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朔、劉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人生
“散文”是什么?關于這一概念的界定,文學界始終有著不同的聲音。郁達夫曾言,中國古代并沒有“散文”,這一概念是從翻譯中產生的。實際上,“散文”一詞在南宋羅大經所著《鶴林玉露》中便有記載,恰與“詩騷”相對,指的是沒有押韻的文字,即為魏晉六朝時所提出的“無韻之筆”。
不過,散文作為一種獨立文類,的確是進入現代后的新生產物,尤以“五四”文學革命時提倡“美文”為標志。郁達夫便提出,現代散文與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在這一時期,散文注重個性,其性質多為“抒情性散文”。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觀念有了極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敘事性”的、具有文學意味的通訊、報告(報告文學、特寫),也包括以議論為主的文藝性短論(雜文、雜感)。有時,文學性的回憶錄、人物傳記,寫實性的史傳文學,也會被列入散文的范圍之內。50年代中期,在“雙百”方針的激勵下,散文出現了最初的“復興”現象,老舍、豐子愷、葉圣陶、沈從文等名家均有佳作問世,而楊朔、秦牧也在這一時期發表了《香山紅葉》《社稷壇抒情》等代表作品。
1961年1月起,《人民日報》在第8版開辟了“筆談散文”專欄,發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關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們的生活里,一天也離不開散文。”(老舍《散文重要》)隨后,《文藝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羊城晚報》等多種報刊均加入到這次“散文大討論”中,掀起了散文創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將1961年稱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寫選·序》中的一段話,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復興的追求:“舉凡國際國內大事、社會家庭細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經歷、一絲感觸、一撮悲歡、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歡快,都可以移于紙上,貢獻讀者。”
在“散文復興”的浪潮中,楊朔、劉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響深遠的三位作家。作為新中國成立的見證者,他們有著相似的創作主題;作為探索散文技藝的先驅,他們各有獨特的創作風格。可以說,他們以散文寫就了自己的人生……
楊朔
作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楊朔引起矚目的文章當屬1956 年發表的《香山紅葉》,這篇文章之后,陸續發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廣泛反響,甚至形成了當代散文創作的“楊朔模式”。在楊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讀者能直接感受到“詩意散文”的韻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寫景,而是關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具備鮮活的“生命感”。【詳細】
劉白羽
戰地經歷是劉白羽一生的創作源泉,也讓他開辟了與楊朔不一樣的散文風格。楊朔的散文內蘊而優雅,劉白羽則外放而激情,經常采用現實生活場景和戰爭年代記憶相交織的構思模式,借助戰地意象來宣泄激越的感情。劉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陽〉序》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我的志愿,只不過想給廣大讀者做個通訊員,從現實生活中,通過我的觀察,寫出一些通訊,傳遞一些為讀者所關懷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誕生的,它是河流沖激出來的浪花,它是鋼鐵撞擊出來的火花。”【詳細】
秦牧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時期隨家人僑居新加坡,而后短暫回到故鄉廣東澄海,輾轉至香港就讀高中。抗日戰爭時期,眼見祖國陷于危難,他毅然中斷了學業,于1938年赴廣州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抗戰勝利后,秦牧移居重慶,負責《中國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在這期間,他不僅積極投身工作、參與政治活動,也筆耕不輟,發表了不少有影響力的雜文。這一時期的秦牧也常參加棗子嵐埡的文協聚會,在那里經常見到茅盾、老舍、胡風、馮雪峰等人,并在葉圣陶的幫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會友,不亦樂乎,這一段寶貴的經歷,激勵著他在顛沛流離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堅持寫作。【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