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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理論的反思性研究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許多學者借鑒西方文化研究、反思社會學的成果，展開了對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狀況的反思，邢建昌等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人民出版社2019年）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產生的。該書是作者在長期的教學與科研中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問題思考的結晶，也是從特定的思想、觀念和方法（即知識型）出發理解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一種嘗試。該著作具有鮮明的特色：

獨特的研究視角。該書建基于知識學模式的文學理論反思研究基礎上，從知識、知識生產的視角反思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的知識狀況，從“元理論”層面展開的對于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追問，這一研究思路有效地避免了文學理論反思研究中由于宏大敘事所帶來的問題意識匱乏的弊端，從知識化、專業化等方面提升了文學理論的學科水準，發揮了文學理論介入現實與公共空間的能力。知識學模式，既是理論也是方法。以知識學模式進入問題，文學理論某種觀念的提出、某種方法的運用以及某種解釋效果的產生，都不是孤立的、基于經驗的，而是受深層的“知識型”所決定。邢建昌教授在研究中一直秉承“知識型”對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信念，他認為研究不只是實證性地進入問題，也是帶著特定的知識背景進入問題的過程。該書就是從特定的知識背景出發，以知識生產為視角在“元理論”層面對文學理論進行的反思性研究。以第一章“認識論框架下的形象思維討論”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之初圍繞文學本質特征的探索，肇始于形象思維的討論，在以意識形態為元理論的文學理論中，“形象思維”是核心概念。而由它所引發的關于文學本質特征的認識，直接影響了后來文學理論關于文學本質問題的言說。邢建昌教授在一個廣闊的視域中對形象思維與文學觀念的發展變化作了多側面的剖切。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文學本質特征的嬗變及各種思潮紛紜復雜，有難以理清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邢建昌教授在書中對這些文論現象予以考鏡源流的辨析，不僅理清了文學理論知識譜系的主要脈絡，也將隱掩在歷史縫隙中的文脈揭示出來。作者強調，我們可以理出一條形象思維討論逐層深化的思想線索：形象思維是認識——一種特殊的認識——藝術不只是認識，情感之于藝術是更為根本的——情感吁求形式等。可以看出，形象思維討論的這個線索是逐層深入的。1985年前后，形象思維的討論終結了，但它所提供的資源還是比較豐厚的。

嶄新的組織架構。該書的結構框架完整而緊湊，各章節核心問題的探討既有獨立性，又有整體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一書以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動力學根據為起點，在知識層面探討文學理論的知識演進及其內在規律，把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歸結為基于文學、哲學或美學相關學科、跨學科的召喚。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作者進行了四個維度的概括：從反映論到審美反映論再到文化研究論；本質主義到反本質主義；走向反思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后現代語境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本書拈出11個問題進行具體探究：形象思維、人學主題與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關系、文學理論知識根據的內轉、文學理論知識維度的拓展、“新方法論”與文學理論知識的更新、審美作為文學理論的知識型、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古代文論與文學理論知識生產、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知識生產、新媒介與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反本質主義之后的文學理論研究等。這樣的框架結構避免了面面俱到卻不能深入考察的弊端，顯示了作者開闊的研究視野與獨到的理論眼光。

開闊的學術視野與理論穿透力。著者搭建了一個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狀況的分析框架，在詳細占有和分析文獻的基礎上，呈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圖景，展示這一時段文學理論展開自身的邏輯結構。這的確是一種獨到而深邃的眼光，這與邢建昌教授長期以來對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關注直接相關。開闊的學術視野與敏銳的學術目光，使《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一書在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一般狀況時堅持 “在特定的知識背景下提問”的原則，使問題語境化、歷史化，超越了文學理論研究中經驗式的感知和情緒化論證的偏見，從而具有了非常強的理論穿透性。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一般狀況的反思實際上也是對當下文學理論發展狀況的展望。

直面問題的勇氣。與時下一些高調的甚至是劍拔弩張的文藝理論論著相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一書是對一段時期文學理論知識狀況的梳理，但這并不妨礙該書對文學理論所面臨的新課題的正面回答。書中對這些新課題的回答是富有堅實的學理基礎的，是在充分考察文學理論的客觀情勢之后得出的，因而更具說服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作為一部反思文學理論的著作，它不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譜系的簡單化描述，也不是那種大聲疾呼、振聾發聵之作，而是一部扎實的、厚重的具有思想魅力的著作。如果是一位對文學理論有一定常識、有相當興趣的讀者，讀之一定會手不釋卷、徜徉在理論展開的愉悅之中。

該書沒有規避當代學者們所關注、所辯難的重要理論問題，而是給予全面的清理和正面的回答。例如：從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把握知識生產的一般規律和特點；分析文學理論作為“知識”的特殊性，知識生產與意識形態“偏見”的生產構成怎樣的關系等等，書中對這些問題都進行了有價值的知識梳理和探索。正如作者所言：“‘對話與爭辯’不僅是文學理論知識更新的動力，還是防止文學理論陷入僵化與專制的力量。文學理論只有在不斷接受質詢、辯難的過程中，才能激活自我的反思能力”。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種情懷，一種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人文情懷。作者把一些人視作枯燥晦澀的理論研究作為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作為使個人獲得尊嚴和力量的方式。他引用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借題發揮：“是‘思’照亮了‘在’的意義，賦予了‘在’的行動價值。‘思’因此是人為的、屬于人的，是人難以擺脫的宿命。”這種以學術為志業的情懷和擔當，無疑是當今學術界最為缺乏的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