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馮雪峰肖像 羅雪村 作

馮雪峰的編輯活動與他的革命活動、文學活動始終緊密聯系。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還是“湖畔詩人”的馮雪峰就開始從事詩歌集和刊物的編輯工作。上世紀30年代初，在魯迅的指導下，他聯合施蟄存等人主編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的文藝政策。左聯時期，他又主編了《萌芽月刊》（后名《新地》）、《前哨》（后名《文學導報》）、《世界文化》，并協助丁玲編輯《北斗》。抗戰時期，他曾擔任《抗戰文藝》的后期主編。1948年至1949年間，馮雪峰在蘇聯塔斯社上海分社辦的時代出版社從事編審工作，促進了中蘇文化交流。

1953年，全國文協改組為中國作家協會，馮雪峰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黨組成員。因有豐富的編輯經歷，再加上想干一點“具體的文化工作”，“走單單做一個作家的道路”（胡愈之《我所知道的雪峰》），馮雪峰的工作重心便放在了編輯活動上。除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外，馮雪峰最重要的編輯實踐即是在中國作協的機關刊物《文藝報》展開的。馮雪峰成為《文藝報》的主編，很大程度上還因其文藝理論家的身份。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學》主編，胡喬木提議由馮雪峰接替丁玲做《文藝報》的主編。據丁玲回憶，“他主編《文藝報》是有人在會上提出來我贊成的。因為我覺得我編《文藝報》不適合。我不是搞理論的，他是搞理論的。他編《文藝報》比我好，由馮雪峰來編，我向來是這樣主張的”（丁玲《我與雪峰》）。實際上，作為資深文藝理論家的馮雪峰接手《文藝報》后，便一直在文藝與政治之間做著調適，對如何建設“新的人民的文藝”做了認真而嚴肅的探索。

在1952年至1954年期間，馮雪峰主持了《文藝報》總第55期（1952年第二號）至總第123期（1954年第二十二號）的編輯工作。他的辦刊宗旨符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他認為“《文藝報》是一個以宣傳和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積極開展文藝批評為主要任務的刊物”，“他的原則，就是組織和發表一切有利于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文藝事業的發展的評論”。而在馮雪峰擔任主編時期，《文藝報》增強了政論性的文章，出現了“雙社論”的版面安排，不僅在文藝批判潮流中成為一股積極的力量，同時也顯示出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馮雪峰作為主編力圖兼顧不同的宣傳重點、增加討論熱點，從而探索新文藝走向的辦刊智慧。

但是這并不代表馮雪峰就贊成文學的完全政治化，他仍然希望打破教條主義對文藝的束縛，為作家爭取最大限度的創作自由。他除對新中國文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予以肯定外，更指出了其時某些負面因素和領導方式對文藝發展的阻礙。如何通過《文藝報》建設“新的人民的文藝”一直是馮雪峰重點關注的問題。自擔任《文藝報》主編始，馮雪峰就有意逐漸調整編輯方針。先是大量削減了針對性的酷評文章和作家檢討，1952年下半年在“文藝評論·文藝論文”一欄中共刊出33篇文章，其中僅有兩篇針對性批評，而這半年也僅刊出一篇作家檢討，1953年也僅刊出何其芳、林默涵兩篇批評文章。與此同時，增加了平和客觀的說理性文章和指導性文章，如《評電影〈葡萄熟了的時候〉》《細節、具體描寫》《地方報紙上的文藝作品評介應該面向群眾》等等。“讀者中來”一欄中，選刊的信件數量被有意削減，并且所刊的內容也更多指向普遍問題，而少針對具體作家，打破了以前的“讀者監督機制”。在馮雪峰看來，讓讀者過度介入文藝創作有礙于文藝的發展，因為當時的讀者“在文藝學習的態度和方法上，還有一些不夠健康的現象”，“僅僅滿足于一事一物的簡單的定義和結論”（《文藝報》編輯部《請不要采取這樣的批評態度和批評方法》）。他還重新激活了不能定期發稿的“新語絲”欄目，且由原來的每期一兩篇增加至每期四五篇。當時正處于抗美援朝時期，故文章主要是批判英美戰爭，而在評論的文風上也延續了魯迅雜文的“戰斗精神”，后來有讀者評價這個時期的“新語絲”欄目的作品，認為“多半上是好的，那么有力、精悍，藝術性也強”（《對“文藝報”的意見——讀者來信綜述》，《文藝報》1955年第23號）。

新中國成立初期，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作家部分轉向行政，還有部分因不合時宜停止寫作，新生力量和工農兵作家的寫作此時又尚未成熟，因而文壇佳作不是那么多。為了創造文壇生氣，馮雪峰便試圖用自己的文章補白，以帶動文壇的創造力，推動《文藝報》上批評空間的展開。在任《文藝報》主編時期，馮雪峰發表在該刊上的文章就多達40余篇。常常同一期中他的文章就有四五篇，大多是以筆名于子、俞密、白芷、李雍、甘泉等，如1952年第4期的《歐陽山等人的例子說明了什么》《毒菌的話》《不要停留》《美俘的命運》，1952年第7期的《勝利在于徹底》《人定勝天》《士不可奪志》《必須堅持工農兵方向》等等。另外，馮雪峰的編者按語也是當時《文藝報》的一大特色，他的“編者按”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學術性，這是因為他始終力圖建立有定向的具體批評，試圖以《文藝報》作為論爭場域，從而推動文藝理論的研究。

“編者按”也成為馮雪峰隱而不宣的發聲渠道，悄然傳達著他對當時文藝問題的看法。借助“編者按”中對蘇聯文學運動、文學作品和文藝思想的論述，馮雪峰表達了對其時文學創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不滿。《文藝報》在馮雪峰主編時期多有“眾聲喧嘩”的現象，尤其是他發起的“關于創造新英雄問題的討論”，后來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關鍵性”論爭。1952年5月至12月，在主編馮雪峰和副主編陳企霞的組織下，《文藝報》開辟了“關于創造新英雄人物問題的討論”專欄，展開了不同觀點在同一媒介場域的對話。馮雪峰本人也在1953年第24期的《文藝報》上以《英雄、群眾及其他》為這次討論作了最后的理論表述，指出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文藝作品中出現的概念化問題，展示出作為刊物主體在特殊時期的個性與勇氣。

馮雪峰還十分關心青年作家的創作，在任《文藝報》主編期間，積極為文藝界培養新生力量，除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著力扶植的杜鵬程，還有后來的文論家敏澤等人。敏澤回憶他們當時一批年輕人與馮雪峰的交往，“盡管在年齡上同他相去較遠，而且在資歷、學識方面懸殊更大，但是，我們有什么問題都愿意和他談。對于青年人，他永遠是一個寬厚的、可信賴的長者！今天翻一翻自己早期幼稚的文章，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地方是雪峰同志費了心血修改過的。一般同志的文章只要送到他的手中，他總要認真地逐字逐句地修改”（敏澤《帶著歉疚的回憶》）。敏澤在1953年第22期的《文藝報》發表過一篇有關《讀〈風波〉》的評論文章，該文發表前曾送馮雪峰處過目，他認真修改完后，在結尾處還加上幾句，為文章增添了不少生色。從敏澤的回憶可以看出馮雪峰對編輯工作的認真，對青年寫作者的重視與真誠。

在新中國成立后政治風云的變幻下，詩人、文藝理論家和革命家的身份在馮雪峰的生活中逐漸淡化，但是編輯這一身份始終伴隨著他，他一直力圖以政治為方向，以真誠為態度，在“政治”和“藝術”之間謀求平衡，始終沒有放棄對真實的追求。馮雪峰在《文藝報》的工作時間雖然短暫，但是其在任時期的《文藝報》顯示出新中國初期對新文藝的探索與努力，是新文化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