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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小說創作領域，農村題材既出精品力作，又出文學大家，無疑是當代文學中處于主流地位的一個重要方面。“十七年”時期的長篇小說創作，農村題材與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數量較多，文學品質較高，構成了相互輝映的兩座高峰。改革開放40年以來，農村題材依然保持了穩步發展的強勁勢頭，在第一屆到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中，有38部優秀長篇小說獲得彰獎，其中農村題材小說就有20多部，占據了獲獎作品的半數以上。

從現代延伸而來的鄉土文學，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被“農村題材”取而代之，是因為此后的農村生活，已由自然化的鄉村變為了集體化的農村，而后在改革開放的40年，“鄉土文學”的提法又開始流行，也是由于農村生活的不斷演變和圍繞它的文學寫作的不斷拓展，使得“農村題材”的稱謂已頗顯狹窄。但實際上，“農村題材”與“鄉土題材”并無本質意義的區別，論者使用什么樣的概念，既根據需要也出于習慣。我這里對于兩個概念的使用，“農村題材”更多指稱“十七年”時期的此類寫作，“鄉土文學”主要指稱新時期以來的此類寫作。

毋庸置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當代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迅猛前進，社會的現狀與人們的精神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從文學文化的層面來看，鄉土文明與都市文明的沖突、商業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博弈，以及兩者在沖突與博弈中的對話與融合，仍然是社會演進的總趨勢與生活形態的基本面。當代文學的農村與鄉土題材寫作，在具有著堅實的生活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傳統的同時，還聚集了跨越數代的實力派小說家，他們一方面在跟蹤和記述這種由外到內的巨大演變，一方面又在這種藝術求索中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帶動了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持續性繁盛，也促進了整體性的小說創作向縱深發展。因此，70年的農村和鄉土題材小說，既由“農村—鄉土”一脈反映了社會生活深層變動中的主潮演進，又由“農村—鄉土”的出色書寫表現了當代文學自身的成功進取，顯然具有社會生活與文學創作雙重演進的重要價值與特別意義。

抒寫新生活，描畫新人物

新的時代迎來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催生新的生活，但在小農經濟根深蒂固而傳統文化又影響深厚的廣大農村，這種除舊布新的轉型卻要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作家們深入到農村與農民之中，創作出了一批表現農村新生活，描寫農村新人物的小說作品，使得農村題材在“十七年”時期成為小說創作中枝繁葉茂的“常青樹”。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隨之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發展，是我們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歷史的回顧》第92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新的時代迎來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催生新的生活，但在小農經濟根深蒂固而傳統文化又影響深厚的廣大農村，這種除舊布新的轉型卻要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那些長于農村題材創作的小說家，為了親歷和見證這一變化過程，更好地把握變動著的農村生活與農民心理，紛紛以下鄉兼職、落戶農村等方式，深入到農村與農民之中，創作出了一批表現農村新生活描寫農村新人物的小說作品，使得農村題材在“十七年”時期成為小說創作中枝繁葉茂的“常青樹”。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農村題材創作，短篇小說首先扮演了跟蹤新變化、描寫新生活的報春鳥的角色。這其中最為主要的代表，是馬烽、李凖、王汶石等熟悉農村生活又造詣深厚的實力派作家。新中國成立前就開始創作的馬烽，上世紀50年代后以農村題材創作為主，而且寫出了在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韓梅梅》《三年早知道》等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或者歌吟在新的生活中成長起來的農村青年一代，或者描寫在互助合作運動中受到教育的傳統農民，作品常常由生機盎然的生活氣息，托舉出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而且人物通常既個性鮮明，又天性幽默，由此也表現出作者十分熟悉生活和擅于描畫人物的不凡才情。李凖由《不能走那條路》引起文壇的關注，由此他潛心農村題材創作，相繼寫出了《冬天的故事》《農忙五月天》等描寫集體生產勞動給農民帶來種種變化的作品，循著這一路向，他創作出了《李雙雙小傳》，贏得文壇內外廣泛贊譽。這篇作品由李雙雙和孫喜旺兩夫婦日常生活的矛盾糾葛，寫出了李雙雙這個正在成長中的新型婦女形象。這個形象的意義在于，她的自我意識的萌動和人格獨立的爭取，都在于時代帶來了新機遇，社會提供了新舞臺，因而她滿含底氣的積極進取，實際上也攜帶了時代的新風。一直在關中平原深入生活的王汶石，從1956年起，相繼寫出《風雪之夜》《沙灘上》《新結識的伙伴》等短篇小說，他的創作穩扎穩打，篇篇都質量上乘。尤其是《新結識的伙伴》，由一次勞動競賽會上的相遇相識，寫了吳淑蘭、張臘月兩位婦女隊長的不同性情與上進精神。兩位各有所長的婦女隊長看似互不服氣，暗中較勁，實際上又以此種方式取長補短、相互學習。一系列生動有趣的對手戲，把兩位新型婦女向上向善的傳統美德與爭強好勝的進取精神，都揭示得絲絲入扣又神采奕奕。

對于農村生活更為全面地反映和更為深刻的揭示，還主要是由長篇小說來得以實現的，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創作方面，比較有分量也比較有影響的力作，先后有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和浩然的《艷陽天》等。

對農村生活十分熟稔的趙樹理，在《三里灣》的寫作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熟悉生活、了解農民的藝術特長，作品把創辦農業合作社的矛盾與斗爭作為背景，而把主要筆墨放在人際關系的矛盾糾葛與家庭內部的觀念沖突上，通過微波細瀾的日常生活，來表現新的時代帶來的人際關系的變動、人們心理的異動，及其碰撞與摩擦中的磨合與調整。

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通過湖南一個山鄉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建立，書寫了農民從私有制的小農向集體制的農民轉變的艱難過程，但由作品所著力描寫的鄧秀梅、劉雨生等先進分子，以及他們身上葆有的精明強干的能力與春風化雨的魅力，讓人們看到了走在潮頭的基層干部和先進農民的堅定引領。作品在日常化生活糾葛的演繹中，難能可貴的葆有一種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濃郁的民俗風情。

柳青的《創業史》是他長期落戶長安縣皇甫村的生活體驗與藝術錘煉的出色成果。這部作品依然是以合作化運動為背景，但作者把更多的筆墨用在了描寫面對合作社這個新體制、新事物，各個階層的人們的心理接受過程。這里包括堅定的先進分子、猶疑的中間人物、頑固的落后分子，也包括黨內的保守分子。無論是哪一類人物，作品都刻畫得血肉豐滿，栩栩如生，尤其是帶頭人梁生寶，對走集體化道路堅定不移，對猶疑者、后進者、掣肘者也循循善誘、積極影響，充分表現出新中國新農民的思想氣質與精神風采。由于卓具矛盾沖突的尖銳性與思想蘊含上的深刻性，作品超越了寫作時代的某些局限，而成為人們認識農村生活變遷和農民心理轉變的經典性作品。

浩然的小說寫作起步于上世紀50年代，成名作是短篇小說《喜鵲登枝》，但他影響更大的作品是長篇小說《艷陽天》。作品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合作社麥收前后發生的一系列矛盾沖突，勾勒出合作社時期朝氣蓬勃的生活畫卷，精細地刻畫了農村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精心地塑造了蕭長春、焦淑紅等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農村新生力量代表。由于作品的寫作時間處于60年代前期，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左”傾思潮的影響，但在時時緊繃的“階級斗爭”的主線之外，作品又由連綿而來的矛盾與沖突，使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動傳神，活靈活現，從而使作品具有60年代的時代氣質和藝術氣息的鮮明特點。

捕捉新的矛盾及引發的討論

為了走出一個時期對“寫中心”的教條性提倡，對“寫真實”的片面化理解，上世紀50年代出現了一些在農村題材寫作上滿含新意與銳意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在發表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與批判，并引起一些評價爭議與問題討論。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持續進行和不斷深入，都會在廣大農村有所體現，并在農民心里激起各種回響。但農村社會由“私”向“公”的轉化，農民生活由“舊”到“新”的變化，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是安全新鮮的事物；對于主導這場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來說，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因此，帶有一定的實驗性的方針和政策，也要到現實中去經受實踐的檢驗。所以，“農民群眾高興不高興”的問題確實存在。

而在廣大農村，傳統觀念與固有習慣的交互作用下，總有落后分子屢見不鮮并難以改變。“十七年”間的一些農村題材作品，在切實跟蹤和如實反映農村狀態和農民心態的過程中，也觸及了一些不切實際或帶有“左”的偏向的政策和做法帶來的新矛盾，觸碰到一些后進分子不思進取的現實問題，因而引起了一些評價上的爭議與有關問題的討論。這種現象甚至始終伴隨著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時隱時現，為我們觀照農村題材創作所不可避繞。

為了走出一個時期對“寫中心”的教條性提倡，對“寫真實”的片面化理解，上世紀50年代出現了一些在農村題材寫作上滿含新意與銳意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在發表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與批判，并引起一些評價爭議與問題討論。這樣一些備受指責的作品，主要以趙樹理和“山藥蛋”派作家的作品為多。

一直與基層生活保持著密切聯系的趙樹理，在60年代初期寫出了《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等短篇小說，無論是老農民陳秉正的戴不住手套的一雙手的勞作不休，還是基層干部潘永福摒棄虛假一套的苦干實干，透露出的都是為人處事的實事求是，農村工作的務實求真，背后暗含的是對當時的“浮夸”時風和虛假作風的反諷與抨擊。這樣不避鋒芒的作品出現在“大躍進”余波未平的時期，無疑是需要勇氣的。但作家并沒有停止他的觀察與思考，隨后，趙樹理又寫出了以落后人物為主角的《鍛煉鍛煉》，把鏡頭對準“小腿疼”和“吃不飽”兩個落后農村婦女，通過她們借故躲避集體勞動，處處事事耍奸溜滑等，揭示了一些落后婦女變化的艱難、進步的困難等現實問題。

差不多同時，西戎也寫出了短篇小說《賴大嫂》，描畫了一個“無利不起早”的自私婦女形象。從多角度地反映生活，多層次地塑造人物上看，從提請人們注意社會主義改造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來看，這些作品都是對當時農村題材寫作中某些缺失的必要補充，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正是看到了這樣的意義，這些作品除去得到一些評論者的積極評價外，還在1962年于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得到肯定。但好景不長，在隨后的極左思潮抬頭之后，這些作品又被冠以寫“中間人物”的名號，受到了不應有的對待與批判。

1962年在大連召開的關于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是“十七年”間圍繞農村題材創作的一次重要理論探討。為了開好這次會議，侯金鏡、康濯等對幾年來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進行了廣泛的閱讀，康濯寫了長論《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并在大會上發言。文章對反映農村題材的短篇小說進行了全面而概括的論述，高度評價了趙樹理的《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等作品。在這樣的基礎上，主持會議的邵荃麟在總結發言中提出了“中間人物”和“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他指出，1959年以來的文學創作寫人民內部矛盾的比較少，而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是農村題材最主要的議題。他認為回避矛盾，粉飾現實，不可能有現實主義；而不以現實主義為基礎，也談不上浪漫主義；關鍵在于向現實主義深化。而現實主義的深化，又必須克服人物塑造上的簡單化和單一化問題。他還認為，先進人物、英雄人物反映了我們的時代精神，強調寫他們是應該的。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是“兩頭小，中間大”，中間狀態是大多數，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他們身上。文學作品要反映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就不能不寫他們；文學的主要教育對象是中間人物，也應該注意寫他們。

邵荃麟提出的“寫中間人物”和“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因為概括了許多作家評論家的意見，在當時贏得了一些人的贊同，也引起較大的反響。可以說，邵荃麟的這種主張由農村題材創作提出問題又超出了農村題材領域，旨在更大范圍內克服創作中的弊端，引領創作進而深入發展的一次重要理論出擊。但到1964年，邵荃麟頗有見識與勇氣的文學意見，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遭到全國范圍的批判。“山藥蛋”派的作家們，在創作上幾起幾落，他們的創作特色未得到應有的發揮。這一流派作家的創作追求，也并未完全得到實現。這是“山藥蛋”派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農村變革的鼓與呼

改革開放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一些小說家開始在農村題材上潛心耕耘。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寫出了一批反映農村新變化，描繪農民新人物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農村題材不僅接續了“十七年”間的深厚文脈，而且在新歷史條件下，又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拓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使國家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而1979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兩個歷史問題的決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歷史的回顧》第10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使黨和國家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改革開放的春風徐徐吹來，安徽小崗村以大膽試行包干責任制的做法，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作為社會敏感神經的文學，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依然意猶未盡的時候，一些小說家就開始在農村題材上潛心耕耘，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涌現了一批反映農村新變化，描繪農民新人物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使得農村題材不僅接續了“十七年”間的深厚文脈，而且在新歷史條件下，又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拓展。

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是較早反映農村變革給普通人帶來希望的小說力作。原本“頂沒有價值的莊稼人”馮幺爸，被村支書叫來指證一場糾紛時，沒有順從村支書的暗示行事，而是公正地指出了事情的原本真相，原因在于“國家實行責任制”，“放開了莊稼人的手腳”，他覺得自己可以不聽從任何“神明”，終于挺起了自己做人的腰板。作品由一樁小事為由頭，寫出了社會變革給普通農民帶來的人的覺醒。這一時期先后出現的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趙本夫的《賣驢》、鄒志安的《喜悅》等短篇小說，都側重于描寫莊稼人隨著農村變化而發生的或顯或隱的覺悟與覺醒。而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則由命運不濟的普通農人的種種“折騰”，反映了農村的深刻變化和農民艱難行進的身影。

農村題材的中篇小說創作，卓有特點又較有影響的，是賈平凹的《小月前本》《雞窩洼的人家》《臘月·正月》等。三部中篇小說，都是以小山村為場景，書寫農村小青年為改變命運而奮斗的小故事。

《小月前本》里門門、小月，《雞窩洼的人家》里的禾禾，《臘月·正月》里的王才，都是并不起眼的小角色，但他們卻并不甘于平庸，或者敢于創辦小吃店，或者勇于走出小山村，哪怕遭受挫折，也不屈不撓。他們之所以敢闖敢干，無所畏懼，都在于改革開放帶來了新的機遇與生機，敏感又活潑的他們，愿意在新鮮事物的嘗試中釋放自己的天性，安放自己的未來。路遙在這一時期寫作的中篇小說《人生》，雖然主要的筆墨在寫農村知識青年高加林面臨人生與愛情的選擇時既心動不已又猶疑不決的艱難抉擇，但作品中對時代氣息的渲染性勾勒，對于城鄉交叉地帶貫穿性的描寫，也把改革開放怎樣改變著城鄉生活的面貌，如何鼓蕩著置身其中的青年農民的心性，描寫得真切動人又鮮活迷人。

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中，較早又集中地涉及到改革開放給農村農民帶來命運轉折的作品，是賈平凹的《浮躁》、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浮躁》以陜西南部的仙游川為背景，寫這里的人們在過去的生活貧困和官員腐敗的雙重壓力下，幾乎喘不過氣來。改革開放的到來，為他們提供了改變命運的絕好契機。退伍還鄉的金狗，既看準時機，利用媒體的力量揭露腐敗官員，又把握時機，組織河運隊，挺立于改革潮頭勇敢前行。作者以金狗、小水、福運等年輕農人的自醒自立和自強，寫出了在州河土地上新生力量的成長與成熟。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立足農村又超越農村，書寫苦難又戰勝苦難，出版以來一直熱度不減。這部作品主要描寫的是改革開放前后10年間的農村生活變遷。作品里的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由于家境貧苦，出身貧寒，在“文革”時期備遭磨難。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后，孫少安由搞承包、辦磚廠，走向了脫貧致富；而孫少平也如愿地離鄉進城當了工人，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可以說，少安、少平的人生轉折，既跟他們自己的奮力拼搏、堅忍不拔有關，更跟時代的變遷、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正是時代的替嬗演變，給他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作品既描述了當代農村青年的事業打拼與人生奮斗，也歌吟了成全他們的理想與追求的改革開放時代。

面對轉型的憂與思

農村—鄉土題材的小說創作，一直與現實主義相隨相伴，在這方面涌現出了不少力作佳構，也積累了不少寶貴的文學經驗。在70年間，作家追蹤著生活的腳步尋找藝術節奏，感應著時代的脈搏放飛藝術想象的蓬勃發展。

由于城鄉的差異和發展的失衡等原因，我國農村在改革進程和轉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與問題。比如，青壯年外出打工勞動人口銳減，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增多，傳統的鄉土文化式微等等。作家對這些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在農村題材小說創作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這些現象，不同方式地觸摸到這些問題，并由筆下故事的起承轉合與人物的喜憂哀樂，來體現自己的種種反思與憂思。

賈平凹在直面農村現狀的寫作方面，除去《浮躁》之外，還有《高老莊》《秦腔》《帶燈》《極花》等作品問世。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觸及了農村在劇烈變化中的某些缺憾和某些失落。如“重農”由“重商”所替代之后，農村變得不倫不類，人際之間感情淡薄，傳統文化快速衰亡，等等。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秦腔》，作品在家族傳人夏天義無可奈何地走向衰落與傳統的“秦腔”也日漸式微的相互交織的故事線索里，吟唱的是傳統的農耕文明已輝煌不再的一曲挽歌。

在作品中表達了相似主題的，還有高建群的《大平原》、王華的《花河》等。《大平原》主要描寫高氏一家從河南逃難到陜西后，在黃龍山安家求生的故事。高家的幾代人經歷了動蕩、饑荒和戰爭，迎來了和平時期，但卻因各種原因走向四面八方。第三代高家傳人黑建原來位于城鄉之交的住處，也因納入了開發區而不復存在。鄉村意義上的家，就這樣無疾而終了。作品在農耕文明隨著時間的流逝中，表達了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惆悵。王華的《花河》以女性視角切入現實，通過梔子、百合、映山紅等幾位花村女性的沉郁生活，反映了聯產承包30多年來農村由喧鬧的田野變為寂寥的空巢的現實景象。進城打工的花村的男人們，經不住城市的各種誘惑，不是有了性病便是有了心病；而留守村里的花村女人們，長期得不到情感的慰藉，無邊的壓抑使得她們幾乎走向了變態。原本的意愿是兩全其美，最終的結果卻是兩敗俱傷。看到這樣一些場景與情景，無不讓人心里發緊，眼睛發酸，并隨著作者的筆觸去思索花村男人與女人們今后的命運。

還有一些農村題材長篇小說作品，因作者秉持了既審視現實又反觀傳統的深邃視角，作品在看似新異的故事中，內含了深沉的詰問。如孫惠芬的長篇小說《歇馬山莊》由青年女性的愛恨情仇、中年女性的婚姻困頓、老年女性的固守傳統，寫出了鄉村女性各自的精神苦痛與人生坎坷。作品像是頌歌、挽歌與悲歌的多種元素混合而成的女性命運的交響曲。關仁山的《天高地厚》寫到蝙蝠村雖然迎來了改革開放時代，但天災與人禍交織構成的種種障礙，仍使梁雙牙、鮑真等農村新人在開展工作時步履維艱。改革需要新人的引領，新人需要成長的環境，這一切似乎還處于氤氳不明的狀態中。但讓人們看到希望的是，梁雙牙他們沒有灰心，沒有氣餒，他們在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搭建自己的舞臺，也在以新的方式重建與土地的關系。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書寫了商業大潮和“重商”時風給農村青年帶來機遇也造成迷茫的故事。從北京打工回鄉的楚暖暖與志同道合的曠開田成婚后，兩人瞅準開發楚長城所潛藏的機會，又開辦公司，又大建民居，一味向著放縱私欲的邪路走去，結果導致兩人離婚，曠開田也因涉嫌犯罪鋃鐺入獄。作品由暖暖和開田的故事，提出了如何致富和致富之后怎么辦的問題，先揚后抑的故事，讀來令人深思和深省。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農村—鄉土題材小說創作，還有多向度的延伸性發展，如80年代的“尋根小說”，90年代的“家族小說”等等。同時，農村—鄉土題材的小說創作，也一直與現實主義相隨相伴，在這方面涌現出了不少力作佳構，也積累了不少寶貴的文學經驗。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線條粗疏、掛一漏萬的概要描述，也可看出鄉土題材小說在70年間，追蹤著生活的腳步尋找藝術節奏，感應著時代的脈搏放飛藝術想象的蓬勃發展。這使人們有理由相信，走過這70年坎坷又輝煌的歷程，擁有著豐富創作實踐的文學經驗，農村—鄉土題材的小說創作，依然有著可寄予厚望的光明前景，并將為構筑新時代的文學高峰作出自己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