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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君匋刻魯迅（白文）印 邊款釋文：先生三十八歲時以外祖家姓氏魯，合迅行之迅成此名，見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

魯迅先生是在1927年10月偕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的。因為當時魯迅先生不再去大學講課而專門從事寫作,所以他對出版物的內容和形式等十分重視，尤其對書籍裝幀設計非常關注，錢君匋和魯迅先生的關系，就是從書籍裝幀開始的。

錢君匋第一次偶遇魯迅，是他1927年剛進開明書店不久的一個午后。錢君匋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曾詳細回憶：

1927年的一個午后，我第一次見到了魯迅先生。那時我正在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初創的開明書店工作……那天魯迅先生來開明訪問章錫琛，上得樓來，第一腳踏進我們的辦公室。我見他穿著淺灰色的長袍，唇上留著一小撮胡髭，氣概非常溫文莊重，有一種極可親近的樣子。他向著我問章錫琛在不在，我很恭敬地告訴他在里面的一間，話還沒有說完，章錫琛聽見魯迅先生，連忙撇開座上客，三腳兩步地從另一室迎了出來，招呼著讓到里邊去了。先在座的客人夏丏尊，為了計劃出版書刊，正到開明來商量，于是魯迅先生同時會見了他。魯迅先生訪問完畢，辭出時又通過我們的辦公室，章錫琛就為我們一一介紹。其時我正好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見陌生人常現木訥之態。魯迅先生轉過身去，看見開明所出的新書，便隨手拿起幾本來，問這些書的裝幀是誰的作品，這時我才戰戰兢兢地指著《寂寞的國》和《塵影》、《春日》這幾種，說是我所作的。魯迅先生看了又看，指著這種裝幀誠懇地說：“不錯，設計得很好，受了一些陶元慶的影響是不是？但頗有你自己的風格，努力下去，是不會錯的。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作品？給我看看。”我聽了這番話，真是受寵若驚，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其實我當時所作的裝幀還不成熟，更談不上什么風格，這完全是魯迅先生獎掖后進的話。我之所以把書籍裝幀堅持到現在，魯迅先生的這一番話，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

二十歲時見到魯迅先生的場景，深深地印刻在錢君匋的記憶版圖上。這是錢君匋第一次與魯迅先生零距離接觸，感受到了魯迅先生淵博的學養和平易近人的人格；何況作為文藝界一面旗幟的魯迅，竟對錢君匋的作品有所褒獎，這讓當時還是小職員的錢君匋對他的印象更深刻了。后來，錢君匋的同學陶元慶知道錢君匋與魯迅有過不期而遇的緣分，便帶著錢君匋去拜訪魯迅先生。陶元慶很早就認識魯迅，早在1925年陶元慶于北京舉辦個人西洋畫展覽會時，魯迅就為展覽會寫了《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的序，稱贊陶元慶作品中“固有的東方情調”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出，融成特別的“豐神”了，期許小老鄉陶元慶“將來，還當更進于神化之域罷”。因為有這么一層關系，陶元慶才能帶錢君匋去魯迅家中拜訪。多年后錢君匋回憶說：

這一年的十一月間，有一個上午，元慶來看我，邀我一起去魯迅先生家看畫像的拓本。當我們到了橫浜路景云里，剛一進門，魯迅先生就從樓上下來迎接。我們跟他上樓。大家隨便談了一些閑話。因為元慶常為魯迅先生設計封面，不知不覺中便閑談到這個上頭去，并提出民族化的問題來，魯迅一聽，認為很有意思，便想到他所收藏的畫像石拓片，于是取出來讓大家欣賞探討，并提醒我們是否可以從這種東西中吸取養料……這些精美的畫像拓片，對我的啟發很大。后來我在許多封面中運用了這些畫像的構圖和技法，如《民十三之故宮》和《東方雜志》等書刊裝幀。

在魯迅當年的日記里，有五處提到了錢君匋。1928年7月17日，天氣晴朗，魯迅偕許廣平等人同游杭州剛剛返回上海，此時，旅途勞頓的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得錢君匋信并《朝花夕拾》書面兩千枚。”二十一歲的錢君匋在給魯迅的信上說了些什么呢？事隔三十三年，錢君匋回憶：

魯迅先生對書籍藝術一向非常重視，又是行家，所以他的著作，以及他為人所編印的著作，其版式都非常優美，別具一格。他自己的著作，其裝幀大部分出于陶元慶的手筆。元慶死后，魯迅先生的許多書才自己來裝幀，如《引玉集》等。只有《十月》和《藝術論》，以及后來的一本《死魂靈》和一本《死魂靈百圖》，其裝幀是我所作的。

到了下一年的七月間，元慶為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作好了極其優秀的裝幀。印刷時，魯迅先生怕形象和色彩與原作有出入，打算自己上印刷廠去看著印，又因有杭州之行，不能分身。這時，元慶遠在北京。這件事就落在我的身上。我一向知道魯迅先生對書籍印刷質量的要求很高，就一連跑了好幾天印刷廠，在那里看著他們印制這個書面，對每套色彩都細致地校正了。我對書籍的印制質量嚴格要求的習慣，尋起根來，還是由于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影響。

《朝花夕拾》印完以后，我就附了一封信，一起托印刷廠送給魯迅先生。那封信上所說的，除了關于《朝花夕拾》的印制以外，還告訴了魯迅先生他所譯的《思想，山水，人物》一書中的一個誤譯……

錢君匋的回憶是正確的，當時魯迅不顧旅途勞累，當天就給錢君匋回信：

君匋先生：

頃奉到惠函并書面二包，費神謝謝。印費多少，應如何交付，希見示，當即遵辦。

《思想，山水，人物》中的Shetch Book一字，完全系我看錯譯錯，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題目似系《論翻譯之難》）指摘得很對的。但那結論以翻譯為冒險，我卻以為不然。翻譯似乎不能因為有人粗心或淺學，有了誤解，便成冒險事業，于是反過來給誤譯的人辯護。

魯迅 七月十七日

據《魯迅日記》，這封7月17日寫的信是18日發出的，19日魯迅“下午得錢君匋信”。而從《魯迅日記》的記載來看，當時錢君匋還有給魯迅的信，1931年3月4日的日記里記著“得錢君匋信，索《土敏土之圖》，即與之。”在1934年10月1日魯迅的日記中，也有得到錢君匋信的記載。

不到三十歲的錢君匋有幸與文壇巨匠魯迅書信往來，并且直接聆聽魯迅對裝幀出版的見解，感受魯迅做人做事認真負責的態度，這讓錢君匋終身受益。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碰到這樣一件事，當時桐鄉君匋藝術院已經落成并開放，君匋藝術院的同志給錢君匋送來一份工作總結，由于君匋藝術院沒有打字機，總結材料是手寫的。這份工作總結的字寫得龍飛鳳舞，錢先生看了一眼就讓人退回去，讓藝術院的同志重新寫。他說，這材料是給別人看的，怎么可以寫得這樣龍飛鳳舞？給別人看的材料，一定要寫得端端正正的，這是禮貌，是尊重別人的表現。后來我見錢先生在包幾本書，兩橫兩豎，包得方方正正，扎得緊緊的，我在一旁問錢先生：“您這樣一絲不茍是受誰的影響？”錢先生不假思索，一邊包一邊脫口而出：“魯迅。”當時我就在想，恐怕古今中外成大家的人，都是一絲不茍的人。如果玩世不恭，沒有道德情操，即便在江湖上前呼后擁紅得發紫，也只是曇花一現！

進了開明書店以后，錢君匋為了學習研究日本的書籍裝幀設計，專門去內山書店買書，為自己的書籍裝幀作參考。這期間，錢君匋也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關照：

當時我覺得日本出版的書籍很可愛，因而經常要買些日本版的書。日本國人內山完造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開了一爿內山書店，是唯一專銷日本書的書鋪……有一次到內山書店去，可見一套多卷本的《世界標記圖案大系》，開本很大，定價又貴，我很想買而又不敢下手。這一天正是隆冬，天氣頗冷，我偶然闖進店堂中間，不料看到在一個角落里，魯迅和內山完造兩人圍著火缸在飲茶閑扯，魯迅手里還拿著一根煙卷，神態非常自若。我見是魯迅，便舉手打個招呼，魯迅一見是我，就招呼我過去共飲一杯。我們寒暄幾句后，魯迅便介紹我與內山完造相識……魯迅問我是否經常來這里買書，我說三日兩頭來看看，這里的好書實在多，買不勝買。魯迅似乎意識到我買書或有困難，便誠懇地用日語對內山說：

“錢君匋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在新文藝界很著名，他買書較多，建議給他記賬的優惠待遇，你看使不使得？”

內山完造聽了魯迅的建議，立即作出決定：

“是的，我經常看到錢君匋先生來買書，是一位大主顧，你的建議很好，我完全同意，從今天起，開個戶頭，錢先生買書，照中國的習慣，按一年三節結賬不遲。”

……

內山書店買書記賬的人并不多，我因有魯迅的支持，才得到記賬的權利。

錢君匋是感恩的，后來他在裝幀出版方面取得成功之后，用最拿手的篆刻，在自己人生最困難的時候，為魯迅先生制《魯迅印譜》，晚年還制《錢刻魯迅筆名印譜》，以此懷念這位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無私提供支持與幫助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