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十周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我相當贊同這個提議。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奧巴馬的演講，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淺，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講卻極為動人，我認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資源是不斷地精讀包括《圣經》在內的經典。這些經典深入他的精神層次，除了源源不斷地提供許多精彩的養分之外，也形成了一個規模、一個框架、一種內在的雄渾的氣氛與節奏，再加上他在適當的時候套引經典，使得他的演講及文字非常動人。

20世紀芝加哥大學阿德勒教授提倡閱讀偉大作品，這件事今天看來已經相當老舊，它的意義卻從未褪色。我個人深知討論經典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什么可以成為經典以及如何閱讀經典，便可以從無數方面去談。這里則只想試著回應一種質疑。

2001年，當我在“國科會”引號為編者所加。此類情況下同。人文處為了推動“經典譯注計劃”而舉辦一系列“西洋經典與現代人生”的講座時，因為報紙副刊的報道，曾經引起一些注意。有一位聽眾打電話到人文處：“都是一些過了時的書，何必這樣大張旗鼓？”這個質問促使我們思考：何謂經典？經典是不是一部沒有錯誤、尚未過時的書？一部書之所以成為經典一定有許多原因：它的歷史影響巨大，它的內容歷久彌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問題，它的詞采閃亮驚人，它的思路細密曲折，它的架構雄渾龐大等，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認的是，經典中的一部分內容，經過時代的淘洗，用現代人眼光看來已經錯誤或過時，為什么人們仍然需要讀它？再者，經典是不動的，它如何與人類無限多樣的存在境遇，以及人類所關心的翻新出奇的問題發生關聯？

正如同一個點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處，一本書的內容怎么可能既是古代的，又永遠是當代的？“同時代感”一定是跟我們這個時代的“相似感”嗎？

三十年前，我曾似通不通地讀了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覺得他很想解答這個問題。這部書中反復討論《圣經》如何關聯呼應（correlated）每一個時代；如何在不任意改動《圣經》的“訊息”下，關聯呼應每一個時代特殊的“境況”；如何形成一種既不是從“境況”中抽取答案，也不會過度被“訊息”的固定性所拘限，而對時代的迫切問題提出解答。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氣所提出的解答，應該只是人們親近經典的進路之一。

有的人每隔幾年就要讀一遍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想跟著他細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像磨透鏡一樣。王國維可能是近代中國最早深入琢磨“三大批判”的人，到了后來，當他放棄哲學（他說哲學是“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之后，我們仍然可以在他的經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路的影子。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讀馬克思的小冊子《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馬克思形容這本書是在分析“為什么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包括路易·拿破侖，Louis-Napoléon Bonaparte）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列維-施特勞斯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親近那種從四面八方、一層又一層地解剖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侖政變事件的銳見。

在這一次有關經典的演講中，我所選的兩本書之一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書中的部分內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衛、非常鋒利的，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芻狗，然而這本小冊子在歷史上曾經發揮無比的影響力，使它自然具有相當的分量，書中所提出的若干議題：君臣的角色、君臣的關系、讀書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輿論的問題、物質力量的配置應集中在中央還是分散在各地等一連串問題，現在看來仍有一定的新鮮感。即使其內容已經過時，身為讀者，我們仍想深入歷史脈絡，了解作者為什么那樣說。古人說“誤書思之，亦有一適”，設身處地深入了解經典的每一部分，正是一種磨礪自己的功夫。

最近我偶然讀到一封前人的信，信中說日本的山本玄絳禪師在龍澤寺講經，說：

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這段話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釋。我則想借它來說明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讀者的角色與經典一樣重要。閱讀古往今來的經典，除了應當虔敬地學習它的道理、它的論題、它的詞采外，還要進行一種密切的對話。對話的對象可以是永恒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東西。無論如何，在與經典密切對話的過程中，讀者不斷地“生發”出對自己所關懷的問題具有新意義的東西來。經典之所以歷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對話與創造的豐富資源。閱讀經典一方面是要“照著講”，同時也要“接著講”（馮友蘭）。不管“照著講”還是“接著講”，最后“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本文摘錄自《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王汎森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