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驀然回首，中國新文學已經走過了百年風雨歷程。近年來，梳理、總結和反思百年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的論著不在少數，而賀仲明的《本土經驗與民族精神》一書尤其值得珍視。此書致力于梳理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歷史、總結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經驗、反思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誤區，其意在于重建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形態和民族精神。有此等高遠的學術抱負，且又能付諸切實的文學研究，這在當下環境中難能可貴。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賀仲明一直以百年鄉土文學研究和新時期作家心態研究馳名。按照他在本書后記里的說法，他之所以近年來著力于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研究，是因為他在長期的鄉土文學研究中意識到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即號稱為中國鄉村和農民而寫作的中國鄉土文學實際上離中國的鄉村和農民相距甚遠。這不僅是指文化精神上的隔膜，而且包括藝術傳達與文學閱讀之間的斷裂。鄉土文學如此，整個新文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雖然百年中國新文學取得了驕人的實績，但與歷久彌新的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相比，許多中國讀者乃至西方漢學家大抵會有這樣一個尷尬印象，即中國新文學比較西洋化，與中國本土的民族文學精神有脫節之嫌。正是基于這種清醒的文學史判斷，賀仲明決意探究百年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難題。在他看來，本土化與本土性不同于民族化與民族性，雖然二者關系密切，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互通，但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民族化與現代化構成一對命題，而本土化與西洋化組成另一對命題。顯然，相對于民族化來說，本土化的概念和立場帶有更為強烈的中國色彩。提倡文學的本土化，實際上是對文學民族化的強化與深化。在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自主性日益增強的語境中，像賀仲明這樣努力破解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難題，正是對我們時代的文學命題所做出的深刻回應，其學術價值不可低估。

這部論著主要從“道”與“器”兩個層面來破解中國新文學的本土化難題。這里的“道”，主要指文學的思想內容層面，包括思想、文化、倫理、精神、心理等文學內蘊，即文學的形而上世界。所謂“器”，主要指文學的藝術形式層面，包括文體、語言、敘事、風格、結構、形象等方面，雖不如形而上世界顯得高大上，卻是一切文學研究的審美本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道”的本土化層面而言，此書批判性地審視了中國新文學中對“愛”和“個人主義”等思想與倫理所進行的本土化表達，認為中國新文學家普遍未能創造性地轉換中華民族本土思想和文化傳統，因而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與拓展空間；同時又通過對廢名、孫犁、周立波、莫言等鄉土作家的作品分析，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民族鄉土文化傳統和民間鄉村自由精神，由此揭示中國作家未來努力的方向。就“器”的本土化層面而言，此書的分析更加深入，更能體現作者敏銳的審美判斷力和獨到的文學史眼光。在他看來，廢名和周立波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兩個非常重要的文學本土化健將。可惜在他們各自的文學時代里，以及后來者眼中，他們的文學本土化成就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誤解和忽視。而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正本清源，還文學史以公道，讓真正致力于中國故事講述的新文學家名垂青史。而涉及新世紀文壇中大放異彩的“江南三部曲”，作者則給予了理性的批評。他批評作家格非在這部多卷本長篇小說中未能成功地塑造出充分本土化的人物典型形象，并對其中的原因予以辨析，指出格非未能跳脫出早年理念化的先鋒文學經驗，這妨礙了他在先鋒文學本土化轉向上取得更大的成就。雖然筆者是欣賞“江南三部曲”的，但依舊覺得論者言之成理。我想這就是真正的文學批評的力量。

這部論著還專門論述了中國故事與文學傳統的問題。關于中國作家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這不僅牽涉中國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或現代轉換的問題，而且牽涉外國（西方）文學傳統與新潮如何在中國本土語境中落地生根的問題。換言之，現代化與本土化其實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相對而言，此書主要立足于新文學的本土化（民族化）立論，而長期以來，學界習慣于從新文學的現代化（現代性）角度考量，這就難免會引發誤解或新的偏向。好在作者自身很清醒，他在附錄的《關于文學本土化問題答客問》中提醒自己要避免陷入文化保守主義或民族中心主義，因為一切關于文學本土化的論述都是建立在文學現代化的基礎上的，沒有現代化的文學本土化是沒有力量的。因此在提倡文學本土化時也需要審慎地防止陷入本土化誤區，不能把文學本土化過于神圣化和絕對化，那樣會導致對百年新文學本土化成就的譏評。實際上，百年中國新文學在本土化或民族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客觀深入地加以理論總結和提升。

（作者：李遇春，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