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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一種新的學術范式,文論關鍵詞是進行文論概念研究和理論建構的重要著力點。文論關鍵詞必須是關鍵性概念,非文論、非概念的詞不是文論關鍵詞。文論關鍵詞研究就是要對這些概念的豐富性、復雜性展開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相關文論思想,這和詞典學通過“語料”歸納“詞義”具有本質區別。文論關鍵詞研究重視對文論概念的歷時性考察,重視概念意義的生成、演變和發展過程,而不是把詞義進行去時間化的意義平列。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和范疇在進入漢語體系時,必然會在意義和內涵上發生變化。當代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應強調西方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異化”和“歸化”,以及中國古代文論概念的激活與發展。文論關鍵詞研究具有跨學科性,需要借助其他相關學科協同創新、共同發展。

關鍵詞:文論關鍵詞 思想性 歷時性 跨文化 跨學科

作者高玉,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金華 321004)。?

當代中國文論在關鍵詞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概念木乃伊”弊端,即文論關鍵詞詞典式的、名詞解釋式的、無文化和語境差異的平面化研究大行其道。“概念木乃伊”的說法出自尼采,他用這一概念對缺乏歷史感的固化哲學研究提出批評,認為“他們缺乏歷史感,他們痛恨生成的觀念本身,他們的埃及主義。他們以為,當他們非歷史地、從永恒的觀點看待一個事物時,——當他們把該事物制作成一個木乃伊時,他們是在向這個事物表示敬意”。我們可以借用尼采這一概念,對文論關鍵詞研究的學術觀念和方法模式等作出進一步思考。

一、“文論關鍵詞”之界定

在討論文論關鍵詞研究的理論和學術方法問題之前,首先要確定的是文論關鍵詞的定義和范圍,即如何界定“文論關鍵詞”,并在此基礎上厘清究竟什么樣的概念才能被稱為“文論關鍵詞”。

本文所說的“文論”即“文學理論”。與此相關的還有“文藝理論”、“西方文論”、“中國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代文論”、“中國當代文論”等,這些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含義有所不同。“西方文學理論”因為不同程度涉及音樂、繪畫等藝術,一般稱為“西方文藝理論”,比如朱立元主編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胡經之主編的《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張秉真、章安祺、楊慧林著的《西方文藝理論史》等,伍蠡甫主編的高校教材則直接用“西方文論”簡稱。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現代文論作為理論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中國文論”一般指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可以和“中國文學批評”互換,這種用法一直延用到20世紀末,比如美國學者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等。當和“西方文論”相對應時,“中國文論”包括中國古代文論和中國現代文論,這里的“現代”特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建立起來的、以現代學科為背景的、不同于中國古代文論的新的文論話語方式。當和“中國當代文論”相對應時,“中國現代文論”則是指中國現代時期的文論, “中國當代文論”則是指中國當代時期的文論。以上命名涉及文論發展史及中外文論關系問題,本身也需要進行“關鍵詞研究”。本文不對這些概念進行考辨,僅隨文論學界約定而使用。

而對于“關鍵詞”,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擬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文論關鍵詞”的概念和外延加以限定。

第一,關鍵詞應該是“關鍵”的。關鍵詞英文原詞為“keyword”,其中“key”有“鑰匙”之意,意味著掌握了文論關鍵詞,就可以打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門窗”,反之,脫離了它就不能深入理解并準確表達相應的文論思想。比如不用“典型”、“真實”、“性格”等關鍵詞,就不能對現實主義文學理論進行恰當闡釋。既然關鍵詞是“鑰匙”,那么它在數量上就不可能很多。若依照李建中“元關鍵詞”的說法,只有像“體”那樣具有“原始”、“本元”、“元亨”等品質的關鍵詞才可以成為元關鍵詞,那么可稱得上“關鍵詞”的術語就更少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雜志自2002年初開辟“西方文論關鍵詞”專欄,有效推動了西方文論關鍵詞的相關研究,目前仍在進行中。2006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西方文論關鍵詞》一書,共收錄83個詞條;2017年又出版第2卷, “收錄2010—2016年的專欄文章共82篇”,僅這兩本書就有165個關鍵詞。西方文論具有“鑰匙”性質的詞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這兩本書中的很多“條目”,比如“迷惘的一代”、“愛爾蘭文藝復興”、“黑人美學”、“男性氣概”等是否可以入選“關鍵詞”,都值得進一步商榷。關鍵詞因為“關鍵”,所以使用的人多,不可避免會造成其意義復雜,因為術語在使用過程中其意義會因人而異,因文化而異,因語境而異,因時代而異,因國家而異。而上述術語條目除了不具有概念“關鍵”性以外,有的還缺乏必要的復雜性。當然,筆者并不是否定這些研究的意義,它們對中國當代文論話語建構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我們在此討論的,只是其相對寬泛的概念外延是否可以算作嚴格意義上的“關鍵詞”。

與此相關的是關鍵詞研究的重疊問題。有些關鍵詞其實是重疊的或者派生的,“近義詞”和“派生詞”是關鍵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很難分開獨立研究。比如研究“現代”這個關鍵詞,必然涉及“現代性”、“現代主義”、“現代派”等,“現代”真正研究清楚了,“現代性”等概念也就相應清楚了。同理, “文學理論”或“文論”是關鍵詞,那么“西方文論”、“中國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代文論”、“中國當代文論”等概念就不再是關鍵詞,而是“文學理論”的“家族詞”; “意識”明顯是關鍵詞,而“無意識”、“潛意識”、“集體無意識”等就不再是關鍵詞,而是相關詞或派生詞。

第二,關鍵詞應該是“概念”的。文論關鍵詞研究一定是文論關鍵性的術語、概念和范疇研究,文論史上的人物、學說等不是文論關鍵詞,日常生活用語也不是文論關鍵詞。雖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歌德、席勒、別林斯基、巴爾扎克、胡塞爾、海德格爾、福柯、薩義德、德里達等在文論史上都是貢獻巨大的人物,但他們不是術語、概念,不具有詞義之表達性,也不存在詞義起源、衍變以及語境差異而造成的意義增損等問題。作為人物,他們屬于歷史知識范疇,具有客觀性。一些文論學說比如“模仿說”、女性主義、法國新古典主義、德國啟蒙主義、英國浪漫主義、泰納“三因素”說、俄國形式主義、現象學文論、存在主義文論、英美“新批評”、闡釋—閱讀理論、讀者反應理論、新歷史主義等,雖然它們很重要,是研究西方文論必須掌握的專業知識,但作為“命名”,它們則不具有語義表述性,是重要的文論現象,涉及重大文論問題,也包括關鍵詞問題,但本身并不屬于關鍵詞。如“模仿”作為文論概念涉及提出命名、內涵發展演變以及因傳播而產生的意義差異等問題,屬于文論關鍵詞,而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后續理論家所提出并不斷發展的“模仿說”,就只能是理論而不是“詞”。同樣,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語不是關鍵詞,比如“生活”、“情感”、“夢想”、“修改”、“觀看”等不是文論關鍵詞,除非它們異于日常意義,有特別的專業涵義。把人名、地名、學說、流派、普通用語都納入關鍵詞,實際上是把關鍵詞泛化,將極大地增加關鍵詞的數量,且混淆普通用語和專業術語,其結果必然是走向傳統“文學辭典”的研究模式,最終成為文學辭典“擴展版”,失去關鍵詞研究的獨特意義。

第三,其他專業術語不是文論關鍵詞,但文論“共享”關鍵詞也屬于文論關鍵詞的研究范圍。如黎保榮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三個關鍵詞》,研究了“啟蒙”、“科學”和“人文主義”三個關鍵詞及其對現代文學的影響,選取關鍵詞很具代表性。但從根本上來說,上述三個詞是否屬于文論關鍵詞仍待商榷。由于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科之間具有內在緊密聯系,很多學科領域的關鍵詞在文論研究中也被廣泛使用,如“矛盾”、“本質”、“內容”、“形式”、“實踐”、“實驗”、“倫理”、“道德”、“美”、“勞動”、“生產”、“寫意”等,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文論關鍵詞,或者說不完全是文論關鍵詞。這些詞多歸屬于、或者主要歸屬于哲學、社會學、倫理學、藝術學等學科。對它們進行關鍵詞層面的研究屬于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任務。“文學”、“典型”、“現實主義”、“體裁”、“意象”、“詩性”等才是文學理論特有的,文論關鍵詞研究首先要對它們進行專業性的研究。

但文論“共享”關鍵詞也屬于文論關鍵詞的研究范圍。每一個獨立且成熟的學科都有自己的關鍵詞,但大量的關鍵詞具有公共性,比如“啟蒙”、“現代”、“話語”、“經典”、“空間”、“自由”、“科學”、“解構”等就屬于人文社會學科的公共關鍵詞,它們或者源于文論但后來擴散到整個人文領域,或者是源于其他學科后來被文論借用。文論關鍵詞研究不僅要研究文論專屬的關鍵詞,同時也應該對這些公共關鍵詞進行研究,但這種研究不是無邊際的,而是要以文論研究為中心。學術分工有其正面意義,但過于機械的學科分割、知識碎片化以及重復勞動就會帶來缺陷和弊端。當今學術分工日益精細化,各學科研究墨守邊界,井水不犯河水,文論關鍵詞研究需要打破這種封閉性,實現研究對象、方法、邏輯等方面的有效融合。

二、文論關鍵詞研究是文論思想研究

關鍵詞研究是一種新的學術范式,其特征首先表現為關鍵詞研究不是語言研究而是思想研究。文論關鍵詞研究是20世紀文學研究“語言論轉向”的一種表現,其宗旨在于通過研究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方式來研究思想的豐富性,通過研究概念在使用上的復雜性來探知理論的復雜性。西方哲學研究在20世紀發生了“語言論轉向”,其關注對象由主客體關系轉向語言與世界的關系,語言的本質、語言如何規定和制約人的思想和行為等成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其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理論。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語言具有思想性,思想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語言之外的思想是難以想象的。“假如一個人從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喪失了這種可以感知的形象,將會面臨一堆沒有形狀的東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學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帶一樣。”又說:“從心理方面看,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沒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常一致承認,沒有符號的幫助,我們就沒法清楚地、堅實地區分兩個觀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團星云,其中沒有必然劃定的界限。預先確定的觀念是沒有的。在語言出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是語言的思想,語言之外沒有思想。

在中國,文論術語研究古已有之,但并不是所有對重要文論術語或概念進行研究都是文論“關鍵詞”研究。在中國古代,最早的系統性文論術語研究是劉勰的《文心雕龍》,除了最后的《序志》以外,其他49篇都可以看作是文學術語研究,49個術語都是“關鍵”詞。司空圖的《詩品》,其實可以說是關于“風格”的24個“關鍵”詞研究。中國古代的這些“關鍵”詞研究基本上是“術語”解釋,受限于學術語境、學術模式、理論基礎等,大多是文論“概念”闡釋。而作為一種新的學術范式的文論關鍵詞研究則是從術語、概念和范疇的角度研究文論思想,研究術語、概念和范疇如何制約和規定文論體系、文論觀念,以及言說方式如何影響并指導文學實踐。真正的整體上的中國古代文論關鍵詞研究應該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有哪些最重要的概念,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變發展的,這些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它們如何建構起中國古代文論體系,中國古代文論體系如何影響和規定古人對文學的言說和對文學作品的批評與研究,這種言說和批評以及研究如何制約和規定古代文學創作。同時也要研究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方式的中西差異性,進而研究兩種文論體系的差異性。

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模式,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專業研究而非語言研究,不是詞義歸納、甄選和總結,材料不是語料而是表達和觀念。抓住文論概念這一關鍵而研究思想,涉及政治、哲學等文化背景。在這一意義上,文論關鍵詞研究不是語言詞典學中的詞義研究,不是文論專業辭典中的詞條意義辨析,不是“名詞解釋”,而是更復雜的文論思想和觀念研究,它是通過語言并且始終不脫離語言直達文論思想的核心和關鍵,進而揭示文論思想的語言本質。

按照關鍵詞必須是術語、概念研究的標準審視當下的各種文論關鍵詞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有的著作雖書名有“關鍵詞”字樣,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關鍵詞研究。比如丹尼·卡瓦拉羅的《文化理論關鍵詞》,其實是研究了與文化有關的三個問題,并非從術語、概念入手。吳錫德編著的《法國制造:法國文化關鍵詞100》,其實是有關法國文化主要是現代法國文化的一些詞語的解釋,有“愛情”、“這就是人生”、“足球”、“拿破侖”等,這里所說的“關鍵詞”實際上指的是法國文化使用比較多的詞語甚至短語,而不是關鍵詞研究中特指的術語、概念和范疇。《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全書32章,大致是用32個文論術語來概括的,比如“開端”、“讀者”、“作者”、“敘事”、“人物”等,表面上,這些詞都是“關鍵詞”,但深入閱讀后就會發現,本書研究的是普通的文論觀念問題,是文學現象研究而非文論概念研究。比如“開端”一章主要探討小說、詩歌的源頭問題,也引用了一些相關論述,但它并不研究“開端”作為概念是什么時候產生的,后來又有什么變化,這個概念的形成和變化反映了什么樣的文藝思想,對文學創作有什么影響之類。作為教材,此書和傳統的文學理論教材沒有本質的不同,冠名“關鍵詞”,其實是譯者的一種“理解”。

中國也有一些意義相對寬泛的文論關鍵詞研究,比如吳作奎等所著的《批評意象、關鍵詞與文論話語重建研究》,作者特別考察了“忘”和“奇”這兩個中國古代文論概念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創作中的作用和意義,富有學術價值,卻并不是關鍵詞研究,原因有二:一是“忘”和“奇”不是中國古代文論“關鍵詞”;二是作者的研究不是從術語、概念的角度研究文論思想。再比如蓋生的《20世紀中國文學原理關鍵詞研究》,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外,其他9章分別為“本質”、“真實性”、“審美”、“政治”、“創作方法”、“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典型”、“發展”等,這些詞的確都稱得上是“關鍵詞”,但著作的內容其實是研究問題而不是研究術語、概念和范疇,既沒有共時性,也沒有歷時性。再比如齊亞敏的《中國當代兒童文學關鍵詞研究》,章節目錄大多數都是詞語,但其實和普通的兒童文學理論問題研究沒有區別。這些文學理論著作在模式上并不是關鍵詞研究,這反映出目前中國學界對關鍵詞研究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誤解。

近年來,中國的“文化關鍵詞”研究成果很多,成績顯著,不論是從一般關鍵詞研究還是從文論關鍵詞研究上都具有創新性,提出了很多重要觀點,進行了有益探索,非常值得借鑒。比如王曉路等所著的《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總結了關鍵詞在傳播遷移過程中意義如何發生變化,從而演變成新的概念,這一總結十分準確。“在當今世界不同文化區域的頻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區域的詞匯含義大致有兩種發展方式:其一,在其自身文化發源地產生了詞義擴延和詞匯組合;其二,該詞匯會隨著文化交往和傳播遷移到另一文化區域,隨同物化和精神產品的觀念形態一同旅行,在與新的文化區域中的翻譯、接受、誤讀、理解以及創造性運用中發生聯系,產生出該詞義的外部擴延。于是,某一中心詞匯在不斷地擴延、遷移、旅行和回返中,與不同的文化層面的使用產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圍和解說系統。”這是關鍵詞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這種研究需要深厚的專業基礎和廣博的文史哲知識,理論上大家容易認同,但具體實施則非常困難。

中國的文論關鍵詞研究在近年來得到了顯著提倡,從“自發”狀態逐步走向“自覺”狀態,《文藝爭鳴》、《社會科學戰線》、《探索與爭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等重要學術期刊都曾開辟專欄,發表朱立元、黨圣元、陸揚、韓經太、李青春等人的文章,提出一些重要的學術觀念和問題,如研究意識的“以我為主”、“本土化”和“當下化”的問題、研究對象的“遴選”問題、研究方法的“比較”與“會通”問題、研究目標的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問題等,均成為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重要的參考文獻。

“詞”作為概念其意義的復雜性主要取決于使用的狀況。一個詞使用的人越多、范圍越廣、語境越復雜,其涵義就越豐富。就意義的復雜性和歧義來說, “私人概念”(如果有的話)是最簡單且沒有爭議的,因為它的意義是由使用者自己規定的,但關鍵詞不一樣,不同的人使用它時其指稱和內涵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很多時候會造成事實上的歧義。比如“現代性” (或者“現代”),在世界范圍內,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都是一個“關鍵詞”。但它在不同國家其內涵不一樣,在不同學科中內涵也有差異。美國學者卡林內斯庫總結出“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但“現代性”豈止五副面孔,它有無數副面孔。關鍵詞研究就是要呈現出“關鍵”概念的多副面孔并解釋其原因,而“名詞解釋”則相反。名詞解釋試圖對“關鍵”概念進行標準化處理,實際上是把復雜而豐富的意義簡單化,把概念的主要意義或某種意義看作是唯一的意義,也即把“關鍵”概念制作成“木乃伊”。正是因為關鍵詞研究本質上是研究概念的復雜性,所以普通名詞、普通術語、普通概念等不能也無法進行“關鍵詞”研究。

不能按照文學詞典“詞條”的方式研究文論關鍵詞,不能把關鍵詞研究變成加強版的“名詞解釋”,而應該在“共時”的層面上研究文論關鍵詞的豐富與復雜性,這其實正是關鍵詞研究具有廣闊前景之原因所在。

三、文論關鍵詞“歷時”研究

文論關鍵詞研究除了強調“共時”研究以外,更強調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的發展變化,強調通過關鍵詞意義的衍變研究文論的歷史發展過程,即“歷時”研究。有些概念研究之所以被稱作“概念木乃伊”,根本原因在于這些研究把概念定格在某一刻、某一地或某一語言,尼采說:“哲學家們的另一個特異反應同樣危險,這就是混淆始末。他們把最后出現的東西——可惜! 因為它根本就不該出現——設定為‘最高的概念’,就是說,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把蒸發中的現實的最后煙霧作為開端放置到最初。”對于文論研究來說,傳統的“名詞解釋”其實是把術語的最后意義看作“本義”,或是固定意義,而忽視術語內涵的衍變與發展,混淆概念意義的古今中外差異,進而造成誤解。文論關鍵詞研究不僅要研究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在“當前”文論話語體系中的意義,更要研究其內涵的發展演變過程,從而研究文論思想的歷史復雜性與現實復雜性。

“在任何時候,言語活動既包含一個已定的系統,又包含一種演變。”歷時研究可以更充分、更細致地揭示文論概念的起源、發展、演變,更具有思想史價值。傳統的文論術語、概念研究的基本模式都是共時研究,特定術語不同時期的意義被排列在一起,時間因素則被剔出。比如“趣”,這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關鍵詞,彭會資主編的《中國文論大辭典》中“趣”條共羅列6個義項,但這6種意義并沒有發生時間的先后順序說明。實際上,“趣”作為中國古代文論概念,其意義的變化與衍生過程并沒有在“詞典”中被反映出來。這種研究模式其實來自于普通詞典,如《漢語大字典》中的“趣”條,共10個義項,有的是本義,有的是“衍生”,有的是“變異”,有的是“轉借”,還有的可能是民間誤用而約定俗成,且各種意義的使用具有時間差異,有的意義在某一時期使用之后不再使用,但也不排除過一段時間又被“復活”。且這10個義項的使用是不均衡的,有的意義在某一時期使用比較廣泛,是常用義,而有的意義在某一時期使用有限,屬于偏僻義,但詞典很少考慮這些因素。因此,《中國文論大辭典》以及其他類似的“文論詞典”本質上是把中國古代文獻作為“語料”,選取代表性著作中的“句子”,聯系前后文綜合分析。這些意義因為沒有時間差異,本來“歷時”性的意義被變成了“共時”性的意義,當語料被平面化,“概念”也就被扁平化了,這是另一種意義的“概念木乃伊”。因此,文論關鍵詞研究也應該進行意義“考古”,強調“歷時”的維度,強調“始末”關系研究。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不少學者認為他的“‘關鍵詞批評’建構了一種新的理論范式,以核心術語為考察重心,從歷時和共時層面梳理并揭示出詞語背后的政治思想傾向與人文蹤跡,具有獨到的研究視角和開闊的理論視野。”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特別強調關鍵詞本身之間的“關聯性”,注重“探討各關鍵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詞義的變化,以及彼此間的相關性、互動性”,“找出詞與詞之間的關系及其變異用法”,“尋構各知識領域間的相互關系性”,而詞與詞之間的“關聯性”正是歷史語義學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威廉斯的這種研究范式與傳統的“名詞解釋”有實質性的區別。在這種意義上, 《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對中國的文論關鍵詞研究具有深刻啟發性,但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需要在此基礎上繼續前行,在歷史縱深感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美國學者于連·沃爾夫萊的《批評關鍵詞:文學與文化理論》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優秀文論關鍵詞研究著作。“本書的目的之一是通過講解讓讀者了解特定術語的復雜性,在每一關鍵詞項下,都有一系列來自不同批評家的引語。希望讀者看到的絕不是簡單、容易定義的術語,其實,這些術語在語義和概念上都是不確定的。詞在不同語境中會改變意義,而語境本身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可窮盡的。”作者再三強調文論概念的復雜性,指出文論關鍵詞的復雜性不只體現在“共時”層面,更多時候體現在“歷時”層面,且歷史的差異性遠大于同時代不同個體使用的差異性,真正的文論關鍵詞研究應該在方法上具備福柯“知識考古學”的性質。

相比較而言,日本學者鈴木貞美的《文學的概念》則是相對標準、較為成功的文論關鍵詞研究,“本書是首次希望弄清來自中國的‘文學’概念在日本是如何進行近代化建構的”。該書主要考證日本“文學”概念的起源、形成以及變化過程。日本近代“文學”概念的形成,既與中文“文學”概念有關,又與西方的“literature”有關,但更與日本長期的文學實踐有關。從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文學”有它自己獨特的內涵,這一概念的發生演變以及現代含義的形成,實際上就是日本文學思想的發生演變和現代形成,這個概念弄清楚了,日本文學的很多實質問題諸如歷史與特征等也就弄清楚了。“追溯‘文學’一詞意義流變的同時,試圖弄清其在概念體系上的位置,其內部是如何分類的,以及概念形成的過程。”一個“文學”概念寫了一本書,這似乎是窮盡了日本“文學”作為關鍵詞問題,但其實還有可以完善和進一步研究的空間,作者在后記中說:“要想揭示明治時期‘文學’概念的形成過程,需要對古代以來,特別是德川時期的‘文學’概念進行把握,但遺憾的是研究未能深入下去。”由這一研究案例推而廣之, “文學”關鍵詞還可以作西方“文學”概念研究,而西方“文學”概念還可以分國別來做,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成果尚少。

中國學者也有比較成功的文論關鍵詞研究成果,錢翰所著的《二十世紀法國先鋒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文本”概念研究》一書就是優秀代表。此書論題有時間限定,有國別限定,主題和問題都相當集中,就是研究20世紀法國“文學”概念的變化,即“文學”如何從“作品”到“文本”演變、演變的原因以及“文本”作為概念產生對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意義等。“這并不是簡單的詞語的轉換,文本概念取代作品概念的內在原因是西方六七十年代結構主義以來對整個傳統文學觀念的顛覆,它意味著文學話語在整個話語體系內部的變化,文學批評關鍵詞的變化體現了新文學觀念的核心精神。”這不僅深刻地理解了關鍵詞的意義,也詮釋了其學術價值。“作品概念遭到質疑或拋棄,也就意味著這個傳統的文學價值體系和話語秩序面臨危機。‘文學是否死亡’這樣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中提出來的。文本概念的興起實際上是作品概念遭遇危機的結果。”在術語、概念層面上, “語言論轉向”其實表現為兩種方式:一種是對傳統話語的反叛否定;另一種是“消解”傳統話語,即不否定已有概念,但換一種話語方式,從而讓傳統問題消失。“文本觀念所體現的是一種非價值、反秩序、反等級的文學觀,它構建了一系列與傳統作品文學觀相對立的平行概念,如書寫、互文性、可寫文本、延異等,而諸如作者、創造、閱讀、審美判斷等傳統概念則受到質疑,巴爾特甚至宣告‘作者已死’。”概念的變化即觀念的變化,概念的意義是在與其相關概念的關系中確定的,文論關鍵詞或關鍵詞意義的變化會引起概念體系的變化,這是文論關鍵詞研究特別復雜的地方。錢翰的這種從“作品”到“文本”、“演化”研究還可以進一步擴展,其他語言比如英語、德語以及中文的“文本”概念的產生和演變問題,都可以作如是研究。

余來明的《“文學”概念史》與鈴木貞美的《文學的概念》書名幾乎重合,但內容完全不一樣。該書強調中文“文學”概念的歷史性,首先考察中國古代的“文學”概念,然后依次梳理“文學”作為譯名的產生過程、現代知識譜系的形成與“文學”的定位以及現象邊界問題、教育中的“文學”概念、五四文學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文學”、“中國文學史”中的“文學”等問題,并引用大量材料來說明中文“文學”概念復雜性以及發展演變過程。但即使這樣,中文“文學”概念作為關鍵詞還可以繼續研究,比如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后“文學”不論是在內涵上還是現象囊括上都有很大變化,文論、現當代文學批評、作家創作談等方面都有大量關于“文學”定義的討論,這些內容也是中國語境中“文學”關鍵詞研究的重要內容,對這些內涵進行梳理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全面理解“文學”的內涵。所以,“文學”作為中國文論關鍵詞雖是一個老問題,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學術空間。

四、地域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

關鍵詞研究的思想性和歷史性是關鍵詞研究的兩大原則,一般關鍵詞研究需要從這兩方面展開才是完整的。但對于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來說,語言文化的差異因素也特別重要,地域、國別以及特殊的社會、思想文化、語言等都會影響關鍵詞的衍變,所有的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在進入中國后都會發生內涵和外延上的變化,即逐步“中國化”。

薩義德把翻譯的過程比喻為“旅行”,他說: “各種觀念和理論也在人與人、境域與境域,以及時代與時代之間旅行。文化和智識生活通常就是由觀念的這種流通所滋養,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維系的,而且,無論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認的或者是無意識的影響、創造性借用,還是大規模的挪用形式,觀念和理論由一地到另一地的運動,既是活生生的事實,又是使智識活動成為可能的一個不無用途的條件。”又說:“某一觀念或者理論,由于從此時此地向彼時彼地的運動,它的說服力是有所增強呢,還是有所減弱,以及某一歷史時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種理論,在另一歷史時期或者境域中是否會變得截然不同。”薩義德的翻譯“旅行”理論形象地說明了文化在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也能夠清楚地解釋西方文論關鍵詞在中國發生意義衍變的原因和過程。劉禾提出“跨語際書寫”一說,認為“研究跨語際的實踐就是考察新的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的模式,由于或盡管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沖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并獲得合法性的過程。因此,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生了‘改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按照薩義德的說法,“令人滿意而又充分地說明這些步驟,是一項龐大的任務”,這也是中國當下的西方文論關鍵詞研究異常復雜的原因之一。

西方文論關鍵詞被翻譯成中文進入中國時,會發生意義衍變,翻譯或譯介只是原因之一,還有很多諸如政治經濟需求、民族文化心理、語言知識體系、文學文論傳統等內部和外部原因。縱觀清末以降西方文論進入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本土經驗深刻地影響和制約著我們對外來理論的翻譯、理解、接受和研究,以及這些理論在漢語語境中的意義內涵。事實上,中國人選擇和接受什么樣的西方文論概念、術語和范疇,與中國本土經驗關系緊密,與中國文學以及文論建設需求息息相關。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真實”、“性格”、“典型”、“先鋒”、“解構”、“現代”、“后現代”、“后殖民”、“話語”等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就被中國現代文論所接受,它們是西方文論關鍵詞,同時也是中國文論關鍵詞,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與中國文學、文論存在一定契合,能夠很好闡釋中國的文學實踐,從而有機融入中國文論體系。相反,西方也有很多文論術語概念,如“延異”、“符碼”、“擬像”、“怪感”、“召喚”、“絕境”等術語,雖然在西方文論研究中常被作為重點術語反復闡釋,但并沒有完全融入中國文論體系,未能真正發展成為中國文論關鍵詞。薩義德認為,一個概念穿越時空,從一個國度移植到另一個國度,從一種語境轉移到另一種語境并最后生存下來, “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姑且可以把它們稱之為接受條件,或者,作為接受的必然部分,把它們稱之為各種抵抗條件——然后,這一系列條件再去面對這種移植過來的理論或觀念,使之可能引進或者得到容忍,而無論它看起來可能多么地不相容”。這些條件不只是中國接納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改變其內涵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論關鍵詞在進入中國之后,絕大多數發生了意義衍變,內涵和外延都有所不同,差別僅在于程度的輕重和幅度的大小。比如現代中國“文學”概念本質上是從西方引入的,它的西方背景是科學知識譜系,最初引入中國時受中國古代知識譜系以及“經”、“史”、“子”、“集”分類方法的影響,其內涵非常寬泛,很多后來屬于歷史、哲學甚至科學的文章都被歸類到“文學”,因此中國早期的文學史著作——如黃人、林傳甲、謝無量等人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中的“文學”邊界相對均較為模糊。黃人的《中國文學史》講了“文字之起源”、“音韻”、“書體”、“文典”等內容,“六書”、“梵音字母”、“法帖”等都屬“文學”。同樣,書法、音韻、文字訓詁、文章、修辭、經學、傳記雜史、諸子等也是林傳甲的“文學”范疇。在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中,“經”、“諸子”、“史”、“佛典”等都是文學,《淮南子》、《鹽鐵論》、牟融《理惑論》則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這和西方的“文學”本義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隨著中國思想文化及知識體系現代化建構逐漸完善,中國的“文學”概念范圍越來越小,逐步契合西方的“文學”內涵,但仍然有很大差距,特別是在對象上,西方的“文學”不包括中國古代的“筆記”、“諸子”、“曲”等,中國現代的“文學”概念其實是融合中西方“文學”概念且又加入了新質的概念,也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概念其實是由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集合而成。

西方文論關鍵詞的中國化主要表現為“異化”和“歸化”兩種方式。“異化”是相對源語而言,“歸化”是就目標語而言。比如法國“文本”概念,引入中國之后就不再具有法語語境的后結構主義理論背景,不再具有相關的“延異”等內涵,不再是和“作品”對立的概念,也沒有法語語境中的“作品”表示秩序、“文本”表示反中心的意味。錢翰說:“西方的文本一詞由日常語匯和語言學語匯被引入文學理論話語,是一個革新和顛覆的過程;而中國的文本一詞自始至終都是專業性術語,從一開始被拿來作為‘text’的翻譯對應詞,在譯介的過程中被不斷賦予理論內涵,因此是一個概念建構的過程,缺少了原本的革命性顛覆過程。”在中文語境中,它是一個比文學“作品”更寬泛的概念,非文學作品也可以稱為“文本”,比如“歷史文本”、“哲學文本”等,而我們在討論文學時,“文本”和“作品”絕大多數時候可以互換。所以對于中國當代文論來說,“文本”一般被看作“作品”的同義詞或近義詞。

“話語”作為概念也是如此。在西方,自福柯以來,“話語”(discourse)作為術語已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的各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話語”也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常用術語。在西方,不同的學者對“話語”定義和使用存在很大差異。福柯的限定是:“話語這個術語就可以被確定為:隸屬于同一的形成系統的陳述整體。”但福柯使用更多的是“話語實踐”,他所論及的“話語”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思想史范疇,而非語言學概念。巴赫金強調, “話語是一種parexcellence (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這里的“意識形態”指的是觀念和意識。哈貝馬斯所說的“現代性話語”,其實就是“現代性”言說或“現代性”概念,是以語言形態存在的思想。中國的“話語”概念來自西方,其內涵已迥異于西方,如曹順慶的界定是:“所謂話語,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辨、闡述、論辯、表達等方面的基本法則。”在大多數人的使用中, “話語”是一種言說,包括特定的術語、概念和范疇。但當我們說“中國話語”或者“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時候,又有巴赫金所說的“意識形態”意味,此時,“話語”則是文化和思想的具體方式及形態。

與關鍵詞中國化密切相關的是西方文論關鍵詞與中國現代文論之關系研究。胡亞敏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是研究西方文論關鍵詞與中國當代文學、文論及批評關系的重要著作,其中的10個關鍵詞包括“文學性”、“敘事”、“文本”、“延異”、“隱喻”和“反諷”等。與具體的研究相比,著作的思路、理念和目標更值得關注。作者說: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孕育、建構和發展就與西方文學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交織在一起,尤其在當代中國,西方文論的一些關鍵詞經過闡釋和實踐逐漸被吸收和改造,衍化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部分。”“研究關鍵詞在當代中國的傳播,探尋它們在中國的接受、挪用和改造的軌跡,進而比較不同文化和語系轉換中的變異。”這是正確的,西方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一旦脫離西方語境而進入中國語境,就脫離了原來的文論體系而進入中國文論體系,成為中國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體系的一部分,其內涵就會受制于中國語境,從而與原義相比發生歧變,變成新的術語、概念和范疇。所以,西方文論關鍵詞與中國文論關系研究和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在學術模式上是相同的,差別在于視角不同,前者歸結點是西方文論關鍵詞,后者歸結點是中國文論關鍵詞。

五、文論關鍵詞研究的跨學科性

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模式,除了上面所說的是術語、概念和范疇的思想研究、歷史研究以及跨語言跨文化研究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跨學科性。關鍵詞研究不再歸屬于傳統學科分類中的某一學科,或者說,按照傳統的學科分工來進行關鍵詞研究會遇到很大的操作困難。

關鍵詞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文論關鍵詞研究是“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而在文學學科范圍內,文論關鍵詞研究需要借助其他二級學科及研究方向的相關成果,需要和這些學科、方向協同研究才能夠有所突破。而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層面,文論關鍵詞研究還需要豐富的哲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等知識儲備。當然,這并不是說關鍵詞研究需要我們在每一個學科領域都成為專家,它需要的是以“關鍵詞”為中心的知識結構和研究能力,需要一種新的學術模式,具有獨特的知識范圍、思維訓練、學術方法和結構體系。

縱觀當今文史哲領域的關鍵詞研究,在跨學科研究方面也出現了一些非常優秀的成果,史學家馮天瑜的《“封建”考論》就是其中之一。馮天瑜自21世紀以來致力于思想史層面的詞語問題研究,曾出版《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術語生成》一書,探討語言特別是術語、概念變化與中國思想文化、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作者對中國古代史素有研究,功底深厚,從概念的角度研究“封建”可謂得心應手。《“封建”考論》的內容包括考證漢語“封建”的初始意義、秦漢與明清時期的“封建”概念之變化、《文獻通考》及《續文獻通考》中“封建”含義辨析、日本的“封建”思想和西語“Feudalism” (即“封建”)的產生及語義變化、日譯“封建”與西語“封建”之比較、日本學術界對“封建”的討論、中國近代對日譯“封建”概念的接受、五四時期陳獨秀對“封建”的定義及“五四” “反封建”命題的內涵、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封建”爭論、毛澤東的“封建”定義及其意義、中國現當代學者對“封建”的討論等,所論涉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條分縷析,對“封建”概念進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封建”考論》不是關于“封建”問題的研究,不是對“封建”一詞進行語義研究,更不是封建社會史的研究,而是以“封建”為關鍵詞所進行的思想性研究,系統呈現“封建”的意義形成、衍變、中西差異,以及作為概念對中國社會以及思想文化發展變化的影響,或者說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話語根源,既具有索緒爾所說的“共時”性研究和“歷時”性研究,也有中西語境不同造成的概念內涵的差異性研究,是典型的關鍵詞研究。《“封建”考論》歸屬于歷史學,但它和傳統的歷史研究存在著巨大差異,它涉及語言學、思想史、社會學、文化學、譯介學、中外關系、政治學等,當然也涉及文學。

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看起來像是一本語言學著作,但其實是關鍵詞研究,此書通過對漢字“她”的產生過程來研究中國現代女性觀的發展變化,包括“she”的中譯與“她”的產生,最初的“她”字書寫實踐,“她”字與“性別之惑”,“她”與“伊”、“它”、“他”、“牠”之間的復雜關系,“她”字的社會化過程, “她”字的現代性訴求等,既是關鍵詞之詞義、詞源研究,又是中國現代女性思想、性別問題研究,史料翔實充分,不僅研究“她”這個字,更重要的是研究這個字背后的性別觀念以及婦女的社會地位等問題,充分體現了陳寅恪所說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在關鍵詞研究中,“協同”既是“創新”的結果,也是“創新”的方式,更是“創新”的原因。方維規的《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是新近出版的有關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關鍵詞研究著作。此作重點考察了“文明”、“民族”、“政黨”、“民主”、“經濟”、“知識分子”等概念在中國近代是如何興起的, “夷”、“洋”、“西”、“外”既是作者考察的概念,也是一種邏輯框架,也就是說,作者是站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民主”、“知識分子”這些概念的生成過程的。雖然主題限定為“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但學科跨度較大,涉及哲學、政治學、文化學、經濟學、翻譯學、語言學、歷史、文學等。作者對每個概念的探討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集中筆力將問題進行縱向拓展。比如“經濟”一詞,主要考辨其譯名,“知識分子”一詞則主要考辨其“中國版本”,充分體現出分科理解和研究的某種合理性。這對于文論研究來說,頗具方法論上的借鑒意義。

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模式,它與過去的文論思想研究和文論史研究都不同,它不是語言學的“詞義”研究,它的證據不是來自“語料”,而是來自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包括文學史。我們也可以把歷代文論家、文學批評家有關文論思想的表述稱為“語料”,但這和語言學家使用“語料”分析詞義是完全不同的。它的知識結構要求也是不同的,前者是文論研究,但又不只是文論研究,在目前的學科分類中,它與哲學、史學、語言學、社會學、譯介學、政治學、思想史、中外關系等關系尤為密切,離開了這些學科的“協同”,其概念的來龍去脈,其變化的前因后果,其內涵的復雜性與差異性等都很難研究清楚。當然,本文并不是否定現在的學科分類,而是說,文論關鍵詞主體屬于文學,但很多相關內容分散在不同的學科,需要把這些相關內容集合起來進行整體研究。在這一意義上,文論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跨學科學術模式是集成創新,前者也需要我們改變既有的思維方式。

以“啟蒙”為例,文論關鍵詞研究不能只研究與文學有關的“啟蒙”內容或文論中所表達的“啟蒙”思想。“啟蒙”的內涵本身是綜合性的,把它切分為哲學的、社會學的、藝術學的、文學的并不完全恰當,必須打破學科分割這種人為的藩籬,否則這種研究很難深入下去。其他如“現代”、“解構”、“科學”等目前文論界廣泛使用的一些概念,它們不專屬于文論,在不同的學科話語中其內容差異很大。文論可以研究這些關鍵詞,但不能脫離語言學、哲學、文化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語境,否則就會是片面的、局限的。

結語

關鍵詞就是關鍵的術語、概念和范疇。文論關鍵詞研究具有它特殊的內涵和學術規范,它是關鍵性的文論術語、概念和范疇的研究,既要研究關鍵詞橫向的復雜性,也要研究其縱向的歷史性。思想體現在術語、概念和范疇上,通過研究關鍵詞的形成、演變過程可以研究某種思想的形成與演變過程。可以說,確定了文論關鍵詞的意義也就確定了文論的關鍵問題;明確了文論關鍵詞的演變和發展,也就明確了文論關鍵問題的演變與發展。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還涉及中西文論差異性,特別是西方文論概念中國化問題以及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化問題,但與傳統的文論研究不同,這種研究始終不能脫離語言來展開,體現出“語言論轉向”在文論研究上的特征,因此是一種新的學術規范。文論關鍵詞研究具有跨學科性,在文學研究內部,跨越比較文學、文藝美學、文學批評、外國文學等方向,在人文社會科學范圍內,則跨越哲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學科,其研究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因此必將為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建設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