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金濤，1940 年生于安徽黟縣，高級編輯、科普科幻作家、新聞記者，曾任《光明日報》記者部主任、科學普及出版社（暨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屆、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常務理事兼科學文藝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于1984—1985 年參加中國首次南極考察，被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授予二等功。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說《月光島》《冰原迷蹤》《馬小哈奇遇記》等，科學考察記《暴風雪的夏天——南極考察散記》等。

1965 年，金濤入職《光明日報》文藝部，同一時間，他賣掉了“多年保存、最心愛的大學教材、講義和筆記，以及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底稿”[1]。這些“浸透青春夢痕的‘遺物’”，是他在北京大學地理系自然地理專業求學六年的見證。

早在少年時期，地理學在金濤眼中就是“獻身大自然的專業”，入學之后的學習和實踐，無疑使得這一觀念更加深化。大學期間，依據自身在毛烏素沙漠里考察的經驗，22 歲的金濤完成了《沙漠里的戰斗》。在數十年之后回顧當時的創作，金濤提及當時不僅是“從大自然中吸取營養和素材”，更重要的是被“老百姓與沙漠的斗爭”這一“事件本身感動”。

這些觀點在“十七年文學”時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如蘇聯科學文藝理論家伊林認為，“只有作者寫的激動，才能讓讀者激動”，而這種“激動”，被同樣在“十七年文學”時期涉足科學文藝創作的鄭文光進一步細化：“要從這些現象和原理中體會到自然界的內在規律和真實的面貌”“所講的即使只是一滴海水，也應當讓孩子們看到大洋”[2]。當然，對于金濤來說，這些觀念有著更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蘇聯景觀學派對自然界、生物圈之間相互依存影響的理論精髓，“深深熔鑄于心里”[3]。

問題在于，這些理念與思索，在離開大學校門之后便被長期擱置。金濤很快轉到教員、記者、編輯等行業工作。直到1976 年，這些“在年少時做過”的與科學密切相關的夢，才以另一種絕難預料的方式重新復歸到金濤的視野之內。這一年年初，他被借調到魯迅研究室，在此期間，他與孟慶樞共同譯述、摘編了《魯迅與自然科學》一書，書中相當全面地收錄了魯迅著作以及親友回憶文章當中與自然科學相關的內容。這在當時，從大環境的層面來說，自然與全國各地科學研究、科學文藝、科幻小說剛剛復蘇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但從個人角度看，青年魯迅也實在與金濤有著極為相似的現實經歷——他們都在某一個時間點，全然放棄了自己此前的科學背景，以及與科學文藝相關的許多工作。

1903 年，青年魯迅仿照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在《月界旅行·辨言》當中寫道：“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這一論述既超越了此前梁氏“以科幻小說普及科學知識”的思路，又尚未落入此后“鴛鴦蝴蝶派”純然娛樂的思路中。在魯迅這里，科學乃是一種由歷史當中抽繹出來的人類活動進程，其核心在于“歷探自然見象（現象）之深微”“解宇宙之玄紐”[4]。也就是說，所謂“科學”，除了具體知識性的層面，還有指向科學探索精神的“神思”，甚至將科技帶來的現實經驗、個體審美乃至與之相關的道德倫理因素都統括在內。魯迅的這些科學觀念，顯然與他學生時代對前沿科學的強烈關注以及在青龍山煤礦等地的實踐活動密切相關。金濤參與編訂《魯迅與自然科學》，以及在此前后與周建人、周海嬰等人的種種交往，從多個層面重新喚起了他對于魯迅“短暫的科學時代”[5] 的深切關注。這種關注，實際上為新時期中國科幻在理念、文學和文化等多個層面的歷史追溯，提供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對于金濤本人來說，從幼時對大自然的直覺式熱愛，到求學期間的科研經歷，再到與歷史文化脈絡的遙相呼應，此時終于形成了全方位的積淀。因此在20 世紀70 年代末，當金濤甫一憑借《月光島》躍上中國科幻創作的舞臺，便迅速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在明白顯露處，《月光島》之后，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派”科幻，乃至“科幻現實主義”理念逐漸成形；在幽微深邃處，由魯迅開啟的將“科學”納入社會人生之內，將其視為現實經驗一個組成部分的新科學觀念和科幻觀念，也逐漸被重新發現。盡管要等到90 年代之后，在新一代中國科幻作家手中，科學才真正被視為現實的組成部分——有時甚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借由這一科學觀念覺醒并成形的中國科幻文類意識，在此時終于有了較為清晰的方向。

我們應當注意到，在金濤重新開始創作的20 世紀70 年代末，中國科幻本身就醞釀著突破的動力。此前單純面向少兒、以科普為唯一目的的科普型科幻已經令作家們覺得窒息。同時，對幻想的提倡，對科普任務的質疑，也漸成氣候。成問題的是，當科幻作家們擺出了一種“娜拉出走”的姿態之后，新的道路在哪里呢？葉永烈開始嘗試“驚險科幻”，童恩正在《人民文學》上要求“宣傳一種科學的人生觀”[6]，但畢竟缺乏能夠突破《小靈通漫游未來》式的局限，真正具有社會影響，“站得住”的作品。在這樣的情況下，鄭文光提出的“蝙蝠論”[7]，倒是對當時科幻小說尷尬處境的精確描述了。

圖1 《月光島》（科學普及出版社，2014 年8 月）

金濤的《月光島》在此時發表會逢其適。1980 年，該作首先連載于哈爾濱的《科學時代》雜志第1 期、第2 期，影響還算有限。而后《新華月報》（文摘版）第7 期組織了一期專號，將該作與鄭文光為《月光島》寫的評論文章《要正視現實——喜讀金濤同志的科學幻想小說〈月光島〉》和中國香港科幻編輯杜漸的《談中國科學小說創作中的一些問題》并列。鄭文光在當時雖然還未被抬升為“中國科幻之父”，但畢竟已是國內科幻界的巨擘。他以如此歡欣雀躍的姿態贊揚新人新作，極為罕見。他對《月光島》不吝褒獎，認為它是“近幾年來比較理想的科學的文藝作品”，其中最重要意義在于：“如此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科學幻想小說要不要正視現實？”[8]79

具體來說，鄭文光認為這部作品在三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從深層次實現了“啟發人們思維的真實意義”，即其立意已然遠遠超出了以“什么新奇的器械”作為描寫對象的科幻創作。這一思想層面的深刻價值，恰來自金濤對現實問題的較好融入。其次，在情節走向和故事結構方面，作者也并未安排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而是著力書寫“為達到這一目標而作出的艱苦斗爭，甚至是犧牲”。這同樣是對相當一部分“只管寫未來如何美好”的科幻作品的超越。最后，在“深刻的教育意義方面”，這部作品具有激起“戰斗的熱情”的功能[8]79。這與創作文本的立意也形成了密切的呼應。

金濤的創作自然擔得起這些判斷，在更深層次，它指向的則是這一時期科幻作家對中國現代化建設這一宏大歷史敘事的自主體認。童恩正在1980 年年初寫道：“我深感歷史放在我們雙肩上的重擔的分量。”[9] 這恰是一代科幻作家心理的真實寫照。在這樣的背景下，《月光島》應當被視作科幻作家要求書寫“共產主義新人”“科學的人生觀”等創作觀念的進一步深化。小說除了對“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傷痕”做了充分的描寫，還將大量的筆墨傾注在了對“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的社會現實狀況的描述和剖析上：“文化大革命”雖然結束了，但現實當中其“遺風”猶存。

這種對現實問題的剖析和把握，固然是當時作者時代沖動的體現，卻多少也蘊含著關于科幻文類正當性的深層次焦慮：用科幻來“反映”或者“介入”現實，它的優勢和必要性在哪里呢？《月光島》在這方面做得較為成功。它通過設計主人公利用“生命復原素”起死回生的科幻情節，將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思推向當時“傷痕文學”力所不及的更深層次。“梅生雖有起死回生的手段，畢竟不能阻止愛人的‘失蹤’”[8]80，這種既凸顯科幻文類的特征又具悲劇性的結尾恰是在承受、征服“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傷痛乃至死亡之后發生的。

科幻作家在此處指向的，乃是現實生活當中仍舊存在而科學與愛情都無法跨越的本源性問題。這些問題雖然出現在一時一地，但其癥結根源卻遠遠超越于此。金濤在充分闡述“文化大革命”題材之后，借由外星人之口對人類做出了評判：“地球人要進入文明的理想境界，大約需要再經過一百個世紀。根據我們的研究，他們比起宇宙中其他星球的人，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社會公德都差得太遠太遠。”[10] 應當指出，值得關注的并非其中的結論，而是產生結論的批評姿態——這種來自人類文明之外的姿態，恰是獨屬于科幻文學的特殊觀察視角。現實中“文化大革命”的苦難、社會的復雜糾纏，被放到了人類文明的宏大背景之下。由此，讀者得以跳脫出個體化、暫時性的人類經驗，也打破了較為局限的陳舊審美和意義框架，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對社會歷史現實進行把握。在此時，科幻使得科學成為一種獨立于“傷痕文學”的話語系統，并能夠針對具體現實隱約提供一種特殊的意義和價值系統。金濤在后來接受采訪時坦言“我關注人生”[11]。《月光島》當中對科學的多元運用，正是科幻文學之審美和批判潛力的最佳呈現——事實上，在《月光島》之后的幾年間，以“社會派”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科幻作品當中，通過科幻設定來提供觀察、批判現實視角的做法蔚然成風。

有趣的是，在此之后，盡管金濤仍舊將現實視為主要的關注對象，但他幾乎不再如鄭文光、王曉達、葉永烈等人一樣，時常以一種過于熱切以致偶爾顯得過分直接的姿態介入社會批判當中。他更樂于去書寫當科技產品深刻侵入現實之后引發的諸多頗具生活情趣的事件。

“馬小哈”系列《魔鞋》《魔帽》《魔盒》等，在金濤后來的作品當中頗為醒目。從其創作方式和作品形態來看，這些以青少年為目標讀者群的作品，應當被視作20 世紀50年代以來科普型科幻的一次有效改良。如前所述，在80 年代初的科幻同道們看來，這種改良本應當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馬小哈”系列當中，作者時常以模糊的方式來回避對具體科學知識的解說，這就使得他可以輕松打破此前“老爺爺和小記者”之類的創作套路。而取代這些知識性內容的，則是對科技產品的應用和誤用，這就給作家的想象推演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小說主人公因此從科技的發明者、生產者、傳播者，轉換為產品的應用者、受益者，而其中設想的故事背景，便也迅速從工廠、實驗室，擴大到了整個快速發展變化的現實社會。

可以發現，“馬小哈”系列實際上已經隱約走上了從“科學普及”到“科學傳播”的觀念更新之路。在這方面做出同樣努力的，還有“驚險科幻小說”，如葉永烈的金明系列等。這種理念更新，使得此前獨具中國特色的“科普型科幻”能夠將科學置入“現實”之內。金濤和葉永烈們的這些嘗試，其實是在原本“科學文藝”的發展邏輯之內，以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重新抵達了魯迅所試圖倡導的科學和科普觀念。盡管這些小說中的故事往往不得不被放置在“未來”，但其最終呈現出的效果，實際上是推動“現實”這個概念在時間尺度上獲得了擴展：“未來”正如“歷史”一樣，乃是“現實”的組成部分，而科學的應用以及這種應用所帶來的體驗——而非單純的科學知識——必然在這樣的“未來現實”當中占據越來越大的部分。

當然，正如后來“驚險科幻”逐漸陷入過于市場化和娛樂化的困境一樣，這一類作品本就內蘊著消解科幻文類乃至科學話語的危險。當科學成為社會現實，成為人類經驗的一部分之后，還如何維持科學本身的權威性，或至少是相對于其他話語體系的優越性？這其實要求科幻作家具備彌合“兩種文化”的野心和努力，能夠將前述復雜的科學理念融為一體。但在更多的時候，這些理念非常容易被情節本身所遮蔽，或者干脆陷入對粗暴技術邏輯、唯科學主義或者反科學思維的偏狹尊崇當中，科學與人文藝術之間的對立，在此時被進一步加大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金濤通過《除夕之夜》《月光曲》《暴風雪的奇遇》等科幻作品建立起來的一種敘述模式，應當成為今天年輕作者學習、借鑒的對象。這些故事往往以“先進科技消解病痛”作為基本的敘述線索，但其中人物——主要是科學家——的行為方式又往往以違反正常社會法則作為標志，盡管他們的基本動機是純粹而善良的。這樣的結構使得文本能夠較好地吸納科幻之外的文學資源，其情節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人物的行動、懸念的揭示和劇情的推演，而不至于過于依賴高度“點子化”的科幻設定。由此產生的審美效果，使諸多科幻想象在提供新異感的同時，又不至于塑造過高的文類門檻。

遺憾的是，在中國大陸科幻語境下，隨著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整體科幻文化氛圍的不絕如縷，這一類本應能夠“出圈”，在科幻迷亞文化群體之外獲得較大社會影響和認可度的創作路徑并未得到真正的繼承和發展。這一大眾閱讀空間首先為來自中國香港，以倪匡的作品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所占據，而后又遭遇到了國外奇幻作品和科幻影視劇的沖擊。這些作品同樣并不過分強調科幻的設定，而更專注于大眾娛樂和審美的基本模式。其中相對優秀的，是在市場化的基礎之上，或多或少地附帶某些人文思考。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審視、學習、繼承和超越20世紀80年代初，由金濤們開啟的本土科幻探索，以此上溯、鏈接和重新激活其內蘊于中國現代化歷程當中的科幻文化傳統，便擁有了至為關鍵的現實意義。對于年輕讀者和作者來說，這既是財富，也是責任。

作者簡介

姜振宇，文學博士，現就職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兼任南方科技大學科學與人類想象力中心客座研究員，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科幻專業委員會執行理事，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專業評委。

參考文獻

[1] 金濤. 我師張景哲[A]// 金濤. 前塵夢影.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35.

[2] 鄭文光. 少年兒童科學讀物的創作問題——讀“少年兒童知識叢書”后所想到的[ J]. 讀書，1956(7)：21.

[3] 金濤. 我始終關注著大地母親[A]// 金濤. 萬花筒下看未來. 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3.

[4] 魯迅. 科學史教篇[A]// 魯迅. 魯迅全集（第1 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5.

[5] 郜元寶. 魯迅六講[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

[6] 童恩正. 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 J]. 人民文學，1979(6)：110.

[7] 鄭文光. 應該精心培育科學文藝這株花[N]. 光明日報，1978-05-20.

[8] 鄭文光. 要正視現實：喜讀金濤同志的科學幻想小說《月光島》[ J]. 科學時代，1980(2)：79-80.

[9] 童恩正. 新春述懷[N]. 光明日報，1980-2-18.

[10] 金濤. 月光島（續）[ J]. 科學時代，1980(2)：77.

[11] 楊虛杰. 科學是故鄉，人文是遠方[ J]. 科普研究，2009(4)：96.

本文轉載自《科普創作》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