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巴金故居的周立民館長，告知《巴金全集》修訂版的書信集進入截稿期，我回復他：找一找，巴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巴老給我爺爺的信，我這里有一封，是1988年夏天的，周館長隨即也拿出來一封我爺爺寫給巴老的，時間完全合得上，再仔細一看內容，正好是一來一往。這在書信征集中，很難得。

巴金故居在2007年將此信整理出來進行掃描，而《夏衍全集》是2005年出版的，此信未能收入。

時光倒流三十年。

1988年7月20日，我祖父在大六部口的家中寫給巴金一封信：

巴兄：久違甚念，閱報知您能“拄著手杖把客人送到門口”，深以為慰。

今晨冰心打電話來，說您給她的信中提到我沒有出席她的紀念會，可能是病了，關注到我的健康，十分心感。今春我到廣東去走了一圈，自不量力，十天內坐面包車跑了廣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順德六個地方，一路能吃能睡，自我感覺良好，可是回到北京就患上了腰肌勞損。一時連拄著拐杖也不能走路了，西醫治了兩個星期反而越來越利（厲）害，后來有人介紹請中醫按摩同時服中藥，才開始好轉，現在總算可以坐起寫字，有人扶著也可以走路了，“傷筋動骨一百天”，我已經過了一百二十天了，人過了八十多，希望早日恢復，看來是不可能了，好在我內臟沒有毛病，所以可以告慰老友，度過了酷暑，看來還是會漸漸好起來的，請釋念。

六月間記者來訪，我發了一陣牢騷，講了不少出格的話，這位記者不經我同意，就在刊物上發表了，接著路透社和美國之音又加油加醬地傳布到國外，特別是香港，于是來訪者不斷，疲于應付，好在現在不是六十年代了，沒有人來干預或責難，所以除了來客太多之外，沒有什么別的麻煩。

聞上海氣溫達三十九度，一切祈珍攝，“過堂風”也不宜直接吹，最近翰笙也感冒進了醫院，老年人還是“服老”為好，祝您健康長壽。問

小林及全家好！

夏衍

八八、七、二○一個月以后，巴老寄來了回信：

夏公：信收到快一個月了。遲復的原因只是“天熱”寫字更吃力。今年氣候反常，持續高溫。每天早起，坐了一個鐘頭，就煩躁不安，站起來走幾步又滿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這樣，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讀書，也無法接觸文藝……我病魔纏身，不便接受采訪，因此也少卻許多麻煩。但是我要說，您那番談話的確精彩，今天回想起來，還覺得痛快。我要為您鼓掌。您的回憶錄也望寫下去。

您說：“老年人還是服老為好！”說得對！我還想多活兩年，也希望朋友們活得更久。現在需要您的這支筆，請多多保重！

祝好！

巴金

八月二十日從目前的發現來看，這樣往來完整的通信，在兩位老人家的交往中，可以說是非常的少見，即便是在80年代他們復出以后。

夏衍書信，是我研究的重點。在陸續發現的500多封信件中，與巴金有關的最早的一封通信，是1962年2月27日，夏衍從廣州寫給蕭珊的，那時，他稱巴金為“老巴”。

一場浩劫之后，巴金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夏衍的書信里，已是十幾年過去了。

1977年9月2日致李子云的信中，他寫道： “柯靈來了信，我已復信，并囑他轉向巴金、羅蓀致意。”

這是一封大難過后，情深誼長的書信，夏衍對他的老友柯靈千言萬語，同時也惦記著在上海的巴金：“……往事如麻，不知從何說起。一九七五年我‘解除監護’后，由于‘四害’橫行，深恐牽累，和上海諸舊未道音問，只間接地、零星地獲悉了一些您的近況，不僅語焉不詳，而且互相矛盾。‘四人幫’垮臺后，開始有些上海的朋友來看我了，但所知的也不是可以使人高興的消息。到今年五月，才從報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才感到春來的訊息。得手札，更覺得確實情況是在變了……我衷心希望你把你設想已久的、以上海半個世紀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寫出來！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僅搞翻譯，而且能像托爾斯泰那樣，在暮年寫出劃時代的好作品。如晤巴金同志時，乞代致意問好，特別是對蕭珊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致柯靈，1977年8月29日）

信中提到的巴金的文章，即1977年5月25日發表在《文匯報》的《一封信》，這一被文壇嗅出 “春來的訊息”，并不意味著春回大地。又過了兩個月，10月20日，夏衍致信李子云：“巴金來京瞻仰遺容，是沙汀告訴我的，據說只能停留兩天，連訪友也不能，真是怪事。”接著，他把這一失落的心情，轉化為對氣候的感嘆：“北京開始有冬意了，盡管供應差，似乎比上海還好一些……”

他說過：“我不急，能策杖而觀天下治，已經很滿足了。”在當時撥亂反正的大氣候下，烏云散去只是個時間問題。他在家賦閑的日子不會太長了，也就是在1977年，周揚、蘇靈揚夫婦來到朝內南竹竿胡同113號，久別重逢。浩劫之后，兩位從左翼時代就開始并肩作戰的老戰友——周揚和夏衍，再一次堅定地站在了一起。

同樣是在1977年，10月，身在重慶，尚未摘帽的荒煤，輾轉給周揚寫了一封信：“盡管在‘四人幫’倒臺后，才有少數同志和我通訊，過渝時看看我，但都對文藝界現狀表示憂慮。領導沒有個核心，沒有組織，真叫人著急。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來工作才好。”

1978年，我祖父全面復出，正式出來工作。

“我已中央批準，當對外友協副會長……”（致李子云，1978年1月4日）

1979年，四次文代會的召開，徹底為文藝黑線平反，周揚、夏衍等重新回到了文藝界的領導崗位。

那一年，我祖父正好七十九歲，巴老七十五歲。他們兩位的南北互動進入了常態化，雖然并不以直接通信的方式。

“巴（金）、吳（強）都見到，因‘作協’即將開理事會，選巴公代理主席，故他們大概要在十九日左右回滬。”（致李子云，1981年4月15日）

“廣東作協及省顧委邀我去避寒，可能去十天或兩星期，據說也請了巴金，請打聽一下，巴公去不去？”（致李子云，1981年12月29日）

“九月底，文聯要派一個七八個人的代表團去意大利，請你問一下巴老，他能不能去？我認為他去最合適，時間是連來回路上在內為兩周，是禮節性回訪，并無座談、演講等任務，問后請將結果告我。”（致李子云，1982年8月31日）

……

諸如此類的內容還很多。當然，兩位大文化人之間的交流和交往，絕不可能停留在這些禮節性的瑣事上。在張光年的《文壇回春紀事》一書中講述了一件發生在1983年春天重要的事情。

“1、我已經八十了，想退出文藝舞臺，當然我不會放下手中的筆。請考慮我是否不要再任作協主席了……”

巴金在家里深思熟慮說的這段話，被仔細地記錄在紙上，回到北京后“照本”向張光年轉達，張光年一一記下后，說： “巴老既然托你轉告我，你已照他的意思辦了。”（吳泰昌《我親歷的巴金往事》，三聯書店2010年8月版）

1983年5月，在收到巴金兩點意見后一個多月后，張光年飛往上海，他是帶了任務，有準備而來的。在張光年的日記里說，赴滬之前，他先“去北小街看夏衍同志，聽他談巴金近況，囑（我）勸巴放寬心些，超脫些，談約一小時。剩下一點時間，又去周揚家談半小時，他的意見大致相同”。

得到了周揚、夏衍明確的表態以后，當張光年來到武康路巴金家中，走上二樓的時候，想法是與周、夏二人一致的，而且是堅定的。沒有人知道那一天，他們在樓上具體談了什么，張光年自己在日記里寫道：“……應邀在二樓書房談二小時，他十分關心文藝界團結，希望在‘批判’‘討論’時多考慮一下。我談了作協遠景規劃等問題，他心情愉快，不肯休息。”（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下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又過了一個多月，6月17日，荒煤寫信給巴金：

“巴老：光年同志回京后，在周揚同志家里相見，聽他詳細談到您的情況，得知您健康恢復較好，并愿繼續擔任作協領導工作，心情也較好，十分欣慰！

我參加政協會議，也和于伶同志常談您。于伶、白楊、柯靈等同志也向上反映，建議您擔任政協副主席。昨日主席團已通過名單，今日下午即進行選舉，當您見到信后，可能早見到報導了。文藝界同志還是很高興您擔任這樣（的）榮譽職務的……”（《陳荒煤文集》第10卷，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

周揚、夏衍，包括張光年，他們深知，在茅盾去世之后，巴老在文學界旗幟般的價值和感召力，在80年代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前沿，他們和巴老一起是同一戰壕沖鋒陷陣的緊密盟友。

這些耄耋老人，豪情和氣勢不減當年，他們判斷準確，決策果敢，行動力極強，他們未雨綢繆，為即將召開的第四次作代會運籌帷幄。

一年之后，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巴金高票當選為主席。

在夏衍書信與巴金有關的內容中，還有一部分是與 《收獲》雜志來往的，很單純，很純粹，作者與編輯的關系——

“我的回憶錄上集（一九〇〇—一九四九）已完成初稿。但這些都很少‘文學性’，所以不宜在《收獲》發表，如遇小林或巴老，乞代致意。稍暇，當為《收獲》寫點短文，當然，現在‘文思枯竭’能不能寫好，沒有把握。”（致李子云，1984年10月27日）

這次欠下《收獲》的“稿債”，應該是很快就還上了——

“來信及稿均收到，正在趕寫《收獲》的那篇文章，要明天才能看。《左聯六十年祭》，請即交小林同志，看看是否可用？反正不能在三月二日以前發表了，所以小林看后有什么意見，請電話告知，因為幾處向我約稿也。”（致李子云，1984年12月20日）

說來有趣，我祖父對于“文學性”似乎有著自己的理解。最近讀到一篇對袁殊的訪談：對《文藝新聞》及《記者座談》的回憶。訪談時間為1984年7月10日。剛好文中有一段是談我祖父與報告文學的：“夏衍也常來《文藝新聞》，在某種程度上說，他是顧問一樣的人物。我們是好朋友。我就是這時認識他的。夏衍和《文藝新聞》有一件事可稍提一下。‘報告文學’這個名稱就是夏衍最初和我談的。‘報告文學’說指日本出現的墻頭小報，日語叫‘壁新聞’。昭和初期出現于日本的工廠和學校，中國話就是指‘墻報’，說作為日本思想運動的一個武器發展而來的，內容多是對當時社會表示不滿。夏衍曾對我說：‘像這類文章，你們應該多多提倡。’”

此為多余的話。

祖父發表在《收獲》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2年的《無題》，“短文請交小林同志，還了一筆文債。你們看看，可改可刪，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見。”（致李子云，1992年4月27日）

同年金秋，祖父應浙江省政府邀請再次回到杭州，并在家鄉度過了他92歲的生日。期間，巴老也在杭州休養。兩位老人兩次聚首。10月8日，巴金來到西子賓館回訪的時候，留下了一張最后的合影。坐在輪椅上的他倆，戴著遮陽帽，在綠樹叢中，隨意地閑聊著，跟平常公園里的普通老人沒有區別。

我祖父用他與生俱來的幽默對這張照片作了點評：

“兩個老叫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