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非文學家”魯迅：打開魯迅研究新視野的一種方式

這是開文藝批評的會，與會的都是文學批評家，還有很多作家，但是我總是在講跟“文學”相反的東西。一般的說魯迅是文學家，但是我講他是“非文學”家，我有我自己的一個思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現在文學創作中有一個概念叫“非虛構”，什么叫“非虛構”？我覺得這個命名比較尷尬，虛構到底是什么？它其實應該有一個特指。這個虛構應該是屬于現代的一個本質性的東西，就是溝口雄三先生講的，他說現代的本質其實就在虛構。我們今天其實也有虛構，以前古典時期也有虛構，但這種虛構其實跟我們現代時期的虛構是有區別的。

在我看來，現代時期（即文學時代）的虛構是跟我們“此岸”的生活是緊密相連的，而古典時期的虛構往往是同一種“高貴的謊言”聯系在一起的——譬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其實質是一種“彼岸”的方式，它并不影響我們承認“此岸”的缺陷與問題。今天，我們生活中依然有虛構存在，譬如仙俠小說或者電子游戲中的虛構，但你會發現它其實跟我們“此岸”的現實生活關系并不是特別大。我們以前要求文學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文學，它其實是一體的。可是現在我們看一些年輕讀者，他們很喜歡仙俠小說。這種仙俠小說像游戲一樣的，進去之后就是非常的虛幻，可是出來之后人們還是該干什么還是干什么，它不像《青春之歌》那種“文學就是我的生活”那種渾然一體的虛構方式。所以我覺得“非虛構”這個命名其實跟“文學”是相關聯的，也就是跟我們文學時代的“文學”相關聯的。當然我使用的“文學”是昆德拉或者柄谷行人意義上的“文學”。

昆德拉講，文學或者小說其實和現代，是同構關系，它們之間是相互勾連的。[1]柄谷講，文學其實是一個現代建制。[2]此前是沒有這么一個制度的，有了這么一個裝置之后然后才有古代的文學這種概念，甚至可以說，一切文學都是現代文學。

以上可以說是我考察魯迅文學的幾個前提，下面我將從幾個方面來講魯迅的文學：

1、魯迅文學觀念轉變的痕跡

魯迅關于“文學”觀念的表述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過了數次轉變。第一個時期是在留日時期，他那時是一個堅定的文學主義者，當時棄醫從文，認為文藝能夠療治人的精神。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非常堅定的現代文學的精神，譬如《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這里面文學和“內面的人”是相關聯的，其實就是跟主體相關聯。這種堅定的文學觀念到“吶喊”時期開始松動，從《狂人日記》的寫作開始，他其實就已經開始對文學有沒有用產生懷疑，文學到底有沒有用呢？所以錢玄同來找他說：豫才寫點東西吧！但魯迅所想的是寫點東西有沒有用呢？這樣的想法在日本時期是不會有的，這說明這個時期他已經對堅定的“文學主義”這樣一個觀念產生了動搖。竹內好所講的魯迅的“回心”[3]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竹內好的“回心”論重點在強調《狂人日記》同留日時期的斷裂，而很少注意到其間的關聯，后來木山英雄在這個方面講得比較清楚。

但這里面我還引用了幾點魯迅對文學的說法，這個時期一方面他認為文學已經開始沒有用了，寫點東西可能沒有什么影響。可是在另外一個方面，他又似乎覺得文學還是有用的，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文學家有什么用？”中，他說，“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凈凈，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后人。”[4]這說明魯迅在這個階段是在文學的無用與有用之間搖擺，我稱為是叫反文學的文學。其實跟竹內好的“超克”是有相近的地方，也即后來汪暉講的“反現代的現代性”。

竹內好無論怎樣想要“超克”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但依然局限于“現代”之中，對此，木山英雄有過非常精彩的評述，“圍繞著《狂人日記》的出發點問題，竹內好曾有極具個性的深刻理解，他認為在‘我也吃過人’這個狂人的覺醒背后，可以窺見作者決定性的價值轉換的自覺。但是，狂人那種覺醒也可以說不過是作者絕望的對象終至及于自身的一種表現而已。具有本質意味的毋寧說是，盡管如此作家終于介入了作品創作的行為，而在那里‘寂寞’是一直存在著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涉及到對《狂人日記》一篇的解釋，事實上是與竹內好的整個魯迅論體系直接相關聯著的，不過，我現在并不是想建立自己的體系來重新整理魯迅。”[5]木山英雄的這句話既在評說竹內好的魯迅像，同時以此為媒介也講出了他自己的魯迅像，即魯迅在《吶喊》和《隨感錄》時期的那種“反文學的文學”寫作狀態。很顯然，木山意識到了竹內好在“回心”概念中所隱含的魯迅對于現代的某種所謂的抵抗的問題（近代的超克），但他依然要用現代“文學”的方式來寫作，這個時候他依然在現代“文學”的觀念當中。

從“吶喊與隨感錄”時期一直到《野草》時期，用木山的話說其實是魯迅滑過的一個痕跡。[6]在我看來，“這個痕跡”其實就是魯迅從“反文學的文學”到“非文學”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正是魯迅從“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7]走向對于“實有”確認的一個過程，整部《野草》忠實而完整地記錄了這一過程，而1926年寫作的《寫在<墳>后面》則標志著這一過程的完成。

完后之后，魯迅關于“文學”的觀念又為之一轉。表現有二：

其一，他不止在一個地方說，他“現在”所寫的文字在一般的“文學概論” [8]中是找不到的。后來對于《故事新編》，他也同樣這樣說，“不足稱為‘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 [9]。

其二，與此相應地，魯迅這個時期不斷強調寫作的實用性，“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只知道這樣的寫起來，于大家有益。”[10]甚至到了廣州，他更干脆地說，他更喜歡聽炮火的悅耳聲，而不是文學，“（我）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11]

所以從留日時期以來，一直到他1926年中期的轉變，魯迅關于“文學”的觀念是在不斷地做減法。1920年代中期轉變以后，魯迅其實揚棄了他在留日時期所拼命建構的“文學”觀念。但，傳統對于轉型后魯迅的看法還依然停留在“文學”范式當中，并沒有從中超拔出來，這是或許是局限所在。

我現在更愿意從“非文學”而非“文學”的角度來考察轉變之后的魯迅。如前所述，米蘭?昆德拉和柄谷行人皆認為“文學/小說”同“現代”具有同構關系，而“現代”的本質就在于“虛構”，從這個角度看的話，我所說的“非文學”其實具有“非現代”——注意不是“反現代”——的性質，同時與“非虛構”有著相同的意思。也正是循著這樣一個思路，我把魯迅中期轉變之后的寫作梳分為三個“非文學”的面向：及時性寫作面向：雜文，回憶性寫作面向：《朝花夕拾》，改寫性寫作面向：后期《故事新編》。[12]

然而巧合的是，當下中國正紅火的“非虛構”寫作也正是從魯迅這三個“非文學”面向展開的：及時性的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13]《出梁莊記》[14]，回憶性的如蔡崇達的《皮囊》[15]和野夫的《鄉關何處》[16]，改寫性如阿來的《瞻對》[17]。

2、朝向“非文學”道路的內在機制——魯迅世界觀念的轉變

從“文學”到“反文學的文學”再到“非文學”的轉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只是魯迅在寫作方面的轉變，然而，深究起來，我們就很清楚，這個轉變的背后實質上是魯迅的世界觀念在轉變，而也正是魯迅轉變的內在機制。簡單地說，就是從虛無世界像向虛妄世界像[18]的邁進。關于這一點，我在此前的許多文章中都有過表達。所謂“雜文時代”的到來，其實就是魯迅作為“非文學”家位置的確立。

具體說來就是從留日時期“文學”觀念的確立到“吶喊”與“隨感錄”時期的“反文學的文學”的寫作，在滑過了《野草》這樣的一個“之間”之后，最終抵達中期轉變之后的三個面向的“非文學”寫作的這樣一個過程。其實質就是以虛無主義為起始，然后虛無主義開始慢慢減弱，虛妄世界觀逐漸登場，二者相互交錯，然后虛妄世界觀慢慢加強以致最終取代虛無世界觀的一個過程。這個所謂的“取代”正是魯迅朝向“非文學”道路的內在機制與基礎。

3、“非文學”與當下關聯及其意義

如前所述，“非文學”與當下的關聯其實就是非虛構寫作。文學在當下的社會與文化生活中其實已經相當尷尬，在某種意義上相當于清末民初傳統經學的位置。眾所周知，五四文學興起之前，甚至興起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傳統經學一直占據著主流的位置，經學的爭論依然是中國知識人的核心問題，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漢學與宋學之爭，甚至朱子學與陽明學之爭等等，這些無一不被視為正經學問。看錢玄同的日記就知道，即便像他這樣曾經在五四時期引領一代風氣的叱咤文壇的先鋒人物，甚至到了1930年代，其日常所關注的中心還依然是經學問題，在他看來，這些才是正經的之事，而魯迅零零碎碎的“雜感”在他看來是“不務正業”的無聊[19]。然而，斗轉星移，這些曾經如此重要的事務，一經時代的轉換，瞬時化為烏有，再也不會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而那個時期被視為無聊的文學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為一個多世紀人們談論的中心。這是為什么？無他，時代轉變了，新的知識范式確立，舊的范式自然就無疾而終。如果不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在一種范式中反對這種范式則永遠是徒勞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不愿意在“近代的超克”和“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維模式當中來談論魯迅的原因。簡單地說，我們反思一種思維范式，其直接的途徑就是跳出這一種思維范式去俯觀之，然后尋求改變之途。然而，這樣的跳出一種范式去反思此種范式的思維方式并不是在歷史的任何時期都能夠產生，而必須在根本的媒介發生轉型的時期——也就是根本的時代轉型之時——方才能夠產生。清末民初的經學與文學的交替是這樣一個根本的時代轉型期，其標著就是機器復制的紙媒時代的來臨。可是，經過了一個多世紀之后，機器復制的紙媒時代在中國的當下正面臨著終結的危機，以手機為核心的電子媒介時代已然君臨天下。這意味著一個全新的時代的來臨。就“文學”而言，其時代亦面臨著終結的厄運。無論我們怎樣為“文學”辯護，說文學自古就有也好，說當下還有各種文學的變體也好，“文學”不再成為我們社會與文化生活關注的中心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就像當初經學所面臨的問題一樣。

“文學”的紙媒屬性其實毋庸多言，就小說而言，一部長篇小說的厚度一般都是二三百頁（當然也有例外，不過畢竟是少數），為什么呢？毫無疑問，這跟紙媒的制造與出版相關，一本厚至五百頁書，我們很難忍受，而且拿起來閱讀也會頗為吃力。這就是出版的限制，也即媒介的限制。但隨著電子媒介的出現，這種紙媒的限制被打破了。譬如今天的仙俠小說，一部仙俠小說在網上就有好幾百集，好幾百集又組成一季，下面一季又是好幾百集，然后再往下，這種書寫方式在紙媒時代是不會有的。我們首先要對這樣的變化保持敏感。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如果天真地認為這種變化僅僅是一種形式的變化，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跟隨媒介變化所帶來的書寫變化的同時，精神的變化一定會緊隨而至。就前述仙俠小說而言，其對世界的“虛構”同我們所說的同“現代”之本質同一的“虛構”完全不是一回事。仙俠世界之中的“虛構”是一種這種類似電子游戲的小虛構，即“虛構的歸虛構，現實的歸現實”，人們一旦進入這個“虛構”世界就忘乎所以，一旦出來，就該干什么干什么。這樣的虛構對我們的現實生活并不構成根本性影響。而眾所周知，“文學時代”中的虛構則企圖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活，文學即使生活，或者文學虛構同現實生活混淆不分。最典型例證的就是《青春之歌》，那個時代有多少人就生活在小說的虛構之中，我想經過那個時代的人最清楚。

不過要申明的是，我所謂的終結并非是說“文學”終結了，而是指文學作為一個時代終結了。那么，將來文學還有沒有呢？文學還會有，文學作為一個時代的經典永遠也不會終結，就像經學現在還存在一樣，只不過它同經學一樣將來也只會作為某一部類的研究而存在。在即將過去的紙媒時代，文學在我們的國民生活（包括國民教育）中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實是時代使然，在不久的將來這樣的狀況一定會過去，一種新的范式會取而代之。

如前所述，非虛構這個問題同“非文學”緊密相關，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魯迅其實在那個時期以其天才式的敏銳已經感受到了某種問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我覺得一點都不為過。

4、“非文學家”魯迅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位置及其啟示

通常，我們的歷史敘述會被民族-國家結構所懾服，并認為，“前現代-現代-后現代”這樣的線性敘事會一直持續下去。其實，這種線性史觀同“文學”一樣都是機器復制的紙媒時代的產物。此前，我們之所以一直為這種歷史觀所懾服是因為世界一直處在紙媒的時代。然而，如前所述，當下媒介正在發生根本性轉換，以此為契機我們得以重新檢討這樣一種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線性史觀。近幾年逐漸興盛起來的長歷史觀表現出了明顯的“非西方/現代”，也即非線性的，大循環的歷史觀念。這種長歷史觀認為，“現代”以及與現代一起在歷史中呈現的事物與制度（文學、民族-國家等等）只是萬物永恒回歸中的一環，既然如此，我們完全有必要重新反省與檢討我們此前以“現代”觀看一切的眼光。近幾年出版的孫隆基的《新世界史》[20]、劉禾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21]以及柄谷行人的一系列著作（《歷史與反復》[22]《世界史的構造》[23]《帝國的結構》[24]等）皆可視為這方面的代表之作。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在致力單一的以西方為中心的線性史觀，從而使世界史的敘述呈現出一種更為豐富的面貌。

在《歷史與反復》中，柄谷指出，世界歷史總在反復中行進，但這種反復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回歸的過程，而總呈現為過去某種被壓抑的結構在更高一層面的復回。就目前世界狀況而言，柄谷認為，過去被民族-國家所壓抑的“帝國”結構有一種復蘇的跡象，就東亞而言，目前的狀況同120年前的甲午年極其相似，但卻是一種高層面的回歸，很顯然中國不再是積弱的晚清帝國，而是日益強盛的“中華”。或者更簡單明了地說，柄谷認為，中國過去被“壓抑”的某種“帝國”原理正在回歸之中。這種回歸將會有益于世界歷史的未來進程。在柄谷看來，“帝國”同現代民族-國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與文化系統。“帝國”是建立在“世界-帝國”體系之上的，“帝國”存在于相互的饋贈與禮讓之中，具體表現為朝貢體系。與“絕對主權”所構建起來的民族-國家所不同的是，“帝國”容許“故鄉”的存在，也就是在“帝國”原理中，帝國區域內的各民族各個地區的民風習俗都會自然的存在，而不會失去“故鄉”。但民族-國家是建立在“世界-經濟”體系之上的，這種體系會摧毀一切不相同的風俗與習慣使之一體化。并且，民族-國家相互的競爭最終的結果會導致霸道的“帝國主義”。同這種霸道的“帝國主義”相對的是“王道”的“帝國”原理，在柄谷看來，要抵制今天的霸道的“帝國主義”，在更高層面上恢復“帝國”原理是最好的辦法與救治之途。[25]

隨著民族-國家體系的衰落，同這種體系一種構建起來的文學及其制度正在急速地衰落，文學不再成為人們生活所關注的中心，或者歷史地說，文學已經完成了它過去構建民族-國家的歷史使命，現在，被文學所壓抑的某種過去屬于“帝國”的書寫會隨同“帝國”結構一起在某種更高層面上回歸。這就是“文”/文章。這一主題可以視為是許多年前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所討論主題的一個決定性的延伸。

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里，柄谷行人以夏目漱石為始終，詳細地討論了跟隨帝國一起被民族-國家體系所壓抑的“文”這樣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其開篇所引用的夏目漱石在他的《文學論》序言中所討論的“被英國文學所欺而生一種不安之感念”[26]的問題其實正是東亞的第一、二代知識分子在最初接觸現代“文學”時所必然產生的一種感受。夏目漱石的這種感覺其實在中國現代之初兩代知識分子那里或多或少也存在過。但兩代知識分子的感受稍微有些出入，對于第一代知識分子（如章太炎）而言，在文學接受之初就有夏目的這種感受，但到了第二代知識分子，文學的建制在東亞基本形成，因此，他們對文學的制度最初幾乎都是全盤接受的，并且大多數都一直這樣自然而然地接受下去，但魯迅是個例外，他對于文學的這種“不安”是后來逐漸形成的。

魯迅在留日時期舉雙手歡呼“文學”的到來，并使自我沉浸于其中，但就在他被民族-國家的“文學”所浸泡的同時，被壓抑的“文”/文章的傳統經由章太炎也傳到了他的意識之中。[27]辛亥革命后，類似于夏目漱石的“被英國文學所欺而生一種不安之感念”的感受漸漸出現在魯迅的意識之中，此前所建立的絕對的“文學主義”的觀念逐漸開始松動，而其師章太炎的“文”/文章的觀念在他腦海中一點一點復蘇。《狂人日記》在實現了他留日時期的“文學夢”的同時也在宣告“文學主義”在他世界中的松動，因為，如前所述，《狂人日記》的寫作始終伴隨著寫一點東西有沒有用的彷徨。不過因為苦于不能忘卻“寂寞青春之喊叫”（木山英雄語），所以“文學夢”還要繼續下去，這結果就是《吶喊》《彷徨》，但虛無與黑暗也在繼續，由于這些越來越濃密，以至喘不過氣來，于是感到不得不甩掉，這就是《野草》的寫作。《野草》是魯迅甩掉黑暗與虛無的作品，同時也是魯迅從“文學”的現代傳統向古典的“文”/文章的傳統更高層面回歸的痕跡。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其潛意識中老師章太炎的“文”/文章的觀念在魯迅的世界中全面覺醒。而標志著這個覺醒的就是1926年秋冬的連續寫作的兩篇文字《寫在<墳>后面》和《鑄劍》。這前后，一種有余裕的“留白”寫作在雜文中，在敘事作品（《朝花夕拾》《故事新編》）中誕生了。并且一同回歸的有幽默、詼諧與笑，而這正是半個世紀后，米蘭?昆德拉想要尋找之物。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文”/文章的高層面的回歸。

這之后，魯迅全面轉向雜文的寫作，他說，雜文并非從我這開始，雜文自古就有，有文章就有雜文。[28]這不正是某種被壓抑的“文”/文章的回歸么？不過當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在更高層面上的回環往復。因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日本著名的劇作家兼學者花田清輝才說，《故事新編》是“借前近代的某種東西為媒介而超越克服了近代”[29]的一種全新的書寫方式，正是魯迅所謂的不要以一般的“文學概論”來看待之的一種在當時，甚至到現在依然是某種極先鋒的敘事作品。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魯迅是先知者。魯迅的方向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世界史的發展方向。

注釋：

[1] [捷]米蘭·昆德拉：《小說及其生殖》，載[捷]米蘭·昆德拉：《相遇》，尉遲秀譯，第47-50頁。

[2]參見[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3][日]竹內好：《魯迅》，李心峰譯，第46頁。

[4]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載《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00頁。

[5][日]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載[日]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第22頁。

[6]同上，第3頁。

[7]魯迅：《兩地書·四》，載《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1頁。

[8]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載《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00-301頁。

[9]魯迅：《故事新編·序言》，載《魯迅全集》（第二卷），第354頁。

[10]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載《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00-301頁。

[11]魯迅：《而言集·革命時代的文學》，載《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42頁。

[12]參見劉春勇：《昆德拉·魯迅·非虛構寫作——魯迅之“文”在當下的價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7期，第59頁。

[13]梁鴻：《中國在梁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梁鴻：《出梁莊記》，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15]蔡崇達：《皮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6]野夫：《鄉關何處》，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7]阿來：《瞻對》，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18]參見劉春勇：《魯迅的世界像：虛妄》，《華夏文化論壇》（第十輯），第60-67頁。

[19] 1932年11月7日，錢玄同在日記里這樣記載，“購得魯迅之《三閑集》與《二心集》，躺床閱之，實在感到他的無聊、無賴、無恥。”《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楊天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89頁。

[20]孫隆基：《新世界史（第1卷）》，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1]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22][日]柄谷行人：《歷史與反復》，王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23][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構造》，趙京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

[24][日]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林暉鈞譯，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

[25]上述內容分別見于《歷史與反復》和《帝國的結構》兩本書。

[26][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第8頁。

[27]參見下面一段話：“首先，關于文學的概念。《文學論略》在批判六朝以來虛飾華美的文學定義之后，也批判了‘某人’相當近代式的文學定義：‘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與此相關，在有別于最初演講章的文學論的‘國學講習會’的另一個特為數位關系密切的留學生所開設的講習會上，有這樣的小插曲：根據當時與魯迅和周作人一道前去參加的許壽裳回憶說，在講習會席間，魯迅回答章先生的文學定義問題時回答說，‘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受到先生的反駁，魯迅并不心服，過后對許說：先生詮釋文學過于寬泛。”《國粹學報祝辭》，1908年，《國粹學報》第4年第1號。轉引自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第223頁。

[28]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載《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頁。

[29] [日]尾崎文昭2013年3月27、28日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的講演稿《日本學者眼中的〈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