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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白羽《紅瑪瑙集》

“散文三大家”中的劉白羽是北京通州人，大運河賦予了他奔涌的激情與一往無前的氣魄，也賦予了他獨樹一幟的散文風格。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年僅15歲的他就在愛國情懷的促使下，毅然投筆從戎。可惜的是，部隊駐扎綏遠時，他卻因染上傷寒被送回家中休養。盡管暫別軍旅生涯，劉白羽心中仍有著革命的火種。筆，也是一種武器，他不甘于休憩，而是全心投入到學習中，考入北平民國大學中文系，用文學和思想“武裝”自己。

“十九歲那一年，我在北平文津街圖書館系統地研究宋詞。由于我有一段舊軍隊當兵的生活，有一天望著北海碧綠的漣漪，靈感突然而發寫了一篇小說，我貼了半分郵票，寄給上海的《文學》。我并沒想真正會發表，寄出去便也忘了。誰知有一天在圖書館閱報室看報，從《申報》一則《文學》的廣告上，竟發現了我的名字。”1936年，是劉白羽的文學啟航之年，他憑借著旺盛的創作力，在《文學》《中流》《作家》《文季》還有《大公報》副刊上都發表了作品。次年，這位文壇新秀受靳以之邀前往上海，結識了巴金先生。據劉白羽回憶，“他們是大作家，但對我這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人卻視如兄弟。”暢談之時，巴金提及要將劉白羽的作品編入“文化生活叢刊”，劉白羽喜出望外之余，卻意識到自己沒有帶來作品。巴金聽聞此言，只是微微一笑，竟拿出了一個紙包，說書稿已經編好，只消劉白羽過目審定了。這個“意外驚喜”，就是劉白羽的第一本小說集《草原上》。老作家對于新作家的關懷與提攜，讓劉白羽更有信心在文學道路上不斷“沖鋒”。

1938年春，已修得“一身武藝”的劉白羽終于圓了自己的夢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就在到達延安后的第三天，毛澤東曾向劉白羽提出去教書的建議，但是一心從戎的劉白羽卻回答道：“我要去敵后打游擊！”幾天后，毛主席親自給他下達了去華北敵后的任務。劉白羽開啟了戰地記者的生涯，沖向了華北抗日根據地的一線戰場——戰火紛飛中，他用雙眼觀察、用雙腳探索、用雙手記錄，見證了抗日戰爭的真實歷程。此后，他又以新華社隨軍記者的身份來到了解放戰爭的第一線，親身經歷了解放東北、華北等多次戰役，后又隨軍南下，直到解放戰爭全面勝利。抗美援朝時期，他依舊是那一位拿著筆沖鋒的戰士，兩度奔赴朝鮮前線，以第一手資料寫就了戰地通訊和小說作品。

多年的戰斗生活，不僅磨練了劉白羽的意志，更使他的文字具有金戈鐵馬、氣吞山河之魄力。上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劉白羽主要寫作散文和報告文學，其中散文尤以激越的情感、壯闊的氣勢樹立了個人風格，以《紅瑪瑙集》《平明小札》兩部散文集為代表的作品，是他“對新的美的探索的結果”。

什么是“新的美”？是一種帶有戰斗氣息的壯美，是一種見證新中國誕生的激情，是獨特的散文之美。在《長江三日》中，劉白羽寫道：“我一個人走到甲板上，這時江風獵獵，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無數道強烈的探照燈光，從船頂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霧迷蒙，電光閃閃，風聲水聲，不但使人深深體會到‘高江急峽雷霆斗’的赫赫聲勢，而且你覺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樣貼近，就像整個宇宙，都羅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風霧，渾然融為一體，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長江，在他筆下是如此激昂，而這大自然的氣魄更讓他感受到“一種莊嚴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靈。我覺得這是我所經歷的大時代突然一下集中地體現在這奔騰的長江之上。” 這一次從開闊到狹窄，又復歸開闊的旅程，使劉白羽產生“戰斗——航進——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長江，是大時代的化身，是新中國奔涌向前的象征。

戰地經歷是劉白羽一生的創作源泉，也讓他開辟了與楊朔不一樣的散文風格。楊朔的散文內蘊而優雅，劉白羽則外放而激情，經常采用現實生活場景和戰爭年代記憶相交織的構思模式，借助戰地意象來宣泄激越的感情。劉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陽〉序》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我的志愿，只不過想給廣大讀者做個通訊員，從現實生活中，通過我的觀察，寫出一些通訊，傳遞一些為讀者所關懷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誕生的，它是河流沖激出來的浪花，它是鋼鐵撞擊出來的火花。”

作為一名文學界的“戰地通訊員”，劉白羽散文的內核是眼之所見、身之所歷、心之所想，外部則是火一樣燃燒的革命熱情。終其一生，他都在以筆沖鋒，為祖國、為人民而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