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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中國文論70年的發展進程中，先后出現三大問題域：在前30年“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及其延伸中，意識形態性與非意識形態性都得到強調；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框架下，經濟開始直接影響文藝生產，“文藝與經濟（市場）關系問題域”逐步凸顯，文藝生產方式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得到重視；21世紀以來，極速發展的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文藝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文藝與技術（機器）關系問題域”開始呈現，文藝生產的主體性與非主體性關系問題凸顯出來。在70年發展已經累積起的厚實理論基礎上，立足馬克思強調社會性與工藝性統一的生產工藝學批判理論，整合三大問題域，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自主綜合創新將迎來重大機遇。

關鍵詞：問題域 文藝 政治 市場經濟 機器技術

作者劉方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中國當代文論已經歷了70年發展歷程，本文擬從文藝與政治關系、文藝與經濟關系、文藝與技術關系這先后出現的三個問題域，梳理、考察其演進脈絡。如果說70年經濟發展已經為中國社會進一步大發展累積起厚實的實踐基礎的話，那么，70年文論發展累積起的豐厚理論基礎，則使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自主綜合創新迎來了重大機遇。

一、“問題域意識”與70年文論問題域的演進

從當下和未來的趨勢看，世界文論正在進入綜合創新時代。這種綜合創新，需要吸收、融合傳統理論資源，同時又要克服文論歷史上比如20世紀80年代所謂“片面的深刻”傾向及與此相關的非此即彼、獨斷論的思維定勢。為此，可以引入美國科學哲學家達德利·夏佩爾的“域”或“問題域”研究法：“域（domain），就該術語用在這里的意義而言，不只是一個相關信息群；它是一個存在著問題的相關信息群，而這個問題通常是被充分限定的并且是在一些特別考慮（即‘充分理由’）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夏佩爾從四個方面描述了作為一種信息群的“域”的特征：（1）“這種結合是以各項之間的某些關系為基礎的”；（2）“這樣聯結起來的信息群存在某種問題”；（3）“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4）“科學研究這個問題已經‘時機成熟’”。由此看來，這種“存在著問題的相關信息群”構成的“域”也可謂“問題域”，這一概念被科學或技術哲學廣泛應用。為表述方便，茲引述“維基百科”對“問題域”的定義如下：

“問題域（problem domain）”是需要檢查以解決某個問題的專業或應用領域。聚焦一個問題域，意味著只關注某個個別興趣的特定主題而排除其他一切……對于諸如對藝術、設計、創造性工作和后常規科學（post—normal science）等理性研究來說，問題域的問題尋求和非線性的方法，可能有助于將先前被排除的某個興趣領域內部化（internalize）。

這種“問題域”（problem domain）與阿爾都塞所謂的“problématique”（英譯為problematic，中譯也作“問題域”）有所不同，而與夏佩爾對“域”（domain）的定義大致相近。這種“問題域”具有一定排他性，但是，被一個問題域排除在外的“外部問題”，卻可能被另一個問題域“內部化”而成為其“內部問題”——比如文論界在20世紀80年代所謂的“向內轉”中，只重視對文本分析這種“內部問題”的“內部研究”，而把所謂“外部研究”排除在文學理論學科之外。設定文本分析為特定“問題域”而重視內部研究本身沒有問題，但由此認為這就是文論學科的全部問題而排斥外部研究的價值，在思維方式上顯然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獨斷論。在其后的所謂“向外轉”中，“外部問題”就被文化研究“內部化”而成為其“內部問題”，但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從而否定在特定問題域的文本分析的內部研究的價值的做法，同樣沒有擺脫非此即彼的獨斷論。夏佩爾強調：“不應當認為，對其中一個問題的完整回答，完全不依賴對其他問題的回答，從而可以把它們相互孤立開來逐一地加以研究。事實上我們將發現，它們是相互依賴的。也不應該設想，在試圖理解科學的本性時不存在須加以研究的其他問題了，盡管我想證明上述問題是一些非常關鍵的問題”，這大致可以用來評述文論所謂“內部研究”、“外部研究”；“在域的項之間，或者在兩個已經發現具有某種關系的域之間，發現的關系越多，人們就越感到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更全面、更深刻的關系”。把諸多“問題域”聯系、整合在一起，是理論綜合創新的一條重要路徑。由此來看，夏佩爾的“域”或“問題域”意識，對于克服70年文論史上的一些獨斷論傾向是有助益的。

夏佩爾所謂“域”與另一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謂的“范式”有所不同，夏佩爾指出：“從歷史事實上看，在科學歷史上不存在這樣的時刻，在它之后，先前所使用過的一切背景信念都被拋棄了，不存在庫恩意義上的‘革命’，即舊‘范式’被一個與舊‘范式’可比的新‘范式’所代替”。從文論史研究看，范式轉換式研究更能揭示文論演進的歷史脈絡和規律，但新范式不斷代替舊范式的描述，容易讓人產生歷史斷裂的印象——與之相比，“問題域”的先后出現和成型，也可昭示文論演進的歷史脈絡和規律，而歷史斷裂性則相對較弱。

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理論問題域”的出現與“實踐問題域”的出現密切相關，本文所論三個先后出現的“問題域”，與新中國70年社會發展實踐的變化密切相關：前30年計劃經濟等實踐發展方式，決定著“經濟”并不“直接”影響文藝，此期所形成的主要是“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實踐方式，“經濟”開始“直接”影響文藝，逐步形成了“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21世紀以來，“技術”對文藝的影響越來越大，尤其人工智能技術更是在文藝作品生產環節開始產生“直接”影響，“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開始呈現——這是從“變化”的角度來說的。從“連續”的角度來說：前30年以文藝與政治關系為主導的問題域，并不意味著經濟、技術對文藝的影響不被關注；同樣，21世紀以來，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逐步凸顯出來，也不意味著技術對文藝的影響在此之前沒有被關注。但是，一種“問題域”的出現、成型，并非基于主觀的隨意判斷，而是有客觀指標比如數據等方面的依據的：說“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成型，是因為與此相關的論文尤其“大眾文化”方面的研究論文越來越多；同樣，說“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在21世紀以來逐步出現，也是因為相關研究論文的數量越來越多。正因為如此，由“問題域”的出現和成型，可以審視當代中國文論的轉型。

今天來看，三大問題域皆已暗含于馬克思的相關理論探討中，社會實踐發展的特定階段往往只會凸顯出馬克思整體理論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問題域；而隨著社會實踐發展的日趨成熟，理論問題域會更全面地呈現出來，馬克思的整體理論也會隨之更全面地展現出來，這為我們今天在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中，將諸種問題域整合在一起進行綜合創新提供了可能。

二、文藝與政治關系：前30年文論問題域及其延伸

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主要涉及的是文藝的意識形態性問題，從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論史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對此皆有經典論述，其后，文藝意識形態論也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左翼文論的重要理論。在總結左翼文論經驗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創造性地構建起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系，作出了“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等重要論斷，勾勒出了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的輪廓。在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中，前30年大致以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為主，而改革開放以來圍繞意識形態的探討及所謂“向內轉”等，大抵也可視作這一問題域的延伸。

第一，前30年在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中對意識形態的探討。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延安講話”的指導下，文藝意識形態論繼續發展，并且受到了蘇聯文論的較大影響。20世紀50年代，蘇聯專家畢達可夫、柯爾尊等到中國講學，皆從社會意識形態角度看待文藝的本質問題。20世紀60年代，中國文論界編寫了兩部文學理論教材，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把文學界定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文學與其他社會意識形態“都是客觀的現實生活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都被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又反轉來影響于一定的社會生活，對社會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起促進、推動或阻礙、破壞的作用。”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提出“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這兩部教材大抵體現了當時文論界的基本認識。總體來看，十七年時期，文論界在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中，皆能堅持文藝的意識形態性與非意識形態性的統一，而其后的“文革”十年，這種統一性被破壞，社會實踐發展出現了偏差，文論發展也出現了偏差，意識形態性被當成文藝的唯一特性，文藝為政治服務變成文藝為一時一地的具體政策服務。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圍繞意識形態的探討，依然是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的延伸。改革開放在實踐和理論上皆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在政策層面，1980年，鄧小平提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文藝為人民服務，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成為文藝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在理論層面，文論界圍繞意識形態問題產生了爭鳴，欒昌大提出文藝“具有意識形態性和超意識形態性這雙重特性”，董學文提出“文學藝術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意識形態和非意識形態的集合體”，等等。這些觀點強調了文藝非意識形態性的一面，吳元邁、陸梅林等學者則對此提出質疑，相關爭論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1）吳元邁指出：“文藝的非意識形態化，是過去和現在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共同特征。”以此來看，揭示并強調文藝的“非意識形態性”與“非意識形態化”乃至“去政治化”并不等同。

（2）圍繞文藝是否屬于上層建筑的討論，使文藝與經濟、政治的復雜關系得以呈現。朱光潛認為“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是平行的，反對在兩者之間劃等號，吳元邁、錢中文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錢中文明確把文藝定位為“觀念的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一種比較復雜的現象，除了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還存在政治、法律等機構這類上層建筑”，“政治在上層建筑中起到主導作用”，“政治對于文藝實際也是如此”——這勾勒出了“觀念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制度上層建筑—經濟基礎”這一范疇鏈，并與通常所謂的“文化（文藝）—政治—經濟”正相對應，在此框架中，文藝、文化受經濟的影響是“間接”的，而受政治的影響則是“直接”的。由此可見，說前30年總體上處在“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中，是因為：要求文藝必須是“觀念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反映，并且其所受影響主要來自由國家支付工資的專業作家體制等。

第三，新時期所謂“向內轉”總體上沒有越出“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20世紀80年代，陳燊認為，與當代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相關，有人以語言否定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嚴昭柱強調，文藝意識形態性質問題關系到對社會主義文藝本質的認識，“主體論”文藝觀反對“把文藝歸入反映論、認識論領域”，而認同現代西方文藝理論的表現論和表情說、欲望說。這些觀點所批評的是當時熱衷引進西方文藝理論所形成的所謂“向內轉”、“語言（學）轉向”、“審美轉向”等總體態勢，而“意識形態”被當作“外部的”、“非語言形式的”、“非審美的”問題被輕視乃至擱置，文論發展存在追求所謂“片面的深刻”的傾向，鼓吹“非意識形態化”乃至“去政治化”，某種程度上，這使“撥亂反正”走向“矯枉過正”了。

第四，“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此期在“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董學文在描述此期的文論發展態勢中指出：“總的來說，將文藝簡單界定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學本質觀，受到相當程度的詰難和質疑”，而錢中文、童慶炳等提出“審美意識形態論”，相比較而言，“似乎在肯定文藝的意識形態性的同時也顧及了文藝的審美特點，在當時的美學熱與文藝理論美學化傾向指向中，得到較多學者的認同。”此期與此相關的熱點還包括美學熱、形象思維討論等，也是為了矯正此前強調文藝依附于政治乃至具體政策所導致的文藝創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臉譜化等傾向。不同于“向內轉”的矯枉過正，強調“意識形態性—非意識形態性（審美性等）”統一的審美意識形態和審美反映論，總體上可視作此期在該問題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文藝與經濟關系：市場框架下凸顯出的文論問題域

之所以說新時期圍繞意識形態的討論是“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之“延伸”，還因為此期出現的新問題域是“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其實踐根源是中國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市場開始對文藝產生越來越“直接”的影響，這在文藝生產者的收入來源上有突出表現：“市場”開始成為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而在前30年的計劃經濟框架下，其收入主要來源是國家或政府。從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經典文獻看，2014年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又一重要綱領性文獻。在延安時期以及整個革命戰爭時期，在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文藝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都不是突出問題，而習近平講話的重要現實背景之一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文藝與市場經濟關系問題凸顯出來，“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的重要論斷有著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這表明在新的實踐問題域下，理論上的“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也凸顯出來了。在國家政策層面，強調非贏利性的“文化事業”與贏利性的“文化產業”的統一，體現了在市場框架下對文化生產發展方式的基本定性。在學界相關討論中，新的“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逐步呈現出來，但相關研究總體上還不夠深入。

第一，“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在從通俗文藝到大眾文化討論中的呈現。從中國文藝現代發展史來看，在現代化之初，商業化通俗文藝如鴛鴦蝴蝶派等就粉墨登場，這表明“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具有較強“現代性”，其中所謂的“經濟”嚴格說來應為“市場經濟”。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商業化通俗文藝退出歷史舞臺，是因為“市場經濟”退出了歷史舞臺；改革開放以來，商業化通俗文藝再次呈現強勁發展勢頭，是因為市場經濟再次登臺——這表明理論問題域恰恰是隨著實踐問題域的出現而出現的。

隨著商業化通俗文藝的興起，學界相關研討也隨之出現。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王先霈等主編的《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指出：“通俗文學的勃然興起和持續興盛，在80年代中國的文學領域，或者擴大一些，在這一時期全社會文化生活之中，都是十分突出的現象”；范伯群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提出通俗文學與純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個翅膀”的說法。新時期以來，港臺武俠、言情等類型通俗文藝大量涌入內地，嚴家炎認為金庸的藝術實踐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著的革命”。對于抬高商業化通俗文藝的做法，袁良駿、易中天、何滿子等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發表了很多爭鳴文章。

在理論研究方面，圍繞文藝、文化能不能商品化也形成了爭鳴。陳文曉認為：“一部作品無論具有何等崇高的精神目的，如果沒有票房價值，沒有市場，那就算吃了敗仗，失去了藝術的一切功能”；另外一些學者則提出了反對商品化的意見。進入21世紀，“大眾文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并引發了相關爭鳴，文藝與經濟交融所引發的文論轉型得到了重視，大眾文化的“兩面性”、“小眾性”、“強制性”以及文學性泛化、審美泛化等問題得到了廣泛但并不深入的討論。

第二，“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在“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討論中的凸顯。盡管20世紀80年代已開始有文藝商品化的討論，但總的來說，那時商品化似乎還沒有對嚴肅文藝創作形成較大沖擊，嚴肅文藝的創作者們還在忙于思想解放和現代形式技巧的探索。但是，90年代以降，隨著中國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市場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加強，商業化通俗文學對純文學的沖擊已經迫在眉睫。這時候出現的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正是對這種沖擊的應對。論爭起始于王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一股極富中國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幾乎要將文學界連根拔起”，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逐漸被其它傳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獨立發言的能力也逐漸發達，文學‘載道’的事務就又瀕于歇業了”。批評者如張頤武指出：“‘人文精神’對當下中國文化狀況的描述是異常陰郁的。它設計了一個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對立，在這種二元對立中把自身變成了一個超驗的神話”。

錢中文等關于“新理性精神”的討論，總體上也是一種理論應對：“隨著商業社會中消費文化的普及和藝術產品市場化的加劇，無論在實際生活中和理論思考上，現代審美性日益成為突出問題。其標志是審美行為和審美判斷越來越強調感性解放和身體欲望的滿足，強調審美活動的物質化、生活化和實用化。針對這種情況及造成的問題，文藝學美學界以錢中文為首，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和探討后，明確提出并大力倡導‘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以重建人文精神為思想主導，試圖綜合理性和感性及非理性，以解決當前審美文化過分突出感性和身體性的問題。”童慶炳、朱立元、王元驤、許明、徐岱等學者就此發表專文進行討論。

第三，“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文化經濟學與新問題域研究的深化。以上有關大眾文化、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等問題的討論還是具有一定本土性、現實性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論界的主流是大量引進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總體上存在“去經濟化”傾向，主要關注的是文化消費活動中的身份認同、區隔、競爭等問題，文化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這一更基礎性問題卻沒有得到充分關注和深入研究。總體來說，不顧中國實際、不顧產業化、市場化發展方式對文藝、文化發展的負面影響而簡單地跟著西方走，滋生了很多問題。從實踐看，文化產業化的發展方式一方面確實大大促進了當代文藝的繁榮發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現種種亂象，許多負面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以此來看，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的重要論斷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此后，理論界對文藝與市場的關系開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集中刊發了一組討論“文學與市場”的文章，高建平、程巍、劉方喜、趙炎秋等學者從多方面參與了討論。

隨著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成為國家戰略，有關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發展具體方法的研究以及文化（藝術）經濟學等方面的交叉研究獲得較大發展。胡惠林對中國文化經濟學的發展作了歷史梳理：“中國文化經濟學研究經歷了20世紀50—70年代的初始階段、80—90年代的轉型階段和20世紀90年代后的建構階段。藝術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理論是中國文化經濟學研究初始階段的價值觀與方法論，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帶動了中國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市場經濟轉向，重建關于文化與經濟關系的認知系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同時對中國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市場化轉向產生影響，形成關于文化商品的雙重屬性和文化經濟運動雙重規律理論”。這種歷史梳理對于我們理解70年文論問題域的變化有重要啟示。

第四，馬克思關于文化精神勞動“生產性”理論的重要啟示。李準認為：“關于文藝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在理論原點上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推進”，“對于包括文藝作品在內的精神產品是不是商品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沒有像對物質商品那樣作出系統而又完整的論述。或者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文藝學還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難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如季水河指出，馬克思藝術生產論在當今正向著多個維度展開，關乎“審美創造中的藝術生產”、“意識形態中的藝術生產”、“藝術產業中的藝術生產”等，這種三分法是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經典文獻依據的。再如高建平指出：“馬克思曾經努力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張玉能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辯證處理文藝生產及其產品的非生產勞動性和生產勞動性，創作生產出審美價值、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相統一的文藝作品”。對此，劉方喜《批判的文化經濟學：馬克思理論的當代重構》（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3年）一書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相關經典文獻的詳細梳理，進行了集中而專門的研究，實際上已經觸及討論文藝與市場關系的“理論原點”。

總之，馬克思有關包括文藝在內的精神勞動“非生產性—生產性”理論等，涉及的正是文藝與市場關系的“理論原點”，對于我們考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如何繁榮發展文藝具有直接指導意義。單純從經濟學角度展開的文化經濟學研究，總體來說不會關注文化“非產業化”的發展方式，而對于基于文藝學和美學的文化經濟學來說，文藝“產業化”發展方式與“非產業化”發展方式之間的關系，恰恰是基礎問題，或者，如果說“文藝與市場關系”是文藝學的“外部問題”的話，這一外部問題落實到文藝學內部就“內部化”為文藝發展“產業化”與“非產業化”之間的關系。

四、文藝與技術關系：人工智能等凸顯出的新問題域

前已指出，“文藝與經濟關系”這一現代性問題域中的“經濟”是指“市場經濟”，而在“文藝與技術關系”這一現代性問題域中所謂的“技術”主要是指不同于“手工技術”的“機器技術”，因此，這一問題域更具體的表述應是“文藝與機器關系問題域”。由此來看，現代印刷機的出現已使文藝與機器的關系成為“問題”，但當時的西方文論對此并未特別關注因而也未成其為“問題域”；其后又出現了與錄音機、攝影機、錄像機等更先進機器相關的廣播、電影、電視等，對文藝活動影響更大，與此相關的大眾文化尤其大眾媒介研究開始更多關注文藝與機器的關系，但其主流做法是：只把“機器（如電視等）”當作“背景”，只關注在這一“背景”中凸顯出來的“文藝”本身——而這是因為電視機等機器對文藝生產的影響相對而言還是“間接”的。今天，當微軟人工智能機器人小冰也可以自動創作詩歌作品時，“機器（智能計算機）”對文藝活動原初的“生產”環節也開始產生“直接”影響，并似乎呈現出取代“人”而成為文藝生產“主體”之勢，從而，“機器”也就正在由“后臺”走向“前臺”、由“背景”轉為“前景”，“文藝與機器關系”也就作為“問題域”而凸顯出來了。

第一，20世紀80年代有關將自然科學方法論引入文藝研究的討論，已初步觸及這一問題。王善忠指出：“自從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問世以來，現代科學技術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變革”，并且也“逐步影響并滲透到包括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內的各個科學領域”，但是，“文學的研究對象是高度復雜的人、人的感情，目前運用‘三論’來研究文學還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因為它們所提供的現代科學方法是以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為工具的”。當時的文論界形成了“老三論”、“新三論”話語爆炸的奇觀，連科學家如錢學森等也介入了相關爭鳴。

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大眾文化尤其是大眾媒介、網絡文學的研究，更進一步觸及這一問題，但總體來說依然未成為文論“問題域”——用夏佩爾的話來說，時機尚未成熟。在大眾文化研究中，媒介的作用確實被高度關注，但總體來說，文論界主要只關注媒介的“后果”，即在現代文化傳播機器尤其電視機媒介背景下凸顯出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與“機器”的關系并未從技術哲學的高度被加以關注和探討。麥克盧漢、本雅明等西方學者的相關探討還是頗有技術哲學意味的，但是，我們對本雅明的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所謂“靈韻”如何被“震驚”所取代，而他對現代機器技術對文藝生產所產生的革命性影響等的論述并未被重視。

第三，21世紀以來，以數字技術、互聯網等與文藝關系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大量出現，尤其是有關人工智能的研究，使“文藝與機器關系問題域”初步呈現了。然而，其中絕大多數的論文主要側重于新技術對文藝影響的現象描述，深入、系統的理論探討還相對較少。李云開指出：人工智能向文藝創作領域的滲透，“推動了文藝理念的革新”，但是，“從本質上來說，人工智能仍隸屬于機器范疇”，“尚不能在根本上取代人腦”。

藍凡梳理了工業化以來現代技術對藝術一次又一次的顛覆，而人工智能是技術對藝術的“終極式”顛覆，“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機器人完全等同于人類，那么，人類將重新定義人的概念，人類也將重新定義人類創造的藝術”，翟振明從不同層次對此作了分析：“勞動是工具性的”，“我們藝術創造里面有多少勞動的成分，人工智能就可以代替多少，并且現在已經實現了”，但作為創造的藝術活動及自由意志卻不會被代替；他又指出：“我們現在的圖靈機或者叫馮·諾依曼機器是絕對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只有按照量子力學原理搞出來的東西，未來才有可能變成自由意志”而終將取代人。康德用“自由意志”確立了人在道德活動中的主體性，用“自由想象力”確立人在藝術審美活動中的主體性，人工智能很難取代人的自由想象力。目前有些研究已初步把“文藝與機器關系”這一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新“問題域”揭示出來了，其中涉及的基本問題是：文藝工藝生產之“主體性—非主體性”關系。

第四，馬克思“生產工藝學批判”理論的重要啟示。謝興偉指出：“馬克思說：‘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擁有的感覺所代替’。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說，工業化社會以來的‘機器式的人’也是如此的貧乏而片面，以致‘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機器式的理性所奴役’”。這種僅僅在“人與物（機器）關系”中的討論，恰恰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導性傾向，而馬克思同時也在“人與人關系”中結合“私有制”來討論現代機器及其社會影響問題，對于文論研究來說，就是要把文藝工藝生產中的“主體性—非主體性”問題置于其“工藝性—社會性”中加以審視——這正是馬克思“生產工藝學批判”的主要思路。

五、三大問題域的整合：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綜合創新的重大機遇

以上從依次出現的三個問題域，對70年文論發展歷史進程作了粗略梳理，下面對其中的經驗教訓再略作總結。

第一，三個問題域強調文藝與政治、經濟、技術的關聯性，但是，（1）這并不意味著強調依附性、從屬性；（2）文藝與政治、經濟、技術之間的聯系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厘清這兩點，對于反思70年文論史非常重要。比如，以文藝與政治關系為問題域，并不意味著強調文藝從屬政治、政治直接影響文藝；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在“向內轉”中對審美性、自律性、內部性等“非意識形態性”乃至“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的強調，恰恰表明其并未越出“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因為文藝與政治具有關聯性就認為文藝就要完全依附于政治，因為文藝與政治的聯系是“間接的”就試圖徹底切斷文藝與政治的關聯，這兩種看上去尖銳對立的認識，其實恰恰受同一種非此即彼的獨斷論思維支配。

第二，在文論發展70年進程中，三個問題域是先后依次出現的，但同時又是相互交叉的，其演進過程最終受社會實踐發展的影響。因此，一方面不能夸大新問題域與舊問題域之間的斷裂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新問題域的出現對于文論轉型的重要意義。新的“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的出現，是與實踐上市場經濟對文藝產生“直接”影響密切相關的，文藝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總的來說已無法納入舊的“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而以單一的意識形態論就能充分解釋，因此，文論在基本問題域上必須作相應轉型。同樣，新的“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的出現，也是與實踐上機器尤其是人工智能對文藝產生“直接”影響密切相關的，因此文論問題域也應隨之作相應轉型。

第三，與特定問題域相關的研究，未必就能觸及該問題域中的主要問題，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的“向外轉”中，關注大眾文化的文化研究本來應該觸及文藝與經濟關系這一基本問題，但單純對西方理論的移植，卻使當時的文化研究呈現出“去經濟化”的傾向，對階層、種族、性別之間的文化認同的過度關注和片面強調，掩蓋了文藝與經濟關系這一基本問題。而馬克思“生產性—非生產性”理論則可將這一問題納入特定問題域而使之內部化，也就是說，大眾文化研究中的文藝與經濟關系，并非所謂文化研究可以不加重視的“外部問題”。因此，從文論進一步發展來說，“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

第四，對于新問題域的深入研究，往往有助于對舊問題域的研究，并且有助于發現舊問題域所相對忽視或暗含的問題：比如在“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中，文藝“生產工具”的問題凸顯出來，而在此前的問題域中其實已暗含這一問題，但并未被特別重視。比如在“語言轉向”中，雖不考慮生產工具，但其預設前提是：文學的生產工具是語言文字；而“文化轉向”所預設的文化生產工具其實是電子機器（電影、電視等）、數字機器（計算機、互聯網等）。立足于新的“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我們可以對這一暗含其中的現代文化生產工具及其對文化影響的歷史發展脈絡，進行更自覺而清晰的梳理和審視。

馬克思討論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論時提出：“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由此可以推論，當今數字機器尤其是人工智能，乃是迄今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文藝生產工具體系，對此的“解剖”，乃是我們今天解剖歷史上曾經出現的語言文字、電子機器等文化生產工具及其對文化影響的“一把鑰匙”，這可以說是一種通過現在乃至未來“解剖”過去的研究思路，而傳統的歷史研究往往只重視由過去推導出現在、未來。

文論三大問題域皆已暗含于馬克思的相關理論探討中，以上有關三個問題域的討論，有助于我們更全面認識馬克思文藝思想的豐富性、深刻性。今天看來，“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的背后其實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框架，這并非基礎性的分析框架，更基礎性的框架應是“物質生產—精神生產”，而意識形態論只涉及其中一個范疇鏈：“生產關系：人—人關系→經濟基礎→制度上層建筑→反映→觀念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另一范疇鏈是：“生產力：必要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剩余產品→游離→自由時間→自由的精神生產”。這恰恰可以成為“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直接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單一的文化意識形態論，不是“不對”，而是“不足”，即不足以充分展示馬克思文藝理論的豐富性。

當今天人工智能凸顯出“文藝與機器關系問題域”時，我們會重新發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又一被傳統研究所嚴重忽視的社會因素，即科學技術，其完整框架應是“科學技術—物質生產—精神生產”。這一思路鮮明體現在馬克思考察現代機器體系的“生產工藝學批判”中：“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尤其是用什么生產工具生產，而決定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的重要生產工具是自動化的“機器體系”，正是高速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鍛造出這種機器體系，首先引發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的“工藝革命”，而“隨著一旦已經發生的、表現為工藝革命的生產力革命，還實現著生產關系的革命”。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實際上還初步將這一思路引入到對現代文化生產的工藝學批判分析中，同樣，各種文化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而決定資本主義文化時代的重要生產工具是現代印刷機：“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封建制度也隨著城市工業、商業、現代農業（甚至隨著個別的發明，如火藥和印刷機）而沒落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論述，今天看來，恐怕不能說與“文藝”無關，而恰恰關乎“文藝與機器關系問題域”，但在中外相關研究中卻被嚴重忽視了，只有本雅明的機械復制理論稍有觸及。

當今高速發展并開始向文藝領域滲透的人工智能，使文藝工藝生產中的“人”與“機器”之間的“主體性—非主體性”關系問題凸顯出來，馬克思指出：“結合總體工人或社會勞動體是積極行動的主體，而機械自動機則是客體”，這“適用于機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規模應用”；“自動機本身是主體，而工人只是作為有意識的器官與自動機的無意識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動力的支配”，這“表明了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以及現代工廠制度的特征”。自動化機器成為“主體”而把人貶低為“客體”，并非由自動機器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造成的，這種把現代機器生產中“主體性—非主體性”納入“工藝性—社會性”框架中的分析，同樣適用于對當今人工智能機器與人的關系的分析。

總之，文藝整體上首先涉及“怎樣生產”與“生產什么”兩方面，傳統文論如“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域”主要關注“生產什么”，而馬克思生產工藝學批判則首先關注“怎樣生產”，并強調生產方式的社會特性與工藝特性之間的相互作用：文藝生產的社會特性主要關乎“文藝與經濟關系問題域”，其工藝特性則首先關乎“文藝與技術關系問題域”，這兩大問題域可以整合在馬克思生產工藝學批判框架下。一般認為，強調文藝的傾向性乃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要特點，只是傳統研究主要著眼于“生產什么”，意識形態論只是強調文藝“觀念生產”中的傾向性，而生產工藝學批判還強調文藝“工藝生產”中的傾向性。對此，只有本雅明略有觸及：“文學的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學技術的進步或者倒退中”，“他（作家）的工作從來不只是對產品的工作，而同時總是對生產工具加工”。文藝生產工藝學批判并非否棄意識形態論所強調的傾向性或社會性，而恰恰是將其拓展到文藝的“工藝生產”或“怎樣生產”之中，這正是在綜合創新中進一步拓展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大契機。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乃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歷史上畢昇早就發明了印刷術，但卻并未能使之“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毛澤東把“科學實驗”視作三大社會實踐之一，并提出“科學技術現代化”這一重要理念；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更是成為我們鮮明的旗幟，70年來科學技術的累積性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從文藝現代機器技術的發展看，在與電影、電視文化等相關機器的發展上，我們總體上落后于西方；而在當今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當代技術的發展上，中國基本與西方同步，我們的互聯網文化（網絡文學等）等不遜色于西方——凡此種種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自主綜合創新，正在迎來重大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