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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介學是中國學者原創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翻譯學理論，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推出后，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2019年時值我國第一部譯介學專著《譯介學》問世20周年，記者就譯介學的核心理念、研究現狀、面臨挑戰和學術前景等方面情況，對譯介學理論開創者謝天振及從事譯介學研究的專家學者進行了采訪。

引進“創造性叛逆”的概念

傳統翻譯研究關注的是兩種語言文字的轉換，追求的是盡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實”原文，或與原文的“對等”和“等值”。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謝天振表示，譯介學引入“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的觀點，即由于創造性叛逆的存在，譯文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忠實”原文，它與原文必定存在某種程度的“偏離”。譯文不可能等同于原文，因此翻譯文學也不可能等同于外國文學，從而引出了譯介學中“翻譯文學是國別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

謝天振表示，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觀點極大地提升了翻譯家和翻譯文學的地位，并為翻譯文學在譯入語語境里找到了歸宿。同時，譯介學站在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的高度，對翻譯的本質、使命、定位進行了新探索。譯介學指出，翻譯的本質是進行跨文化交際。因此，判斷一個翻譯行為是否成功，不能只看譯文對原文的忠實度，還要看它是否切實有效地實現了跨文化交際。譯介學的這些理論觀點讓國內學界深刻理解了翻譯的本質，并把傳統外語教學中的翻譯課教學與當今的職業翻譯教學進行了明確區分，讓人們看到翻譯和翻譯研究相對獨立的價值與地位，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宋炳輝談到，譯介學屬于翻譯的文化研究，但它與傳統翻譯研究有著不同的語言觀。傳統翻譯理論傾向于語言的工具觀，因而往往將翻譯看作語言工具的轉換。而譯介學則視語言為一種文化行為。傳統翻譯學以“原語—譯語”的對等關系為研究中心，而譯介學注重翻譯事件和翻譯實踐的文化成因和文化效果分析。此外，傳統翻譯研究始終將如何翻譯作為核心內容，而譯介學的研究中心更在于對翻譯的歷史進行文化分析。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向遠告訴記者，譯介學是中國學者創制的第一個比較文學概念，是中國比較文學的一個亮點。以譯介學的名義將翻譯學的一部分納入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中，較之籠統地冠以“翻譯研究”或“譯者與翻譯”等名目更符合學理。但譯介學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價值功能是有限度的。譯介學的研究對象是 “譯介”而非“譯文”，關注的是翻譯的文化交流價值而非譯文本身的優劣美丑，處理的是“文學翻譯”而非“翻譯文學”。用譯介學的觀念可以撰寫“文學翻譯史”，卻難以撰寫“翻譯文學史”。作為譯介學核心觀點的“創造性叛逆”，適用于翻譯的結果，卻不適用于翻譯的行為過程。

四川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所所長廖七一分析說，譯介學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介入翻譯研究，將翻譯文學置于特定的文化時空并進行考察，拓展了翻譯研究的學術空間，也改變了中國翻譯研究的進程和走向。

關注現實 指導實踐

譯介學對于比較文學、翻譯學、國別文學史和中外文學關系等學科和領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和推動作用。宋炳輝認為，譯介學是西方翻譯理論文化學派的中國化，也是比較文學的當代發展。它是基于20世紀70年代西方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理論，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中，結合中外文化與文學關系和中國翻譯的歷史而形成的一種跨學科理論。在近代以來的中外文化關系中，譯入與譯出明顯不對等的歷史事實，構成了文化與文學嚴重“入超”的局面。對于這一歷史事實，傳統翻譯研究的對等理論無法解釋清楚，需要翻譯研究的文化理論，即譯介學理論給予分析闡釋。

廖七一提出，譯介學的重要貢獻在于，它不僅能有效解釋許多重要的翻譯現象，還能將翻譯研究的目光引向翻譯的現實，關注翻譯在譯入語文化中的地位、傳播、影響和意義等問題。同時，譯介學能預測特定語境下翻譯可能的特征和規律，進而指導翻譯實踐。此外，譯介學還有助于反思傳統翻譯的評價標準、原則和理念，修正和完善現有的翻譯評價機制，進而構建新型翻譯批評范式。

謝天振表示，譯介學的理念比較新，與傳統的翻譯理念有很大區別。在翻譯界，特別是一些有著傳統觀念的翻譯家有時會對譯介學的理念不理解。相對而言，比較文學界更容易接受譯介學的理念。在國際學術界，譯介學越來越引起大家的關注和重視。最近幾十年來，國際譯學界中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為譯介學提供了大量理論資源，直接促進了譯介學的發展。

豐富譯介學理論研究

譯介學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兩個方面。廖七一提出，一方面，存在對譯介學的“誤讀”。有不少人沒有系統了解譯介學的基本原理，而是對譯介學理論做簡單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將譯介學視為萬能的理論，試圖用以解釋或解決一切翻譯問題，甚至是指導具體的語言轉換。今后譯介學相關研究人員應從不同的視角闡述譯介學原理，積極回應學界的批評，從而促進譯介學健康發展。

宋炳輝提出，在目前研究過程中，譯介學一是要處理好與傳統翻譯理論的關系，兩者并非對立，而是各有學術使命；二是深入開展對翻譯事件的文化批評，翻譯批評不能限于規范性分析，大量的翻譯文化批評是推動譯介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的基礎和前提；三是要加強完善譯介學理論，使之進一步體系化。

謝天振表示，這些年來，譯介學界不斷有新的學術成果發表和出版，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譯介學的角度研究翻譯學、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今后還應增加與譯介學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讓更多人認識譯介學的理論和獨特視角。如此，既可以豐富和深化譯介學本身的研究，還可以為相關學科提供新的研究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