漢為題材，背景是戰后的柏林，揭露了納粹德國的暴力統治與軍國主義，尤其是在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罪行。1967年在聯邦德國慕尼黑出版，立即受到讀者歡迎，先后被譯為法語、意大利語以及荷蘭語等多種外語。這部書直到1976年始獲準在民主德國出版。另一部是《第二位女人》，時隔45年于去年出版。這部小說，結構完美，經漫長時間的牙齒咬噬，屬于陳年佳釀。其中有哲學與政治的隱射，公開與猜測的夢境，戲劇轉變的情節，纏綿的愛情故事。出版后，好評如潮。

同時，他也是藝術家。獲得多次文學獎項和兩個榮譽博士學位。

2009年，他在80歲生日，獲得北德文化獎。2014年，他獲得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藝術獎。

他對于自己早期的生活回憶是：

確信的是

……

一個黃色的星星

這就是一切。

對于異鄉生活，他在詩集《陌生的家園》里，已將過去與當下的時間融為一體，其中只有空間的隔離。他在回憶錄《成人游戲》（1997）里，描寫了他作為不良學生的少年時代，作為猶太人母親的兒子在納粹帝國體制下的遭遇，以及作為異議人士的經歷。回憶時間直到他離開民主德國的1979年。他先后出版了詩集《玷污的受孕》（1988），報告文學《酒店房間致客人的通訊》。作為詩人，他永不止息。在年事已高的歲月，還出版了詩集《當生命免費的時候》（2009），以及詩選集《繼續的遺言》（2014）。

庫納特永遠是一位原初的憂郁者。他用自己的世界觀寫出現實，被嚴厲的實用主義發展出一種對事物的精確感覺。他的寫作避免口號和姿態，絕不接受每一種黑白分明的道德。他總是懷疑那些筆直的線條。他看待許多問題都比別人更痛苦更尖銳。

他所使用的詞語并不是來自深沉的絕望，也不是來自深陷的觀察，只是生活中質樸的有趣的東西：

上面的星星，縫在外套上。

謀殺事件的歷史，犯罪者的哀歌。

手表展示了：一千年的過去。

兒子們將如他們的父親。

……

墻上寫下的文字，泄露了詩歌，

未來將不會寬恕。

關于詩歌的意義，1985年庫納特應德意志書店交易所聯盟邀請，就政治和文學的題目作了報告。他說：“文學究竟有何作用和影響？一言以蔽之，就是給予讀者生活的能力，在我們的生存過程中，能夠讓我們承受其荒唐、盲從、粗暴的狂妄和放肆。”

在今年春天，庫納特90壽辰之際，他在柏林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代表處做客，談到他在1976年就寫好的長篇小說《第二位女人》，對在場的數百名聽眾說：“只要能夠堅持，寫作就是死亡的救贖。”他的話引起了與會者的開懷大笑。

1990年代，庫納特被德意志歷史上的許多陰影籠罩，出版了詩集《格言的誕生》，他在書里寫道：“重大的歷史事件留下了自己的陰影。”如果像有人說的那樣，庫納特是一個悲觀主義者，那他早就被這些黑暗窒息了。其實，詩人只是把時代看入眼里，并聆聽其聲音的節奏。

2019年9月21日，庫納特在德國北部的Kaisborstel家中因肺炎去世，終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