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文摘錄|

在實地行竊之前，師傅韋建邦對我的教導和訓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從來不在師傅的家里受訓，而是在山上的巖洞、懸崖，以及河邊的亂石灘、沙灘，還有河中等。這些艱險的地方是我們的訓練場，我們在這里那里摸爬滾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種兵。事實上，師傅韋建邦就是把我們當作特殊的戰士來培養和訓練的。為此，他專門帶我們去公社看過三部電影，一部是《奇襲》，另一部是《鐵道衛士》，還有一部是《渡江偵察記》。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蔣的電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我

我的師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訴我的。大哥來南寧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待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說韋建邦死了，明天出殯。韋建邦雖然不是我們的什么親戚，雖然他的一生很壞，但總歸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應該的。

大哥的話是在為他的匆忙返回說明理由，但在我聽來卻是一種提醒，或一種規勸。韋建邦曾經是我師傅，教我偷竊，大哥是知道的。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來我洗心革面，并成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諒了我，也似乎原諒了韋建邦。

我該不該回去為我的師傅送葬？

大哥沒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車站乘車。我呆呆地在醫院坐了好長一會兒，又在我的奔馳車里冥思苦想了許久。

然后，我給大哥打電話：等等我。

我開車回上嶺。大哥坐在車上，喜滋滋的，像是撈蝦的時候捕得一條大魚回家，眉飛色舞地蹺腿坐在太師椅上，像個功臣。他現在就蹺著腿，朝著車窗外揚眉吐氣，不時看我兩眼，像是滿意我回去奔喪、送韋建邦上路的行為。大哥是個要面子的人，有我這么一個有頭有臉的弟弟，去為村里一個被詬病一生的逝者送別，這是慈悲為懷并且家教極好的表現。我也看了看極有成就感的大哥，說你可以在車里抽煙。大哥的一只手本來就在兜里，直接抽出來，連帶著一盒煙，是我抽不慣送給他的硬中華。他把一支煙叼到了嘴上，正要點燃，卻放棄了。他說算了，還是不抽了。

車子到了鄉里，準備經過圩場，我停了下來。大哥和我都下了車，一同抽煙。我邊抽煙邊向圩場走去。圩場人流稀疏，或許是天色已晚的緣故，也或許是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曠的圩場中央，像站在一個恐怖的山谷。關于我童年在圩場所做或發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驚嚇的蝙蝠，呼啦啦地飛出，向我撲來。

我的第一次行竊，便是在這個圩場。

那年，1972年，我八歲。

在實地行竊之前，師傅韋建邦對我的教導和訓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從來不在師傅的家里受訓，而是在山上的巖洞、懸崖，以及河邊的亂石灘、沙灘，還有河中等。這些艱險的地方是我們的訓練場，我們在這里那里摸爬滾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種兵。事實上，師傅韋建邦就是把我們當作特殊的戰士來培養和訓練的。為此，他專門帶我們去公社看過三部電影，一部是《奇襲》，另一部是《鐵道衛士》，還有一部是《渡江偵察記》。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蔣的電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師傅要我們學習他們的機智和勇敢，如何達到目的或完成任務，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厲。同時，師傅強調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那時我們還聽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對敵我雙方的情況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來一百戰都不會有危險。師傅的學問和教學方法讓我們佩服。后來我們知道，師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學。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師專，學校所在地便是宜山，與師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說的我們，指的是與我同一批受訓的學徒，或者同學。他們是藍上杰、韋燎、覃紅色和韋衛鸞。但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是不允許互相稱名道姓的，只叫外號。師傅給我們起的外號分別是：我——老鼠，藍上杰——黃狗，韋燎——野兔，覃紅色——老貓，韋衛鸞——花卷。

在這些外號里面，花卷算是比較好聽的，可能是韋衛鸞長得好看的原因吧，她也是我們這批學徒中唯一的女性。

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訓練，并且通過了嚴格的考核，我們終于要實戰了。師傅給我們的任務是：偷收購站韋有權的錢。

那天是圩日。那時的市場是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對還在念書的我們來說，是行竊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場像往常的圩日一樣熱鬧和有序。如果說有什么特別或不一樣，就是圩場上出現了五個八到十歲的身懷絕技的兒童，這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偷竊團伙，今天是他們第一次出任務，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們是獨立獨行，師傅沒有出馬。師傅為什么沒有出馬？我后來想，不是因為師傅信任我們，而是為了保護我們，也為了保護他自己。師傅是個賊，他的聲名十里八鄉都知道的。他如果出現在圩場上，就會引起人們的惶恐，就像黃鼠狼出現在雞群里雞一定會緊張和警惕一樣。

我們在圩場的出現，果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像幾只小黃鱔鉆進了魚塘一樣。

收購站在街的西側，在郵電所和食品站的中間。那是人流密集的區域，也是現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來形容它。我們到達收購站的時間是上午九時許，韋有權柜臺上的座鐘有指示。我們選擇在這個時間到達，是因為這個時段人開始多起來，而韋有權掌握的錢還有大部分沒有支付出去。這是我們的可乘之機。

在這之前一個小時，我跟蹤韋有權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這是師傅告訴我的。公社就是后來的鄉政府。我認得韋有權，我拿松鼠皮賣給過他。一張松鼠皮收購標價是一角錢，但他通常給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順眼，總之是他說了算。我聽很多人說他們賣給收購站的貨物，都被韋有權克扣，沒有得過全價。收購站就是韋有權一個人，他大權獨攬，為所欲為，被人們背地里稱為南霸天。

更早的時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門的時間還要早，雞叫就出門了。我悄悄離開家，來到河邊。師傅已經在竹排上等我們。我、黃狗、野兔、老貓和花卷到齊了，他便把我們渡過河去。我們六個人站在四根竹子連接成的排筏上，光著腳。因為超重，竹排沒在了水里，河水也漫過我們的腳踝。我感覺到刺骨的冷，因為這是歲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覺也和我一樣。但我們都站得很穩，像已經抽穗的水稻一樣。竹排渡達河對岸，師傅先上岸，然后一個一個地接我們上岸。他一句話都不說，似乎囑咐都含在牽著我們的手里了。然后我們穿鞋。等我們穿好鞋，發現師傅已經不見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霧中。

岸邊是公路，沿著公路往西走五公里，便是菁盛鄉的圩場。我、黃狗、野兔、老貓和花卷離圩場還有一公里的時候，便分開了，各行其是。

盯梢是我的工作。

公社宿舍有兩排平房，韋有權住在后面一排右數過來第二間。這也是師傅事先告訴我的。他雖然沒來，卻什么情況都知道。我爬到兩排房子靠右側的一棵樹上，開始俯瞰。

韋有權的房門開了。他先出來刷牙，披著一件棉衣。然后他再進去，過了一會兒出來，還穿著那件棉衣，卻比先前光鮮齊整多了。他的頭發油油亮亮，全往后翻，像一邊倒的草叢。他關門而不鎖門，說明屋里還有人。一個帶繩的包拎在他手上，隨意地輕飄晃蕩，說明包里現在沒錢。他一邊走一邊吹著口哨，說明他昨晚上睡得或過得很舒服。過后我知道他有一個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妻子。

等他走得一定遠，我從樹上下來，隨在他身后，保持不被他發現的距離。

他走到位于街中心的信用社，進去，一定是取錢。出來的時候，他原來拎的包變成掛的了，而且還搭上了一只手，像加了一把鎖。

他往收購站去。收購站已經有賣貨的人在那里排隊了。其中就有我們的人，他是老貓。老貓的手里拎著一個麻袋。我知道麻袋里是一條蛇。黃狗、花卷和野兔我雖然沒有看見，但我知道他們就在附近，在相應的時機才會出現。

韋有權一到收購站，所有人整排地讓開，給他通過。他拔出別在褲腰帶的鑰匙開門。開門后他一點也不著急收購，而是先檢查收購站里尚未運走的動物，看看有沒有死的。果然有一只死的，那是一只果子貍。他不慌不忙、不痛不癢地把果子貍從籠里拿出來，放進一個桶里。然后他給活著的動物食物和水。罷了，他搓搓手，像是把氣味搓掉一樣。他終于坐到了柜臺邊，打開抽屜，把算盤拿出來擺上，把筆和筆記本擺上，還給鐘上鏈。做完這些事情，他才把掛包從身上拿下來，放進抽屜里，目光也跟隨進了抽屜，手在抽屜里還有動作，像是拉開拉鏈和區分大錢和零錢。

第一個收購是賣蛇的。是一條眼鏡蛇，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排隊的時候他就一直拿著，雙手拿捏得十分老到，像是個專業捕蛇者。韋有權也像跟他很熟，看了蛇一眼，就示意他自己將蛇拿到一邊的蛇籠去放。等他回來，韋有權給了他四元錢。他滿意地走了。我看了看墻上眼鏡蛇的收購價格，是一斤一元。那條蛇目測也是四足斤。說明韋有權也不是每個人都克扣的。

第二個收購是賣金銀花的。是個老婆婆。老婆婆的金銀花裝在一個背簍里，滿滿當當的，已經曬干，我估摸有五斤左右。韋有權將金銀花過秤，扣除背簍的重量，果然是五斤。但是韋有權以金銀花未干為由，扣掉了一斤的水分，只付了四斤的錢。老婆婆不服，央求韋有權再給三毛錢。她舉著手里的一只空瓶子，說再給我三毛錢買煤油吧。但韋有權就是不給。老婆婆只能就走了。

接著輪到老貓了。老貓摸索麻袋將蛇頭摁住，然后一只手伸進袋子里，捏住蛇頭，將蛇拖出來。這也是一條眼鏡蛇，有兩斤重，半米長。老貓一手抓蛇頭，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著一把劍，戰戰兢兢正要交給韋有權的時候，蛇忽然滑出老貓的手，掉落在地。

一聲尖利的喊叫，在這個時候及時發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亂策應老貓是她的任務。

收購站果然亂作一團，頓時像炸開的鍋。人們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電影里遇到轟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墻根，走投無路。它昂起頭，面向人，吐著蛇芯子，威嚇著觀望它的人。

韋有權坐不住了。他站起來，離開柜臺。他操起一把攝叉子，獨自并且從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個孤膽英雄。他手里的攝叉子一下夾住了蛇的七寸，將蛇控制。他回身看見了當事人老貓，看著足有兩斤的蛇，惡狠狠地說：一斤半。老貓沒有異議。韋有權將蛇直接拿到蛇籠去放，然后返回柜臺。

他拉開抽屜，準備掏錢付給老貓。他發現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貓，我們都還留在現場，像三個誠實、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來了，就一個。我們認得他，叫譚公安。譚公安原本不認得我們，但現在認得了。他問了我們的姓名，還問了我們之間是什么關系。老貓說我們是同一個村的人，那條蛇是我們三人共同捕獲的，一起拿來賣，然后一起分錢。譚公安讓我們把身上的東西都掏出來。我們掏出身上所有的東西，就是沒有錢。韋有權又一一搜我們的身，見不到一分錢。譚公安相信我們，把我們放了。我們開始還不走，因為韋有權還沒有把錢給我們。韋有權罵罵咧咧，說沒看見我的錢都被偷光了嗎？要錢沒有，要不你們把蛇拿回去！

我們選擇了把蛇拿回去。在回去的半路，老貓把蛇放生了。這條蛇沒有牙齒，是師傅事先親自拔掉的，他不想因為謀財而鬧出人命。而我們選擇把蛇拿回，是不想讓韋有權和公安過后發現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貓和花卷見到師傅，黃狗和野兔已經在師傅身邊了。看到黃狗和野兔，我知道韋有權的錢，已經變成了我們的錢。按照計劃，我負責偵察，老貓負責演戲，花卷負責助演，黃狗負責技術，野兔負責接應。所謂的技術和接應，就是黃狗趁亂偷走了錢，再交給在外面的野兔轉移。

師傅當場給我們五個人每人一元錢。

那趟偷的錢我至今不清楚具體的數額，但至少上百元。我問黃狗和野兔，黃狗說我看都不看就交給了野兔。野兔說師傅教育我們不該問的不要問，你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我對師傅耿耿于懷，覺得他是在剝削我們，壓榨我們，像資本家和地主老財。我甚至還詛咒過他死。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學，從第一學期第一個月起，我每個月都收到十元的匯款，匯款人沒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師傅寄的。在大學時期，他沒有中斷過匯款。我相信他給我寄，同樣也會給老貓寄，給黃狗寄，給野兔寄。花卷雖然沒讀大學，但師傅肯定沒少資助她。她是女孩，師傅最疼她。

“小弟，我們走吧。”大哥在說話。

大哥看見我在圩場上站得太久，又什么東西都沒買，知道我只是在回憶。

我第一次行竊那天，回到家，大哥問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說我去趕街了。大哥從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錢，問錢是從哪來的？是不是偷的？我當然說不是。我說我和藍上杰韋燎他們抓得一條蛇，拿到收購站去賣，分得的。大哥當時信了。但是很快，收購站的錢被偷的事情傳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頓，要我承認錢是我偷的，是韋建邦教唆的。我當時想打死都不能說。大哥見我被痛打都不認，才覺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認為，假如收購站的錢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錢。在這一點上，師傅的確是保護了我，也保護了他自己，因為那天，師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夠多的收購站失竊事件不在場的人證。

陳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記得了。此刻站在他身邊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會名流，縱使有可恥的過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諒解的。就像韋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孽，都可以寬恕，并將歸于塵土。

我繼續開車，去送別我師傅。

師傅的家在上嶺村的東頭，我家在西頭。也就是說，紅水河從上嶺村流過，師傅家在下游，我家在上游。在不通橋梁之前，行人要從碼頭過，進出村莊，是從上游過。如今有了橋梁，建在東邊，車輛進出村莊，則變成從下游走了。

臨近村莊，大哥說，我們坐船過去吧，把車留在河這邊。

我說為什么？

大哥說避諱。你的車是新車好車，不宜經停喪家。另外，你現在的身份，也不便過于張揚。

我接受了大哥的建議。

我坐船渡河。天色已黑，所有的景物都只是一種顏色，家鄉的山巒和河流兩岸的竹林，像是一幅涂上焦墨的圖畫。河面上是有一些波光，但不足以映照那龐大的山水。

擺渡的艄公是我小學同學，叫潘得康。他的家離我家也就是十米遠。小時他去學校上學，要路過我家，而我從碼頭外出和回家，則必須經過他家門前。他在我們班上，是最守規矩的老實人，卻只讀到小學畢業就輟學了。他要接他爸爸的班。他家祖孫三代都是艄公。擺渡是他們家的專屬，甚至碼頭也是。碼頭現在叫得康碼頭，但原先不是，而是以得康的爺爺命名的，得康的爺爺死后，就以得康的父親命名，現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碼頭，意味著得康的父親也死了。他的父親在他十二歲的時候就死了。他十二歲開始接班，意味著他已經當了四十三年的艄公，因為他與我同齡。得康碼頭原來陡峭和窄小，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來的，而非開鑿而成。它在十年前得到修建，我是作了貢獻的，或者說跟我師傅有關。

十幾年前，師傅與得康忽然到南寧找到我。他們的到訪就是與碼頭有關，具體地說就是來找錢修建碼頭的。得康開宗明義，說碼頭雖然是以我家的人命名的，但所有權屬于集體，屬于上嶺村，也就是說屬于國家。他言外之意是，國家能給錢修建碼頭就好了。而我是領國家工資的人，幫助找到國家的錢來修建上嶺村的碼頭是我的責任。

關于碼頭的事，師傅一言不發。但他的到來和在得康、我身邊的存在，已勝似千言萬語。我從前的、偷竊的師傅，已經斷了聯系二十年、回村也不再見面的師傅，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讓我十分激動和害怕。他或許是自愿來的，或許是被得康“綁架”來的。得康為碼頭的事，為什么要帶上韋建邦？說明他知道我和韋建邦曾經的師徒關系，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挾韋建邦，再用韋建邦來要挾我？

師傅已經是老人了。他那年應該已近七十歲。頭發已經基本掉光，剩下沒幾十根，發白和細軟，像荒漠中的殘存的草，也維持不了多久。我招待他們吃飯的時候，發現他的牙倒是結實和齊整，咬得動我夾給他的雞胸脯，應該是裝了假牙。

我滿口答應：你們放心，修建碼頭的錢，包在我的身上。

我找到修建碼頭的二十萬元錢，已經是兩年后。兩年來，碼頭成為我的一塊心病，為了找錢治病，我不遺余力，多方求告。終于，自治區財政廳專項撥款二十萬，層層下放到市里、縣里、鄉里，由鄉里實施修建。碼頭修建好了，我藥到病除。

船只向對岸的碼頭駛去，我的同學潘得康駕輕就熟。因為我的歸來，他興奮得說個不停。他肯定知道我這次為什么回來，為誰而來。他說，你坐船過河是對的。我早已經在這里等你了。我曉得你一定回來。我說，現在有橋了，還有人坐船渡河嗎？這個我以為老實的同學幽默地說，你就是。

船只靠上碼頭。我和大哥上岸。大哥問我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到天亮再去。

我說，我自己去就好，你休息。

師傅的家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周邊的人家也被燈火照亮，被不眠的人激活，仿佛一個夜市。

我像一名不速之客，進入燈火和人群中。我本想在房屋外邊先找個角落，默默觀望和緬懷我的師傅，但我肥胖的身軀和獨有的光頭特征，很快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個司儀過來，引領我去上香。

我走進師傅的家。在靈堂前，我首先看見師傅的遺像，像一個粗藤盤結的樹根，在等候我。我瞻仰師傅，他滄桑、黑黃、浮腫，臉上滿是皺褶和斑點。這應該是他晚年的照片。師傅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他英俊瀟灑，紅光滿面，像電影里的好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拜他為師，是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他的長相和氣質的確和村里人不同，他一點都不猥瑣，也不粗鄙，盡管他是個賊。他為什么是個賊？或者說他為什么成為賊？他的經歷讓我好奇，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發現他有滿肚子的故事和滿身的本事。他字寫得好，畫畫更好。總之，他令我著迷，也令藍上杰、韋燎、覃紅色和韋衛鸞著迷。嚴格來說，我們拜他為師，是為了成為有本領的人，而不是為了做賊。后來我們果然都不再做賊，或者說我們除了賊的本領不再使用，師傅教給我們的其他本領，我們各有專長，都用到了極致。

我接過司儀遞來的香，跪拜我曾經敬愛也曾經怨恨和疏離的師傅。我一邊跪拜一邊默念：師傅，請走好。謝謝您，師傅。師傅，對不起。

師傅的眾親屬在給我鞠躬回禮。他們守在棺材的兩旁，披麻戴孝。我知道師傅沒有子女，所謂的親屬，應該只是叔侄、堂、表、外甥的關系。師傅的房子，在幾年前進行了重建，十八米寬三十米深、四層的樓房，在村里算是上好。師傅在人生接近終點的時候，為什么還要起新房？我想無非是為了給他埋怨一生的親屬們有個交代或回報吧。毫無疑問，師傅如今死了，他的喪事無比隆重，因為天明出殯之后，這幢房子就不再是師傅的了。他的親屬將繼承或分掉他的房子。

法事已經在進行。在屋外新搭起的帳篷，菁盛鄉最著名的道公和風水師樊光良，正率領他的團隊，敲鑼打鼓念唱經文。他們專心投入、精神抖擻，像一支不辭辛苦、敬業為民的文藝輕騎兵。

發現我來了，樊光良離開他的團隊，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招呼過后，他仍沒有歸隊，繼續和我說話，則變成聊天了。樊光良是我高中同學，他的學歷也止于高中，但他的道行神通，非我作家兼大學教授所能比。

老同學，你來了，就是對師傅最好的超度。樊光良說。

你憑什么認為他是我的師傅？我說。我對樊光良的指認感到吃驚，因為我上高中時已經不做賊了。

我曉得，他是你師傅。我也有師傅，這沒什么。樊光良說，他摸著他的胡須，像抓著什么把柄一樣。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逝者為大，這你應該懂吧？我說。我的意思是讓樊光良不要糾纏我和韋建邦的師徒關系。

對的，我對你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呀。

我說，你是大師。

樊光良說，可是你比我有出息。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師傅不一樣。

你憑什么認為我們不是同一個師傅呢？樊光良說。

我吃驚，是嗎？

我比你晚些年拜他為師，只是你不曉得而已。樊光良說，他點煙抽，也遞給我一支。我不是你那批學徒和那個團隊的。

那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卻知道我？

所以我成了道公，你成了作家和教授呀。

我心里罵了句狗日的，嘴上卻說你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為你天天和靈魂打交道。

沒錯，他邊說邊笑，我們的師傅，該為我們驕傲。

就像你那幫正在做念唱打的徒弟們一樣，他們也應該為你這個師傅感到驕傲。

我和樊光良表面輕松和諧其實針鋒相對地聊著，反正我打算在這里一直待著，直到出殯。有樊光良在，正好可以解悶和解乏。他陪我聊個把小時，再過去念一會兒經，又過來和我聊，像是兩邊開會或應酬的領導。我說你這么不用心，不專心，不怕師傅收拾你嗎？樊光良說我與師傅通靈了，照顧好你，正是他的意思呀。

我竟然莫名地感動。

半夜三更，吊唁的人大多已經散去，或已經睡著，忽然來了一個人。

她穿著黑色皮衣，掛白圍巾，沉重而急速地向房屋走來，徑直朝靈堂進去。我在屋外看見她朝逝者跪拜，上香、斟酒。雖然她背對我，身影也不熟悉，但我心里仍跳出一個永不能忘的名字：花卷。

等她出來，我迎上前去。她也看見了我，認出了我。

她叫我的學名：樊一平！

我說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說你太好認了，電視上也見過你。

我這個樣子的確是不能犯罪了，因為不好逃。

那我是誰？認出來了嗎？

我說花卷。

她不生氣，說真名呢？

韋衛鸞。（節選）

……

選自《十月》2019第4期

《長江文藝·好小說》2019年第9期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壯族。1964 年生，廣西都安縣上嶺村人。先后畢業和就讀于河池師專、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任廣西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八桂學者文學創作崗成員，第十二、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廣西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跪下》《順口溜》《上嶺村的謀殺》《天等山》等8部、小說集《撒謊的村莊》等10部，散文集《掘地三尺》。曾獲銅鼓獎、獨秀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等。長篇小說《上嶺村的謀殺》《天等山》等翻譯成瑞典文、越南文、俄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