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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7 年至 2017 年持續 10 年的三輪全國調查、四輪江蘇調查所提供的數據流和信息鏈及其精神哲學分析表明,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社會大眾的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已經形成。文化共識的要義一言概之:倫理型文化的共識,其核心是關于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傳統的現代中國形態的共識。這一文化共識從三個維度展現。一是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對于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認同與回歸期待;對于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對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信心,它們從傳統、現實、未來三個維度呈現關于倫理型文化的共識。二是“新五倫”— “新五常”的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文化共識: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 “新五倫”,愛、誠信、責任、公正、寬容的“新五常”,呈現 “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的轉型軌跡。三是倫理實體的集體理性與倫理精神共識。家庭倫理守望中問題意識由道德品質向倫理能力的轉化、分配公正與社會倫理實體的文化認同、干部道德與國家倫理實體的認同,形成家庭—社會—國家三大倫理實體的文化共識。這三大共識展現出中國倫理型文化“認同—轉型—發展”的精神譜系。

關鍵詞:改革開放40年 倫理道德 文化共識 “新五倫”— “新五常” 倫理道德一體

作者樊浩,本名樊和平,東南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南京 210004 )。

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洗禮,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 “不惑”之境是什么? 一言蔽之,就是關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為了揭示我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多”與 “一”、 “變”與 “不變”的規律,自2007 年始,筆者率江蘇省 “道德發展高端智庫”的同仁進行了持續 10 年的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大調查,分別進行了三輪全國調查 (2007 年、 2013 年、 2017 年)、四輪江蘇調查 (2007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7 年),建立了 7 卷 12 冊 1000 多萬字的 “中國倫理道德發展數據庫”。該調查發現,中國社會大眾的倫理道德在10 年中經過了三期發展,呈現 “二元聚集—二元分化—走向共識”的精神軌跡。2007 年,改革開放近 30 年,中國倫理道德發展逐漸由多元向二元聚集,進入重大轉折的 “十字路口”; 2013 年的調查顯示,倫理道德的精神狀況已經越過十字路口,呈現 “多”向 “一”、“變”向 “不變”積累積聚的征兆; 2016 年和 2017年的調查表明,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一些重大共識已經開始生成或已經生成。我們發現,現代中國社會大眾已經形成關于倫理道德發展的三大文化共識:關于倫理型文化的自覺自信的識;“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的倫理道德轉型的共識;以 “倫理優先”實現倫理道德的文化自立的倫理精神共識。

一、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在世界文明體系中,中國文化是與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的倫理型文化,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社會大眾在激蕩和震蕩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識之一,就是關于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歸;對現實生活中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對現代中國倫理道德狀況的肯定及其未來發展的文化信心。這一自覺自信的要義,不僅是關于倫理道德狀況的文化共識,而且也是對倫理型文化的現代認同,是關于倫理型中國文化如何繼續在世界文明體系中自立自強的共識。

(一)對于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認同與回歸期待

在任何文明體系中,傳統都是建立社會同一性與文化同一性的最重要基礎,對于文化傳統的自我認同,是最基本的社會共識,也是其他一切共識的基礎。回首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在一定意義上講,幾乎每次都經歷甚至肇始于對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自我反思與激烈批判。改革開放 40 年,倫理道德是受激蕩最巨大和最深刻的領域之一,近 10 年來中國社會大眾的集體意識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就是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態度由改革開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認同回歸,并逐漸凝聚為社會大眾最重要的文化共識之一。

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回歸所釋放的第一信號,是關于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生活主導結構的認知和判斷。當問及“你認為當前中國社會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時,三次全國調查呈現的軌跡十分清晰。

在上述關于當今中國社會道德生活的中西古今的四維坐標系中,認知和判斷呈兩極分化:一極是 “中國傳統道德”,這 10 年中的認同度提升了近 1.5 倍,表明傳統回歸的強烈趨向;另一極是市場經濟道德,這 10 年中認同度下降趨勢明顯。變化較小或相對比較穩定的因素,一是 “國家意識形態中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三次調查的數據變化很小, 2017 年與 2007 年的數據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二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的道德”, 2017 年與 2013 年相比雖然數據翻番,但總體上選擇率很小。無疑,這些數據既是事實判斷,也是價值判斷;不僅是客觀現實,而且也是價值認同,準確地說,社會大眾對道德生活的認知判斷中滲透了價值期盼,其中 “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顯然包括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

這三次調查及其呈現的變化軌跡似乎產生一種信息暗示: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生活彌漫著一種傳統氣氛,然而它與人們的生活經驗、與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大眾對傳統道德的呼喚似乎又相矛盾。其實這一信息需要立體性詮釋。其一,在理念和理論上,我們不能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直接等于道德合理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道德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現實,但現實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發展層面是一種高效率的體制,它所產生的倫理道德如平等自由原則、契約精神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市場經濟本身卻存在諸如資本崇拜、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等深刻道德缺陷,這些缺陷早已被有先見之明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揭示,市場經濟并不具有先驗的道德合法性。正因為如此,中國所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不僅在經濟體制上堅持公有制主導,而且包括以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中國優秀道德傳統矯正、揚棄市場經濟固有的道德缺陷。其二,在近 10 年來的持續調查中,第一次調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高居首位,重要原因是這次調查對象中很大部分是大學生,后兩次調查嚴格按照社會學的抽樣方法進行,因而在認知判斷方面有所差異。同時,這 10 年中不僅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是對其所派生的道德問題的認識,而且國家意識形態導向也發生重大變化,如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認知中對傳統道德的呼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道德”與 “國家意識形態中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在后兩次調查中都居第一、二位,當然,“中國革命道德”、“社會主義先進道德”也已經包含其中。其三,這些信息不僅是事實判斷,而且是價值判斷,甚至更多是社會大眾對道德生活的認知和向往,表征社會心態,因而并不能由此得出 “中國傳統道德已經是當今中國社會主流”的判斷。

于是,準確把握社會大眾對于傳統倫理道德的文化態度,還需要其他信息提供佐證。“您認為對現代中國社會的倫理關系和道德風尚造成最大負面影響的因素是什么?”在中國傳統文化、外來文化、市場經濟三大影響因子中,這 10 年的變化軌跡表明,“傳統文化崩壞”的歸因不斷上升, 2007 年影響最小 (占 12.0% ), 2013 年從第三躍居第一 (占 35.6% ), 2017 年成絕對第一歸因 (達 41.2% )。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導致的個人主義”的歸因不斷下降, 2007 年是絕對第一因素 (占55.4% ), 2013 年成 第 二 因 素 (占 30.3% ), 2017 年 下 降 為 最 小 影 響 因 子 (占11.3% )。兩大因子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是幾何級數。“外來文化沖擊”是其中相對比較穩定的因素。這一信息與表 1 完全一致,彼此形成一個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信息鏈,證成關于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回歸的事實判斷與價值期盼,它表明,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認同和回歸的呼喚,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大眾最為強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識之一。

(二)對于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文化守望

倫理道德在現代中國社會大眾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到底具有何種文化地位?這是關于倫理道德文化自覺的現實確證。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最大特點是倫理道德對于個人安身立命和社會生活的特殊意義,呈現倫理型文化的特征。這種“倫理型文化”有兩個參照,一是與西方宗教型文化相對應,倫理道德而不是宗教成為精神世界的頂層設計和終極關懷;二是與西方法治主義傳統相對應,倫理道德而不是法律成為共同生活和社會秩序的價值基礎。倫理型文化當然不排斥宗教與法律,但倫理道德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某種文化替代的意義,在價值序位中具有某種優先地位。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來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洗禮,在倫理道德與宗教、法律的關系方面,社會大眾是否形成新的文化共識? 我們的調查發現,中國社會大眾依然堅守對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倫理型文化守望,關于宗教信仰狀況和處理人際沖突的調節手段的調查結果,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參照性很強并體現文化共識的重要信息。

面對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宗教是現代中國社會的敏感問題。當今中國社會大眾的宗教信仰狀況到底如何? 我們的調查發現,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僅是絕對少數,而且呈下降趨勢。2007 年、 2013 年、 2017 年三次全國調查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占調查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 18.6% 、 11.5% 、 8.5% 。其中 2007 年與后兩次調查數據差異較大,因為這次調查主要在江蘇和廣西、新疆采樣,并且江蘇與廣西、新疆的樣本量相同,后兩個地區系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因而有宗教信仰人群的比例相對較高。這一數據及其變化曲線可能與當今中國社會潛在的那種令人擔憂的 “宗教熱”感受相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1)當前中國社會大眾的宗教感和宗教情愫也許正在悄悄升溫,但如果他們在調查中不能坦然宣示和承認,那也只是一種情愫,并沒有真正成為安身立命的信仰;一些對當今中國社會具有顯示度和影響力的人群如大學生和出國留學人員的信教比重也許在增加,但以上數據是嚴謹調查得出的抽樣結果,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史已經證明,如果宗教只是在少數精英中傳播而不能成為普羅大眾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那就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2)中華文明的根本特點不是 “無宗教”,而是 “不宗教”。在中華文明史上宗教從來沒有缺場,既有本土的道教,又有后來傳入并廣泛傳播的佛教,然而中華民族最終卻沒有走向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強大的倫理道德傳統。事實證明,“有宗教”而 “不宗教”才是傳統文化的 “中國氣派”。

倫理型文化之 “倫理型”,不只是相對于精神生活中的宗教,也相對于現實生活中的法制。我們的調查發現,中國社會大眾有自己的文化堅守,而且在改革開放 40年的進程中形成越來越大的文化共識。從 2007 年始,我們都持續追問同一個問題:“如果發生重大利益沖突,你會首先選擇哪種途徑解決?”結果發現,倫理道德一如既往是首選。2007 年的全國調查從總體上設計問卷,得到的信息是: “直接找對方溝通”的占 49.3% , “通過第三方調解”的占 29.6% , “訴諸法律打官司”的占18.1% ,“溝通”和 “調解”的倫理路徑是絕對首選。2013 年與 2017 年的全國調查中,我們對問卷作了某種改進,將利益沖突的對象區分為四種關系,并且增加了“能忍則忍”的道德路徑的選項 (參見表 2 )。調查結果發現,在家庭成員、朋友、同事之間,“溝通”和 “調解”的倫理路徑是絕對選項,其次是選擇 “能忍則忍”的道德路徑,“訴諸法律”的選項都不到 3% 。即使在商業伙伴之間,倫理路徑依然是首選,只是法律手段的權重大幅增加,成為第二選項。可見,倫理、道德、法律之情—理—法三位一體的價值序位,依然是高度文化共識和文化守望。

(三)對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信心

我們的調查發現,當今中國社會大眾對倫理道德現狀滿意度較高并且持續上升,對倫理道德的未來發展持樂觀態度,但對倫理道德本身卻保持緊張和警惕的文化心態,呈現出倫理型文化的典型氣質。

在 2007 年的調查中,受訪對象對道德風尚和倫理關系狀況,滿意或基本滿意的占 75.0% ,不滿意的占 19.4% 。2013 年、 2017 年的調查對道德狀況和人與人之間關系即倫理與道德,以及它們滿意與不滿意的強度作了區分。

如果進行質的考察,可以發現,在三次調查中對道德風尚和倫理關系狀況滿意度都在 75% 左右,不滿意度都在 25% 左右,但 “非常滿意”和 “比較不滿意”都有明顯提高。而且后兩次調查中道德狀況與人際關系狀況的滿意度與不滿意度都基本持平,說明倫理與道德的發展比較平衡。由于 2013 年的調查設計了 “一般”的模糊選項,所以與 2017 年比較可能存在某種變量。

道德與幸福的關系即所謂善惡因果律,既是社會合理與社會公正的 “顯示器”,也是倫理道德的信念基礎。善惡因果律的實現程度和信念堅定指數,既表征社會公正,也表征倫理道德對現實生活的終極關懷及其文化力量,因而是倫理道德和倫理型文化最重要的客觀基礎和信念前提。“你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道德與幸福是否一致?”持續調查得到以下數據:

數據顯示,這 10 年之間,道德與幸福關系的一致度提高了近 20 個百分點,不一致程度下降了近 10 個百分點,認為二者沒有關系的信念和信心缺場的選擇頻數下降了一半。我們的結論是:當代中國社會在善惡因果律的道德規律實現程度,以及社會大眾的善惡因果的道德信念方面,不僅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形成高度共識。正因為如此,社會大眾對倫理道德未來發展的信心指數很高。在 2017 年關于 “你覺得今后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會變成怎樣”的調查中, 71.2% 的受訪者認為 “將越來越好”, 10.7% 的受訪者認為 “不變”,只有 5.6% 的受訪者覺得會 “越來越差”,信心指數或樂觀指數超過 70% 。

(四)倫理型文化認同與回歸的共識

綜上所述,傳統認同—文化守望—信念信心,構成連接歷史、現實、未來的數據流和信息鏈,展現出中國社會大眾關于倫理道德的自覺自信的文化共識,復原出倫理型文化的精神圖像,由此可以哲學地回應當今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諸多重大理論前沿和現實難題。

第一,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2007 — 2017 年的 10 年軌跡已經表明,傳統道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不是機械 “決定論”而是 “生態相適應”,中國傳統道德必須在經濟發展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在與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辯證互動中建立自己的現實合理性與文化合法性。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認同,本質上是體現倫理型文化的精神氣質的共識,因為只有倫理型文化才會對倫理道德及其傳統傾注如此強烈而持久的文化關切并最終回歸文化認同的共識。

第二,關于宗教和倫理的關系以及應對宗教挑戰的文化戰略和文化信心問題。我們的調查表明,雖然現代中國社會在全球化進程中遭遇日益嚴峻的宗教挑戰,但社會大眾的文化共識和文化氣派依然是 “不宗教”。“不宗教”的秘密在哪里? 底氣從何而來? 就是因為中國文明有著自身固有的傳統—— “有倫理”。梁漱溟在 20 世紀 20 年代便揭示了中國文化的密碼: “倫理有宗教之用”; “以道德代宗教”。據此,當今中國應對宗教挑戰的能動戰略,便不是拒宗教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而是倫理道德的能動建構,以倫理道德為個體安身立命也為社會生活提供精神家園和終極關懷。只要創造和提供充沛而強大的倫理道德的精神供給,中國文化的現代和未來也一定是 “不宗教”。這就是倫理型文化的 “中國氣派”。

第三,關于善惡因果律。善惡因果律即道德與幸福的關系是人類文明的終極追求和頂層設計,它不僅是信念基礎,而且是文化基石。我們的調查發現,社會大眾與其說對善惡因果的社會現實具有很高的認同度,毋寧說在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共識,因為善惡因果律與其說是一種現實,不如說是一種信念。在現實生活中,善惡因果律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實現,但社會大眾依然堅守這一文化信念并努力使之成為現實,由此倫理道德便不僅成為批判世界而且也是創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中國社會大眾關于道德與幸福關系的高度共識,不僅是對生活世界的肯定,而且也是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的表達,是倫理型文化的典型氣質。

二、“新五倫”與 “新五常”:倫理—道德轉型的文化共識

倫理范型和基德母德是倫理道德的核心。自 2007 年始,三次全國調查、四次江蘇調查都對當今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規范進行跟蹤。調查發現,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社會大眾在倫理道德領域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共識,便是 “新五倫”和 “新五常”。多次調查中雖然很多信息因時間和對象的不同而有較大變化,但社會大眾所認同的五種最重要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規范,即所謂 “新五倫”和 “新五常”卻相對穩定,由此可以推斷,現代中國社會關于倫理道德的核心價值已經生成。“新五倫”與 “新五常”既是現代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核心共識,也是關于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文化共識,是倫理型文化的現代表達,內蘊深刻的精神哲學意義。

(一)“新五倫”及其哲學要義

現代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倫理關系是哪些? “新五倫”是什么? 三次全國調查、兩次江蘇獨立調查, 五次調查提供的信息驚人相似。排列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緣關系,并且排序完全相同: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第四位、第五位在共識之中存在差異,朋友、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共同因子,但位序有所不同。

“新五倫”共識中雖然存在某些不確定因素,但可以肯定并得出的結論是:家庭血緣關系在現代中國的倫理關系中依然處于絕對優先對位,社會大眾對它們的共識在質的認同和量的排序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說這是當今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 “絕對共識”。后兩倫或后三倫雖然在排序方面有所差異,但要素基本相同,其情形也部分回應了中國臺灣地區學者所提出的關于 “新六倫”的設想。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五倫”不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倫理關系,而且是其他倫理關系乃至社會關系的范型。在現代社會轉型中,傳統的 “君臣”關系已經轉換為 “個人與國家”關系,“五倫”之外的新的倫理關系,便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亦即海外有學者提出的所謂“人群”關系,它在廣義上也包括朋友關系和同事同學關系等。“新五倫”所釋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兩大共識:一是家庭倫理關系的最大和最普遍共識,二是關于 “新五倫”或 “新六倫”要素的共識。它表明,現代中國關于倫理范型的文化共識已經形成,區別只在于:前三倫是絕對共識,后兩倫或后三倫在位序變化中表現出某種多樣性。第一個共識表明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倫理型文化,因為家庭血緣關系依然是倫理關系的自然基礎、神圣根源和策源地;第二個共識表明傳統倫理型文化正處于現代轉型中,轉型的兩個新元素是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二)“新五常”及其文化變遷

“五常”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關于道德的核心價值。自軸心時代始,中國傳統道德所倡導的德目雖然很多,然而自孟子提出 “四德”,董仲舒建立 “五常”之后, “仁義禮智信”便成為中國文化最重要的道德共識,即便在由傳統向近代的社會轉型中,“五常”之德也在相當程度上被承認,人們所集中批判的往往是它們的異化而形成的偽善,而不是五常之德本身。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發生根本性變化,社會大眾認同的五種德性即 “新五常”是什么? 我們的調查進行了持續跟蹤。

五次調查的信息表明,雖然 “五常”之德排序上有所差異,但傳遞一個強烈信息:現代中國社會大眾關于最重要的德性即所謂 “新五常”的價值共識正在生成或已經形成。綜合以上信息,“愛”(包括仁愛、友愛、博愛)是第一德性;“誠信”是第二德性,“責任”是第三德性,“公正”或正義是第四德性,“寬容、孝敬”可以并列為第五德性,但考慮到問卷設計的差異,除 2007 年的問卷中沒有 “孝敬”一德的選項外,其余幾次調查都有該選項,結合諸德性之間的重疊交叉,第五德性可能以“寬容”更為合宜。由此,“新五常”便可以表述為:愛、誠信、責任、公正、寬容。

(三)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文化共識

“新五倫”— “新五常”既演繹倫理—道德轉型的文化軌跡,也演繹倫理—道德一體的哲學共識,是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基本文化共識。

“新五倫”與 “新五常”呈現改革開放進程中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特殊文化軌跡。“新五倫”中所變化的實際上只是在傳統五倫中被人格化的兩種關系,即君臣關系和朋友關系,它們被普遍化為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在 2007 年的調查中朋友關系是第四倫,然而在之后的調查中,當出現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等整體性表述的選項時, “朋友”、 “同事同學”等才被個人與社會關系所涵蓋和替代。“新五倫”中前三倫都與傳統相通,后兩倫處于傳統與現代的交切之中,傳統要素的含量占五分之三即 60% ;與之對應, “新五常”中,只有 “愛”、 “誠信”勉強可以說屬于傳統德目,其他三德即公正、責任、寬容,都具有明顯的現代性特征,蛻變率達到 60% ,這說明 “新五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不僅在具體內容而且在結構元素方面已經越過拐點。由此便可以對以往研究中的一個理論假設再次確認并作出結論:以 “新五倫”與 “新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文化軌跡,是 “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這種轉型軌跡借用朱熹哲學的話語即所謂 “同行異情”。倫理轉型與道德轉型 “同行”,但行進的文化方向卻 “異情”。在倫理與道德的現代發展中,“倫理上守望傳統”,其主流趨向是 “變”中求 “不變”,基礎是對家庭的倫理守望;“道德上走向現代”,其主流趨向是 “變”,是在問題意識驅動下走向現代,兩種趨向展現倫理與道德現代轉型的不同軌跡。“同行異情”的轉型軌跡,使改革開放進程中倫理道德發展內在傳統與現代的結構性文化糾結。

“新五倫”— “新五常”及其轉型軌跡,可以詮釋和回應三個具有哲學意義的前沿問題。

其一,家庭倫理的文化地位與倫理型文化的關系。“新五倫”顯示兩個重要信息:家庭在現代倫理關系中依然具有絕對地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倫理地位在 “新五倫”中不穩定。這兩個信息都與倫理型文化的基色深切相關。梁漱溟斷言,“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倫理本位并不是 “家族本位”,而是說 “倫理首重家庭”,“中國人就家庭關系推擴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 在他看來,家庭的特殊倫理地位源于社團生活的缺乏,“家庭誠非中國人所獨有,而以缺乏集團生活,團體與個人的關系輕松若無物,家庭關系就自然特別顯著出來了。” 根據梁漱溟的理論,家庭的根源地位和社團生活的缺乏互為因果,導致中國社會的倫理本位與倫理型文化。不難發現,這兩大因子在 “新五倫”中依然存在。雖然當今中國究竟多大程度上以家庭為倫理范型而組織社會有待進一步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的絕對地位為倫理型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而個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在 “新五倫”中的不穩定性又使之成為必需。二者相互詮釋,從可能與現實兩個維度支持關于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倫理型文化的假設。

其二,“不宗教”的倫理基礎。“新五倫”中家庭倫理的絕對地位為現代中國社會的 “不宗教”提供了重要文化條件。上文已經指出,中國文化的 “不宗教”是因為 “有倫理”,其自然和直接基礎就是家庭, “不宗教”— “有倫理”—家庭的絕對倫理地位,形成某種具有因果關聯的互釋系統。“中國之家庭倫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亦即為它融合人我泯忘軀殼,雖不離現實而拓遠一步,使人從較深較大處尋取人生意義。”現代中國 “不宗教”的文化競爭力在于倫理,尤其在于家庭倫理,“新五倫”再現了這一中國文化密碼,也為現代和未來中國的 “不宗教”提供了一種文化信心。

其三,問題意識與道德發展。顯而易見,“新五常”更多是指向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治療 “道德病人”所需要的德性。以下調研數據可以部分佐證。“你認為下列現象的嚴重程度如何?” 2017 年的全國調查中選擇 “嚴重”或 “比較嚴重”兩項總和的排序依次是:缺乏信任,社會安全度低 (53.3% );自私自利,損人利己 (49.0% );誠信缺乏,不講信用 ( 48.6% );人際關系冷漠,見危不救 (48.0% );社會缺乏公正心和正義感 ( 47.1% );坑蒙拐騙 ( 41.1% )。這些判斷可能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在切身體驗之外也可能受網絡媒體 “壞新聞效應”影響,但從中不難發現 “新五常”的 “問題意識”指向,如:“愛”針對 “缺乏信任”、“人際冷漠”,“誠信”針對 “誠信缺失”、“坑蒙拐騙”,“正義”針對 “缺乏公正心與正義感”,“責任”針對 “自私自利”,等等。雖然沒有足夠的理由斷定 “新五常”只是出于問題意識,但可以肯定它們相當程度上指向改革開放進程中存在的諸多倫理道德問題,也說明道德作為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并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如果關于基德母德的認同只是出于問題意識,那么倫理道德的文明功能便只是一種 “精神醫生”,遵循老子所批評的那種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的 “缺德補德”的邏輯。道德的本性是超越,是個體通過 “德”的主體建構與 “道”同一,從而超越有限達到無限的過程,這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人類覺悟的文明真諦。道德和道德規范不是 “藥物”,而是人的行為的價值指引,是個體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而且基德母德應當是一個有機的價值體系,以滿足個體安身立命和社會生活的需要。依此,“新五常”的價值共識還期待一場新的文化覺悟,也期待一次自覺的理論建構。

三、倫理實體發展的集體理性與倫理精神共識

倫理型中國文化之所以特立于世界文明數千年,與宗教型文化平分秋色,重要文明密碼在于它建構并不斷發展了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獨特氣派,形成一種以倫理實體的集體理性為重心的倫理精神傳統。調查發現,改革開放 40 年,一種新的倫理精神共識正在生成,其要義有三。一是倫理認同,尤其是對倫理實體的認同;二是倫理憂患,以道德批判和道德發展保衛倫理存在,捍衛倫理實體;三是倫理建構,在文化寬容中建構新的倫理實體。可以說,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道德發展是倫理精神共識生成的過程,它在家庭、社會、國家三大倫理實體中得到集中體現,是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第三個重要文化共識。

(一)“倫理譜系”與問題意識的轉換

家庭、社會、國家是生活世界中的三大倫理實體,它們辯證互動構成人的倫理生活、倫理精神和倫理世界的體系。家庭是自然的或直接的倫理實體,社會與國家是現實的或通過教化所建構的倫理實體。家庭倫理實體的核心問題是婚姻關系和代際關系,社會倫理實體的核心問題是財富普遍性,國家倫理實體的核心問題是權力公共性。財富的普遍性和國家權力的公共性,是生活世界中倫理存在的兩種基本形態,是社會與國家成為倫理性存在或倫理實體的兩大基本條件。如何應對家庭、社會、國家三大倫理實體并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問題,歷來都是中華文明尤其是中國倫理道德的難題。中國倫理道德的最大文明貢獻,就是在精神世界和價值世界中建立了三者一體貫通的哲學體系和人文精神,但也遭遇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挑戰,最根本的挑戰就是家庭在文明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對財富倫理和權力倫理的深刻影響。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倫理道德就是關于個體與三大倫理實體、關于三大倫理實體之間辯證互動關系的集體理性、憂患意識,以及作為其理論自覺的精神哲學體系。

無論在生活世界還是精神世界的意義上,改革開放伊始就表現出對家庭的某種倫理親和與倫理回歸,但隨著集體理性和文化憂患意識中對家庭倫理緊張的緩解甚至消解,日益突顯比西方世界更為嚴峻的新挑戰,聚焦點就是社會生活中的財富倫理、國家生活中的權力倫理與家庭倫理的關系問題,財富普遍性與權力公共性日益成為深刻的倫理難題。于是,不僅家庭、社會、國家的三大倫理實體的關系出現新課題,而且財富倫理與權力倫理也出現新難題。因為在中國,即便是個人主義也表現出與西方不同的形式,家庭本位的傳統使其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家庭個人主義的傾向;財富的分配不公,相當程度上是家庭財富而不只是個人財富的分配不公;權力腐敗很多情況下不是孽生于對個人財富而是對家庭財富的追逐放縱。于是,無論改革開放中倫理道德的 “中國問題”,還是社會大眾的 “中國問題意識”,一開始便都聚焦于三大領域:家庭倫理、財富倫理和權力倫理。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不僅問題式和憂患的強度發生重大變化,而且它們在集體理性中的地位也發生重大位移,新的問題意識正在生成。

在 2007 年和 2013 年的調查中,分配不公與干部腐敗都是位于前兩位的文化憂患或倫理道德問題。

然而, 2017 年的全國調查發現,社會大眾的問題意識發生結構性改變。“對中國社會,你 最 擔 憂 的 問 題 是 什 么?” 排 列 前 五 的 依 次 是:腐 敗 不 能 根 治 (占39.5% );生態環境惡化 (占 38.6% );老無所養,未來沒有把握 (占 27.2% );生活水平下降 (占 22.4% );分配不公,兩極分化 (占 18.3% )。

綜合三次調查數據,“腐敗問題”兩次居首位,一次居第二位;“分配不公”前兩次都位于第一或第二位,但在第三次調查中處于第五位。在社會大眾的問題意識或憂患意識中,“分配不公”問題的地位已 “變”,而 “腐敗問題”則是 “變”中之“不變”,“中國問題”和 “中國問題意識”發生了重大變化,生態問題和家庭問題成為位于分配問題之前的倫理憂患。導致變化的原因可能有幾方面。一是倫理道德本身的變化,或者分配不公的問題得到部分解決或緩解,或者社會大眾對于分配差距的倫理承受力發生變化;二是社會主要矛盾和大眾期待的變化,生態問題日益突顯,老齡化進程中老有所養和未來生活安全成為日益緊迫的 “中國問題”,國家發展理念中關于當今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以及 “五位一體”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已經體現了這種變化。問題意識的位移體現 “倫理譜系”的變化,即在問題意識中,倫理憂患的譜系由原有的 “國家—社會—家庭”轉換為 “國家—生態—家庭—社會”,這是倫理精神共識的重要時代推進。

可見,改革開放 40 年,社會大眾的憂患意識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與此相對應,倫理精神共識演進的基本趨向是兩大轉化:集體理性中道德意識向倫理意識轉化;憂患意識中道德品質憂患向倫理能力憂患轉化。“變”中之 “不變”是:社會大眾依然秉持倫理型文化的基因,一如既往地保持關于倫理道德的高度憂患意識,尤其對倫理實體中的倫理存在保持高度的文化關切和文化緊張,倫理實體的新形態在文化寬容中得到發展。

(二)家庭倫理的文化守望

按照黑格爾的理論,家庭是直接的自然的倫理實體,然而對中國倫理型文化來說,家庭還是整個文明的基礎和神圣性根源。由此,關于家庭的倫理共識便聚焦于兩方面:家庭是否依然 “直接”和 “自然”? 家庭是否依然可能成為倫理策源地和神圣性根源?

家庭在現代中國倫理中的本位地位及其文化共識已經在 “新五倫”中被確證,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所達成的最大共識之一,它為現代中國的倫理型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事實和價值基礎。改革開放邂逅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邂逅老齡化問題,當今中國社會關于家庭倫理形成何種文化共識? 調查顯示:以倫理憂患為表達方式的文化共識正在生成,聚焦點是家庭倫理形態、家庭倫理能力和家庭倫理風險,共識的主題詞是 “文化寬容”。具體地說,對家庭倫理形態的變遷采取寬容態度,對正在和可能遭遇的家庭倫理風險已有集體自覺,憂患意識由道德品質向倫理能力轉化。

“現代家庭關系中最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什么?” 2007 年、 2017 年的調查都在眾多選項中限選兩項,雖對象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所獲得信息的倫理結構基本相同,代際關系第一,婚姻關系第二。2007 年的排序是: “子女尤其獨生子女缺乏責任感”(占 50.1% );“婚姻關系不穩定,兩性過度開放”(占 42.3% );“代溝嚴重,價值觀對立”(占 36.2% ); “子女不孝敬父母” (占 26.2% )。2017 年的調查將問題細化,尤其將主觀品質與客觀能力相區分,依次是:“獨生子女難以承擔養老責任,老無所養”(占 28.8% );“代溝嚴重,父母與子女之間難以溝通”(占 28.1% );“婚姻不穩定,年輕人缺乏守護婚姻的能力” (占 24.3% ); “子女尤其獨生子女缺乏責任感,孝道意識薄弱”(占 18.5% )。

這 10 年中關于家庭倫理集體意識問題軌跡的最大變化,是由主觀倫理意識向客觀倫理能力、由道德批評向倫理憂患的演進。第一憂患由 2007 年的 “子女缺乏責任感”的道德品質,轉換為 2017 年 “獨生子女難以承擔養老責任”的倫理能力; “婚姻不穩定”也不只是價值觀上的 “過度開放”,而且是 “守護婚姻”的能力。“問題式”轉換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獨生子女與老齡化問題的邂逅,使中國社會不僅在文化價值上 “超載”即孝道的文化供給不足,而且在倫理能力即行孝的能力方面“超載”;二是社會急劇變化,代際之間的文化斷裂加大,文化對峙加劇;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文化消解倫理的實體性,社會倫理能力式微。2017 年的調查顯示,關于家庭倫理的文化憂患,各年齡群體和城鄉群體之間共識度較高,差異的規律性較明顯:受訪對象的年齡越大,對養老能力、孝道意識兩大問題的憂患度越大,最大差異度分別為 9 個百分點和 5 個百分點;受訪對象年齡越輕,對代溝嚴重、婚姻能力兩大問題的憂患度越大,最大差異度分別為 6 個百分點和 3 個百分點。與之對應,城鄉群體之間的共識度最高,以上 4 個數據的差異度大都在 1 個百分點左右,說明它們已經是一種社會性共識。

總體上,當今中國家庭幸福感較強,根據 2017 年的全國調查,認為 “幸福”和 “比較幸福”的占比達到 88.3% 。但是家庭倫理的問題意識由 “獨生子女缺乏責任感”、“孝道意識薄弱”的道德品質憂患,向 “老無所養,獨生子女難以承擔養老責任”的轉化,釋放出家庭倫理承載力 “超載”、家庭倫理安全和倫理風險的危機信號,將導致家庭的倫理魅力度和倫理功能的弱化。“問題式”的這種轉換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詮釋為代際之間的倫理理解和倫理和解,因為倫理能力的歸因是對道德品質缺陷的某種辯護。其中 “獨生子女難以承擔養老責任”毋寧應當被看作是獨生子女時代父母一代的某種悲壯的倫理退出,由于家庭倫理能力的局限,他們部分甚至徹底地放棄對 “獨一代”孝道的道德訴求與道德追究。在倫理型中國文化中,家庭承擔終極關懷的倫理使命,這種終極關懷包括生活世界的 “老有所養”和精神世界對生命不朽的超越性訴求,一方面家庭提供老有所養的自然倫理安全,另一方面在血緣延綿中個體生命獲得永恒的超越性意義,由此入世的倫理才可以與出世的宗教相抗衡。獨生子女邂逅老齡化將家庭拋入空前的倫理風險之中,也許 “子女缺乏責任感”可以通過道德教化緩解,但 “獨生子女難以承擔養老責任”卻是家庭倫理功能的重大蛻變,它將大大削弱家庭的倫理魅力度,并因其難以承擔作為終極關懷的倫理使命,最終動搖家庭作為倫理型文化基礎的意義,存在巨大的文化風險。因為,如果家庭難以提供終極關懷,社會大眾就可能到宗教那里尋找文化替代,例如,一定范圍內存在的老齡信教群體的激增,應與這一文化風險深度相關。“第一問題”的位移,昭示老齡化社會所面臨的嚴峻倫理挑戰,也許社會可能逐漸承擔養老的責任,但對家庭終極關懷的失落所導致的文化后果與倫理風險必須有充分的集體自覺。

(三)分配公正與社會倫理實體的文化認同

財富在何種意義上是倫理問題,是何種倫理問題? 一言蔽之,財富是社會領域和社會生活中的倫理存在,分配公正是社會作為倫理實體的客觀基礎。財富和財富分配既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也是一個倫理學和法哲學問題,遵循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重邏輯。經濟學的邏輯是效率,倫理學的邏輯是公平或公正。改革開放通過變革“一大二公”的傳統經濟體制,以利益驅動機制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但也伴生分配公正的難題。分配公正的倫理根據和倫理意義展現為兩方面。一是財富的普遍性,分配公正本質上是財富分配和財富占有的倫理合法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論經濟學家還是倫理學家、法學家都承認,財富分配是一個倫理問題。二是財富與人格的關系問題,根據黑格爾的理論,所有權是人格確立的外部形態,占有財物是人格及其自由的基本條件,這也是馬克思號召 “無產者”革命的倫理根據。改革開放的過程,相當程度上是財富的經濟學邏輯與倫理學邏輯之間的辯證互動,即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價值平衡過程。分配公正的倫理原則如此重要,乃至孔子在軸心時代就發出預警:“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這一命題飽受誤讀,根源就在于只以經濟學的效率邏輯解讀,其實作為一個法哲學和倫理學命題,它道出了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的 “初心”。正因為如此,關于分配公正的倫理精神共識應當是改革開放40 年最重要的文化共識之一。

1. 社會公平狀況的倫理認同

社會公平、分配公正、善惡因果律,是三個相互關聯但又有所區別的與公正相關的問題域。社會公平比較綜合,客觀中滲透著主觀,認知依賴于整體感受;分配公正集中于經濟領域和倫理領域,感受比較直接;而善惡因果律或道德與幸福的一致則既是社會現實,也是文化信念。三者從社會、經濟、文化的不同領域體現一種文明的公正狀況。我們的調查發現,社會大眾對當今中國的社會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倫理認同在基本一致中又有明顯差異。

當今中國社會的公平狀況到底如何? 2017 年的全國調查呈現出社會大眾的認知與判斷。調查發現,社會大眾的主流認知是 “說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說不公平”的模糊判斷,占 38.0% 。主流的模糊判斷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公平問題并未成為當今中國社會最為突顯的問題,否則在大眾認知中不會 “說不上”;其二,大眾對公平問題缺乏足夠的倫理敏感性。但另外兩個信息可以幫助對這兩個原因進行辨析。選擇 “比較不公平”和 “完全不公平”的總和為 35.2% ,“比較公平”和 “非常公平”的總和為 26.8% , “不公平”比 “公平”的判斷高出近 9 個百分點,因而 “不公”依然是 “中國問題”。

問題在于,既然總體判斷是 “不公平”,為何它在問題意識中的地位會發生變化? 2017 年調查的另一個數據可以提供部分解釋。“和前幾年相比,你認為目前我國社會的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現象發生何種變化?” 53.0% 的受訪者認為 “沒有什么變化”,這是主流,它與 “說不上公平也不能說不公平”的模糊判斷相同。模糊不僅意味著難判斷,也意味著中立,但在中立判斷之外,占主導地位的是 “有較大改善”的認知,占 33.5% 。只有 13.5% 的受訪者認為 “更加惡化”。由此可以推斷,導致 “分配不公”在社會大眾的問題意識中序位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得到“較大改善”。如果結合關于道德和幸福 “能夠一致”的 (占 67.9% )文化認同指數和文化信心指數,那么問題意識的這種位移就更可能解釋。

2. 分配不公的倫理承受力

2017 年的調查也表明,分配不公可能產生甚至已經產生嚴重社會后果。影響人際關系緊張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在諸多選項中,“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占 33.0% )居首位,其后兩位分別是: “社會資源缺乏,引發惡性競爭” (占29.6% ),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缺乏信任 (占 28.4% )。但是,第一共識中已經顯示,社會大眾對人際關系具有較高的滿意度,因而分配不公并沒有成為最大倫理憂患,另一個調查數據可以為分配不公在當今中國社會大眾的問題意識中的地位變化提供詮釋。“你認為目前我國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否可以接受?” 2013 年和2017 年的調查數據有明顯差異。

由表 9 可見, “不合理”的判斷是主流,但同樣 “可以接受”的判斷也是主流。但從 2013 年到 2017 年,認為 “合理,可以接受”的判斷上升了近 4 個百分點,而“不合理,不能接受”的判斷下降了 7 個百分點。這也反證了上文關于貧富不均現象“有較大改善”的判斷,同時也可以假設,當今社會大眾對收入差距的倫理承受力有所增強。

以上諸多信息構成互補互釋的信息鏈,呈現關于當今中國社會公平狀況的兩個基本共識:“不公平,但可以接受”;“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現象得到 “較大改善”。正因為如此, “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并沒有像 2007 年、 2013 年的全國調查那樣,成為大眾集體理性中最擔憂的兩大問題之一。當然,導致這一變化的更大原因,是中國社會在發展中遭遇了新課題和新難題,這就是生態倫理和老齡化社會的家庭倫理問題。

(四)干部道德與國家倫理認同

1. 干部道德是何種倫理問題?

腐敗現象是改革開放遭遇的基本難題之一,但對這一問題的認知至今仍存在一個哲學盲區,即只將其視為道德問題。其實,腐敗之所以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就在于它不只是個體或某個群體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倫理問題,準確地說,是倫理—道德問題。腐敗不僅因為部分干部將公共權力當作個人利益的戰利品而消解國家的倫理實體性,而且因為權力與財富的私通而消解社會的倫理實體性,由于中國式腐敗往往不僅一般意義上可能是家族式腐敗,而且是出于家庭利益的腐敗,因而也消解家庭的倫理合法性。因此,在倫理型文化背景下,腐敗所傷害的不是一種倫理而是包括家庭、社會、國家在內的一切倫理,傷害的是倫理本身。正因為如此,關于干部道德發展的大眾共識,才成為改革開放 40 年最重要的文化共識之一。

干部道德因為權力公共性而具有特殊要求,并成為與國家倫理深刻關聯的重大問題。“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個體發現在國家權力中他自己的根源和本質得到了表達、組織和證明。” 所以國家權力在精神哲學意義上是一種 “高貴意識”,其倫理本性是 “服務的英雄主義”。“高貴意識是一種服務的英雄主義 ( Heroismus des Dienstes )——它是這樣一種德行,它為普遍而犧牲個別存在,從而使普遍得到特定存在,——它是這樣一種人格,它放棄對它自己的占有和享受,它的行為和它的現實性都是為了現存權力 (Vorhandene Macht )的利益。”國家權力 “服務”的倫理本性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尤為重要。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公有制的核心是物質生活資料為全體人民所有,但在現實生活中所有權和支配權往往分離,支配權或國家權力被作為人民代表的干部掌握,于是公有制的徹底貫徹需要滿足一個倫理條件,即掌握國家權力的干部必須為人民服務,由此毛澤東才提出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要求和倫理理想。在一定意義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 “服務的英雄主義”,它是國家權力的倫理本質的中國表達。干部道德不僅是公務員群體的道德,由于他們是國家權力的支配者,因而也是政治倫理、政府倫理和國家倫理。改革開放進程中,由于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多樣性文化的沖擊,干部作為一個群體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驗和倫理挑戰,以權力與財富私通為特征的腐敗成為最具前沿意義的難題,它不僅影響社會大眾對干部而且由此影響對政府的倫理信任,最終影響國家作為倫理實體的公信力與合法性。調查顯示,改革開放 40 年來,治理腐敗就是一場倫理保衛戰,是一次保衛國家倫理的文化自覺,在此過程中社會大眾對干部道德發展和政府倫理信任已經形成許多重要共識,達到關于國家倫理實體的新的文化自信。

2. 關于干部道德和政府倫理的三個文化共識

三次調查已經揭示,腐敗或 “腐敗不能根治”一直是社會大眾最擔憂的問題,應該說這已經不只是關于干部道德,而且是大眾集體理性中最基本的共識。有待進一步推進的是,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強力反腐,這一難題的破解取得何種進展?社會大眾的 “第一憂患”是否得到緩解并形成一些新共識? 2017 年的全國調查顯示,關于干部道德和政府倫理的三個共識正在形成。

第一,腐敗現象有較大改善,對干部的倫理信任度提高。“與前幾年相比,你認為目前 我 國 官員 腐 敗 現 象 有什 么 變 化?” 65.1% 的 受 訪 者 認 為 “有 較 大 改 善”,12.8% 的受訪者認為 “有很大改善”,二者總和 77.9% ,是絕對多數。19.5% 的受訪者認為 “沒有什么變化”, 2.3% 的受訪者認為 “更加惡化”。事實證明,懲治腐敗有效提高了社會大眾對干部的倫理信任度。“與前幾年相比,你對政府官員的倫理信任度有什么變化?”雖然近 47.7% 的受訪者認為 “沒有什么變化”,但 “信任度提高了”的選擇占 38.8% ,“更加不信任”的占 13.6% ,信任度已有很大提高。

第二,對干部群體的倫理理解和倫理認同度提高。“你認為干部當官的目的是什么?”第一選項就是 “為人民服務,為百姓做好事做實事”,選擇率達 45.4% ,加上“為國家與社會作貢獻”的 27.0% ,肯定性、認同性判斷是主流,占 72.4% 。雖然認為 “為自己升官發財”的也占 34.3% ,但在 2007 年的調查中,第一選項就是“為自己升官發財”。它表明社會大眾對整個干部群體在理解與和解中走向認同。

第三,倫理形象復雜多樣,干部道德出現新問題。雖然在干部道德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但真正解決問題還任重道遠。“在生活中或媒體上看到政府官員時,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2017 年調查表明,社會大眾對于干部形象的 “倫理聯想”或 “倫理直覺”非常復雜,排序依次是:官僚、有權有勢的人、公仆、有本事的人、決定命運的人、貪官、惹不起躲得起的人、遇到大事可以信任的人。雖有 19.3% 的受訪者認同為 “公仆,為老百姓謀福利”, 2.9% 的受訪者認為干部是 “遇到大事可以信任的人”,但其他都比較復雜,甚至負面。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強力反腐,目前干部道德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你認為當今干部道德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 2013 年和 2017 年兩次調查共識度較高,問卷所列的八大問題中,一般變化都只是相鄰兩大問題調換次序:“貪污受賄”與 “以權謀私”在第一、二位中互換位置; “生活作風腐敗”和 “政績工程,折騰百姓”在第三、四位中互換位置;“鋪張浪費”和 “拉幫結派”在第七、八位中互換位置。變化最大的只有一個,即 “平庸,不作為”,它從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位序唯一沒變的,是 “官僚主義”在兩次調查中都處于第六位,這說明 “平庸,不作為”已經成為官員道德的新問題。

(五)倫理精神形態的共識

以上關于家庭、社會、國家三大倫理實體的文化共識,根本上是一種倫理精神共識,這些共識依次聚焦于三大倫理問題:家庭倫理能力,分配公正,干部道德。共識生成的文化軌跡是由道德走向倫理,要義是秉承 “倫理優先”的中國精神哲學傳統,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以道德發展捍衛倫理實體。但是,“倫理優先”已經在改革開放的激蕩中具有現代形態,其集中表現是在大眾認知乃至理論體系中由倫理認同的德性優先向倫理反思的公正優先的哲學轉換。調查表明,中國社會大眾已經形成新的倫理精神共識。

個體德性與社會公正相互關系的精神哲學實質是道德優先還是倫理優先,就倫理實體而言,是倫理認同優先還是倫理反思優先。“你認為個體德性與社會公正哪個更重要?”以上相隔 10 年的兩次調查信息基本相同,認為 “個體德性最重要或二者矛盾時個體德性優先”的選擇率分別為: 47.9% 、 46.0% ,認為 “社會公正最重要或二者矛盾時社會公正優先”的選擇率分別為: 50.1% 、 54.0% ,這 10 年差異率為 2% — 4% ,總的趨向是主張倫理與道德應當統一,倫理道德一體,但社會公正的訴求高于個體德性而處于優先地位。但進一步比較便會發現,對社會公正的訴求不斷增強,倫理之于道德的優先地位日益突顯。2007 年個體德性優先與社會公正優先之間的差異率只有 2.2% ,但 2017 年的差異率已達到 8% 。這說明,當今中國社會大眾在守望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傳統的過程中,已經不只是傳統的倫理認同優先,也不只是近現代啟蒙中的倫理批判優先,而是道德與倫理、德性與公正辯證互動中的倫理優先。倫理學界持續多年的關于德性論與公正論之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倫理精神形態轉換的理論體現。中國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傳統和精神哲學形態沒有變,但面對新的時代課題,問題式和哲學范式發生了部分質變,已經具有新的形態。

結語:倫理型文化的共識

綜上,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洗禮,中國社會大眾的倫理道德發展已經形成三大文化共識,其要義一言概之:倫理型文化的共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型特質已經被黑格爾、梁漱溟,以及當代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等所揭示和論證,倫理型文化的共識并不是宣示某種文化保守主義,而是表明中國社會大眾依然守望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精神家園,倫理道德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文化地位,這是改革開放 40 年來倫理道德發展的 “變”中之 “不變”。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是倫理型文化認同與回歸的共識;“新五倫”— “新五常”是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共識;倫理道德的集體理性與倫理精神共識是倫理道德發展的共識。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歸——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形成中國社會大眾關于倫理道德 “認同—轉型—發展”的文化共識的精神譜系。其中,“倫理型文化”的傳統是共識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內核,倫理型文化的認同與回歸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共識。

由此,可以得出三個具有哲學意義的結論。第一,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一種倫理型文化,中國社會大眾以對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一如既往地守望著倫理型文化的獨特氣派;第二,倫理型文化的現代中國形態已經生成,現代中國倫理道德的精神哲學形態依然是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的轉型軌跡、德性與公正辯證互動中公正優先的新的倫理精神共識,這表明,無論是 “倫理—道德一體”還是 “倫理優先”,都已經具有體現新的時代精神的哲學形態;第三,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必須遵循倫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學規律,堅持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當然,這些共識還有待進一步推進,從自發走向自覺,從社會心態走向社會行動,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文化共識走向文化自覺和文化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