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7月16日，紀念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來自云南的一位老者端坐于主席團左側第一排，神情莊嚴、肅穆。當臺上又一輪講話過后，短暫的間隙，他深沉而又深邃的目光四顧左右，翟泰豐、瑪拉沁夫、王巨才、張炯……一張張鐫刻著共和國文學之路70載風云滄桑的老朋友們熟悉的臉，盡入眼底。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詩圣杜甫悲愴的千古名句瞬間跳了出來，他紅了眼眶，想起已然故去的師長與老友：艾青、臧克家、馮牧、張光年……名單很長，有些甚至比他還年輕：雷抒雁、韓作榮、張同吾、李小雨……這份名單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映照著新中國文學發展的軌跡。而已84歲的云南大理白族詩人曉雪，作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詩歌學會名譽會長，同樣親歷并見證了與共和國同齡的整個70年文學歷程，尤其是新詩發展歷程。

原是“文中翰林”

時光回溯整整70年，1949年初的他還不是曉雪，而是叫楊文翰，就讀于大理喜洲私立五臺中學（今大理二中）初三。盡管國民黨潰敗的消息被嚴密封鎖，但楊文翰還是感受到了黎明即將到來的訊息。和幾個同學一起辦學校的壁報時，他將壁報的名字《火炬》直接改成《黎明》，還模仿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在第一期上寫了首小詩。出第二期時又引用了雪萊的“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不算隱晦地道出自己內心的期許。

學校壁報上的情緒，終于引起了校長的注意。這位身為國民黨黨員的校長，將自己的學生叫到辦公室，盤問良久。

革命之殘酷，14歲的少年或許懂一些，終究是懵懂的。但他非常清楚，“校長沒懷好意”。這一段，70年后追憶起來，不無象征意味，“或許是校長知道他們的日子不長了，就沒有太為難我”。

1935年元旦，歷史文化底蘊頗為深厚的大理喜洲鎮，迎來了一個后來全鎮鄉親們為之驕傲的孩子——城北村楊家的長子長孫，取名“文翰”。觀此名，便能看出家族所寄寓的殷切厚望——“文”雖為字輩，但與“翰”相連，便是文中之翹楚，文中之“翰林”。小學和初中時代，幾乎與華中大學（今華中師范大學）在喜洲辦學的7年重合。這段因戰亂而空降于邊疆之地的福緣，為楊文翰打開了通往“外面的世界”的視野，或許也種下了他1952年參加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時選擇去武漢的機緣。進入武漢大學之前的當年8月，楊文翰正式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一篇富有教育意義的杰作——讀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

“曉雪”，這個讓他經常被誤以為女性的筆名，源于他在麗江讀高中時對玉龍雪山、而非家鄉大理蒼山的情有獨鐘。“當第一道霞光照在主峰扇子陡上，顯得那樣的高潔、亮麗而美妙無比。我就想呀，一個人的神韻風采，如果能有玉龍雪山的萬分之一，不就夠了嗎？”

艾青研究顯出真知灼見

22歲那年，剛剛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曉雪，便以《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詩》登上中國文壇。這是他的加長版畢業論文，6萬多字，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是一部系統評論艾青詩歌藝術的專著，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一部重要的現代作家論。

大學四年，是曉雪近乎瘋狂閱讀中外世界文學名著、并從中汲取營養的四年。對于俄國19世紀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文學批評家的著作，他更是情有獨鐘，認真研讀，并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彼時，其創作便已呈現出詩歌與評論并行的態勢，從而讓曉雪在同期冒頭的青年詩人中顯得與眾不同。

1956年上半年，武漢大學中文系1952級最后一學期，首要任務自然是論文。指導老師劉綬松建議寫《論郭沫若的詩》，曉雪欣然接受。但當他從圖書館借來所有郭沫若的作品研讀后，認為《女神》確實是現代新詩光芒四射的豐碑，堪稱天才之作，但若單論《女神》，則顯然又撐不起畢業論文的分量，且難以反映出自己大學四年所學所思之成果。當劉綬松聽說學生突然想換題目，吃了一驚：“有的同學都已經交稿了，你還來得及嗎？”在曉雪反復說明和強調之下，劉老師同意，但表示對關于艾青的研究自己并無考慮，無法給出什么主意，“你自己研究吧！”于是，曉雪又從學校圖書館借回艾青的全部著作，爭分奪秒地潛心研讀。關于艾青的論文，究竟該以怎樣的思維去展開呢？大學期間所讀的俄國幾位文學批評家評論普希金、萊蒙托夫等的文章，給了他啟發。

84歲的曉雪思維清晰，對于文章誕生的種種細節，記憶猶新。“當時我想啊，一定要把這些杰出作家詩人的作品，放置于特定的年代、民族和社會現實背景中，站在時代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力求用詩的語言充滿激情地把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結合起來，加以審視和評判，而且對于作品中存在的不足也絕對不能忽視。”僅一周，初稿即成。劉綬松這回更加驚訝：“論郭沫若我給你出了點子，你沒寫出來；論艾青我沒給你出任何主意，你卻寫得又快又好！看來，做學問還得靠自己獨立思考啊！”

論文中有一處，曉雪援引郭小川評價艾青的一段話，并批評道：“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郭小川同志是不夠嚴肅和冷靜的。”“你一個毛頭小子，竟敢批評他？”劉老師擔憂，建議刪除。而曉雪堅持。論文幾經增補、潤色，他還大膽地加了些內容：“詩人必須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個性，忠于自己的風格，忠于自己的創作道路和藝術事業，因為他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為了時代……”

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

《生活的牧歌》的出版，讓曉雪一夜成名。分配回云南在省文聯《邊疆文藝》編輯部工作，他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但很快，隨著特殊時期艾青被錯誤批判，這部曾成就他的著作，也為他帶來了無盡的痛苦糾纏，直至艾青徹底平反。

1995年11月29日上午，北京深寒，曉雪攜妻子趙履珠拜見艾青。85歲高齡的艾青白發蒼蒼，坐在輪椅上，視線模糊，沒能一眼認出曉雪，問夫人高瑛：“曉雪來了嗎？曉雪在哪里？”曉雪急忙探身上前，緊緊握住他的手。艾青不禁淚光閃閃，“不容易呀，那年我去昆明接聶魯達，我們第一次見面，快40年過去了！”頓了一會兒，又說：“詩，永遠是生活的牧歌。這是我的話，你理解得很準確，很深。你的書名《生活的牧歌》，取得很好，抓住了我最主要的特點。”曉雪趕緊說：“艾老過譽了，《生活的牧歌》只是我學生時代學習您作品的粗淺體會。”又說：“大堰河是您的保姆，您的詩是我的保姆。”

曉雪此番進京，是參加中國現代文學館為自己舉行的作品研討會。當日可謂名家云集，群賢畢至。因身體原因或在外地無法到場的冰心、艾青、臧克家、張光年、王蒙等均發來賀詞。其中，臧克家說：“曉雪同志是著名詩人，文壇老戰士，他的詩歌和散文風格獨具，富于民族色彩，為世所稱。他的評論文章立場鮮明，見解新穎，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發言題為《向曉雪致敬》。在“向作為詩人的曉雪致敬”和“向作為詩歌理論家的曉雪致敬”后，他說：“最后，我還要向作為文學組織工作者的曉雪致敬。在長期的文學活動中，他參加了許多重要的文學組織活動，對少數民族作家的培養，他傾注了大量心血……” 時隔20多年，曉雪依然覺得，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感動、最深刻難忘的日子。

然而，讓他至為悲痛的是，此番與艾青一別，竟成永訣。1996年5月5日，艾老與世長辭。時年，曉雪任云南省作協主席，這個泣血的日子，他正在接待受中國作協邀請來云南訪問的意大利作家代表團，無法分身奔赴吊唁，惟有接連寫了三篇滿紙涕淚的悼文，揮淚遙祭自己精神上的導師與慈父。

“革命夫妻”與“神仙眷侶”

為寫作此文，我此次又前往昆明二環西側府上拜訪曉雪，7月19日夜，他剛參加完紀念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座談會，自京中歸來。歲月悠悠，往事歷歷，我沉浸于老人巨大而柔韌的氣場之中，陪他追憶其人生與中國文壇之點點滴滴。曉雪夫人趙履珠坐于一旁，氣質典雅，猶如一朵不老的“金花”。

1957年春節前夕，剛回云南工作不久的曉雪，在大理老家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表妹趙履珠。“七八年不見，你長成大姑娘了……”仗著表哥的“身份”，曉雪心如鹿撞地拉了一下表妹的手，便匆匆逃了開去。毫無懸念，那瞬間的心跳，就是青年男女之間最美好的起點——一見鐘情。他們長達8年的戀愛與整整一生的相濡以沫，由此啟航。

愛情是什么？他們經常一起探討，在曉雪終于找到自己命定的愛情之前，他也曾苦苦追尋，就在1956年11月，他甚至還聽丁玲激情豪邁地大談過愛情。丁玲在昆明安寧休養期間，到云南省文聯探望時任黨組書記的老友陸萬美。陸介紹曉雪時說他剛寫了本論艾青的書，丁玲誤聽為“愛情”，立即大談起了愛情的偉大和文學作品中的愛情，還舉了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描寫愛情的例子。

在時代的激流之中，曉雪與趙履珠愛得純粹、執著而堅韌。相戀的8年，他們聚少離多。曉雪因“吹捧艾青”而頻頻遭遇的各種困厄，不斷被放大、加重，前途渺茫；而趙履珠則因演唱《五朵金花》主題曲成名，還曾多次被點名加入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文化藝術代表團，參與外事訪問演出，事業一帆風順。

1961年9月，文化部籌建東方歌舞團，根據周總理親自提名，從云南調趙履珠和刀美蘭進京，趙履珠卻一直婉拒。在進入東方歌舞團工作達4年多后，她仍初心不改，終于調回了云南。“8年，連抗戰都贏了喲，我們的8年戀愛也終于圓滿。”與我聊著最幸福的這個話題，老人滿臉歲月的滄桑倏忽而逝，靜坐于對面的夫人剎那綻放笑顏。

窗外細雨如訴，夜色溫柔。坐在這對云南文藝界最著名的“神仙眷侶”中間，盡管我是一個采訪者的角色，依然覺得太不合時宜。我猛然想起，前兩天7月17日，不正是兩位老人的結婚紀念日嗎？已然整整54年，他們結發就是一輩子，不離，不棄。

“新中國的陽光雨露”

沙發扶手一邊，擺放著那套《我的文學人生》，2018年初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時，我便已認真拜讀，深受觸動。65萬字的篇幅，曉雪細細密密地記述了自己幾乎與共和國同齡、也同步的“文學人生”，云南乃至全國文壇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可謂盡在其中。甚至，許多一直鮮為人知甚至被視為“忌諱”的“歷史的細節”，皆一一記錄在“案”。“我是在新中國的陽光雨露滋潤下成長起來的。即便是那些最艱辛的歲月、最艱難的事情，我覺得都是人生珍貴的饋贈。”豁達如曉雪，這方面不愿過多言說。

于詩歌與詩評，曉雪之成則不必多說，無可置疑。那些看得見的“硬件”，不妨簡單羅列一下：出版詩集、評論集、散文集30多部，獲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突出貢獻獎、中國當代杰出民族詩人詩歌獎、中國當代詩魂金獎、意大利蒙特羅國際文學獎特別獎、紐約東西方藝術家協會終身成就獎、湄公河文學獎……在我看來，作為云南文壇以及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領軍人物之一的曉雪，在文學組織方面所付出的精力與辛勞，遠甚于創作本身。除云南省文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和省作協主席，他還擔任著多屆中國作協理事、全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名譽會長，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副會長等等。

退休之后，幾乎已經卸掉所有職務的這位“普通老人”，卻更加閑不下來。為培養、提攜新人而寫的評論和序跋越來越多，即便是完全陌生的無名作者，但凡作品有一點可取，他都有求必應，加以鼓勵；擔任各種評委不厭其煩，對所有參差不齊的參賽作品反復閱讀，力求披沙揀金，生怕好的苗子在自己手上被遺漏、被耽誤。

親歷70年，回望100年，每每思之，豈能不感慨萬千？站在百年新詩的歷史高度，他對自己心目中成就最大、影響最廣泛、最具代表性的詩人，做出了新的闡述。郭沫若、戴望舒、艾青……“是的，還是那句老話，顛撲不破：越是民族的，便一定會越是世界的。”這樣一個夜晚，耄耋之年的中國詩人曉雪有些累了，卻語氣鏗鏘。在他看來，新中國70年文學發展歷程，最大的收獲和成就，便在于少數民族作家群體的崛起。

（溫 星）