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回望歷史，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源遠流長，其中文學方面，俄羅斯帶給我們的影響，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近現代以來很多中國作家都受到俄蘇文學的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魯迅與俄蘇文藝的關系。

魯迅的寫作生涯與俄蘇文學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正如馮雪峰所指出：“魯迅和俄蘇文學的關系，是和他的文學活動相始終的。”蘇聯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有同樣的表達：“魯迅的創作對于我們俄羅斯作家的親切，是除開我們祖國作家以外的其他國家的創作所僅能享有的那樣親切。”可以說，魯迅對俄蘇文藝的涉獵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既有在自己藏書方面對俄羅斯的偏愛，在譯介外國文學上也對俄蘇文學情有獨鐘，在自己創作方面受俄蘇作家影響更大更多。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由衷地說：“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魯迅的俄羅斯文學藏書與翻譯

魯迅一生酷愛藏書，保存下來的藏書就有13000多種，藏書中有很多俄羅斯文獻，大約有600種之多，不僅有文學、美術作品，還有哲學、美學及社會思潮與歷史資料，這些在魯迅博物館有完整的保存。許廣平先生曾概括說：“翻譯和介紹蘇聯文學（包括俄羅斯文學），在魯迅畢生的革命活動中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據粗略的統計：在他將近600萬字的著作中，蘇聯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就有160多萬字的數量，約占他全部著作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全部翻譯量的一半以上）。”

的確，魯迅高度重視俄羅斯文學，著力翻譯過不少作品，雖然他本人年輕時只學過一點俄語，未能真正掌握，但他常常通過德、日兩種語言轉譯進行翻譯事業。在日本留學的時候，魯迅接觸并關注到了俄國的文學。在他最初的翻譯生涯，就開始涉及俄國文學。1908年魯迅在其論文《摩羅詩力說》中就向國人介紹了果戈里、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等作家。接著與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于1909年出版，《域外小說集》被視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直譯傳統的開端。正如茅盾所說：“從嚴格的思想與藝術的評價出發，對外國文學作了嚴肅與認真介紹的，則開始于我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和導師——魯迅。”

自《域外小說集》起，魯迅文學作品便將譯介重點放在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初俄國、東歐和北歐等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國家的作品，早期的魯迅翻譯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主要包括安特萊夫、迦爾詢、愛羅先柯等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魯迅把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引為“同調”，他說在那里看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是“精神迷人的一隅”，令他生出一種感動，影響了他的小說寫作。后來魯迅又譯了果戈理、契訶夫等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還有高爾基、法捷耶夫等革命文學作品也都由他親自翻譯到中國來。1936年10月18日，即逝世前一天，魯迅還堅持校閱了果戈理的《死魂靈》第二部譯文，并預言《死魂靈》在中國是會受歡迎的。

1927年以后，魯迅的譯介又開啟了一個新的維度，他深感有必要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于唯物史觀的書”，著手介紹和翻譯俄蘇文藝理論，主要譯了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盧那察爾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闡述了文藝與社會、文藝與階級、美學的原則和文藝批評的任務等原則問題，對魯迅當時的思想困惑與文學筆爭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釋義和澄清。

魯迅所藏俄蘇文學數量較多，但多為日文英文轉譯而來，限于當時俄文人才很少，了解俄國歷史的人亦少，魯迅也深為苦惱，他曾感喟像瞿秋白這樣精通俄文的人才的匱乏。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專門從事俄蘇文學翻譯的人寥寥無幾，除了曹靖華等少數幾人外，其他幾乎都是業余翻譯家。在這種情勢下。魯迅積極組織未名社和左聯的一些青年人參與這項工作，熱心鼓勵、扶植了韋素園、李霽野、韋叢蕪、馮雪峰、柔石等俄蘇文學翻譯的新人，有時不僅用自己的稿費資助譯作的發表，而且還親自對一些譯本進行斟酌、修改。

俄羅斯文學對魯迅創作的影響

魯迅說過：自己創作起步時，“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俄國、英國、東北歐及日本等國度的文學，都對魯迅的創作產生過影響。但俄國文學影響最顯著，正如魯迅所總結的：我覺得俄國文學比其他任何外國的文學都豐富些。”

魯迅對于俄羅斯文學有著深刻的理解。魯迅與俄羅斯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有著強烈共鳴，他認為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最可貴的特色是它所表現出的深刻的真實性和批判性，這是空前的，并稱“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對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的巨大歷史價值給予了充分評價。他曾滿懷摯愛之情地指出：“被西歐的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它是一塊“偉大肥沃的‘黑土’。”

魯迅多次驚嘆俄羅斯優秀文學中所包蘊的博大的愛與深沉的人道主義，稱道“以一身來擔人間苦的小說家”，對于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給予的不只是憐憫，而是力圖謀求其解放，為他人寧可犧牲自己，在魯迅看來，是當得“偉大”的。這種博大深沉的愛被魯迅視為“異常的慈悲性”，是俄羅斯文學的突出特色，“與我們的世界更接近”。

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為代表的俄羅斯作家，令魯迅感佩之處還在于，他們都提出了人的生存的重大問題，致力于揭露人性的復雜與缺陷，喚起人們對社會的改造與靈魂的剖析，為此魯迅將“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將“為人生”作為自己“做小說”的“主見”，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以深刻地透視社會人生，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為旨歸。在他看來，俄羅斯文學的深刻性在于，不只表現了底層人們“不幸”的經濟貧苦，還有精神貧困，當時中國國民狀況亦然。他筆下的對不覺醒的人們的描寫與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有著極為相似的情形，他表達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重主題，反思國民性，深感啟蒙之艱難。他指出俄羅斯文學中不僅有“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而且也有“掙扎和反抗”。對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和所受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魯迅實現借助文學“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理想。

魯迅不僅追求“表現的深切”，而且也同樣注重“格式的特別”，不僅在思想性上，魯迅深受俄蘇文學影響，而且在藝術手法和審美表達上，也有很多的吸納。他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記》脫胎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藥》中也印刻著安德萊夫象征與寫實相調和的手法。同時，果戈理悲喜劇融合的諷刺筆法與抒情風格，契訶夫的簡練樸素與“含淚的笑”所透露出的醇厚的韻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敢于正視”“并不平安的靈魂”的心理刻畫等，都對魯迅的創作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影響。有人稱魯迅為“中國的契訶夫”，他們都是短篇小說的大師，都善于用最精煉的文字，是“含淚的微笑”。

別林斯基稱果戈理的短篇為“裝在狹小框子里的巨大圖畫”，魯迅的短篇小說更是如此，它們通過魯迅對中外優秀文學遺產的博采眾長，成為“憂憤深廣”的文學經典。魯迅著眼于“小人物”“平常事”的取材特點，通過“白描”“畫眼睛”“畫靈魂”，即用最精煉的文字、最短的篇幅，表達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能透過日常生活深刻反映出社會本質，形成魯迅的藝術風格。

據統計，魯迅或翻譯或評述、譯述過的俄蘇作家達37人之多，俄蘇作家在他譯述過的外國作家中居于首位。在對中外文化遺產的接受與吸收中，魯迅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分析，以“拿來主義”為立場出發，不僅顯示了與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一脈相承，同時充分汲取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經驗，顯示出魯迅文學思想的開放性與超前性，表現出一位偉大作家可貴的精神追求與探索，為后世作家昭示了成功的奧秘，也提供了可資仿效的經典范例。

（作者：于文秀，系黑龍江大學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