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直以來傾心于南亞研究的我，對《七河之地：印度地理史略》（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并不陌生，但始終無緣得讀此書。近日機緣巧合下得到了此書的繁體版，自是一解多年相思所惑，跟隨作者在這部印度地理史略中恣肆徜徉。從印度次大陸的形成到如今的城鎮化進程、從喜馬拉雅山的高度測量到保克海峽綿延千里的長堤、從影響歷史的關鍵人物到虛無縹緲的神仙高人，其紛繁多彩的視野包涵了歷史、地理、民俗等諸多方面。

作者作為一名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家，僅僅是憑著自己對歷史與地理的愛好便寫成了這本堪稱專業的史略。筆者感佩于印度精英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孜孜以求，但是，對于這本印度地理史略卻有一種“七河已涸、印度難渡”的悵然與感慨，這既是七河之地——哈拉帕文明的命運，也是印度歷史難以更改的分裂現實。

作者桑吉夫在書中竭力羅織著印度的整體民族意識，可惜破碎的歷史無法改變，如今的印度依然地方主義盛行，即使是尼赫魯、莫迪這樣的強人，也只能勉力將印度擺渡至“統一的民族意識”——但前者失敗了，后者還未知。

言為心聲的“尋根之旅”

桑吉夫·桑亞爾

了解作者的家族背景與生平經歷，會讓我們更能理解他的立場。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出身名門，其父親是印度孟加拉邦的官員，他的祖父與叔祖父在殖民時期都是印度獨立運動中的知名政治活動家，曾經多次遭到逮捕和囚禁，為印度民族的獨立與尊嚴做出過巨大犧牲與杰出貢獻。尤其是他的叔祖父薩欽德拉·納特·桑亞爾（Sachindra Nath Sanyal）組織過印度雇傭軍起義，創建過旨在進行武裝斗爭的印度斯坦共和會，先后兩次被投進以慘無人道而著稱的安達曼島監獄，并最終病死于獄中。

桑吉夫·桑亞爾自德里大學拉姆商學院和牛津大學圣約翰學院畢業后便一直活躍于國際金融界，且作為羅德學者和艾森豪威爾研究員，于2010年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青年領袖”，被廣泛認為是亞洲領先的經濟學家之一。如今的他任德意志銀行全球戰略分析師及常務董事，并兼任印度財政部首席顧問。

桑吉夫在專業工作之余，喜歡研究歷史、收集舊地圖，而這個過程也進一步激發了他對這片故土的一往情深。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通俗讀物《印度之崛起：千年衰落后印度的復蘇》（The Indian Renaissance: India’s Rise after a Thousand Years of Decline），此書在印度裔讀者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他自己也因此受到鼓舞，繼而于2012年寫成了這本《七河之地》。

桑吉夫·桑亞爾的祖父（左）與叔祖父（右）

著書立言、言為心聲，桑吉夫寫下這部《七河之地》，既是自己在歷史與地理方面的興趣所致，也是對這片印度圣土的文化尋根之旅，更是將自己作為一名印度人的驕傲宣泄到極致。

質疑“雅利安文明論”

桑吉夫寫這本書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針對各種“印度文明否定論”來“花式辟謠”，而這本書的書名——七河之地，正是對印度文明始于外族入侵的歷史論斷的駁斥和辯解，當然，也是為了昭顯印度文明的悠久偉大。

一直以來，國際史學界普遍認為印度文明肇始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摧毀了南亞次大陸的土著后建立起了文明史的第一階段——“吠陀時代”。《梨俱吠陀》作為印度現存最古老的文獻，正是描述了這段時間的宗教社會生活，也證實了雅利安人在與印度當地土著部落“達薩”（Dasa）、“達休”（Dasyu）的戰爭中大獲全勝，控制了現在的旁遮普及周邊地區。在隨后的《吠陀本集》和《梵書》等典籍描述中，雅利安人持續向東方擴張領土，其實力范圍一直到達恒河流域，此時北印度也被稱作為“雅利亞伐爾塔”（Arya-varta）——“雅利安人居住的國土”，北印度的國王即是指雅利安人的國王。因此，雅利安人為印度大陸帶來文明的這一論斷為此前大部分印度研究學者所認可，前些年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代表作《全球通史》也是采用了這一觀點，雅利安文明論也隨著這本書的暢銷而為廣大讀者所知。

但是，作者桑吉夫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質疑了印度文明肇始于雅利安人的這一看法，提出印度文明的最早起源始于七河地帶的哈拉帕文明，雅利安人僅僅是由于哈拉帕人遷徙后乘虛而入才有了后來的“吠陀時代”。

興盛于公元前2600-1800年的哈拉帕文明是史上最早文明之一，僅次于公元前4000年即已繁榮的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遠遠早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的入侵。目前考古所發現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兩座古代遺址城市，其人口都在四萬以上，市區有四通八達的街道，東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寬十余公尺，市民的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燒制過的磚塊，而在其它古代文明中，磚塊只用于王宮及神殿的建筑。最令考古學家驚異的是完整的排水系統，其完善程度就連現今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現代都市也未必能達到。

那么哈拉帕文明分布在何處呢？作者桑吉夫根據現代考古和衛星照片對比發現，哈拉帕文明所分布的地區正是一條業已“干涸”的克格爾（Ghaggar）河道地區，且作者認為哈拉帕人自公元前1800年左右完全消失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克格爾河的干涸而引發的向外遷徙。

巧合的是，《梨俱吠陀》里有一片名叫Sapta-Sindhu（七條河）的核心地帶中，同樣有一條至為重要的河流——薩拉斯瓦蒂河（Sarasvati River），經文中有多達四十五首頌詩稱贊薩拉斯瓦蒂河的偉大，稱譽其“大中之大、眾河之母、靈感之源”，而被現代印度人所視為的母親河——恒河卻只有兩次被提及，可見吠陀時代的先人對于該河是如何的敬畏。作者桑吉夫由此作出一個推斷，認為《梨俱吠陀》中描述的薩拉斯瓦蒂河就是如今業已干涸的克格爾河，正是這條河孕育了偉大的哈拉帕文明，因而將印度的文明向前溯源到了最古老文明的行列。至于經文中沒有具體言明的哪“七河”，桑吉夫則認為是以薩拉斯瓦蒂河及其主要支流為主體的七條河流。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七河之地”便成了印度文明之濫觴，桑吉夫也以此作為本書之題名， 挑戰以往認為是雅利安人締造了印度文明的偏頗之論，喊出了“印度文明是印度人的文明”的口號。

可見，作者以“七河之地”為名所表現出來的自豪感，因哈拉帕文明的發現而產生的自豪感，的確如火焰般熾烈，就好比一個生來受人欺辱的窮孩子，忽然得悉自己原本是一個非常顯赫的古老家族的后裔，自身的血統不但純正而且十分高貴，他的快樂與驕傲無疑是爆發式的。

按圖索驥、自外而內

完成了這本書最重要的目標后，《七河之地》這本書便如同其他歷史讀物一樣，自古及今式地侃侃而談。當然桑吉夫認為這本書的特點是按圖索驥，跟尋地圖的節奏去把握歷史的脈絡，這是他個人收集舊地圖的愛好所致，而書中也確實有著眾多的地理插圖。但筆者倒是認為，這本書的與眾不同倒在于“外部導引”，是根據印度受外部勢力介入的先后而鋪陳的歷史。可能這一點，就連桑吉夫自身也沒有發覺，因為這一特點的形成與他自身及印度歷史的特質密切相關，是一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迷惘。

首先，作者桑吉夫本人常年于國外工作，其思維特質自帶“外部”邏輯。桑吉夫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對于全球化和國際金融的聯通性有著無比敏銳的直覺，這是職業習慣，也是眼界視野的開闊。因此，作者在描述事物或者是思考問題時，更傾向于從全局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更偏愛于從內外聯結的邏輯進行剖析。

其次，印度自身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遭遇外部入侵的歷史，且外部影響遠遠高于內部作用的發酵，這是印度歷史的悲哀，也是此書作者的無奈。讀罷全書，印度歷史的這一特點躍然紙上，開篇論述了自非洲而來占據印度的上古先民，繼而拋出“七河之地”以證偽雅利安人的入侵是印度文明的先源，再者便是亞歷山大的入侵締造了孔雀王朝、笈多時代商賈追夢黃金造船出海、突厥與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前赴后繼、蒸汽革命帶來了西方殖民者的垂涎，即使是文章的最后也還在討論著印度與周邊國家的戰爭與邊界劃定。全書雖有相當部分都是著墨于每個時代印度內部的文化民俗，但卻都又逃不出以“外”為引導的“自外而內”的寫作窠臼。

再者，印度的歷史是一部由外人“標注”的歷史，自身缺乏時間史綱。眾多印度歷史學者都有一種尷尬，就是要到外國遺存的歷史書中去尋找本國的歷史記憶。比如，由于古印度沒有歷史記載，印度的考古學者是依靠中國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載，才先后找到了印度那爛陀寺的廢墟、王舍城的舊址、鹿野苑古剎、阿旃陀石窟等遺跡。再如，記錄了印度史上的黃金時代——芨多王朝（320-480）最有名的超日王時代的文獻資料并不是來自于印度自己，而是源于中國晉朝法顯大師的見聞《佛國記》。為此還曾經有個笑話，言及中國人去印度取經，把印度書都給帶走了，所以印度沒有歷史。這雖然是個笑話，但卻是印度歷史學界的尷尬，也是自身的歷史需要“外部事件”進行時間標注的重要原因。桑吉夫雖深愛自己的故土，有著自身的驕傲與自豪，但不知不覺中同樣也遵循這一歷史規律——印度文明是一部依賴“外國標記”的歷史。

當然，對最后一點桑吉夫可能有所異議，他在本書第四章的“歷史的鏈條”一節里“撥亂反正”，聲稱印度并非僅僅只有一部正經史書——卡爾哈的《諸王流派》，而是將眾多民俗文化和傳說也稱作是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歷史記錄。至于讀者接不接受這種觀點，尤其是非印度裔站在客觀的角度是否承認這一點，在筆者看來至少是不嚴謹的。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從本書的角度來看，桑吉夫尤其反感于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一句名言：“印度是一個地理學上的術語。就好比赤道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樣，印度也不是。”他在文中甚至憤恨地寫道：“別人算老幾，干嘛我們非要讓別人‘文明’不可？”且本書自始至尾都在有傾向性地描述這三個詞“獨立、完整、偉大”，諸多偏頗的觀點，也讓筆者咋舌。

然而，桑吉夫前后洋洋灑灑，著重描述的依然是“北印度的歷史”，即便是他的“七河之地”，也只能證明哈拉帕文明確實是生活在恒河—印度河地區、印度斯坦族所創造的輝煌，與印度南部地區依然是甚少關聯，而這與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創造文明又有何區別？印度次大陸依然是南北分裂的，大家熟知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依然只是北印度人的歷史，印度從來就沒有過統一的記憶。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如今的印度依然是地方主義盛行。各個邦、各個民族有著自己的語言、風俗，甚至是稅制也是直到2017年莫迪進行稅制改革才實現了統一，這對其他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而言都是難以想象的，但這卻在印度實實在在地發生了。不僅如此，印度“破碎之后再破碎也是日益突出”。以從安得拉邦獨立出來的特侖甘納邦為例，該地區的泰盧固人自獨立起便一直認為本民族受到歧視，屢次發動游行示威并造成人員傷亡。2009年，聯邦政府正式決定將包括海得拉巴在內的安得拉邦十個地區分離出來成立特倫甘納邦。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倫甘納邦的成立表面上是民眾運動的結果，實際上是統一聯邦被地方勢力“綁架”的重要體現。自此，在泰盧固人的鼓勵下，印度的諸多地方邦呈現出“再破碎”的態勢，印度西北部孟加拉邦大吉嶺地區的尼泊爾族人要求成立“夾可哈蘭邦”。在拉賈斯坦邦則有少數族裔要求成立“瑪魯邦”，位于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的多個地區也紛紛效仿要求分離。這樣的一個分裂再分裂的國度，統一國家、民族意識又談何談簡單，恐怕也只有在書中才能一抒胸臆。

可見，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作者寫這本書的初衷都無法實現，在這片“世界民族博物館”的土地上強加統一意識恐怕也僅是一廂情愿。但“七河之地”所代表的印度人精神確實是無法磨滅的，其給每一個印度人所帶來的驕傲也是切實可見的，也許某一天，印度各族可以渡過這片精神上的“七河”。

七河已涸，公無渡河，印度難渡，公竟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