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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下午，法語文學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和法國著名作家白蘭達·卡諾納（Belinda Cannone）女士在思南文學之家進行了一場對談。兩位均為出色的女性寫作者、評論家，她們在對談中就各自的新書、女性的寫作等議題進行了精彩的討論。

活動現場

何謂“智者的愚蠢”？

白蘭達生于突尼斯，在法國勃艮第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此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同時廣泛涉獵各種文學體裁的創作。她至今已出版二十多部著作，其中包括《欲望之書》、《僭越的感覺》等，從小說到散文，從詩歌到文學批評均有涉獵。

《智者的愚蠢》是白蘭達的第三本隨筆集，這本書嘗試把虛構的寫作融入隨筆當中，試圖讓一些人物來進行對話，由此闡述作者的觀點。“這些人物會在一起討論，有時候會發生沖突，彼此之間并不一定有同樣的看法，有時候他們也可以達到一致，這是之前隨筆集里面所沒有的。”白蘭達說。

何為“智者的愚蠢”？

“其實蠢人的愚蠢沒有什么好說的，看到一個蠢人的愚蠢是讓人很傷心的事情，值得一談的是智者的愚蠢。這些人本來應該是智者，受過良好的教育，會閱讀，能夠獲得很多信息，然而他們卻呈現出愚蠢，這種愚蠢是讓人感到很尷尬或者很遺憾的。智慧的人原本有能力去表達一些真誠的、新的想法和觀念，然而他們卻止步了，去重復別人的觀點，比如當他們面對一些公眾言論，并沒有呈現出一種好奇、一探究竟，并表達出自己思考的一些新看法，而是去亦步亦趨地跟隨別人，這樣就是所謂智者的愚蠢。”白蘭達說。

在《智者的愚蠢》一書中她這樣寫道：“對異口同聲的偏執追求是愚蠢的一大因素。人們總是偏好隨波逐流。……我認為智慧就在于，總是需要后退一步，在集體中相互對視一下，才能發現大家是否齊聲同唱。”

那么哪些作品是所謂愚蠢的作品呢？在對談中，白蘭達這樣回答道：

“時間是一個能夠很好地甄別出優秀作品和糟糕作品，或者說智慧和愚蠢作品的因素。因為人們說出愚蠢的話，往往是為了個人利益，但若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因素消失了，留給我們的就會是一些比較好的作品，我們至少能夠看出來哪些作品是好的。這同時也是文學批評家的任務和使命，因為文學批評家是最嚴謹的讀者，他們的任務恰恰是通過自己不間斷的閱讀，幫助讀者進行分類，挑出哪些是真正好的作品，哪些是所謂看上去很智慧但是實際上比較愚蠢的作品。”

《智者的愚蠢》，白蘭達·卡諾納 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寫作的理性與感性

作為一名資深的法語文學譯者，袁筱一曾翻譯白蘭達的著作《僭越的感覺》、《欲望之書》。她表示翻譯最打動自己的地方就在于，“這是一種非常私密的分享”。“當你讀到讓你心動的東西時，鑒于兩種語言之間本身的障礙，你可能很難毫無保留地將它分享出去。但是你和作者之間有一種非常私密的分享。當然，你也愿意把它盡可能地和更多人分享，這是我作為評論家對自己的要求。”

袁筱一表示，白蘭達的作品在兩個方面給她以深刻的感受：一是她們對于文字感受的方式非常相近，她喜歡的這種隨筆性的寫作；二是感性和理性的交融。

“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會趨向于認為女性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動物，在寫作和生活當中能夠更敏感地感受到情感經歷，這些也應該是嚴肅寫作的主題之一，和理性實是不矛盾的。”

談及時隔10年的《文字傳奇》再版，她表示自身的寫作風格在經歷長久的學術生涯之后有所改變，越來越偏向冷靜，然而，“2015年我在翻譯《欲望之書》和《僭越的感覺》的時候，我在白蘭達書里面讀到讓我非常感動、非常想找回的一種語言。基于這樣的考慮，我才重出了這本書，其實這是一種我們已經忘卻了的寫作方式，特別是文學評論的一個方式。”

白蘭達在談及理性和感性之間的關系時表示，平衡這兩者非常重要，“因為我要寫的首先是一個完整的人，一個完整的人勢必包含了這兩方面，不可能割裂開來。人有思想，同時也有情感，這樣才能呈現出一個完整的人。”她表示，“可能大家通常覺得女性會更感性一些，但是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的，并沒有說哪個性別更偏重于哪個方面。理性和感性這兩種是同時存在于一個人身上的。”

文字來源處的愛與欲

談及寫作的欲望和動機，白蘭達表示，她開始寫作與父親有很大的關系。“他是非常熱愛寫作的一個人，經常拿一個本子寫寫畫畫，而且不停地在記筆記，耳聞目染我也產生了這種欲望。” 父親的一句話影響她至深：“一個人的價值，不管這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的價值就在于把他看到的說出來。”

9歲那一年，父親鄭重其事地告訴她：“你也應該開始寫日記，因為有些看法會忘記，你把它寫下來就不會忘記。”“所以我的寫作的訓練從9歲那年就開始了，”白蘭達說，“它慢慢變成了一種習慣，我已經非常習慣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等等化作文字，這很重要，因為寫作離不開勤勉的練習。一個運動員如果想取得好成績，必須要每天鍛煉，對于一個作家而言每天都寫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幸運從很小就開始不停地寫作。”

至于為什么要寫小說？白蘭達說這源于對孤獨的感受。“我覺得人是處于一種孤獨的狀態，我們不知道別人到底在想什么，也許一個人可以滔滔不絕說很多話，但你還是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腦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心口是否一致，這正是我們感到孤獨的原因。在生活中，別人永遠和我是有距離的，這就是小說的功能——可以讓我感覺到我真正成為了他者，進入別人的頭腦和思想當中去。比如我寫一個男性角色，好像我就化身成了他，真正理解了他，消除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也消除了孤獨感。”

女性和女性的寫作

兩位嘉賓均為出色的女性寫作者，對談的話題在大部分時候都圍繞女性和寫作展開。

白蘭達提出了她構想中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可能有許多形式和類型，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停止性別戰爭。女性主義應該建立在男性和女性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達到一種和解，而非戰爭。女性和男性一起才能夠獲得解放，而不是打倒男性才能得到解放。”她表示，“在我寫作的時候，我并沒有特意在意自己是女性作家這個身份，我是作為一個人在書寫。”

袁筱一則進一步提出，盡管她也同意這種說法，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女作家、而是一個作家，但許多時候人們還是會不自覺地把作家分成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根據她的了解，在法國在當代寫作者當中，女性占了相當高的比例，背后的原因何在？

白蘭達表示，現在法國有70%的作家是女性，但仔細看獲得文學獎的名單或者關于文學批評最重要的前兩頁，基本上還是男性作家的天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是女性主義者，女性作家的價值還有待得到大家的公認、承認。”

白蘭達講述了一個不太愉快的親身經歷：一位男性作家在她出版《智者的愚蠢》之后發表了類似的文字，“有一章寫的是‘智者的愚蠢’，里面沒有提到我的名字，參考書目也沒有。有一天他參加一個電視節目，宣傳他的新書，節目開始之前他跑過來跟我說，真的不好意思，我怎么會把您的名字忘記，沒有放在書里面呢？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

此后她曾特意去查證，發現除了她以外沒有任何一位女性作家寫過“愚蠢”這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個主題需要很多思考、討論，或者按照通常的說法，需要理性的分析，大概很少女性作家敢于觸碰這樣的主題。”

從這個經歷中她在反思：女性作家的地位為什么會是這樣？一方面是社會還不能完全承認女性作家的價值，另外一方面也許女性作家自己也缺乏一點冒險精神，不敢去嘗試傳統意義上不適合女性的主題。

在最后的讀者提問環節中，白蘭達還與讀者交流了關于法語語言詞匯的陰陽性與寫作、性別的問題。

“詩人、作家都只有陽性形式，但是‘小說家’始終有兩種形式。從很久很久以前女性就開始寫小說，這是唯一的例外。現在年輕一代人有這種需求想改造語言，我個人并不是非常同意把已有的詞陰性化的做法，如果真想改造語言，我建議發明一個新的中性的詞，而不是把原有的詞進行陰性化。我寫作時，像剛才我說的，既沒有強烈感覺到是一個女性，也不會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男性，我首先是個人，發明一個中性的詞可能會更好，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白蘭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