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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在西方學界不同，在中國，文學人類學呈現出獨有的蓬勃發展景象：它孕育于新文化運動時期、萌發于新時期文藝學的復興、在新時期比較文學的學科建制中成型。歷經七十年發展，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派已建立了完備的機構組織、成熟的團隊合作和日常運行機制，在學科建構上進行多方整合：從文學反觀人類學，對人類學提出新的整體性解釋；從人類學反觀文學，揭示中國文學的多民族存在樣態，引領新的文學研究途徑；在文學與人類學的重疊之處——神話學領域，進行理論創新，重構文化大傳統視域中的文化文本，構建早期中國思想研究的物論體系及其方法論。

關鍵詞：文學人類學 多民族文學 文化大傳統 四重證據法

作者譚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北京 100732）。

作為一個學術詞匯，“文學人類學”在1988年才正式出現。該年，在加拿大召開的第11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科學大會的會議主題為“文學人類學”，會后有論文集《文學人類學：人、符號與文學的一種跨學科新視角》（Literary Anthropology：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ople，Sign and Literature）出版。此后，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伊瑟爾出版《虛構與想象：文學人類學疆界》，在歐美學界，與歷史人類學、藝術人類學、醫療人類學等跨學科的發展有所不同，文學人類學并未引發太大學術效應。然而，在中國，文學人類學呈現出獨有的蓬勃發展景象：它孕育于新文化運動時期、萌發于新時期文藝學的復興、在新時期比較文學的學科建制中成型。在成為新的研究領域之后，它又與多民族文學、民間文學、古代文學、文藝學等學科緊密聯系，尤以表現出對主流文學觀的反思與開拓、方法論的創新而備受關注。目前已有多部相關的學術史論著描述中國文學人類學的進展。在此基礎上，筆者以“前學科實踐→學科化進程”的時間軸為順序，以新時期為界，討論中國文學人類學的不同階段特點，分析其話語體系的表現方式及其形成原因。

一、新時期以前的學科實踐

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最大特點是在文學研究基礎上，切入了人類學資源。何謂人類學資源？作為一門成熟的現代學科，人類學不是簡單地研究“人的科學”，究其根本，它是人類文化的某種表述路徑與方式，并必然受到研究者所處時代的政治、文化權力、世界格局的制約。人類學發端于歐洲現代性轉型之際，它的產生是為了訴諸新概念與話語，來解釋一個從“神創”到世俗的、從神學到科學的社會。換言之，歐洲的社會變遷造就了包括人類學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的發端，它們是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建立的學科結果。

費孝通曾說，人類學是為“文化自覺”而設的學問。在西方人類學的刺激下，中國同樣是在現代性轉型中形成了人類學，其實質是本土文化自覺的訴求。中國的人類學具有明確的救亡啟蒙色彩和進化論訴求。與西方人類學的發端一樣，中國早期的人類學同樣旨在論證一個去神圣化的中國歷史如何可能，一個世俗的“自然時間”社會如何被表述。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發生在文學與人類學之間的跨學科實踐，比如被后人視為中國文學人類學開山鼻祖的鄭振鐸，以及茅盾、聞一多等大家，紛紛從人類學視角去重新闡釋先秦文本。他們的相關研究以啟蒙為目的，希望在“進步”的話語中消解古史的神圣性，重新理解作為普通歷史的上古文化。他們所倚重和憑借的人類學資源，僅是前文所述的西方古典進化論的理論形態。正因如此，圍繞上古研究而形成的跨學科實踐，成為中國文學人類學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也是當下的學科創新點所在（關于這點，本文第四部分再做分析）。

當人類學中的進化論派傳入中國時，在西方卻已面臨著諸如文化傳播派、功能派、結構主義等學派的激烈挑戰，這些學派的共性都指向批評進化論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否定。甚至可以說，當時中國學界所擁抱的古典進化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被歐美人類學界逐漸拋棄。作為一種研究人類歷史和文化的整體性范式，進化論及“遺留說”只強調總體趨勢，忽略對各文明和各區域文化內部的具體描述。伴隨反思與探索，進化論之外的其他學派對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也激發了中國文學人類學的其他實踐面向，比如對多民族文學的研究、揭示有意識行為之下的無意識思維模式和文化結構、對現代性文化的反思等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在大陸研究相對滯后的時期，臺灣學界早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接納和實踐“原型批評”。Wiffred L. Guerin等編著、徐進夫翻譯的《文學欣賞與批評》（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一書，重點介紹“神話與原型的批評”。William K. Wimsatt編寫、顏元叔翻譯的《西洋文學批評史》（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其第31章為“神話與原型”（中譯作“神話與原始類型”）。在臺灣學界的相關實踐中，又以李亦園的研究與中國文學人類學的學科發展關系最為密切，他的開拓性貢獻在于引入了人類學的視野和方法，從“口頭文學”（oral literature）視角質疑傳統的經典文學研究。1997年，李亦園應邀參加文學人類學研究會首屆年會，他以《文學人類學的形成》為題進行演講，把文學視為動態的展演過程，強調生活世界中多重參與者的實踐與互動，進一步完善了文學人類學的理論建構。

二、新時期以來的學科化發展

20世紀80年代，文學人類學在文藝學復興的大框架下萌生。1982年第3期《文藝理論研究》刊登魏伯·司各特的《當代英美文藝批評的五種模式》一文，這是大陸學界較早介紹原型批評的文章。1988年出版的《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評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通過歸納原型模式的中國變體來挖掘中國上古神話宇宙觀的時空體系。從學理上講，由于西方的原型批評與“神話批評”（myth criticism）、“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等思潮有關，聚焦神話、儀式等文學與人類學的學科交叉地帶，所以從萌發至成型，神話學及原型研究一直是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核心組成部分。

20世紀90年代，《文藝爭鳴》于1990年推出“方克強的文學人類學批評”和“中國文學與原型批評筆談”兩個欄目，1992年又辟有“葉舒憲的文學人類學研究”專欄。《上海文論》1992年開辟“當代批評理論與方法研究”專欄，首期刊出“文學人類學與原型批評”專輯，文學人類學研究成為文藝學界的熱門現象，它逐漸溢出文藝學領域，走向民族文學研究和對傳統國學的“改造”實踐。在與民族文學研究的交叉方面，徐新建教授主編的西南研究書系側重對云貴高原少數民族文學與文化的專題探討。“新國學”方面，有蕭兵教授、葉舒憲教授、臧克和教授等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1991—2004），在人類學視野中對中國上古經典重新解讀，先后出版了對《詩經》、《楚辭》、《老子》、《莊子》、《山海經》、《中庸》、《史記》、《說文解字》等古代經典的跨文化和跨學科新解釋，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1996年是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在長春召開，與會學者們商議成立二級學會——“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同年，海南大學的重點學科——“比較文學”的建設，確定文學人類學為其主要方向。

1997年11 月13 —17 日，首屆中國文學人類學年會在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舉行。同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國家教委規劃教材《比較文學》一書中，增設了“文化人類學與比較文學”專章，“文學人類學”以更成熟的姿態走進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中。1998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學會首屆年會的會議論文集《文化與文本》。1999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國內首套“文學人類學論叢”叢書，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彭兆榮教授主編的《文化人類學筆記叢書》側重收集和總結中國學者的田野研究經驗。至此，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文學人類學正式成型，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科話語與領域、研究方法與特點。

三、新世紀以來的蓬勃發展

2000 年，四川大學文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在國內首倡“文明反思與原始復歸”的大討論，提出人類學視角對“現代性”與“發展觀”的批判質疑。2003年，葉舒憲教授《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出版，這是國內外第一部系統研討文學與人類學的跨學科關系的理論著述。2004年，在銀川召開的人類學高級論壇上，文學人類學學者們策劃了學界人士的“生態宣言”，反映出文學人類學與當下文化熱點的相互滲透。之后，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召開多次學會年會，相繼出版多部論文集。

2008年，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發生后，文學人類學學者在四川大學匯集，組織起“文學人類學救災工作組”，有效發揮了文學治療災難和民族志的專業作用，顯示了及時深入田野的特色與活力。

2009年，徐新建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族文化走廊叢書》出版，包括葉舒憲《河西走廊：西部神話與華夏源流》、彭兆榮《嶺南走廊：帝國邊緣的地理與政治》、徐新建《橫斷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態與族群》等三部著作，由于選題新穎，這套叢書榮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同年，學會創刊《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通訊》（電子版），“通訊”陸續問世六期，旨在全面、及時反映學科發展前沿與會員學術研究情況。

2010年，葉舒憲教授主編的大型叢書——《神話歷史叢書》（第1輯）出版。該套叢書分為“中國神話歷史”和“世界神話歷史”兩大系列，共計20卷，叢書旨在更集中體現文學人類學的青年學者們的探索實踐，在神話理念與研究方法上也更前沿。《神話學文庫》也于2011年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文庫推出中國神話學研究的新成果，注重具有跨學科視角的前沿性神話學探索。在教學和現實影響層面，《文學人類學教程》（2010）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重點教材，也是我國第一部文學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教科書。同期，相對于文學理論注重對消費社會的純理論思辨和人文批評等路徑，文學人類學更強調從人類表述自我的符號層面探究符號經濟的學術根脈與實踐可能，這類研究集中在2012年出版的《文化與符號經濟》中，多位學者從不同側面回答這一問題。

隨著中國文學人類學者研究成果的豐碩壯大、學術影響的不斷擴展，2010年9月20日，“中國文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項目入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此后，彭兆榮、徐新建、李永平等陸續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2018年，在中國文學人類學誕生四十周年之際，經重新整理、修訂，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人類學原創書系》出版，這是文學人類學學科發展中的重要事件。2018年，學會會刊《文學人類學研究》創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每年推出兩輯。2019年4月7日，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暨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中華創世神話”首屆成果發布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推出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四部專著：《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文學人類學新論》、《四重證據法研究》和《希臘神話歷史探賾》。

四、中國文學人類學的話語體系構建

歷經七十年發展，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派已建立了完備的機構組織、成熟的團隊合作和日常運行規則。在新老學者的不斷努力下，現已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上海交通大學、四川大學等20余所高校設有文學人類學專業，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學會在全國各省市共成立了13個學會研究中心或基地，定期召開學會年會、工作坊等活動。基于七十年來的學術實踐，下文對文學人類學形成的學科話語進行梳理與介紹。

（一）學科建構邏輯與研究視域

與本文開篇所描述的西方學界的文學人類學有所不同，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構建的視角可從三大方面理解：

第一，從文學理解人類學，對人類學提出新的整體性解釋。彭兆榮教授在21世紀初出版的兩本著作《文學與儀式》和《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是這個方向的代表性著作。它們彌補了文學人類學研究在人類學理論建構方面的欠缺，對于比較文學的主題學和形象學研究也有啟發意義。21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派認為，在人類學終端的表述意義上，民族志也是一種虛構乃至文學，而這不意味著其與事實無關，更不等于斷言人類學不是科學。因此，文學人類學界提出“體性民族志”、“整體人類學”的研究理路，相關論述已溢出文藝學視域，此不贅述。

第二，從人類學理解文學，引領多民族文學研究。從人類學反思“中國文學”乃至“人類文學”原本存在的多種形態，還原出“中國文學”的本真存在樣態，給文學研究帶來更多新視野和新方法，這是文學人類學對文藝學的貢獻之一。文學人類學派的文學觀，用圖示表示即為：

如圖所示，文學人類學把“文學”的概念從作家文學、書面文學擴大到民間文學、口頭傳統、身體儀式等事項，強調中國文學發生的文化語境與信仰背景。例如在民間文學開拓方面，相關學者從上述視野出發，對寶卷進行多重證據和跨學科研究，把田野口述資料、寶卷插圖、寶卷文本、宣卷家族、民俗儀式等都作為論述證據，全面挖掘寶卷背后的神話信仰，揭示寶卷演述的禳災與祈福等社會功能。在民族文學研究方面，文學人類學視域中的“多民族文學”不只著眼于某一民族的精神表達和建設，還著重于在國際視野的牽引下，在國際思想資源的幫助下，讓民族文學研究成為人類成員的人性表達。由此，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改造了來自現當代文學和文藝學研究的“文學的生活性”這一概念，并為之注入了人類學的意涵。正如徐新建所強調：

“文學的生活性”強調文學不僅是書寫的文本和死去的遺產，更是鮮活的事象和動態的過程，是個體的心志展現，更是眾人的互動參與。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就是生活，或曰生活的一種形態。

這個概念進一步把文學視為人類存在的根本——文學就是生活本身，文學就是生命的詩性展開。換言之，文學人類學的文藝觀所倡導的，是一個把握文學的族群文化特質、揭示人類文學多樣性的文學模式。這個模式的意義在于其靈活性，主體可以從任何一種類型的文學文本進入，思考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自我和他人的關系。

第三，精耕細作文學與人類學的交叉地帶——神話學，這也是十余年來文學人類學強勁發展的重點領域。

一直以來，文學人類學把神話觀念與儀式、宇宙觀和圖像、器物等結合起來研究，或從古今中外的文學敘事模式中發掘儀式原型，或通過田野工作考察至今還存活的儀式與信仰、神話的關系，將文獻文本之學與民族志相結合，顯示了人類學視角對于傳統的文本性神話研究路徑的改造。近年來，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派又相繼提出了“神話歷史”、“神話中國”、“文化大傳統”等命題，初步建成了自己的神話學體系。

具體而言，在研究視域和方法論的構建上，中國文學人類學派提出“文化大傳統”的新命題及其方法論體系——“四重證據法”。大傳統指先于和外于文字的文化傳統，小傳統則是文字書寫的傳統。這類研究范式在對象的開拓上，將整個文化文本視為研究對象，形成了“N級編碼理論”。該理論強調運用歷史性的動態視野去看待文學文本的生成，將文物與圖像構成的大傳統編碼視作一級編碼，將象形字漢字的小傳統萌發視作二級編碼，早期用漢字書寫而成的文本經典則被視作三級編碼，古代經典時代之后至今，以及未來無法窮盡的所有文本寫作都是再編碼，統稱N級編碼。N級編碼的提出使得文學人類學的文化原型探索，與流行于西方學界的原型批評方法有了明顯區別：中國文學人類學派的原型研究深度，并不止步于相當于希臘羅馬神話的早期華夏神話故事，而是凸顯大傳統新知識觀的優勢，穿越文字和文本的限制，深入到無文字的文化深遠脈絡之中。在研究方法的開拓上，“四重證據法”是中國文學人類學界的重要武器，其要點在于提倡走出單一的文本資料限制，在研究中致力搜索書證之外的“物證”材料。“四重”之分在于：傳世和出土的文字材料分別屬于第一和第二重證據；將口傳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看作依然在民間傳承的活態文化，屬于第三重證據；物質文化的傳承，屬于第四重證據。四重證據法的提出為文學人類學的發展提供了方法論的實踐，對于指導當下的文學與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論革新與范式突破

中國的人文學界在西學東漸以來的知識背景下，在理論建樹方面一直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受到20 世紀后期的反思人類學派和后殖民理論影響，中國的文學人類學學者積極反思，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學科范式，大力倡導和呼吁本土文化自覺。例如，學者們積極揭示出20 世紀西方思想的“東方轉向”、“原始轉向”和“生態轉向”，重視后現代知識觀的變革與全球文化尋根運動，并大力倡導人類學“地方性知識”的新視角，啟發對本土文化的自覺和尊重。基于這些探討，文學人類學派對人文領域的經典理論已然開始質疑、批判和重構，其范式拓展及展望，可歸納出以下諸項：

第一,重構文化大傳統視域中的文化文本。

雖然，從名稱上，“文化文本”和“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思路似乎有一致，然而，文學人類學派所秉承的學術傳統更多地側重在文化人類學方面，而其研究旨趣則更接近歷史人類學和認知考古學。文學人類學的研究者認為，相對于后代的一切文本（不論是語言文字的還是非語言文字的），文化文本的源頭期最為重要。沒有源頭的、即沒有找到其原編碼的文本，很難有理論的解釋力。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舊石器時代的符號材料十分稀少，因而可以暫且側重研究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時段。對于有文字的社會傳統而言，原編碼是先于文字而存在的。換言之，一個古老文明的所有重要的文化原型，一定是在先于文字符號的更早年代已出現，這就必然要訴諸考古學和史前史的全新知識領域。不妨對“文化文本”做出必要的三層次界定：

文化文本，指由特定文化所支配的符號系統及其意義生成規則。

文化文本，不等于“文化的文本”(cultural text)，而等于說“作為文本的文化”（culture as text）。

文化本文，是大于“文字文本”或“語言文本”的概念，它將語言文字符號和非語言文字符號統統包括在內。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層界定中的“特定文化”概念，具有相當的伸縮性：可指一個部落、村社，或一個族群，也可指一個文明國家。但不論哪種情況，特定文化都是一個個性化的概念，該文化的意義生成活動會有與其他文化所不同的自身法則。文學人類學派之所以采用這個概念作為理論主攻方向，是要凸顯中國文化的意義生成“潛規則”，這既包括華夏文明整體的意義生成，也包括每一個民族或族群文化的意義生成，這就能給本土研究者帶來非常多樣的對象選擇。

第二,突破西方理論話語局限，走向神話中國。

文學人類學的立場基于文化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和“地方性知識”原則，要求針對每一特定文化的認識，采取實事求是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方式，而不宜預先假設一種具有普適性的萬能理論模式，或直接移植外國學者的模式，去套在所要考察的對象國的歷史和文化上。以“哲學突破說”和“軸心時代”為代表的西方壟斷性話語，并不能準確地表述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為此，文學人類學界提出“神話中國”論和“神話歷史”論的理論命題，正是為對抗或替代所謂“軸心突破”論的誤導作用。

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通過文學人類學派對先秦經典的不斷再闡釋，我們能看到，用“信仰→理性”、“宗教→理性化”、“神圣→世俗”的演進過程置換中華文化的淵源與形成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用現代性工具理性觀來規避中國王制中的“神—人”關系和禮樂文化淵源的做法同樣有弊端。在筆者看來，這類二元對立的理論模式，解釋不了中國文明發生發展的獨特性。禮崩樂壞的東周無疑是“王制”被“斷裂”的歷史時期，春秋時期所做的“文化工程”恰恰不是突破“非理性”、形成所謂“理性化”的哲學，而是當時巫史及王權階層運用一切資源來重新溝通天人，重建王制的神圣性和禮樂規范的過程。這個過程與所謂的“軸心突破”或世俗理性化等理論模式正好相反，我們需要新的文化理念以走進對早期中國的研究。

第三,構建早期中國思想研究的物論體系及其方法論。

與批判“軸心時代”旨趣相同，在現代性科學話語之外，以上古之“物”為切入點來構建研究中國思想新的可能性，這是文學人類學范式拓展的一大亮點。筆者曾總結中國文明起源的特點都是圍繞“物”而展開：（1）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以最早的顯圣物玉器為代表，先進的生產工藝并未用于生產勞動中，而是成為特權階層彰顯權力的工具，被大量用于祭祀儀式和政治活動中。（2）在文明起源階段，玉器信仰儀式占據重要地位，這些儀式以祖先崇拜、天地祭祀為主要內容，并逐漸演化成禮制系統，至周代完全建立。（3）中國古代的城市體現出政治上強控制的特征，城市并非出于商貿經濟的考慮而建立，而是成為權力角逐的舞臺和特權階層實施統治的場所。根據這些特點不難理解：文學人類學聚焦“物”的背后是要挖掘更深層的神圣信仰、權力壟斷、祭祀儀式等因素，研究圍繞“物”所形成的權力壟斷和政治的歷史根源。這也昭示著超越文學性的跨學科研究已成為神話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從拜物到格物，從圣物到圣人，中國思想史有自己獨特的物論思想與神圣觀念，這套觀念并非現代性科學話語能認知，也非西方哲學話語能囊括和表述。文學人類學的理論探討，其本質是對現代人文學術傳統及范式研究進行深刻反思及再造。

總之，與其他相對更成型的研究領域相比，中國的文學人類學呈現出很強的“進行時”特征——它的研究對象、學科領域、學科方法等核心問題，在不斷被探索、建構和完善。文學人類學不是簡單的“文學+人類學”，從任何角度所追溯的學科資源，實則都是對當下“進行時”的合法性論證。正如筆者在《文學人類學研究》（創刊號）的“四十年專欄”主持人語中所說：作為一個新興研究領域，文學人類學的內涵與外延是什么？它究竟應該倚重文學還是人類學？它與民間文學、民俗學、民族文學的關系或區別是什么？它的研究對象和意義是什么？也許，每一位從事或關注文學人類學研究的學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這正是這個新學科的魅力與希望所在。最為關鍵的是，這個領域的相關學者是否提出了真正有意義的概念、理論體系、方法論和新的研究范式，并取得了大量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成果。可喜的是，中國的文學人類學正是在這樣的訴求及態勢下發展壯大，煥發著絢麗的學術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