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世界文學是目前比較文學學科的前沿議題，也給原本在國別文學框架內討論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開辟了新的學術空間。引入世界文學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世界文學的接受與變異，以及跨文化的流通。“弱勢的連結”是中國少數民族作家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徑之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則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面臨的悖論和處境揭示出來。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加速推進，在比較文學領域，“世界文學”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重視，成為該學科內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其中，美國學者大衛·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學？》（2003）和法國學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學世界共和國》（1999）等論述對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隨著理論的推進與發展，世界文學也在不斷地自我生產和增殖，目前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理論脈絡和體系。

與此同時，世界文學的概念也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產生了有力的沖擊。無論是樂黛云關于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關系的研究、陳思和提出的“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還是王德威對“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的強調，都與世界文學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有關。可以說，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始終有世界文學的在場，正是通過與世界文學的相遇、交流和對話，才形成了今日中國文學的格局。中國文學始終處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中，并且通過跨文化書寫與跨語際實踐“把世界帶回家”。

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獨特的存在。毫無疑問，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首先屬于中國國家內部的文學，是中國多民族文學中的一個聲部；與此同時，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屬于世界文學的范疇，表述了人類共同的經驗、情感和倫理。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兩個坐標系來理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而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為方法，可以重新理解世界文學，可以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通過引進世界文學的框架，透過世界文學的棱鏡，我們可以認識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更為復雜和豐富的面向，從而釋放出新的研究空間和學術可能。

一、“世界文學”框架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世界文學，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在“世界文學”的概念史上，其意義發生了多次轉向。追溯到1827年，德國作家歌德就已經在倡導世界文學，其后這個概念就在全球范圍內擴散開來，進行理論的旅行并且不斷生成和添加新的意涵。在歌德那里，是對東西方各國文學交流的呼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用政治經濟學的認知到由于世界市場的形成從而使世界性的文學生產具有實踐可能。[1]在諸多西方學者的世界文學觀中，歐洲中心觀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到了20世紀中期以后，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潮開始生成。這種立場反駁了既有的世界文學理論中的“單面性”，提倡一種“多面性”。這場觀念革命的原因，一方面是歐洲文化內部的反思和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等話語的出現，一種弱勢論述的興起；另一方面來自歐洲外部二戰后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獨立以及他們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2]而世界文學的概念亦由此發生了變革。到了晚近的世界文學理論學者大衛·丹穆若什和帕斯卡爾·卡薩諾瓦這里，理論又一次向前推進。可以說，在世界文學的概念史，也是不斷引入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學，逐步走向開放和包容的歷史。

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中，有一個結構性的矛盾是揮之不去的：一方面要表達對人類共同價值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傳達特定的民族傾向和區域立場。[3]無論發展到哪個階段，這個矛盾都始終存在。所謂“特定的民族傾向和區域立場”，無疑指的是歐洲中心論，而世界文學理論的推進正是以不斷批判歐洲中心論和文明等級差異進行的。不過即使到了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其理論架構依然把巴黎作為世界文學共和國的首都，依然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分。[4]因此，當我們使用世界文學理論時必須時刻反思西方的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在全球化的文學場域中的在場，并對其進行批判的使用。

“當代世界文學出現的新趨勢，就是不再僅以‘國別文學’為單位來論述世界范圍的文學現象，而是從全球流通的模式中去重新思考世界文學的形成”。[5]按照前述世界文學的發展，不斷地“去中心化”、“去等級化”和“去畛域化”是一個總的趨向。對于作為中國文學的少數民族文學而言，世界文學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參數。與此同時，民族國家這種劃分單位本來就是歐洲歷史經驗的特殊產物，與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本土實踐并不完全匹配，我們需要不斷去質詢這個劃分單位的有效性，也要不斷追問建立在民族國家概念之上的國別文學概念的有效性。因此，盡管世界文學有著各種傲慢與偏見，但是依然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參數進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而言，她不僅是面向本民族的書寫，面向中國的書寫，也是面向世界的書寫。她不僅表達本民族的經驗，也表述中國故事，屬于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分析單位和概念工具，世界文學打破了原本壁壘森嚴的國別文學的疆界，把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放置在同一個平臺上。當然，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的關系也并非是二元對立的，兩個概念各自有著自己的洞見與不見。因此，我們要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同時在場的知識感覺中認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毋庸置疑，世界文學框架的引入會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帶來新的議題和可能性，它能克服國別文學中的視差之見，照亮和敞開國別文學研究中的偏差和遮蔽之處，打開之前被被邊緣化的文學空間，從而更完整地認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母語、雙語和漢語寫作是同時存在的現象，由于少數民族語言的邊緣位置，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還更多地需要通過漢語寫作的語言策略來為主流的文學界所認知。很多母語作家只能在本民族文學圈中為本民族讀者所了解，而不能跨過語言的藩籬抵達漢語文學圈。與此同時，很多少數民族作家因為使用漢語寫作獲得很多文化資本，他在本民族母語文學圈卻并不受到青睞。世界文學的存在為解決母語寫作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例如彝族的阿庫烏霧是一個用雙語寫作的詩人，他的一些母語詩歌并沒有進入漢語文學圈，卻直接進入了英語文學圈。因為對于譯者而言，“只有阿庫烏霧那些帶有諾蘇彝語聲音的詩歌，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詩歌，才能在北美的多元文化場域中占據特殊的一席之地”。[6]這個案例無疑體現了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對同一個詩人的不同接受方式。就此而言，我們需要有必要使用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兩種標尺來衡量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學價值和審美意涵。

與此同時，由于世界文學對“跨文化”、“跨語際”、“旅行”之類議題的重視，一些原本在中國文學框架中較為邊緣化的文本，也會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中得到較好的認知，比如說回族作家張承志的寫日本的《敬重與惜別》和寫西班牙的《鮮花的廢墟》，藏族作家達真的《命定》寫了兩個康巴青年離開故鄉參加抗日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的故事，更不用說在朝鮮族作家許連順小說《誰曾見過蝴蝶的家》這種用母語寫出的關于中國朝鮮族偷渡去韓國打工的題材了。因為世界文學視野的存在，我們對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考察，可以展開很多新的議題。

世界文學的視野固然有自己的益處，但也會帶來很多新的問題。首當其沖的是“可譯性”。恰如前述，世界文學需要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流轉，那么便于傳播和譯介就會成為重要的指標。當作家要面向世界讀者寫作，就會自覺不自覺地調整自己的寫作姿態，也會在無意識層面尾隨了西方主流語言的習慣，這在關于北島詩歌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與周蕾（Rey Chow）的爭論中就體現了出來。“我們的作家遺忘了‘世界文學’觀念中的全球等級性，而在寫作中為了向‘世界文學’靠攏，會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學標準看齊，甚至為了便于譯介傳播，在手法、技巧和語言上尋求‘可譯性’。”[7]世界文學市場的邏輯會改變身處其中的作家，導致他們走到偏離民族主體性的方向。

另一個問題對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來更為迫切，那就是作為表演的民族性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經過1960年代的洗禮，世界文學的理論雖然已經走向了多元文化主義、走向了平等，但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幽靈依然徘徊不去。恰如拉美文學的經驗，那其中“對故土的想象性表達在某種意義上展示的也是‘西方’所預設的‘東方奇觀’，而且正是這種展示特殊景觀的‘非西方性’描寫才獲得了進入以西方文學為主的世界文學秩序的資格。”[8]拉美文學如此，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亦如此。這或許是一種吊詭或怪圈：要證明自己民族文學的獨特性，就必須維持一個充滿符號性的民族志的書寫策略；而一旦你使用了這種書寫策略，你就會迅速跌入西方的陷阱，進入被奇觀化、他者化、景觀化的情景之中。在這種情境之下，一些作家就會投其所好，故意將自己東方化，以民族色彩作為表演的文化資本來諂媚和迎合西方。這毫無疑問是脫逃中的落網，一種反噬的怪圈。這正是中國少數民族作家面臨的最大困境。

要解決上述困境，就必須打破既有的世界文學的游戲規則，重新構造一個新的平等的世界文學秩序。在既有的世界文學體系中，游戲規則是有著文化霸權的西方國家制定的，在看似透明的約定俗成的表面其實充滿了非自然的建構性的因素，以至于西方的權力意志無處不在，而東方永遠只能做從屬者。而要改變這種游戲規則，就必須守護自我的主體性，將自己的特殊性發展為普遍性，從而在驅散籠罩在世界文學里歐洲中心主義的迷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世界文學的接受與變異可謂是十分重要的實踐經驗。

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世界文學的接受與變異

毋庸置疑，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世界文學亦從未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缺席。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例，各種世界文學的思潮不斷涌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領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少數民族作家。在他們的知識譜系和創作履歷中，我們不難找到世界文學大師的身影和世界文學經典的幽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實際上一直在接受世界文學的影響。當然，由于文化間的差異和民族主體性的存在，這種世界文學的接受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變異。

作為唯一的全國性少數民族文學雜志，《民族文學》雜志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中介。有論者從文學制度的角度出發，考察了《民族文學》的“世界眼光”。創刊于1981年的《民族文學》是少數民族作家發表作品的重要平臺，能起到“議程設置”和引導作家創作的作用。在辦刊過程中，這本雜志追求并促進文學的世界性，并在多個方面展開行動：譯介國外民族文學作品和研究成果；刊發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民族文學作品；探索少數民族文學的世界性理論；促進中外文學交流。[9]正是《民族文學》的制度上的鼓勵，世界文學的影響才更快的進入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視野和實踐中。

不過，更能體現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的是1980年代對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引入。198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和文學發展的黃金年代，當時各種西方文學思潮涌入中國，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作家。而馬爾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獨》由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更是對彼時在尋根文學路途上探索寫作道路的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產生了強大的刺激，沖擊了他們既有的文學觀念。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心有戚戚焉，于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1980年代中期藏族文學中涌現了魔幻現實主義的熱潮深受內地文化影響的扎西達娃、色波等人將陌生化和符號化的藏地風俗與新習得的魔幻現實主義的藝術技巧和寫作策略相結合，從而創作出一系列帶有探索性質的文本，代表作就是屢屢被寫進文學史的《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10]正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存在和影響，才讓扎西達娃等人完成了“風景的發現”。就此而言，魔幻現實主義起到了催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作用。事實上，魔幻現實主義一直是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巨大的在場，一個重要的寫作武器。例如出生于1981年的彝族青年作家英布草心的作品《瑪庵夢》（2014），就依然被認為是“首部彝族魔幻現實主義長篇小說”。[11]

不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在接受魔幻現實主義時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選擇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資源對話的現象。少數民族作家對于魔幻現實主義的接受，就有一個契合度的問題。1980年代的西方文學思潮蜂擁而至，但藏族作家卻選擇魔幻現實主義與藏族的社會生活進行耦合，這其中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究其原因，或許主要由于同處在后發現代化的文化語境中、同屬于“少數”的共通感和文化的異質性和多樣性。藏族作家們采取了與拉美作家相似的創作手法，暗示了某種“弱勢的連結”的隱形脈絡。

此外，少數民族與重新發現“世界文學”有關。劉大先認為，世界文學不僅僅指的西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所謂的“先進文學”，更指的是來自第三世界的文學。和當代中國主流文學不同，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起到了“視角轉換”的作用。“在文化傳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這些由少數民族所帶來的視角轉換，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學遺產，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學地理，讓‘世界’的圖景更加完整，也成為建構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一種有效途徑。”[12]當全世界的文學都圍繞著歐洲中心主義旋轉，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卻依然保持著對第三世界的熱情，這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想象另一種“文學世界共和國”的可能性。

當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世界文學的“接受”未必就是亦步亦趨的模仿，而是通過作家主體改造的，是在自己異質性的本土文化中生長出來的。這就意味著所謂“接受”并不是要做到一模一樣，而是有自己的特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個世界文學的思潮，一旦進入到具體的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場域中，也必然會因為錯位的對話和創造性的誤讀發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和變形。在大衛·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理論中，其實是鼓勵不同地方的閱讀者對原著進行新的闡釋和溢出的理解的。陳思和先生曾經提出“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理論，他認為“世界性因素”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識、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識結構，也包括了作品的藝術風格、思想內容以及各種來自‘世界’的構成因素。”[13]換言之，在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中，中國文學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被影響”的對象，而是有著自己本身的主體性，是可以與世界文學同步的。這種世界性因素可以是本土生長出來的，也可以是受到外來因素啟發的。這種世界性因素意味著作家自身的世界文學視野，這是作家創作的一個重要背景。無疑，這是一個擺脫了“學徒心態”，將被動行為轉向主動行為的理論建構，提示了中國作家的主觀能動性。在曹順慶先生所提出的“變異學”理論框架中，他認為既有的比較文學研究中“立足點往往在于尋求不同國家、不同學科、不同文化中文學的相同之處，是求不同種的同。”而在變異學中，主要是“尋求不同國家文學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變異，以及不同文明間的異質性因素”。[14]從“求同”轉向“存異”，這就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進行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對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來說亦是如此，在他們的創作中，無論是哪種世界文學的思潮或者經典，對他們的影響一定是透過主體的中介進行轉化的。他們的作品絕非是簡單的模仿或者是某個世界文學作品的山寨版本，而是有著本土立場，也有著熱切的社會批判和現實關懷。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經過少數民族作家的主體的中介作用，他們的作品一定是變異的而非僅僅是被影響的，是變容的而非僅僅是受容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正處在不斷的交往、對話與流通中。

三、流通中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世界文學不是一個無邊無際、讓人無從把握的經典系列，而是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模式。”[15]根據大衛·丹穆若什的定義，要進入世界文學的范疇，就必須是在文化起源地之外流傳的能產生跨文化影響的文本，這些文本的生產、傳播與消費則構成了世界文學的必要條件。可以說，在丹穆若什的理論框架中，流通是最為核心的部分。

流通正是世界文學相對于國別文學的優勢所在。按照卡薩諾瓦的觀點，世界文學的概念本身就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地理空間，構成了一個跨國族的想象空間，一個“文學世界共和國”。在這個空間中，文學世界按照自己的內在規律去運作，相對于政治化的國族空間有一定的獨立性。[16]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動下，旅行、移動和離散變得日常化了，與之相應的是世界文學越來越呈現出跨國族與跨文化的趨勢。

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跨境民族的文學流通構成了一個現象。要知道，現代國家以清晰明確的地理邊界進行內部和外部的劃分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的跨境民族。以云南為例，在25個少數民族之中，跨境而居的就有哈尼、傣、壯、拉祜、苗、佤、景頗、瑤、布朗、德昂、傈僳、獨龍等12個民族。[17]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取向和思維方式與境外的相關民族具有相似性，表現在文學上就有很多對話和溝通的可能。對于北方民族來說，諸如蒙古族、朝鮮族和哈薩克族的很多母語作品最大的市場甚至不在中國內部以及使用漢語的社群，而是直接傳播到相鄰的國家去了。這無疑打破了國別文學的規約，走向了世界文學的領域。

翻譯也是世界文學流通中的重要環節。達姆羅什的理論構架中，唯有被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閱讀的文學才是經典的世界文學作品。“民族文學不是天然就能成為世界文學，它要穿越諸多介質，進入到這個橢圓的公共空間，才能成為世界文學；而翻譯是民族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空間時必須穿越的諸多介質中最重要的一項。”[18]翻譯的中介性十分關鍵，在文本的轉生與來世中，翻譯不是貶損作品的價值，而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為作品增值，在異國他鄉的讀者的閱讀和闡釋中獲取新的意義。相對于漢語主流文學的外譯，少數民族文學的外譯較少。不過，隨著近些年來國家的各種投入和計劃，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外譯后續的成果應該十分可觀。

對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而言，要進入世界文學的場域就必須先在創作中具有世界文學的視野。換言之，就是必須在自己的創作中注重世界性因素的表達。這當然不是要少數民族作家以外國讀者為對象寫作，而是要在自己民族文學的基礎上進行更加具有全球維度和跨文化視野的創作。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因為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是具有創作新的世界文學的潛能的。就民族文化而言，維吾爾族文學與波斯文學和阿拉伯文學具有親緣性，回族文學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文化色彩，蒙古族、滿族、達斡爾族具有很多薩滿教文化的資源，藏族文學則具有藏傳佛教的向度。與漢族主流文學不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由于自身文化來源的多樣性，反而能夠串聯起諸多具有世界性色彩的文化脈絡，從而打開中國文學的新局面。

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書寫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義》中，李鴻然先生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案例：白族詩人曉雪創作于1980年代的長篇敘事詩《大黑天神》。在這首詩中，“主人公就是中國西南國境兩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共同信奉的神……曉雪根據白族有關大黑天神的神話進行藝術再創造，以神性、理性、人性、詩性的美妙變奏，使作品成為一部可以覆蓋中國大西南和東南亞、南亞多國的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義的杰作。”[19]云南是一個具有復雜歷史脈絡和地理狀況的地區，屬地的很多民族與東南亞國家相關民族不僅具有血緣上的親緣性，還分享著同樣的語言、藝術和文化。類似曉雪的所書寫的“共同信奉的神”就帶有如人類學家王明珂所論述的“英雄祖先”的意涵，承載著跨境民族的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曉雪的創作是帶有世界文學屬性的，他超越了地域和國境的限制，使作品蘊含了世界性因素，若是加以翻譯，能在東南亞文化圈的讀者群中引發很多共鳴。就此而言，曉雪的作品不僅屬于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也是一個區域文學的典型案例。美國學者唐麗園（Karen Thornber）曾提出“接觸星云”的概念，即一種處在國別與世界之間的“區域中立”的世界文學。通過強調區域內部的文學接觸，世界文學的各種結構的文學網絡將會被更有層次地被揭示出來。[20]曉雪的《大黑天神》正是以區域文化交流背景下寫出的作品。

從跨境民族、翻譯到世界性因素，我們從三個方面討論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進入世界文學場域的“流通”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流通不僅指的是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流通到西方世界，更多指的是東方世界或者第三世界尤其是與中國相鄰的國家。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走出去的過程中，由近及遠的同心圓結構的流通途徑才是更好的選擇。在“一帶一路”的提倡中，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流通應該更多的是周邊的、相鄰的以及同屬于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唯有與第三世界的文學進行弱勢的連結，才能塑造一個非西方中心的平等的世界文學的空間，一個真正的文學世界共和國。

四、弱勢的連結與比較的框架

根據大衛·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理論，經典的流動和讀者的接受具有重要意義。在他那里，“世界文學”并非是一個固定的國別與地區文學的拼盤，而是一個動態的、流動的、不斷被讀者閱讀的過程。大衛·丹穆若什的理論受到了讀者反應理論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地不同讀者對作品的閱讀是十分關鍵的，它決定著作品能夠進入世界文學的序列。

對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作家而言，作品能否進入世界文學框架的關鍵在于能否創作出同時具有本民族特質又有人類關懷的作品。這也就意味著，即使有著地理、文化與身份的不同，但是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與世界各地讀者之間尋找“共鳴感”和“同理心”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在面對全球化語境時有自己的探索。相對于主流民族，少數民族有一種被邊緣化的身份認知。但是，在彝族詩人這里，這種邊緣身份和情感結構被使用為一種敘事與抒情的寫作策略。他們將少數族裔的身份意識貫穿在自我的創作中，并且在世界范圍內取材。由此，“少數”或者“弱勢”在他們那里有了世界文學的深廣度。他們將主流與邊緣的對話放置在世界范圍內，從而在“弱勢的連結”中完成了對世界文學的探索。

這里的“弱勢的連結”，指的是世界各地“土著民族”之間的情感、倫理與身份的共鳴感。身為各自國族社會中的“少數”，卻可以通過跨國族和跨文化的關系網絡，打破國別文學之間彼此疏離的狀態，從而達到一種文學世界共和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維度。要知道，即使在西方國家內部，存在著大量的少數族群。共同處在各自社會結構中的“少數”地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文學與美國的族裔文學（亞裔、非洲裔、拉美裔、猶太裔）具有可比性（comparability），在情感上也容易產生連結。這又與美國文學的“族群化”趨勢相契合。[21]

在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筆下，土著民族之間有著天然的精神橋梁。在《獻給土著民族的頌歌——為聯合國世界土著人年而寫》中，他寫道：

憐憫你╱就是憐憫我們自己╱就是憐憫我們共同的痛苦和悲傷╱有人看見我們騎著馬╱最后消失在所謂文明的城市中

撫摸你╱就是撫摸人類的良心╱就是撫摸人類美好和罪惡的天平╱多少個世紀以來，歷史已經證明╱土著民族所遭受的迫害是最為殘暴的

1961年生于四川大涼山的吉狄馬加，是中國重要的少數民族詩人之一，在其代表作《自畫像》的結尾他曾寫下“啊，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其中凸顯了一種驕傲的對自我民族的認同感。在前述的這首頌歌中，他將自我民族的身份認知放大到“世界土著”的身份中，將對“你”的稱謂置換為“我們”，從實現了詩歌意涵的跳躍，將個體的轉化為集體的，將族群的轉化世界的。從而凸顯了詩歌的世界性因素。相似的詩歌個案不勝枚舉，有評論者曾將吉狄馬加英譯詩集的作品主題主要分為三類：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離鄉之后對故鄉山川的向往；對人類文化和命運的思考。[22]第三類正是帶有人類關懷的作品。

此外，吉狄馬加的很多詩歌被美國詩人梅丹理（Denis Mair）翻譯成英文，進入了世界文學的流通場域，亦得到了外國讀者的積極反饋。在《吉狄馬加的詩歌與世界》中，收錄了世界眾多詩人、批評家以不同視角對吉狄馬加進行的評論。[23]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吉狄馬加已經進入了世界文學的流通網絡中。

無獨有偶，同屬于彝族的詩人阿庫烏霧也創作了同樣具有世界文學屬性的作品，《凱歐蒂神跡》就是其中的典型。這部帶有民族志色彩的詩集是一個世界文學中跨文化書寫的典型案例，源自于阿庫烏霧的旅美經歷。在這部詩集中，詩人會因為明尼蘇達的月亮而想起故鄉月城，進而想起彝族神話傳說中的美女神；也會因為密西西比河畔的烏鴉想起彝族人的神奇的經書；更會反復思考母語與異域環境的關聯性。可以說在阿庫烏霧的筆下，內在語言和外在環境之間造成了一種張力和緊張感，而這種張力又因為詩歌的書寫得以釋放。

在詩集中，阿庫烏霧關于印第安文化的書寫是十分突出的。阿庫烏霧熟練地操作了各種不同文化體系中的意象和符號，并且在諾蘇彝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間發現了結構性的相似，從而建立起聯想的路徑。恰如他在訪談中的自述：

“我覺得自己的少數族裔身份和詩人身份自然形成對弱者天然的同情心。我的知識面和學術視野，還有就是博愛思想，這是超越種族、民族的精神之愛。因為印第安人對人類做出過巨大的貢獻，而我的民族也曾為人類做出過特殊的貢獻，如今都在遭遇趨于瀕危的尷尬命運。印第安文明和彝族文明很靈通，我們都相信學者所說的‘萬物有靈’和‘祖先崇拜’。我有彝族文化的功底，我理解印第安文化就并不難，因為我們似乎有相近的思維基礎、價值觀、生命觀。”

正是因為那同屬于弱勢民族的共通感，阿庫烏霧才能夠在不同文明之間穿行對話，建立 “弱勢的連結”。而弱勢的連結，可謂是《凱歐蒂神跡》創作中最重要的心理動力。值得注意的是，《凱歐蒂神跡》是由民族出版社與俄亥俄州立大學合作出版的雙語對照本，由于學者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的英譯的中介，阿庫烏霧的詩歌集《虎跡》早已被引介到美國，從而進入了世界文學的流通市場中。[24]

因為同為所屬社會結構中的“少數”，所以中國少數民族作家能跳出自我民族意識，產生人類共同體感覺，實現彼此之間“弱勢的連結”。這種弱勢的連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寫作增添了別樣的世界文學色彩，也為比較文學研究增添了新的領域和新的議題。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則將印度東北與中國西南的多種民族志詩歌進行了比較；[25]黃曉娟等人發現了東南亞女性文學與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之間“邊緣書寫”的相似性。[26]由此可見，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透過“弱勢的連結”的思考，透過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表征，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可以走向更為廣闊的論域。

五、結語：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

近年來，無論是比較文學領域對世界文學的強調，還是中國國內民族文學研究領域從少數民族文學到多民族文學的一種學術范式的轉移，都有著一個共同的背景或前提：全球范圍內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身份政治的出現和少數族群為自己發聲的賦權行為。與此同時，世界文學的提倡，不僅是文學史評價標準和經典標準的變遷，還涉及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

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學者孫歌的一次演講中，她回應了日本學者酒井直樹的問題意識，即“全球知識界認識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是如何地被歐洲中心論這一基本的思維框架制造出來的，而我們亞洲的知識分子又是如何不假思考地接受了這些既定的約束。”毫無疑問，這一認識論裝置可謂是內嵌在全球知識生產中的基本設定和思考框架，西方生產理論而東方消費理論已經成為了全球知識圈的基本的分工。孫歌試圖反思的正是這種既有的知識格局。在她看來，亞洲具有無比豐富的不可通約的歷史經驗，應該擺脫以西方理論為唯一的理論形式的想法，從而生產與自己歷史相符合的理論思考和思想資源，變被動為主動去重構自己的主體性。[27]

恰如前述，在晚近的世界文學學術觀念中，最大的趨勢就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反思和批判，顛覆既有的文學標準和文學制度，實現“去等級化”的目標。長期以來，歐洲形塑了評價文學的標桿，并且將其制度化和標準化，推行到全世界，構成了普遍性。事然而，這一普遍性的構造卻是歐洲的特殊性憑借政治經濟權力的優勢，加持在文學與藝術領域形成的，是特殊性的普遍化，是地方性的世界化。西方學術界近期對世界文學概念的修正，正是對這種作為普遍性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反撥。

從歐洲中心主義觀念中破殼而出，現今的世界文學是一種在全球文學場域中重構版圖的重要實踐。近期作為熱點的世界文學思潮是西方比較文學學科內部的自我反思，是對作為普遍性的歐洲特殊性的自我批判，但是這種糾偏也帶來某種抵抗和解放的契機。在世界文學理論的代表人物達姆羅什的理論框架中，他“把世界文學描繪成一個公共空間，最大限度地剝離了西方經驗與世界文學根本原則之間的必然聯系，充分考慮到世界各區域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為東方國家利用世界文學話語創造了條件。”[28]可以說，世界文學理論的存在，打破了單一的歐洲中心論的文學標準，把歐洲地方化，為世界文學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打開了新的空間，也為作為“少數”的歐洲之外的文學提供了可能性。

這種新的空間和可能性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這種平等要求一種承認的政治、權力的對稱。在全球化的時代，當資本的力量無往而不利地進行跨國運作，文學的力量卻對這種趨同性進行著執拗的抵抗，而世界文學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正是由此興發。恰如藏族作家龍仁青在采訪中所說：

“個人認為，文學中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一種標志，使得作家的作品呈現出一種異質氣質，從而從眾多的書寫中脫穎而出，具備顯而易見的辨識度。但是，如果作品一味地沉湎于民族地域的表達，則可能會使作品限于某種狹隘的語境之中，缺少開放性。所以，世界性的開放態勢和民族地域表達的合理結合，可能是這個時代對作家的要求，也是作家個人的一種追求吧。”[29]

在世界文學的體系中，需要少數民族作家一方面是保持自己民族或國家的文學主體性，另一方面懷抱著一種開放的擁抱世界的心態。將自我民族經驗的特殊性進行“合理表達”并將其與“世界性的開放態勢”進行結合，才是走向平等的世界文學的正確取徑。這或許才是真正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唯有“千燈互照”，才能“光光交徹”，構成整個世界文學的燦爛星圖。

那么，具體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領域，如何在世界文學的語境下進行創作？如何在民族性中達到世界性？如何在自我的特殊性中創造普遍性？大衛·丹穆若什認為，“一個作品進入世界文學，會通過兩重步驟：首先，被當做‘文學’來閱讀；其次，從原有的語言和文化流通進入到更寬廣的世界之中。”[30]世界文學無疑是一種“連結”和“對話”的觀念，它建立在對作品質量的審美基礎之上，而文學的翻譯和傳播是作品進入世界文學的必要條件。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道路還很長遠，世界文學的視野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參照。

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特殊性與普遍性時必須有“中國”的在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多民族國家歷史經驗的特殊性的一部分。換言之，少數民族文學應該是族群性、中國性和世界性三者共同影響的產物。恰如學者李鴻然所提醒的，關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義，應該按照中國的價值標準判定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價值標準。[31]在大衛·丹穆若什看來，世界文學的研究者應該 “跨越體制和思想上的分野，既與我們的本國文化保持活躍的關聯，同時敞開自己，擁抱整個世界——這既包括世界文學獨特的多樣性，也包括從不同文化和思想立場來研究這些文學的多種多樣的創造性思路。”[32]向內，是發現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多樣性文學；向外，是探尋世界文學中多重的異質性和地方性的文學。唯有在中國和世界的雙重軸線、雙重在場和雙重的坐標中，才能正確認識世界文學視野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為方法，來重構世界文學版圖，超越簡單的西方╱東方、帝國╱屬地、中心╱邊緣等文化政治的等級差異，[33]走向平等和健康的世界文學生態，走向眾聲喧嘩、多元并存的世界文學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