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題：汪曾祺不曾寫日記，我替他寫

時間：7月21日下午

主講嘉賓：徐強

地點：魯迅書店

編者按：今年4月，青睞人文尋訪團曾在汪曾祺先生之子汪朗、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楊早等嘉賓帶領下，走進汪曾祺的家鄉高郵，實地領略作家筆下的風土人情。由著這一次緣分，7月21日，青睞與閱讀鄰居和魯迅書店合作，舉辦了首期“讀汪會”。青睞朋友再次聚首，聽東北師范大學的徐強老師講述他所鐘愛和研究的作家汪曾祺，他同時也是《汪曾祺年譜》的編撰者。汪曾祺先生之子汪朗也到場做了精彩發言。

汪曾祺這個人，不斷在變化、成長

楊早（主持人）：今天是閱讀鄰居第188期，是讀汪會第一期。今天到場的好多“青睞”朋友都在4月份一起去過高郵，了解到汪曾祺先生筆下的好多事情。我們去了庵趙莊，看了《受戒》菩提庵的原型大家都很失望，失望本身說明文字的魅力，如果它本來就很漂亮，你看到很漂亮，那不是作家的本事，本事是不怎么樣的地方能寫得如此美好，如此深入人心。

徐強是《汪曾祺年譜長編》的作者，他不是汪曾祺的后人，甚至不是老鄉，從血緣、地緣上沒有關系，他為什么會愿意把大半生的精力投入到這么一個事情當中去，這也是需要闡釋和共鳴的地方。他的年譜，汪先生的兒女汪朗和汪朝是逐字逐句看過，而且給過批注的。

徐強：我從長春來，我的工作單位在東北師范大學，我在學校也不是專門從事現代文學研究，我所在的學科是文藝學，是從理論的角度來教學和研究。但我近十年間轉到個別作家，如汪曾祺研究，包括汪曾祺年譜的工作，絕大部分因素是我個人的一種愛好，對汪先生的一種敬意。

文學研究最近十幾年有一個史料學、文獻學的轉向，這個轉向也是促成我扎到一個作家里面，做一番來龍去脈考述性研究的動力。這跟我個人的性情有點契合。要了解和評價一個作家的作品，我們還需要對這個作家的生活史先來一番考述。

201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動議做新版汪曾祺全集，我當時有一兩篇考證性文章，全集主編季紅真老師看到之后，邀請我加入編纂團隊。后來我負責了其中的散文卷、詩歌卷、雜著卷三部分，也就是現在已經出來的第4、5、6、11這四卷。

小說里很多東西是虛構的，當然在汪先生這兒有一個不同之處，他的所有小說都有原型可追。散文就更為明確了，散文是我后來編纂年譜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所謂的文獻工作，一大部分來自散文，另一部分來自他的書信和相關人員的敘述。

在這個過程中，我把對汪先生的一些認識寫到書的前言中，前言的標題叫《還原“歷史的汪曾祺”》。我把“歷史的汪曾祺”放在引號里面，意思是說，我在年譜里要達到一個目標，要還原一個“作為歷史過程”的汪曾祺。

還原“歷史的汪曾祺”，希望貫徹一個理念：我們要認知的是一個有自己的發展過程、本身在不斷變化和成長的汪曾祺。無論是他的生活史，家庭成員、家庭關系的發展史，他個人生活、個人心智的成長史，還是從走上藝術創作道路，逐漸發展，形成自己風格，到晚年所謂的“衰年變法”，在每一個方面都是一個從前到后的發展過程，我希望把這個發展過程梳理出來。

想知道在他的一生中每一天人在哪兒、寫了什么、做了什么

徐強：吳宓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教授，汪曾祺也是受過他的教誨的。吳宓先生一共出了20卷日記，甚至在艱難危困的條件下，他的日記也像寶貝一樣，別人恨不得扔掉、撕掉，他還小心保護，交給這個，交給那個，叮囑對方一定要保存好。最后《吳宓日記》由三聯書店為他出了，我這次從中引了很多東西。比如說汪先生專門寫一篇很有意思的《跑警報》，跑警報是西南聯合大學師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反映出生活史的原貌，如果有可能，我將來在年譜長編背景部分會標明哪一天有警報，有幾次警報。這部分最好的材料來源是吳宓，現代作家把日記記到這種詳細程度，吳宓算一個極端，但還不是唯一。

汪先生記沒記過日記？記過，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黃土坡時寫過，但是他的日記，寫的太文學化了，寫完之后就變成稿件，寄給報社直接刊發出來了，所以全集里我們收到散文卷中去了，沒有日記卷。

為一個不寫日記的人寫日志，我給自己確定一個目標，當然這個目標永遠都不可能達到：我想知道汪曾祺在他的一生中每一天人在哪兒、寫了什么、做了什么、見了誰、跟誰吃了飯……我希望長編中有一個反映。這就是為什么我說要還原出一部日志式的。

給朱奎元的11封信太有意思了現在保存在高郵一所中學

散文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另外汪先生的書信比較多。汪先生的書信寫得非常有文學價值，我認為有些人的信只有歷史價值，本身不是散文和文學，但是汪先生的書信不同。我最欣賞的是四十年代他在昆明上學期間與高郵同鄉朱奎元的書信往來，經過輾轉流傳，現在保存在高郵的一所中學，汪朝老師提供了整理件。所有書信都沒有詳細的年月日，需要對著里面的內容詳細考察出來，涉及四五年的時間。

我做年譜長編的時候，這一批書信還沒有發表，我每一封都原文錄入進來。書信那么多，年譜不能每一篇都錄，但是寫給朱奎元的11封，全錄了。為什么？因為寫得太有意思了。

朱奎元先生這批書信打撈的過程也有很多曲折。朱奎元是高郵菱塘人，菱塘是高郵唯一一個回族自治鄉，朱先生他們家做生意，他是上海同濟大學的畢業生，內遷也隨校遷到昆明去了。去了之后，因為汪先生家里后來淪陷，要給汪先生寄學雜費的時候，郵路不通，很困難，但是朱奎元經濟比較寬裕，這樣朱家和汪家達成一個協議，汪曾祺的學雜費由朱奎元來支付，在高郵方面汪先生的父親再把錢還給朱先生的父親。朱奎元在同濟大學想必是學工科的，后來到廣東做了鐵路方面的工作，在昆明時是在同濟大學的校辦工廠，也是一個工程師類的角色。他的性情上非常喜歡文學，但是底子不是很厚，特別是在書信里面反映出來，他讓汪先生業余輔導他寫文言文。所以，有一些片段，汪先生好像是用了文言的格式來給他寫。

他們兩個我想性情非常投合，因此朋友之間的書信交往完全沒有任何客套，完全是用一種打趣和敞開心扉的，很抒情，很調侃，這就是汪先生作為中國現代作家非常可貴和稀有的性格，就是他的游戲性，也表現在書信里面，時不時調侃對方一句。后來在散文里的游戲性也是廣泛存在，這是另一個話題。

我覺得這兩個人不是一般的交情，是一種交心。

除了“聯大”師友 汪曾祺還有個隱秘的高郵同鄉朋友圈

徐強：我從這一批書信里認識到，在昆明時期的汪曾祺除了在西南聯合大學師生交游的圈子——他的一些性情投合的同學以及朱自清、聞一多、吳宓、羅常培等對他非常栽培的老師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圈子是很隱秘的，只有在這批書信里才被揭示出來，那就是以高郵同鄉為聯系紐帶，包括朱奎元、汪曾祺，還有一個任振邦，一個吳奎，這樣一個潛在的圈子。所以汪先生在學生時代生活的這兩個圈子，我很奇怪沒有交集，他的很多精力用于跟同鄉們進行交往，交往里充滿文學性，經常寫散文化的書信。

朱奎元先生以后到了臺灣，在臺灣創立了一個公司，他因為特別喜歡京劇，在臺灣還專門收了臺灣最好的一個武生做自己的義子，這個武生跟咱們中國京劇院的宋小川是好朋友，我為這事采訪過宋小川。1993年朱奎元回到北京又見到了汪先生。

我后來輾轉通過菱塘鎮一個官員打聽到朱先生的家世，我在年譜里節略性地引用了一些。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著手做這個工作時，我就越來越感到一種急迫感，這種訪談性工作常常是帶有資料搶救性質的。比如說我訪問了一些人，其中像朱奎元先生的事件當中有一位叫吳奎，他是誰？也是這個圈子里頭，但他不是高郵的，是朱奎元和汪曾祺之間的一個牽線人，他是貴州人，在滇貴公路上開汽車。我隱隱覺得“雞毛”里那個文嫂的女婿身上大概有吳奎的投影。吳奎這邊認識朱奎元，那邊認識汪曾祺。朱奎元有一段時間在昆明想到貴陽去做生意，汪先生為他介紹了那個中學老師顧調笙，顧先生還借給他一筆錢。

吳奎屬于抗戰老兵，90年代后深圳出現一個尋訪抗戰老兵的志愿者組織，他們提供一個信息是吳奎還健在，當年大約92歲了，我要到聯系方式，打聽到了他的女兒，才21歲。當年中專剛剛畢業，她說：“徐老師，是的，那應該是我父親，但是那么久遠的事，我是不知道的，他沒給我們講過當年的事情。他已于兩個月之前去世了。”這個非常珍貴的線索就到此為止了，不然還可以挖掘出更豐富的東西的。

當年跟汪先生一起被打成右派、一起下放到張家口的有一位先生叫楊香保，都是《民間文學》的編輯。我與楊香保先生2012年前后取得聯系，先后有多次采訪，我做了很詳細的記錄，他提供的信息和第一手材料非常多。到2014年，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來給他打個電話，他夫人接的電話，她說楊先生剛剛去世了。

汪、巫、趙是一組“鐵三角”

徐強：在這個意義上，那些高齡的訪談者就顯得彌足珍貴。例如詩人臧克家先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臧樂源、二兒子臧樂安，是我的山東諸城老鄉，哥倆都是汪曾祺1947年前后在上海致遠中學任教時的學生。我采訪他們時，老哥倆一個85歲，一個84歲。臧樂源是山東大學哲學系的教授，臧樂安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資深編輯、俄文翻譯，兩人都給我介紹了很多情況。我覺得很可貴，這兩位都健在。

我還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采訪了巫寧坤先生。他和汪先生在某種程度上是很交心的朋友，他們最早相識于1936年，汪先生那時在江陰南菁中學讀高中，這是很有名的一個中學，現在還在。南菁中學也是汪先生開始他的初戀的地方，他70多歲時，有一次到江陰去尋舊，專門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憶了和他初戀對象“攜手泥涂，看梅花遇雨”，攜手互相攙扶，最后都摔倒。

話說他在江陰讀書，1936年搞軍訓，軍訓地點在鎮江，二十二標。巫寧坤在另外一個中學也到鎮江軍訓，兩人偶遇，外加后來成為新華社記者的趙全章，三人迅速成為好朋友。后來相約后會有期。三年之后，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去投考了西南聯大，9月入學，等到10月或者11月時，開學兩三個月，又有一個新生來報到，就是巫寧坤。我想汪先生不知道他要來，看到他非常開心和意外。趙全章也考到了外文系。汪先生說他的大學是在茶館里念的，小說也是在那里泡出來的。他泡小說的過程，對面應該經常坐著的是趙全章和巫寧坤。

巫先生退休之后去了美國，我采訪他時，他90多歲了，在弗吉尼亞大學做義工，是極為不簡單的。我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前后，用skype跟他交流了很多。

巫先生也算汪先生交游中一個持久、交心的朋友。

想念朱德熙，汪先生有天畫了幅畫自己在那兒哭出聲來

徐強：我認為汪先生作為一個性情中人，一生的交往也非常有意思。跟汪先生形成至交的都有一個特點，是性情中人，不是封閉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比如說在西南聯合大學時期，他除了一方面和趙全章及巫寧坤，兩個外文系的形成一個“鐵三角”，另外在中文系里結識了李榮和朱德熙。朱德熙先生是北京大學漢語系的專家，做過北大研究生院的院長和北大副校長。1992年在美國西雅圖講學的時候，客死在那兒。汪先生對他有很深切的悼念之情，有一天畫了一幅畫，自己在那兒哭出聲來。

朱德熙是上海松江人，1920年出生在長春，他的父親在長春做鹽務官。朱先生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理科厲害，能熟練拆裝收音機。考到聯大物理系，他的舅舅王竹溪是物理學的前輩。朱德熙先生二年級時干脆轉到中文系，于是成為汪先生的同學。李榮是浙江溫州人，跟汪先生一起考到聯大中文系，又結成“鐵三角”。

后來朱德熙跟汪曾祺好到什么程度，朱德熙跟他的夫人相識、見面、相愛，一直到定親、結婚，汪曾祺先生一直是見證人和張羅人，可以說親密無間。乃至后來汪先生到1943年畢業期沒能畢業，1944年繼續滯留，過得相當落魄，有一天沒什么吃的，早上睡懶覺，通過睡覺來躲避吃飯。朱德熙把他叫起來說怎么還不起床，汪曾祺說沒錢吃飯，朱德熙說走吧咱們一起吃，把他的辭典臨時送到當鋪，兩個人一起吃了頓早餐。好到這種程度！這種可貴的友誼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文革”后期，朱德熙參加長沙馬王堆的出土文物整理工作，1972年前后，他們還有頻繁的書信往來，話題也涉及彼此的學術新發現，也是非常可貴。

李榮是浙江溫州人，他們三個是同年，都是1920年。據我所知李榮家孩子多，家境比較困難，管汪先生借錢，汪先生很慷慨地借。李榮的文章相當之好，在中國方言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形象、生動，學術文章精煉樸素而清晰，不愧是語言學大家。朱德熙的文章也是相當之精簡，學術文章擠不出一點水分來。從這個角度來說，汪先生的文章得到他們兩個的賞識也是實至名歸。

在上海時期 汪先生與黃裳、黃永玉是另一組“鐵三角”

在上海時期，還有一個“鐵三角”，就是與黃裳和黃永玉。黃永玉是沈從文先生的表侄，沈先生說你到上海工作，去認識一下汪曾祺，互相有個照應。他們見了一面，汪曾祺寫了一封信給沈從文，給以高度評價，好像還預言了他將來的藝術前景，就是他的感覺太好了。

黃裳是《文匯報》的記者，后來成為名記者，那時候就很有名了，他的報酬比較高，同時還在一個地方兼職，所以他出錢，他們三個一起去玩，一起吃喝，神聊。

黃永玉很快成名，在香港開了兩次美展和畫展，因為他是做木刻的。我們這次收到全集的藝術卷，有一篇我特別欣賞的文章是《寄到永玉先生的展覽會上》，這應該是他給黃永玉在香港那次木刻展覽會做的前言性質的文章，至少是一篇文藝批評，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最早是李輝在香港發現，最后經我手把它校訂，收到他的談藝卷里頭。我認為是一篇表達汪先生對黃永玉的木刻，也包括對木刻這門藝術的一些真知灼見，是一個很重要的文獻。

我在這個過程里也和他的交往圈子中好幾位的后人取得聯系，獲得了一些信息。

要是再說別的交往，就是他跟鄧友梅、林斤瀾先生，那屬于新中國成立后認識的，在北京的文友、酒友，在北京市文聯的好朋友，這些都值得單獨拿出來講講他們的故事。我有個動議，想要寫一個汪曾祺和他的師友們。

編年譜，相當于福爾摩斯破案

汪朗：我本來說就在這兒聽一聽，另外給徐強站個臺，人家也不容易，而且真是編了這么一個年譜，他說是很簡單，其實費老勁了。而且，干這個事，確實得沉下心來。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福爾摩斯破案，抓住蛛絲馬跡，一點一點把事實的真相給摳出來，沒有一點認真的精神確實做不成這個事，真得耐得住寂寞。

我覺得好多事情我們子女過去都是稀里糊涂的，讓徐強一整理才發現，我們多少年都在這兒以訛傳訛。有些事情不是我們生造的，是家里就跟我們這么說的，最后都讓徐強把這個假象捅破了，我們有時候還覺得有點狼狽。

我印象最深的，我媽媽一直說的，她是1938年進的聯大，比老頭高一年，而且進的時候，開始跟朱德熙是物理系的，所以說跟楊振寧是一個班的，一塊兒上課。后來因為身體不好，她的底子也差一點，于是就休學了，后來又轉系了。先轉到生物系，后來又轉到外文系。結果讓徐強一考證，她不是1938年進去的，是1939年進去的。

包括當時西南聯大入學的通知書，排序都列出來了，老頭的成績還不錯，排第四還是第幾。如果按這個順序，證明他學習成績還是不錯的，不是像他自己說的特別偏科。看這個細節還是挺好玩的，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給我們子女都提供了好多的珍貴資料，讓我們對老頭，對我媽媽，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所以應該感謝徐強做的這些工作。

徐強對老頭作品的研究和理解是很到位的，看出他的學術功底和嚴謹態度。他在編年譜的過程中，為了犄角旮旯的小事情經常給我發消息，弄得我都不知所措，但是確實能看出他的態度。來這兒就是當面表示一下感謝。

文字整理/本報記者 王勉

供圖/李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