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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江蘇高郵籍作家汪曾祺復出文壇。其后的30余年時間里，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長于里下河的作家，攜其“里下河式書寫”相繼登上文壇。眾多優(yōu)秀作品先后問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全國重要文學獎項，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逐漸形成一個成長中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具有身份、經驗、文化的共生性，從而使得其美學風格呈現出某種共同特征。本文選取幾組關鍵詞作初步闡述。

水意與詩意

“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在人們的長期生產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區(qū)形成了與“水”難分難解的文化品格，它細膩、溫婉、節(jié)制、沖淡。文學評論家何向陽說：“里下河作為南北文化的中間地帶，的確有著與北方風骨、南方風情不同的風韻，從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不卑不亢與達觀從容。”

“水”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組成部分。“水”的色彩，水鄉(xiāng)風情，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文本中幾乎隨處可見。水，不僅構成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內容，亦成為影響其創(chuàng)作風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鄉(xiāng)是一個水鄉(xiāng)，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國外有研究者認為，汪曾祺的“小說里總有水。即使沒有寫到水，也有水的感覺”。《大淖記事》以“水”開篇，《受戒》的經典結尾即為里下河水鄉(xiāng)風光的優(yōu)美抒寫。

不難發(fā)現，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蘊含著大量水鄉(xiāng)特色元素，比如鮮活的水產、臨水而建的棲身之所等等。作品中的人物亦似乎終日做著水鄉(xiāng)的營生：取魚摸蝦、摘藕采蓮、挑籮把擔、養(yǎng)鴨牧鵝，不一而足。劉仁前的《香河》便是用優(yōu)美的筆觸，細膩描述了清靈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彌漫著氤氳的水汽，被文學評論家王干稱之為“盛滿水意和詩意的土地”。

水也讓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作品中營造出溫情、詩意的日常生活。汪曾祺曾設想一種“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的文學圖景，其特征是“抒情詩，不是史詩，它的美是陰柔美、喜劇美，作用是滋潤，不是治療”。汪曾祺把文學當作作者與讀者之間“談談生活”，是日常生活情趣的回味與發(fā)掘。正是因為秉持這樣一種美學理想與原則，先生筆下的里下河日常生活，蘊含著詩般的美感。同樣，受汪曾祺的影響，里下河的諸多作家也習慣于以回憶性的、詩意的敘述語調書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畢飛宇的《地球上的王家莊》、曹文軒的《甜橙樹》、魯敏的《逝者的恩澤》、沙黑的《街民》、龐余亮的《出嫁時你哭不哭》、劉春龍的《垛上》、顧堅的《元紅》等作品注重表現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書寫生活表象之下的溫情與詩意。這些都表明一種溫情、詩意的“日常生活”敘事法則，已經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發(fā)芽生長。

溫潤與溫暖

受水文化的影響，溫潤構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記事》《受戒》、畢飛宇的《平原》《玉米》，費振鐘、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軒的《草房子》、朱輝的《白駒》、龐余亮的《薄荷》、顧堅的《元紅》、劉春龍《垛上》等，各種溫潤的水鄉(xiāng)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與靈魂背景里。

這種溫潤尤其表現在女性形象的刻畫上。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戀》中，心地善良卻被公社掌權人物欺凌的蘆花，意外地與駐扎在秋雪湖邊的飼養(yǎng)班的戰(zhàn)士們發(fā)生了一段不解之緣。夏堅勇的《秋韻》中，邊收晚稻邊等待丈夫的楊子在暖融融的陽光和新鮮的稻谷旁，散發(fā)出秋日明凈而芬芳的韻味。畢飛宇在《玉米》中，塑造了權力傾軋之下奮力抗爭自身命運的玉米，正是這些敢愛敢恨又如水般充滿靈氣的女性讓小說溫潤靈動起來。

里下河質樸的鄉(xiāng)土特色表現在作家作品上，還體現出一種溫暖的鄉(xiāng)土精神。在這種鄉(xiāng)土精神的強大支撐下，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其作品中苦難、痛苦的色彩較為疏淡，其中所蘊含的人與土地之間古樸悠遠的溫暖情感更彌足珍貴。正如文學評論家汪政所言：“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具有嫻熟的表現農耕文明的經驗”。曹文軒、畢飛宇等作家小說中對于土地、耕作的描寫極為細致；羅望子、王大進、李明官等人的作品對于勞動場景的描寫，溫暖生動、如在目前。在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筆下，勞動不是苦役，而是愉快的創(chuàng)造，他們經由勞動確認了自身的本質力量與存在價值。

其次，這種溫暖還表現為對日常生活的細致描寫，體現出平民主義生活美學。汪曾祺的《故里三陳》《歲寒三友》等大量短篇小說，幾乎都是描寫里下河三教九流、引車賣漿者。畢飛宇的《平原》雖然將故事背景置于蘇北平原，但所寫的大抵是里下河小村落的鄉(xiāng)民。沙黑的《街民》描寫了眾多布衣小民，可以說是一部小人物詞典。綜合觀察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品，我們幾乎看不到宏大的事物，而是注重表現人間的“小溫”，描寫里下河生活中最尋常的喜怒哀樂。他們把這種喜怒哀樂融化在對里下河風俗的描摹中，人、事、物都成為風俗的一部分，這一特征尤為明顯。正如文學評論家丁帆所言：“里下河集聚了一批風格相同、志趣相投的作家，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反映這個地區(qū)風俗畫、風景畫、風情畫的作品”。汪曾祺被贊譽為“風俗畫”作家。劉仁前的《香河》被譽為“里下河風俗的全息圖”。即便畢飛宇、曹文軒、魯敏離開里下河多年，但他們對里下河風俗的描寫，依然充滿溫暖動人的力量。

悲憫與叩問

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對人物的塑造充滿了深厚的悲憫精神，他們的筆下沒有“至善”也沒有“至惡”，大多數是帶點瑕疵與個性的小人物。沒有十全十美，也沒有十惡不赦，即便是一個所謂的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汪曾祺的《歲寒三友》《故里三陳》充滿了人道主義的脈脈溫情。曹文軒用兒童的視角打量人性中的真善美，將里下河質樸的人情浸潤在小說中，構建起貧窮卻充滿溫情色彩的“油麻地”。畢飛宇的《楚水》《平原》等作品，用細膩的筆觸勾畫了里下河鄉(xiāng)村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況，雖有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個體心靈自身的壓抑與折磨，但憂傷里依舊充滿溫暖。朱輝《七層寶塔》中的阿虎，初讀時感覺他像是鄉(xiāng)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個“怪胎”，再看卻感到幾分可愛，他的冷漠和無畏其實是市場經濟時代的特定產物，他的溫情和善良卻依然是傳統文化和鄉(xiāng)土世界滋養(yǎng)出的理想之光。劉仁前的《浮城》《殘月》關注外部世界入侵水鄉(xiāng)后人性裂變、困境、掙扎與守望，但是這種“直面”和“揭露”依然張弛有度，沒有刻意進行強化、渲染，也沒有一針見血，而是一種悲憫精神的再現。

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作家們的內心也產生了許多的迷惑與憂慮。從前傳統的鄉(xiāng)土經驗，在遭遇一種陌生的城鄉(xiāng)變革經驗的時候，難免產生不適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轉與流失、城市化與鄉(xiāng)村規(guī)模化經營、鄉(xiāng)村道德倫理式微等迫切的現實問題與人性的掙扎、心靈創(chuàng)傷等內在的焦灼，依然糾結于當下的鄉(xiāng)村社會。面對鄉(xiāng)村新的躁動，傳統價值觀念遭遇新的挑戰(zhàn)。朱輝的《七層寶塔》反映了在當下社會變化著的價值觀念中，鄉(xiāng)民面對現實的茫然和無奈的抉擇。城鄉(xiāng)巨變之下，人們的陌生感也在加劇，這是不可抗拒的現實。朱輝正是把美的、丑的、善的、惡的、冷的、暖的細細地剝開來給大家看，這其實是一種深層次的悲憫。在劉仁前的《浮城》中，對鄉(xiāng)村政治、權力等現實問題進行了集中的書寫和揭露。到了《殘月》，則完全采取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沒有了《香河》中“田園牧歌”的抒寫，也沒有《浮城》中對政治生態(tài)的某種期許，而是讓小說主人公進入了娛樂圈，成為一名演藝經理人。劉仁前想要展示的是當下城市商業(yè)大潮中的社會生態(tài)，“香河村”的后人們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塵世中演繹的殘缺人生。

不得不說，里下河許多作家在回望從前的時候，感覺更得心應手，因為回望相對容易一些，而從前的經驗，在遭遇現實的特別是城市、小城鎮(zhèn)經驗進入的時候，內心難免有所不安。批判與妥協、舍棄與眷戀、多重復雜情緒交織在一起，其把握與拿捏的“度”，相對而言變得困難。就今后的創(chuàng)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們還需要深入了解、研究當下的社會現實，進而作出自己相對理性的價值判斷。正如文學評論家何平所言：“里下河文學流派不能只是在文學內部封閉的命名和‘傳統再造’，而應該是主動積極的‘文學空間的生產’。”“城”與“鄉(xiāng)”不應該完全對立起來，不應該一味表現孰好孰劣、孰輕孰重，而是應該保有小說家的責任與良知，不是在鄉(xiāng)村的表象上停留，而且有意識地向鄉(xiāng)村地域文化的延續(xù)與變遷、鄉(xiāng)村倫理的重建等縱深領域拓展，既有對傳統的追溯、自我的發(fā)掘，也在重估歷史、構建新的鄉(xiāng)村現實，這也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們新的創(chuàng)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